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中，阶级斗争的表述已发生深刻转变。正如最新党代会和中央全会文件所强调的：“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转向反映在文艺创作中，表现为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二元对立，逐渐转向对“多面性”“立体性”及“人性复杂性”的探索。

而回溯历史，阶级斗争叙事中的“外号”现象，恰恰成为观察这一转变的独特切口。从《高玉宝》中半夜学鸡叫的“周扒皮”，到《白毛女》里逼死杨白劳的“黄世仁”，再到《红色娘子军》中称霸一方的“南霸天”——这些外号绝非简单的文学修辞，而是一套高度符号化的政治话语体系。它们以最凝练的语言形式，完成了对“剥削阶级”的定性，将复杂的阶级矛盾简化为通俗的道德寓言。这种命名策略背后，折射出阶级斗争叙事特有的暴力美学。

一、外号作为认知暴力：符号的异化与简化

这些外号首先是一种认知暴力。通过“扒皮”“阎王”“吸血鬼”等意象，地主资本家的罪恶被直接具象化。

例如，周春富在成为“周扒皮”的那一刻，已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个体，而是异化为剥削制度的恐怖图腾。

这种符号化处理巧妙地绕过了对剥削机制的经济或社会分析，转而以生理性的厌恶替代政治性的思考。

当“刘文彩”三个字成为水牢的代名词时，任何关于地租契约或土地关系的讨论都显得多余——符号本身已完成了道德审判。

二、类型学与程式化：脸谱化的叙事逻辑

外号的分类更揭示了阶级斗争叙事的程式化特征。吝啬贪婪的“铁公鸡”、权势熏天的“土皇帝”、相貌丑陋的“独眼龙”，这些标签如同戏曲脸谱，以最直观的方式划分善恶。

这种二元对立的审美建构，恰似普罗普民间故事理论中的功能项规则：每个角色必须服务于预设的叙事目的。

“胖翻译官”的体型即罪状，“麻脸婆”的容貌即判决书——这种将道德缺陷外化为生理特征的手法，既继承了传统文学“相由心生”的简化逻辑，也强化了阶级斗争的动员效能。

三、集体记忆的激活与符号权力的重构

这些外号的深入人心，源于其对底层民众创伤记忆的激活。“阎王”源自阴司审判的民间信仰，“地头蛇”呼应乡土社会的霸凌经验，这些原型意象触发了文化无意识中的恐惧。文艺工作者通过提炼这些情绪，将外号转化为阶级仇恨的浓缩符号。

当农民听到“黄世仁”时，联想到的不仅是舞台角色，更是亲身经历的苛捐杂税。这种情感共鸣使外号超越了艺术范畴，成为革命动员的“咒语”。

然而，这些外号在解构旧权威的同时，也建构了新的符号权力。当“剥削阶级”被简化为“吸血鬼”时，“压迫-反抗”的单一叙事模式也被固化。这种符号暴力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政治正当性，却也压抑了对社会关系多元性的认知。

今天重审这些外号，我们既能感受到阶级斗争文学的澎湃激情，也需警惕标签化思维对历史复杂性的遮蔽。

四、嬗变与挑战：历史叙事的当代重构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阶级斗争叙事正面临重构。一方面，《收租院》雕塑中“刘文彩”的狰狞面目仍被博物馆陈列，作为历史苦难的见证；另一方面，电视剧《生万物》等作品开始呈现“勤劳仁慈的地主”形象，挑战传统的阶级标签。

更值得玩味的是，当代青年对《白毛女》的重新解读——有人调侃“嫁给黄世仁才是理性选择”，这种话语折射出阶级话语的消解与消费文化的兴起。然而，阶级斗争并未因话语转变而消失。

在贫富分化加剧的当下，阶级矛盾可能以更隐蔽、更复杂的形式存在。从“周扒皮”到“南霸天”，这些外号构成了一部微缩的中国革命修辞史。它们曾是启蒙的武器，也是历史的镜鉴。而今天的我们，或许需要在铭记历史的同时，超越符号的桎梏，以更辩证的视角审视阶级、人性与权力的永恒博弈。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本文与人工智能合作完成，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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