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稀土战争：攘外必先安内

点击：作者：欧洲金靴来源：金靴主义微信号发布时间:2025-10-16 13:55:06

10月9日，我国商务部发布文件，首次明确了最终用途为研发、生产14纳米及以下逻辑芯片或256层及以上存储芯片，以及制造上述制程半导体的生产设备、测试设备和材料，或者研发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人工智能的稀土物项出口申请，将实施逐案审批。

早在今年4月，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就已对钐、钆、铽、镝、镥、钪、钇等七类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措施，本月9日的措施为进一步升级，将剩余五种中重稀土元素也纳入出口管制范围，实现了对军工、半导体领域有关键用途的原材料出口管制全覆盖。

毫无疑义，划时代的历史首次。

这是我国第一次以稀土的最终用途为标准来限制稀土在半导体产业的应用，限制形式完全“效仿”美国商务部此前对中国划下的技术出口限制红线——整整三年前，美国第一次对中国半导体产业链进行全面出口管制，其中对于先进制程芯片划定了三条线：16纳米或14纳米或以下，非平面晶体管架构（即FinFET或GAAFET）的逻辑芯片；半间距不超过18纳米的DRAM（动态随机存储）芯片；128层或更多的NAND（非易失性存储）芯片。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稀土包含一系列化合物，概念广泛，半导体供应链从上游的原材料、设备，到中间的生产制造流程都会用到一些稀土化合物。

例如鼎鼎大名的荷兰光刻机公司阿斯麦最先进的EUV光刻机的光源系统就需要用到至少两种稀土元素的化合物，以及先进存储芯片采用立体堆叠，一些稀土化合物可以在不同层间起到绝缘的作用亦十分关键。

所以包括阿斯麦在内的西方尖端科技、国防军工相关企业的出口申请必然遭到冲击。

9日我方的公告中明确表示：

不予批准境外军事用户的稀土出口申请；对于中国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所列的进口商和最终用户的稀土出口申请，以及名单所列企业持股50%及以上的子公司、分公司等分支机构的稀土出口申请，原则上也不予许可。

稀土因其独特的光、电、磁等特性，被广泛应用于电子、信息、通讯、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

具体看，稀土共有十七种元素，按萃取分离工艺的要求，业界通常把这些元素分为轻稀土和中重稀土。

其中，轻稀土包括错、钕等资源丰度较高的元素；中稀土包括钐、铕、钆、铽、镝等元素；重稀土则包含钬、铒、铥、镱、镥、钇等高价值元素。

我国今年两次出台稀土出口管制，已将十二种中重稀土元素全部纳入出口管制范围。

轻稀土和中重稀土的一大差别就是，中重稀土能明确用在导弹跟踪卫星的定位当中，若海外中重稀土供应出现扰乱，或将影响到欧美国家的军工扩张规划。

而我国的中重稀土资源占全球总量约80%。

稀土经过提取、分离、治炼、合金化等工艺后，被制成下游市场更为熟悉的稀土永磁材料，后者又分为钐钴和钕铁硼体系—其中，钐钻耐高温性更好，主要应用在军工领域；钕铁硼具有更高的磁能积，市场需求不断增加，是稀土永磁需求量最大的产品，在消费电子、电动汽车等产品中都有使用。

就美国而言，稀土永磁材料不仅是包括F-35闪电II战斗机、弗吉尼亚级潜艇以及无人机在内的一系列国防能力中的关键组件，也是美国商业应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运用在电动汽车、光纤通信系统等，还被用于为飞机上的电子系统发电，并在雷达系统中聚焦微波能量。

以军工为例，一架F-35战斗机需要超过447公斤的稀土元素；每艘阿利·伯克级DDG-51驱逐舰需要约2.5吨的稀土元素；一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则需要约3.6吨的稀土元素。

除了潜艇和战斗机，由稀土元素生产的磁铁还用于战斧导弹（近来俄罗斯正就美国会否给予乌克兰战斧导弹而抗议）、各种雷达系统、捕食者无人机以及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系列智能炸弹等系统。

此外，铽可为钕铁硼（NdFeB）磁体提供更高的温度适应性，该磁体用于多种关键国防系统，包括飞机、潜艇和导弹。

由于铽在大多数矿床中占稀土总含量的不到1%，这也是最难获取的元素之一。

所以早在今年4月份我方对七种中重稀土实施出口管制后，海外军工企业已有所反应。

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彼时在一份声明中称：

公司持续评估全球稀士供应链，以确保获得支持客户任务的关键材料。有关稀土供应链的具体问题，最妥善的是由美国政府来解决。

早在六年前，美国陆军杂志就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研发一种小型高功率激光武器，这种武器主要依赖稀土元素铒和钕；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的计划是2021年前在一架战术战斗机上进行测试。

不过颇为搞笑的是，该文章还指出：

实际上，在中国这些最新出口管制措施出台之前，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就已面临重大挑战，美国国内生产能力有限，难以迅速扩大规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防技术需求，新的稀土管制措施不过是加剧了这些脆弱性。

这次“稀土战争”爆发的前因，是美国近期分别以穿透管制实体清单、加压高科技出口、对华航运造船加征高额税费等进一步挑战中国承受力，从而催使我方此次以罕见的组合拳反击，祭出稀土、高端锂电等物项出口管制升级，以及对涉美船舶收取船舶特别港务费。

其实稀土之所以成为战略焦点，其根源在于全球供应链的极度集中化，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绝对核心的“单极”格局。

这种格局不仅体现在上游的矿产资源，更关键的是在中游的加工精炼和下游的高附加值应用环节。

根据去年的最新数据，全球稀土氧化物储量约为9000万吨。中国的稀土储量最为丰富，达到4400万吨，占全球总储量的49%。

产量方面中国的优势更为明显：2023年中国稀土矿产量占全球的68% ；到了2024年中国的产量预计为27万吨，占比高达69%，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生产国地位。

相比之下，作为全球第二大生产国的美国，其2024年的产量仅为4.5万吨，占全球总量的约12%。

其他拥有一定储量或产量的国家包括越南、巴西、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和缅甸等。

然而，这些国家的总产量相加仍远不及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稀土资源不仅储量大、品位高，而且矿种齐全，轻重稀土兼备，这为我国建立完整独立的稀土工业体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

同时，如果说上游的开采优势是我国稀土霸权的基石，那么中游的加工精炼环节才是“王权”之核心所在。

稀土矿石开采出来后，必须经过极其复杂的化学和物理过程，包括选矿、分解、萃取、分离和提纯，才能得到单一的高纯度稀土氧化物或金属。这一过程技术壁垒极高，且对环境有一定影响。

我国在过去几十年中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和产业实践，已经掌握了世界领先且成本极具竞争力的溶剂萃取分离技术，并形成了巨大的规模优势。

截至2024年，全球约92%的精炼稀土来自中国。

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数据是，在全球稀土精炼和加工环节的收入中，中国企业占据了高达89%的份额。

这种“中游霸权”意味着即使像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能够开采出稀土矿石，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将矿石或粗加工品运往中国进行最终的分离和提纯。

例如，美国唯一的稀土矿山芒廷帕斯在重启初期，其开采的稀土精矿也不得不运往中国进行加工。

尽管美国近年来大力投资建设本土加工设施，如MP Materials在2023年投产的轻稀土精炼厂，以及与澳大利亚莱纳斯公司合作在德州建立的加工厂，但要撼动中国在这一环节的绝对优势仍需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成本投入。

这背后，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老一辈科研工业人员与广大工人阶级共同努力的奠基。

不夸张而言，六七十年代是中国稀土分离提纯技术实现“从0到1”并“从1到N”跨越式发展的黄金二十年。

那一时期，以北京大学徐光宪院士团队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应化所）苏锵、李有谟等科学家为代表的科研力量，在国家战略需求的驱动下，取得了以“串级萃取理论”为核心的一系列革命性技术突破。

这些突破彻底扭转了中国“资源丰富、技术贫瘠”的被动局面，使中国稀土分离技术的纯度、效率和成本控制能力全面超越了包括美国、苏联在内的当时所有工业强国，为我国日后成为全球稀土产业的绝对主导者奠定了坚不可摧的技术基石。

而今回望中国稀土工业的命运，内蒙古包头的白云鄂博矿应是起点。

建国初期，地质工作者在勘探这座世界级铁矿时就意外发现了其中共生的巨量稀土元素，这一发现揭开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稀土资源国的序幕。

然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些与铁矿石紧密伴生的稀土元素，非但不是财富，反而是冶炼钢铁时的“有害杂质”。

如何将这些宝贵的战略资源从矿石中有效提取出来，成为摆在革命事业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1954年，中科院成立了“两矿加工小组”，开始对白云鄂博矿和攀枝花矿这两种复杂的共生矿进行综合利用研究，这标志着国家层面稀土研究的正式启动。

长春应化所则是早期的技术路线探索的代表，也是当时稀土研究的绝对主力。早在1955年至1959年间，该所便开始了稀土中间工厂的试验和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被国际上视为可行的几种技术路径上，如同位素交换、沉淀法、分级结晶法以及离子交换法。

众多技术路线中，离子交换法因其能获得高纯度单一稀土而逐步被寄予厚望。

1958年，长春应化所的科学家李有谟及其课题组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他们首次采用离子交换法，成功分离出十五个高纯度的单一稀土元素，纯度均达到光谱纯，其中铕采用了锌粉还原法分离。

李有谟因此成为中国单一稀土元素全部分离的第一人。

同在1958年，同在长春应化所的苏锵院士，也在国内首次分离出除钪和放射性元素钷以外的十五种纯稀土，并对稀土元素的性质规律进行了系统性总结。

尽管实验室层面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距离大规模、低成本的工业化生产仍有天壤之遥。

离子交换法虽然能获得高纯度产品，但其过程复杂、周期长、成本极其高昂，被科研人员戏称为“挤眼泪稀土”，难以支撑起一个产业。

在整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国稀土产业的现实是：一方面，以极低的价格将含有丰富稀土的矿石或粗加工品出口到国外；另一方面，当国防和尖端科技需要高纯度单一稀土元素时，又不得不以数百倍甚至上千倍的高价从美国、苏联等国进口。

这种“挖土卖钱”再“高价买回深加工产品”的模式，深深刺痛了新中国的决策者和科学家们。

技术上的被动，使中国空有宝山而无法自享其利。

突破稀土分离提纯技术，实现工业化生产，已经成为一项关乎国家经济利益和国防安全的重大战略任务。

黎明前的黑暗，正催生着一场即将到来的技术大爆炸。

进入六七十年代，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与国内建设的迫切需求，共同将我国稀土技术的自主研发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国家稀土技术实现惊天逆袭的时代。

六十年代，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势力的不断紧逼下，中苏关系逐渐破裂，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孤立。

在西方国家本就对中国实行严格的技术封锁、尤其是在涉及国防尖端的战略材料领域的背景下，苏联的离去更是雪上加霜——获取高纯度稀土元素，对于发展我国核工业、航空航天、电子工业等至关重要。

例如，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稀土元素就是不可或缺的材料，

美苏阵营几乎同时段处于敌对状态，这更加迫使我国必须自主掌握稀土分离技术，这也是打破外部重重封锁、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并且，随着毛主席发起的“三线建设”的铺开和工业体系的逐步建立，稀土作为一种性能优异的添加剂，在钢铁、石油化工等领域的应用潜力开始被认识。

例如，包钢早在1959年就成功冶炼出第一炉稀土硅铁合金，并尝试用于替代镍、铬等稀有金属制造军用钢材。

这在实践层面推动了相当一批科研人员投身稀土领域。

正是在这种内需外压的双重驱动下，一场围绕稀土分离提纯技术的全国性攻关战役，势在必行。

如果说中国稀土产业有一位灵魂人物，无疑是徐光宪院士。

他在1970年代的理论创新与技术实践，直接将中国稀土分离技术推向了世界之巅。

故事发生在1972年。

那一年，一项紧急的军工任务下达到了北京大学化学系：分离性质极为相近、被学界公认为最难分离的稀土元素——镨（Pr）和钕（Nd）。

这项任务在当时被视为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因为镨钕化学性质的微小差异，使得传统的分级结晶或离子交换法都难以实现高效分离。

时任北京大学放射化学教研室主任的徐光宪教授，毅然接下了这个重担。

面对难题，徐光宪没有沿用当时西方科学界较为主流但效率低下的离子交换法，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溶剂萃取法。

萃取法，简单来说就是利用稀土元素在水相和有机相（萃取剂）中分配能力的微小差异，通过多次萃取和反萃取，像“淘金”一样将目标元素分离出来。

当时国际上虽有萃取法，但理论不成熟，流程复杂，效率不高。

徐光宪凭借其在核燃料萃取方面深厚的理论功底，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进行理论计算和实验。

他创造性地提出了 “串级萃取理论” ，核心思想包括：

一、推导出稀土萃取分离过程的数学公式。他建立了描述萃取体系中各组分浓度分布的方程，使得原本依赖大量“试错”实验的工艺设计，变成了可以进行精密理论计算的科学工程。

二、创立“分组分离理论” 。针对含有十几种元素的混合稀土，他提出先将其分为轻、中、重三组，再在组内进行精细分离的策略，极大地简化了工艺流程，提高了效率。这套理论后来成为全球稀土工业的教科书式标准。

三、提出“混合萃取比EM恒定”的新概念。这一概念进一步简化了计算，使得串级萃取的工艺参数设计变得异常简便和准确。

基于全新的理论，徐光宪团队设计出了 “回流串级萃取法” 工艺。

仅仅半年时间，他们就成功完成了镨钕分离任务，其实验结果震惊了业界：采用该工艺，单一稀土产品的纯度可以轻易达到99.99%，甚至99.999%。

更具革命性的是，与当时国际通行的分离方法相比，串级萃取法的生产效率提高了数百倍，而成本则骤降70%-80%。

这不仅是一次技术的突破，更是一场成本的革命。它彻底解决了稀土分离工业化生产的瓶颈问题，让高纯度稀土从实验室的珍品，变成了可以大规模生产的“白菜价”工业原料。

西方国家花费数十年建立的技术壁垒，在徐光宪的串级萃取理论面前轰然倒塌。

这，也在浩瀚史册中成为了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显著的科技成就之一。

此外，在徐光宪团队进行理论创新的同时，全国范围内的其他科研单位和工厂也在萃取剂研发和传统工艺改进上取得了关键进展，形成了多路并进的良好局面。

比如关键萃取剂P507的国产化。

萃取法的核心是萃取剂，如果说串级萃取理论是“心法”，那么高效的萃取剂就是“利器”。

七十年代初，一种名为P204（D2EHPA）的酸性磷类萃取剂在国际上被用于稀土分离，但其性能并非最优。中国科学家在此基础上，成功研制出性能更优异的 P507萃取剂（2-乙基己基磷酸单-2-乙基己酯）。

P507对相邻稀土元素的分离系数更大，选择性更好，特别适用于中重稀土的分离。

这项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是协同攻关的典范，而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袁承业院士团队在萃取剂的研制中功不可没。

至1976年，在包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稀土萃取会议上，长春应化所的李德谦等人首次系统报告了P507的研究成果。

很快，P507萃取技术在中国各大稀土厂得到迅速推广，成为中国稀土湿法冶金工业的标志性技术之一，取代了落后的分级结晶法，尤其是在南方离子型稀土矿的分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除了P507，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科研人员还探索了其他萃取体系。

例如1966年上海跃龙化工厂就试验成功，使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制的P350萃取剂在硝酸体系中分离提取镧元素，大大丰富了中国的稀土分离技术库。

在此，可以勾勒出“黄金二十年”的技术突破时间线——

1959年：包头钢铁集团成功冶炼出第一炉稀土硅铁合金，标志着中国稀土工业应用的起步：

1960年：长春应化所的苏锵、李德谦等人开展了用磷酸二丁酯（HDBP）及P204萃取分离稀土的研究；

1961年：中央从北京调派科研骨干至包头，成立“8861稀土实验厂”，正式开启稀土工业化探索；

1965年：国家科委拨款支持包头冶金研究所在其8861试验厂建设专门的湿法提取试验车间；同年，该所采用高炉冶炼白云鄂博中贫铁矿制取稀土富渣的试验取得成功；

1966年：上海跃龙化工厂成功试验了P350萃取剂分离镧的工艺；

1970年代初：P507萃取剂开始在中国研制并逐步应用于工业试验。甘肃第一冶炼厂、九江有色金属冶炼厂、山东微山稀土矿等地方企业开始建设或投产稀土提取生产线，产品包括氯化稀土、氧化钇等；

1972年：北京大学化学系徐光宪教授团队接受分离镨钕的紧急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创立“串级萃取理论” ；

1973-1975年：徐光宪的串级萃取理论取得决定性成功，并在工业试验中得到验证，实现了高纯度稀土的低成本、高效率生产；

1976年：在包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稀土萃取会议上，P507的研究成果被首次报告，标志着该技术的成熟与推广有了坚实基础；

1978年：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亲自推动稀土科技攻关，为技术的全面产业化和推广应用注入了强大的政治动力，助力中国稀土产量在此后几年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这二十年的积累与爆发，特别是1972年之后徐光宪理论的诞生与应用，犹如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彻底照亮了中国稀土产业的前行之路。

当前，稀土已成为中美未来十年乃至五十年高烈度竞争的核心资源。

因此，关乎这一国家级战略物资的保护，就应更为谨慎。

四年前，2021年两会，国务院新闻办就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举行发布会，时任工信部部长公开直陈：

我们现在稀土没卖出‘稀’的价格，卖出了‘土’的价格，这是恶性竞争，竞相压价，使得这种宝贵的资源浪费掉。

好东西被卖出白菜价，这确实蹊跷。

比如，一直被卖超低价的内蒙古稀土就是例子。

包头稀土交易所董事长李振宏曾说：

国内稀土企业交易绝大部分通过买卖双方协商交易完成，真实成交价格就像‘袖筒里掰手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内一家稀土生产企业负责人也曾坦言：

公司一直采用传统贸易方式，稀土定价由公司领导内部开会决定，就是靠低价竞争，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那个时候，国内六大稀土集团及下属企业在销售环节可谓各自为战，贸易方式传统，成交价格不透明，行业内部竞争混乱，所以“黑稀土”的问题层出不穷，内蒙、广西都是重灾区。

四年前工信部公开透露行业乱象的当口，正是六大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明显下降的阶段。

其中，北方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从2011年最高72.8%，一路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拥有稀土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地位，但之前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稀土定价权。

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稀土产品交易市场，缺乏客观价格形成机制。

其实早在2011年5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内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由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五矿稀土、国储中心等十三家稀土骨干企业、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此举被视为中国稀土产业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关键之举。

此后，国内相继设立湖南南方稀贵金属交易所、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等平台。

然而近十年过去，至少2021年时国内稀土交易依然是线上线下“两张皮”，内蒙古的包头稀交所那年的实际交收额仅13.3亿元，交收量仅0.3万吨。

于是，也正是在2021年，中国稀土集团成立，堪称押宝国运，以稀土制衡西方。

关注人事动向的朋友应该记得，也是在当时，军工背景出身的吴同志来到江西，且正在2021年出任江西省委副书记+赣州市委书记——赣州是中国稀土集团总部所在地。

斗争战备，很早就开始了。

而攘外必先安内。

愈是全球竞争关键当口，愈需紧迫肃清内部历史遗留问题。

注：8月22日当天，王莉霞官宣涉嫌违纪违法接受审查

以史为鉴，方知兴替。

倒卖能源资源，走私战略物资，曾经是苏联的“黄金产业”，从苏共高层到中层干部再到基层部门，掏空、吃空、挖空苏联这个硕大的资源宝库一度成为苏共内部心照不宣的发财经。

苏联的资源走私始于赫鲁晓夫时期，在1955年至1965年间，苏联对“自由世界”（即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原油和成品油出口量实现了惊人的增长。

这一政策由苏联部长会议推动，并由对外贸易部具体执行，并对苏共的权力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石油和天然气工业部、地质部以及对外贸易部的实际权力、人员规模与交易辐射范围随之膨胀。

这些部门的领导层和关键岗位人员，开始掌握与外部世界进行巨额交易的权限，他们不仅控制着资源的生产与运输，还直接接触宝贵的硬通货，这为日后设租寻租创造了条件。

此后勃列日涅夫长达十八年的统治则彻底见证了腐败在苏共的全面制度化和系统化。

这一时期的“干部终身制”和“稳定”政策，实际上催生了盘根错节、坚不可摧的利益集团和地方土皇帝，腐败也不再是党员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维系体制运转的潜规则。

正是在这个“停滞时代”，倒卖国家战略资源的行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比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勃列日涅娃亲自参与的钻石走私，苏联内务部、外贸部以及掌管国家贵金属和宝石储备的 Gokhran（国家贵重金属和宝石储备库）等部门全数涉及其中，而加林娜的情人、马戏团演员鲍里斯·布里亚采更是案件的关键人物之一，内务部副部长尤里·丘尔巴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则因腐败最终被捕沦为替罪羊。

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亲自参与的棉花走私，这个团伙通过大规模、系统性地虚报棉花产量，骗取苏共中央拨付巨额资金。例如，他们会上报生产了500万吨棉花，而实际可能只有300万吨——这200万吨“不存在”的棉花，却从国家预算中换取了数十亿卢布的款项。这些资金又被地方官员和莫斯科的保护伞层层分赃。据估，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该案造成的国家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卢布。这些钱被用于贿赂上级、维持地方的奢华生活和巩固拉希多夫的个人权威。

比如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亲自参与的“ANT”国家合作公司案是，这是戈氏执政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丑闻之一。ANT是一家在政府高级别支持下成立的“超级合作社”，拥有进出口特权，在戈尔巴乔夫主推出台的《合作社法》和《合资企业法》等法律的庇护下更是大肆“合法捞金”。例如ANT公司与一家军工厂签订合同，以每台约13万美元的极低价格购买了12辆全新的T-72主战坦克。在出口文件中，这些坦克被伪装成“拖拉机”或“石油钻井设备”，准备出售给一个未公开的外国买家。这起交易在货物通过海关前被KGB的正直官员截获并曝光，随即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