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党的高速发展期,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我党终于拥有了稳定的落脚点和广大的根据地,同时还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强大武装。
只是,这个发展的过程也非一帆风顺,快速扩张同样带来了风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冀中军区。
这个1938年成立的新军区,最初的兵力主要由河北人民自卫军及河北游击军组成,其下辖的七个支队,司令员也多是原地方武装头目。
后来这七个人选择各异,其中三人叛变;有一人反复横跳,在背叛与回归之间多次来回;有两人坚定信念,但他们没能看到胜利的那天;能称得上圆满的,仅仅一人而已。
这七人的经历,其实也是当年组织发展时遇到的各种问题的缩影,从中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艰辛”二字。
三名叛变的支队司令员
冀中军区组建初期将大批地方抗日武装整编为独立第一至第七支队,其中第二支队、第三支队和第六支队的司令员,最后都走了错路。
第二支队司令员名为柴恩波,河北新镇人,早年曾在北洋军中任职,北伐战争所部被击溃就离队返乡。后来新镇县为维护治安组建保安队,有军事经验的柴恩波被动员加入,一路升至副总队长。
抗战爆发后,新镇县政府迅速溃逃,柴恩波则选择留下,本想借机联合士绅扩大权力。但没想到被有汉奸李作宾等人摘了桃子,反过来还处处排挤柴恩波。
这个结果让柴恩波非常难受,为自己前途考虑,他找到了正在招兵买马的吕正操,将伪县长李作宾及日本顾问铃木三郎抓起来当做见面礼。随即被收编为“河北人民自卫军暂编游击2团”。
有了抗日队伍的大旗,柴恩波扩张得非常快,到1938年改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独立第二支队时,已有4000余人。这是非常可喜的成绩,也侧面能看出柴恩波的能力。
然而也正因为发展太快,柴恩波逐渐生出野心,将部队看成自己的私产,极度排斥八路军派来改造思想的政工干部。
后来经中统特务方平、舅父王宗琪等人教唆,又被国民党战区司令鹿钟麟引诱,柴恩波于1939年2月发动叛变。虽然八路军迅速将其击溃,但派过去的政工干部有多人被杀害,是为革命的巨大损失。
后来柴恩波当过日伪的文安县独立治安队队长,日本投降又成为河北省第六专区保安大队大队长,一直在跟人民作对。新中国成立后他改名王福祥躲藏在山海关,1952年末被人认出,1953年被押回原籍枪决。
第三支队司令员赵玉昆是河北易县人,早年当过土匪,抗战爆发后拉起一支队伍自号“华北抗日第七路军司令”,不久被八路军收编。
只是赵玉昆散漫惯了,无法忍受八路军严明的纪律,心里一直都有怨气。1940年日寇对华北进行多次“扫荡”,艰难的处境更让他心生悲观,便率部投降日寇。
后来他为了获取日本人的信任,多次带队进攻根据地,《狼牙山五壮士》之所以身陷绝境,就是因为掌握了大量机密的他在给日本人带路。日本一投降,他也是率部加入国民党继续作乱。
新中国成立后,赵玉昆自知难逃责罚,就把脸上烫得全是泡,改名赵质仑躲在北京。但这也没用,一个在铁路局当工人的表叔认出了他,1950年被押回原籍枪决。
第六支队司令员江东升原是东北军53军下的一个排长,九一八后在河北游荡,带着百余人组建了为北沙口36村保卫团。
待全面抗战爆发,我党领导的抗日组织进入河北开展工作,江东升的队伍被收编,成为河北游击军第13路军,其担任司令。
1938年河北游击军整编为八路军队伍时,江东升所部成为冀中军区独立第六支队,麾下8000余人。但是他也在队伍壮大的同时滋生了野心,听说组织要派唐保蘅过来出任政委,便想要自立门户。
不过他运气和手段都差点,1939年准备带部队脱离八路军时,被第三支队副司令员常德善追上逮捕,并立即枪毙。
一名反复横跳的司令员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里写过一句话:“说到改造冀中杂色武装,有个人物应该提一提”,这“有个人物”指的就是冀中军区独立第一支队司令员朱占奎。
此人早年曾任永清县保卫团团长、安次抗日游击队长,抗日非常积极,吕正操来河北后,朱占奎就主动率部加入,先后担任独立第一支队司令员、冀中军区第5军分区司令员、第10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但是他有两段经历很令人唏嘘,一是被日本人俘虏,二是投向国民党。
1941年11月,他在河北清苑大李各庄被日寇163联队俘虏,1942年夏回到八路军。这么长一段时间,他是否变节?又是怎么逃出来的?
聂帅回忆录中说:“有天他突然到军区驻地寨北来找我。据他讲,他是在敌人押运中,跳火车逃出来的。他讲得天花乱坠,吹怎么大闹日本人的公堂,怎么识破日本人的美人计,日本人拿他没办法。我对他说的这些很怀疑。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朱占奎到底有没有否叛变,当年都搞不清楚,现在更搞不清楚。聂帅出于稳妥,就把他一直带到身边。1943年回延安时朱占奎也随行,组织对他进行一系列调查,最终也没下结论。
1945年8月,朱占奎重回前线,担任八路军热河纵队独立一旅副旅长,但是1946年9月经特务马学刚等人拉拢,他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部少将视察专员。
他本来就是地方武装头目,没有走过艰难的长征,也没有特别坚定的意志,经长时间审查,内心苦闷,又被一番封官许愿,就走向了错路。
后来朱占奎还担任过河北省第3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有意思的是,天津战役中,他又率部投回组织,被任命为解放军冀中军区独立第1支队支队长。
毕竟有过反叛经历,1951年时朱占奎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75年得到最后一批特赦。
而仅仅过去4年,他身份再次转变,组织为他平反,认定为投诚人员,后出任过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南省政协委员等职。
晚年朱占奎曾写下一本回忆录《我的失足与被挽救》刊登在天津文史资料上,算是对自己一生的回顾。
两位逝于抗日的支队司令员
第五支队司令员魏大光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一直积极参与爱国运动,还曾因此被捕。但挫折并未吓倒他,恢复自由就返回原籍河北霸县拉起抗日队伍。
1938年,在被任命为独立第五支队司令员不久,魏大光参加了贺龙指挥的齐会战斗。可惜1939年8月26日,他奉命前去黄庄子村开会,船只经过大宁口村北与日军汽船遭遇,激战中魏大光不幸牺牲,年仅28岁。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听闻此事撰文哀悼,称魏大光“为国家尽了大忠,为民族尽了大孝”。
第七支队也被称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早期从军经历很丰富,曾在东北军讲武堂深造,跟随过张宗昌、刘珍年等人。
东北易帜不久,刘珍年转而投靠蒋介石,马本斋也因此成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军21师4团团长。
不过马本斋对老蒋没什么感情,九一八之后国民政府要求刘珍年率部去进攻苏区,马本斋气愤这种不抗日的行为,就脱离军队回乡。
全面抗战爆发后,马本斋在家乡河北献县组织起回民抗日义勇队,1938年初率部加入河北游击军,同年改编为八路军之际,该部就成了第七支队。
因其源头是回民抗日义勇队,指战员中回民占比也大,所以也被称为“回民支队。
马本斋率回民支队驰骋在抗日战场上,威名远扬,连中央都听说过他的事迹,毛主席称赞曰“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但可惜的是,马本斋身体一直不太好,1944年1月,他接到命令准备前往延安学习,可在动身前突发急性肺炎,2月7日在山东莘县病逝。令人痛心。
一位见到革命胜利的支队司令员
七个人里,只有一人看到革命胜利,即独立第四支队司令员高士一。他出生在河北任丘的一个大户人家,在家中排行第四,彼时有个外号叫“高四爷”,可见背景显赫。
不过高士一并非纨绔子弟,相反还特别友善,人际关系处理得极好,曾被推荐为国民党政府河北省河务委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高士一与共产党员杨琪良、高万德等人共同组织抗日武装人民自卫军第五路军。家中知道他与共产党结交后,态度各不相同。
大哥高士坦赞成,还动员自己的儿子、孙子参加第五路军;二哥高士奎中立;三哥高士芬却极力反对,还曾扣押过前来联系的共产党。
高士一没有在意三哥的阻拦,反倒更坚定地与革命人士走到一起,后来就离家率部跟随八路军四处征战,历任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司令员、八路军120师独1旅旅长等职。
解放战争中,高士一主要在后方,担任过晋绥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西北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新中国成立,他又担任陕西省交通厅厅长、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七人仅有一人,革命真的太不容易了!
作者:白衣;来源:故里梦长安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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