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恒大问题教会我们反思，并彻底解决地租的制度设计问题，那么，在全社会为之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也算得到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如果马克思对地租和剩余价值的描述是客观真实的，那么，认为恒大问题的本质是“地租围猎劳动价值”也一定是合理的。在这种制度设计中，除了恒大盲目举债扩张之外，也有地方政府、金融制度设计方面的严重问题。

老百姓为什么要买房子？动机无非两种。一是基本生活。这是解决衣食住行中“住”的问题，说到底是一种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需要。当然，包括购买学区房这种教育需求。二是防通胀需求。为什么要防通胀？因为我们的货币一直超发，实质的利率是负的，如果不通过投资使资产保值增值，老百姓的资产只能不断贬值。在房价上涨预期远远于高于货币贬值速度的背景下，老百姓买房就是必然选择。

于是，为了“让大家买得起房子”，我们学习了香港的“预售制”，通过按揭贷款实现了开发商的快速回款，甚至通过拿地“卖楼花”，就可以“空手套白狼”，所有的风险都转嫁到购房者身上，即便房子烂尾，开发商破产，老百姓也要按时还贷。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开发商毫无风险，只要房子能卖出去，就可以快拿地快出售快回款，可以加大贷款杠杆，不断拿地。第二，老百姓承担了房价和贷款利息。房价里面有土地出让收入，进入地方财政；有开发商利润，进入产业资本利得；也有银行收入，进入金融资本利得。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的利得，都来自劳动价值。

于是，老百姓用自己的劳动所得，甚至包括三代人的劳动所得，以及未来三十年所能创造的劳动价值，承担了越来越高的房价，也撑起了那一段时期的社会高速运转。这些劳动价值，打包转化成地方政府提前预征的税赋，保持了地方GDP较高的增长速度；转化成开发商的产业资本利润，让“一个亿”都是“小目标”；转化成金融资本利得，让众多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都位居各大经济排行榜前列。

这大多是合法的。可是，这合理吗？

恒大负债主要有三个来源，除了境外美元债和影子银行之外，就是境内银行贷款。这些贷款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地方城市银行和农商行。近三年来，金融系统反腐力度加大，各地银行高官不断落马。事实证明，银行监管存在严重问题。我们从落马官员的案例可以看到，金融系统“靠贷吃贷”不是个例，而这些贷款，许多都是贷给了开发商，并按照“潜规则”与问题官员分成。比如，建设银行原副行长章更生“靠贷吃贷，大搞权钱交易”，造成“特别重大损失”。银行与开发商之间，成了利益共同体，最后企业破产，大量债务难以收回，烂尾房问题难以解决，最后还是要地方政府出面解决，全社会劳动者共同承担。

老百姓诟病的高房价问题，根子在土地上。地方政府通过招拍挂或者招标形成的土地价格，看似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实际上，有国家与地方政府“分灶吃饭”之后，地方财政对土地收入过度的渴求与依赖。那些年频频爆出的“地王”，看似开发商财大气粗，最终买单者都是消费者，是靠工资交首付的劳动者。

当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取财政收入时，本质上是在行使一种特殊的征税权，即对未来社会生产的预征税。每一块土地的出让，都意味着未来数十年，该地块上经济活动产值的提前折现。这种预征行为透支了社会的未来发展能力，提前消耗了本应属于后代的机会与资源。更危险的是，土地财政打开了资本流转通道，推高了土地成本，进而推高房价与租金，将大部分劳动者收入转移至少数人手中，造成了阶层分化加速，以及中产阶层的萎缩。这种转移是如此自然，以至于社会整体的无意识。

或许，可以不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可是，地租确实是阶级之间的矛盾，并且在不断加剧。

地租危害远不止这些。

金融资本利得过高，必然吞噬产业资本。因为资本发现，通过金融运作，可以比实体生产获得更高更快的回报，理性选择便是逃离实体经济，涌入虚拟经济领域，“脱实向虚”就此形成。前些年，大家一窝蜂地去搞房地产，资本与劳动分离，经济发展逻辑被扭曲。

更重要的是需求侧。当下，我们当然可以感受到，消费低迷对经济的影响。当地租裹挟下的金融资本、地产资本拿走了劳动者收入时，社会消费能力必然萎缩。供给学派从来不讲需求，因为需求侧改革意味着共同富裕。然而，现代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需求驱动型经济，没有旺盛的消费需求，供给侧繁荣终将是昙花一现。全球经济普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金融资本利得过高造成的结果。当普通家庭的大部分收入被住房、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占据，他们哪还有余力进行其他消费？年轻人连自己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谈何结婚生子？这种对劳动力再生产资料的掠夺，实际上是在破坏经济长期发展的根基。

好在，“房住不炒”已经深入人心。我们在扭转局面，让经济重回正确的轨道。不管制度政策如何改变，人是经济的主导因素，重新回归对人的尊重、对劳动的尊重、对劳动创造价值的尊重，我们才能走出当前的发展困境，构建一个更加公正、更有活力的经济体系。

作者：毛粒子    来源：毛粒子Maons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