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琇：在何种意义上“回到列宁”？——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国际普遍性辨析

点击：作者：张英琇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发布时间:2025-10-16 10:05:50

【摘要】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核心问题不是狭义上的落后专制国家如何革命，而是如何立足于客观条件创造有利于推动革命走向胜利的阶级力量对比，从而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实现革命的突破。德国等国家的革命挫折从反面印证了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原则的普遍适用性，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发达国家同样可以成为薄弱环节。俄国革命“先夺权，后创造条件”的路径，是从其特殊的国情和社会矛盾中产生的，同时也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今天，只有在正确把握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一般性原理和具体表现形式关系的基础上，才能为形成足以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实力量奠定思想基础。

自布尔什维克诞生以来，围绕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所产生的思想争论一直不绝于耳，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否具有、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国际普遍性一直是一个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列宁主义主要是与俄国作为落后专制国家的国情相适应的理论，“列宁的思维方式和他的解决方案是为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设计的，不是为发达的后工业社会设计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政党和无产阶级必须在反思“正统”的基础上探索一条不同于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德国、匈牙利等国革命的失败似乎从实践上进一步启发和推动了这一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沿着这一方向衍生出了庞大的思想谱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尽管列宁主义诞生于俄国的特殊环境，但从思想实质来说，它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理论，因此欧洲的革命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恰恰在于违背了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基本原则。

回望历史，思考现实，两种观点似乎各有合理之处，又各有其偏颇之处。前一种观点强调“特殊性”，有利于突破思想束缚和探索符合各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但是，过于强调“特殊性”可能导致基本原则层面的思想混乱，甚至有滑向机会主义的危险。当前，西方社会的反抗运动长期处于碎片化状态，难以形成有明确社会主义方向和统一组织的斗争力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排斥和否定了列宁主义政治、组织和策略理论的核心原则在发达国家的适用性。后一种观点强调“一般性”，在有利于坚持正确方向的同时却有走向“教条主义”的危险。无限夸大俄国革命道路的普遍性，进而把苏联的革命经验绝对化所导致的历史教训值得深刻警醒。只有列宁所倡导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结合的视角，才能明辨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所蕴含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讲清楚其“国际普遍性”所包含的具体的、丰富的内容，在守正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

一、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

基本原理与内在逻辑

关于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国际意义的争论始于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俄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这对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了巨大冲击。一方面，第二国际中的修正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俄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还有一些人虽然从现实的角度认同俄国革命，但认为这一道路仅仅是俄国特殊国情的产物，对欧洲发达国家没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一些社会民主党中日益发展起来的左派则热烈欢呼“向俄国学习”，希望在自己的国家复现俄国道路。针对这些争议，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作出回应。虽然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对片面理解并试图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左派”幼稚病，但列宁在文章开头强调的却是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人们可能觉得，由于落后的俄国同先进的西欧各国有巨大的差别，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我国的革命将很少有相似之处。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在目前历史时期，情况正是这样：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展示了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从给“所有”一词加粗可以看出，列宁认为俄国革命所展示的道路绝不仅仅适用于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它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具有示范意义。列宁强调，在实践中是否承认并懂得俄国革命道路的国际意义是革命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的分水岭，考茨基等人正是因此而沦为“最坏的机会主义和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的辩护人”。

当然，列宁丝毫没有夸大俄国革命道路的一般性，他认为并不是俄国革命道路的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都适用于所有国家，只有“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那么，什么是列宁所说的“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呢？这些基本特点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关系呢？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的第二、第三和第四节中，结合俄国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了布尔什维克发展壮大的进程，指出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赢得工人阶级的拥护、战胜资产阶级和沙皇势力，一个基本条件是“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而这种集中和纪律能够形成并巩固，有赖于布尔什维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坚决反对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左”和右的错误理论和路线，建立了正确的政治领导、组织路线和战略策略，有赖于布尔什维克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并“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打成一片”。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列宁对“什么是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在主观因素方面的回答。

如果把以上主观因素与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世界大战、社会危机等客观因素放在同一历史进程中进行整体考察，那么俄国革命这一“特殊个体”所产生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一般性原理可以归结为：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和危机的加剧，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必然会爆发各种不同形式的战争；战争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将造成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动，引起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力量的此消彼长，从而在整个资本主义链条上形成一些薄弱环节——这些薄弱环节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取得胜利的突破口；处于薄弱环节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正确的思想、政治、组织和策略指引下，教育、团结和领导各阶级革命力量，推翻旧的统治秩序，建立革命政权，奠定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创造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基础，同时将本国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革命的前途联系起来，在二者的互动中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正是俄国革命的典型意义所在。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落后国家”和“薄弱环节”是不是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呢？一些人之所以断定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不适用于发达国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使得统治阶级的力量相对强大，同时可以利用高额垄断利润收买工人，培植改良主义，因此发达国家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也不可能沿着俄国“先夺权，后创造条件”的革命道路走向胜利。迄今为止，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像俄国、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似乎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上述观点。但是，这种将“薄弱环节”与发达、落后等客观因素完全绑定的做法实际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它将“薄弱环节”看作一个静止不变的天然存在，而没有意识到薄弱环节是各种主客观因素所造成的阶级力量对比的集中体现，实际上处于不断的变动和生成过程之中。“‘薄弱环节’不但指统治秩序的脆弱之处，而且也指突破其体系的可能性。因此，‘薄弱环节’依赖于革命力量的生成，而不可能自行存在……换句话说，如果不存在致力于突破统治体系的革命力量和革命理论，也就不存在‘薄弱环节’……因此，究竟谁是革命力量，或者从哪儿发展出革命力量，构成了识别‘薄弱环节’的前提”。

因此，与其说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以落后国家为出发点，不如说是以薄弱环节为出发点。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核心问题不是狭义上的“落后专制国家如何革命”，而是如何立足于客观条件创造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阶级力量对比。薄弱环节不是天然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被“创造”出来的。发达还是落后固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革命进程和难易程度，但并非影响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在帝国主义爆发系统性危机的情况下，只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够在尊重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推动敌我力量对比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变化，那么无论是落后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可能成为“薄弱环节”。因此，对于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真正触及实质的问题提法不是“发达国家的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而是“面对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国际普遍性危机，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没有组织起足以战胜资产阶级的力量”。

“经常可以听到西欧人这样评价俄国革命：似乎这个落后国家中的事变、过程和斗争方法很难同西欧的条件相比较，因此未必会有什么实际意义。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毫无疑问，在未来的欧洲革命中，未来的斗争形式和导火线，在很多方面都会与俄国革命中的不同。但是，尽管这样，俄国革命——正因为具有我说过的那种特殊意义的无产阶级性质——仍然是未来欧洲革命的序幕。”正如列宁所说，十月革命成为欧洲革命的序幕，1918年的德国和1919年的匈牙利都爆发了大规模革命，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革命运动也此起彼伏。但是，欧洲国家的革命并没有像列宁开始期待的那样取得胜利。从德国十一月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对比出发，将历史进程与理论逻辑相互参照，分析导致二者走向不同结局的原因，有助于明确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具有普遍适用性。

二、发达国家革命的挫折从反面印证了

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适用性

1918年11月3日，以基尔水兵起义为起点，在世界大战中遭受失败、经济崩溃、人民和士兵饱受苦难的德国爆发了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11月9日，在柏林工人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冲击下，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德国这一阶段的社会形势和革命发展进程与俄国二月革命极为相似，但却未能迎来自己的“十月”。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和集中爆发、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以及军队的动摇和起义，这些都预示着革命的前景，君主制的被推翻更是说明了当时德国社会所具备的强大革命潜力。如果仅从客观层面来说，发达的德国当时同样是“薄弱环节”。只要德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赢得多数群众的支持，组织起强大的力量，那么战胜资产阶级、迎来属于德国的“十月”是完全可以想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西欧经济关系的改造取决于欧洲现代史上出现的阶级的成熟程度和力量”。社会主义革命能否成功，直接取决于各个阶级的力量对比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组织和策略路线是否正确。因此问题是，奉行革命路线的德国左派在关键时刻为什么没有能够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组织起强大的群众力量？为什么奉行机会主义改良路线的社会民主党右派反而能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对比德俄两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革命前的漫长岁月里，两国党内都存在革命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的派别分歧，在俄国主要表现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德国则表现为左、中、右三派。布尔什维克自1903年成为一个政治派别起就一直开展严肃的党内思想斗争，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并建立了自己的机关报和中央组织，努力将有觉悟的工人和基层组织紧紧团结在革命路线周围。在孟什维克走向取消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违背党的根本原则、将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附庸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坚决与之决裂，独立建党，在长期斗争中锻造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工人队伍——这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能够利用迅速变化的革命形势提高群众觉悟、壮大自身力量、影响政治走向的根本原因。

德国党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作为各国的榜样，德国社会民主党拥有庞大的党员人数，在议会、工会等合法组织中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然而，长期在合法工作层面投入主要精力并取得成效也给党内机会主义思潮的发展提供了土壤。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如何对待机会主义思潮所带来的危险的呢？马克思1875年写成的《哥达纲领批判》，在1891年才由恩格斯克服党内巨大的阻力公开发表，而且不得不将某些尖锐的词句改成别的说法，国会党团和《前进报》编辑部都不欢迎这一行为。恩格斯写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直到1901年才在《新时代》杂志上得以公开。恩格斯说，机会主义者是工人政党中的冒牌货，“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党也没有和机会主义路线在组织上划清界限，这就为机会主义日益扩大影响提供了空间。

以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对机会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实际上是有清醒认识的，并且在思想上批判了机会主义，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党内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但是，他们在存在重大原则性分歧的情况下和机会主义者、调和主义者长期处于同一个党组织之中，寄希望于群众的革命浪潮会自动地把自己推到领导地位上去。左派（斯巴达克派）只是一个宣传性派别，它没有积极发展支持自己路线的基层组织，也没有与各地群众建立紧密联系。革命爆发时，斯巴达克派在柏林只有几百人，在汉堡则只有70人。当中派分子迫于群众压力于1917年4月从右派主导的社会民主党中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社会民主党时，尽管有不少人反对和抱有疑虑，斯巴达克派还是选择了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而不是独立建党。在十一月革命刚爆发时也有许多斯巴达克分子要求退出独立社会民主党，但斯巴达克派最终还是选择继续和中派这些隐蔽的机会主义者混在一起。这种组织上的模糊不清妨碍了工人弄清路线分歧的实质，左派也无法通过有组织的行动在工人中真正建立、巩固和扩大革命路线的影响。直到中派分子的妥协背叛行径一再暴露，革命颓势已然显现之时，左派才打消幻想，独立出来，于1918年12月30日成立了德国共产党。然而，为时已晚，半个月后柏林工人运动被残酷镇压，卢森堡等人被残忍杀害。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卢森堡所代表的左派虽然在思想和政治目标上是革命的，但他们把思想问题和组织问题机械地分开，没有认识到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是思想领导权转化为现实政治领导权的必需中介，从而无法实现思想、组织和行动的统一。德国的左派没有在组织层面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采取清晰的立场，也没有及时建立起能够在群众中贯彻革命路线的秘密组织，因而无法战胜机会主义的影响，无法在革命形势到来时凝聚起强大的阶级力量推动革命沿着上升路线前进——这是德国十一月革命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是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具有国际普遍意义的证明。

匈牙利革命的发展历程同样说明了划清组织界限、建立坚强独立的革命政党的重要性。在革命第一阶段，由于匈牙利共产党已经赢得了多数工人和士兵的支持，资产阶级被迫将政权交给共产党。面对这样的革命形势，右派社会党人主动提出合作，以库恩·贝拉（Kun Bela）为首的共产党轻易接受了请求并将其吸收进党，右派社会党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共产党人”。结果，在革命因各种原因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右派社会党人响应内外敌人暗中破坏革命，最终导致匈牙利革命被反动势力绞杀。对此，列宁总结道：“只要自己的队伍里还有改良主义者，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从原则上说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已经由俄国和匈牙利的经验明显证实了的。”

需要说明的是，强调在组织上划清界限并不是主张要打造一个纯而又纯的政党，也不意味着任何时候都要用组织手段去解决思想分歧。追求纯而又纯，遇到思想分歧就分裂，这种幼稚的做法只会使革命力量成为一个个宗派主义小团体。组织路线是服务于思想政治路线的，强调在组织上划清界限是为了保证根本立场、根本原则不受动摇。革命政党应当依据当前阶段的主要革命任务确立自己的根本立场和原则，进而明确自身的组织界限，把握好与错误思想的斗争尺度，处理好与不同派别既斗争又联合的关系。

不少人认为，将德国党内机会主义占据优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政党自身建设的不足的看法带有唯心主义的影子，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在他们看来，德国等国的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占据优势的社会根源在于，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垄断所获得的一部分高额利润收买工人，让工人在合法斗争获得一定的利益，从而陷入改良主义和阶级合作的泥潭。反之，俄国等落后国家缺少收买工人的经济条件，因此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相对薄弱，革命路线具有较大空间。也就是说，国情差异才是造成德俄两国革命不同走向的根本原因。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利润所收买和所能收买的只是工人阶级上层的一小部分，而不可能是广大的普通工人群众。机会主义的根子在“工人贵族”，在党和工会的“领袖们”，而不在大多数普通党员和工人。“托拉斯、金融寡头和物价高涨等等虽然提供了收买一小撮上层分子的可能性，但是，对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打击、压迫、摧残和折磨却愈来愈厉害”。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不会、也不可能收买本国大部分的工人阶级，而只会在收买一小撮上层分子、打压有组织的阶级反抗、制造本国无产阶级分裂的同时大力向外进行资本输出，以维持自身的利润率。今天的情况同样如此。美国虽然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霸权国家，拥有高额的垄断利润，但依然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引发了广泛的工人阶级抗争，大部分工人阶级并未成为所谓被收买的“工人贵族”。同时，在左翼有组织力量缺失的情况下，许多工人被右翼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所蛊惑，成了资产阶级内斗的筹码。

针对“西欧可耻地保持沉默”这种说法，列宁反驳道：“只有瞎子才看不见德国和西欧的工人群情激愤。德国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社会党知识分子，也像其他各国一样，大多数都是护国派。但是无产阶级的下层却违反自己上层的意志，准备响应我们的号召。”军队的起义、各大城市的罢工示威都说明，德国已经成熟的社会危机造就了革命的客观条件，下层当时已经有了足以导向胜利的革命情绪和革命行动，但没有得到正确、有力的领导。德国的问题不在下层，而主要在上层。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是不会有统一意志的，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分裂、大部分领袖走向机会主义的情况下，群众自然不可能战胜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积极性高、改良主义倾向少并不是落后国家的必然优势。虽然布尔什维克通过长期艰苦的工作赢得了相对较多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的支持，但是直到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之后，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中并不占多数。直到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证明临时政府无法满足“和平、土地和面包”的诉求时，布尔什维克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可见，即便落后国家的社会矛盾更为尖锐、革命客观形势更为有利，无产阶级也并不会因此就具有更高的革命觉悟。在危机和革命形势下，群众不愿按旧的方式生活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群众会自动地趋向革命。在没有革命政党教育、引导和组织的情况下，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情况下，群众完全也可能趋向改良甚至反动。群众的政治觉悟是多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要看到经济状况、社会形势对群众的普遍影响，更要看到革命政党的思想引导和有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期。

可见，“不同国情必然造成革命路线分野”的观点一方面高估了高额垄断利润、经济危机等客观因素对广大群众思想觉悟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低估了革命政党的组织化行动对群众的教育引导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不同国情对革命的重要影响。在发达国家，由于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加深厚，资产阶级的统治经验和手段更加丰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上层分子的影响更加深远，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要战胜错误思想和反动势力进而取得革命胜利所面临的难度会更大。但是，难并不意味着不能做到。如果德国党在长期的合法工作中能够同时注重发展秘密组织，以坚强的领导保障正确的革命方向，并与党内机会主义思想进行原则坚定的斗争；如果左派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和机会主义分子划清界限，开展自己的组织工作而不是和机会主义分子长期处在同一个党内，以致模糊了群众的意识，导致自身也缺乏切实的群众基础，那么德国革命在1918年年底客观形势成熟的情况下走向胜利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向群众说明必然而且必须同机会主义分裂，通过无情地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来教育他们进行革命，依据战争的经验揭穿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一切丑恶行径而不把它们掩盖起来，——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中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三、俄国革命“先夺权，后创造条件”的

特殊路径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性原理

对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国际普遍意义的另一个质疑针对的是“先夺权，后创造条件”这一革命路径。在欧洲各国革命相继失败之后，许多人认为，政治革命为先导的路径是落后专制国家特殊国情的产物，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迫于革命形势不得不采取的策略，这导致无产阶级政权在胜利后面临严重的文化滞后问题，从而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困扰。欧美先进国家的情况则大不相同，由于它们拥有强大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和主导着群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发达国家缺少直接通过政治斗争夺取政权的条件，而必须先以各种方式打破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进而在此基础上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具备发达的大工业生产，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和民主意识普遍较高，因此革命胜利后基本不存在文化滞后的问题，从而可以避免苏联和中国在革命后遇到的很多问题。持上述观点的人把“政治先行与文化滞后”的矛盾作为落后国家独有的现象。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政治革命为先导是所有国家开启社会主义变革的必由之路，在政权更替之前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能取得的文化领导权只能是局部和相对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不可能在社会整体层面获得文化领导权。但是，政治革命的推进并不以社会主义文化的完全成熟为前提。只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够在内部确立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权，并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取得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那么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政治革命是完全可能发生的。而且，只有政治革命的成功才能为社会主义文化在全社会的发展提供真正的基础。那种认为只有先争取文化领导权，“说服”大多数人，然后才能实现政治革命的想法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恰恰只有先夺取政权才有可能“说服”和改造大多数人。片面夸大文化因素的作用和能动性，忽视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对政治经济斗争及变革的依赖，极有可能会走向“文化主义”，从而成为实际上的改良主义。历史进程不可能像一些庸俗理解唯物史观的人想象的那样发展，在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成熟的基础上自然爆发政治革命，进而产生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条件都成熟的“完整的”社会主义。历史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问题的根本解决首先有赖于政治革命，即政权的更替。只有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手中，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大范围建立，社会主义文化才可能在社会整体层面获得领导权——虽然还要经过长期的努力。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为了论证俄国革命道路的合理性，强调俄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是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表现形式，二者并不冲突——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从特殊性中将产生出新的一般性，丰富和具体化一般性规律的内涵。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在历史长时段发展和社会形态更替的层面阐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由于缺少成功的革命实践经验，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时段社会变革和具体革命道路的层面给出详细答案。通过总结俄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列宁对短时段社会变革和具体革命道路的一般性规律作出了回答，“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在列宁看来，那种认为政治变革必须发生在经济文化变革之后的理论是“书呆子的理论”。从革命现实出发就会发现，社会整体的质变只能以政权更替为前提，经济文化的彻底变革必然只能通过政治变革来开辟道路。毛泽东后来对这一历史规律给出了更为鲜明的阐述：“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

另一方面，文化滞后是所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都要面对的难题。文化可以分为工具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性的文化二者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一些工具性的文化中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前者主要包括知识、技术、教育程度等因素，后者主要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因素。虽然发达国家在工具性文化方面的水平基本达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但社会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性文化同样不可能在革命后就马上产生。资产阶级主导的生产关系一方面培养了无产阶级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所需的心理、习惯和意识，另一方面也以其丰富的统治经验、相对高明的统治艺术、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渗透使得无产阶级受到更多、更深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此外，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会仅仅因为政权和所有制的改变就变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管理方式、生产理念、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用新的方式加以解决，而这些都离不开人们思想文化意识的变化。“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列宁的这一判断对于所有国家都是适用的，夺取和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是所有国家革命胜利后都必然面临的难题，发达国家也无法避免“文化滞后”所带来的困扰。

因此，各个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差别主要在于具体方式和难易程度，而不在于被列宁所揭示并为国际共运史所验证的一般性原理。俄国革命“先夺权，后创造条件”的路径，是从俄国特殊的国情和社会矛盾中产生的历史必然结果，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历史一般规律的内涵。在发达国家，虽然由于社会总体的生产力和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因而革命后的社会变革会相对容易，但它们和俄国等落后国家一样面临着意识形态性文化的落后，面临着提高群众文化和政治觉悟、彻底变革生产关系的艰巨任务。在反对机会主义对俄国革命发起的攻击、捍卫十月革命道路历史合理性的过程中，列宁不仅说明了俄国道路的特殊性是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表现形式，而且在事实上进一步阐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普遍性真理。

结语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具体的发展道路……但是从基本原理上说来，十月革命的道路却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正确把握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一般性原理和具体表现形式关系的基础上不断守正创新，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西方左翼具备‘天时’，一定程度上也有‘地利’，包括国际和国内活动空间的条件，但最明显的是它们不具备‘人和’，即自身组织无力、涣散，难以得到社会民众广泛的支持”。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西方左翼没有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一般性原理，在反对“教条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以“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性原理抛诸脑后。他们从反对所谓“官僚专政”走向了反对建立列宁主义政党，结果始终难以形成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只能停留于激进的革命口号和分散的反抗；他们从反对所谓“宗派主义”走向了原则模糊的大联合，结果丧失了自身主张的独立影响，也无法在社会运动中获得领导权，从而在事实上成为其他政治派别的附庸；他们从反对所谓“暴力革命是唯一道路”走向了反对政治革命是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先导，把文化斗争和文化批判放在了不应有的重要位置上，而不是主要去从事长期、艰苦的秘密组织工作和政治经济斗争，从而导致了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分离，无法形成足以实质性挑战和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实力量。

“反对教条主义同容忍修正主义毫无共同之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认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有它的民族特点。但是这决不是说，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没有基本的共同点，可以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81页。。毫无疑问，我们反对无限夸大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国际普遍性，反对有某种绝对化的经验和可以照抄照搬的模式，但必须同时反对以国情差异和时代变化为理由轻视甚至否定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国际意义的观点。列宁的思想体系中既包含着对以俄国为代表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革命和建设具体规律的分析，同时也包含着对帝国主义时代革命和建设一般性规律的探讨。只要我们依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只要社会的基本阶级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那么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一般性原理就仍然是适用的。“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发展列宁主义，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而不可改变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党的一条根本经验”。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何去何从，这是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面前的时代之问。要回答这一问题，列宁主义是一座绕不开也不应该绕开的理论宝库。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迫切需要做的是在准确理解和把握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接着讲”的理论自觉，重视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矛盾、发展趋势、不平衡的结构等方面的研究，在全球视野下分析本国本地区革命发展的客观条件，为自身工作提供坚实基础；同时，重视对发展有组织革命力量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尤其是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自我蜕变的反思，以清晰的政治主张和细致的组织工作去争取群众，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与其他进步力量进行联合，并向群众和同盟者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对抗资本主义的唯一可行出路，努力在广泛的群众斗争中培育和锻造能够打破资本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政治力量——这也是对列宁最好的纪念。

【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列宁破解‘政治先行与文化滞后’难题的理论探索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4MLC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7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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