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少数人富，容易；多数人富，难。财富总量稳定的情况下，总是少数人多得，多数人少得。还有人说，共同富裕就是个乌托邦，永远不能实现，也不必那么执着。这些话听上去有道理，但仔细琢磨，有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有必要进行批判。

为何必须走向共同富裕？

第一，这是兑现政治承诺、回应人民期待的必然要求。

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句话清晰界定了共同富裕的终极地位。革命先烈流血牺牲，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是为了一部分人富裕。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具备了实现这承诺的物质基础。如今，人民对不仅追求物质生活，更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与人的全面发展。如果发展成果不能惠及更广泛的群体，改革开放的合法性与社会主义的向心力将受到质疑。

第二，这是解决突出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要求。

当前，发展的突出问题集中体现在三个“不均衡”上。一是区域不均衡。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发展机遇上的差距依然显著。这种差距若长期固化，将导致人才、资本等要素单向流动，形成“马太效应”，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内生动力的激发。二是产业不均衡。以金融、互联网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之间，存在利润分配的失衡。部分资本“脱实向虚”，不仅积累了潜在金融风险，更挤压了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动摇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三是阶层不均衡。 居民收入差距、财富占有差距仍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应是“橄榄型”，而过大的贫富差距会导致社会结构向“金字塔型”甚至“沙漏型”演变，滋生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共同富裕，正是要直面这些不均衡，通过系统性纠偏，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更加均衡、稳固的内部环境。

第三，这是深化改革动力、解决供需矛盾的必然要求。

工业化中后期，世界动荡，单边主义盛行，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面临挑战，内部结构性矛盾显现，生产过剩是突出难题。推动国内大循环，如多数人消费能力跟不上扩张的生产能力，就会导致产品积压、企业利润下滑、投资萎缩。共同富裕，是社会资产的正态分布，核心在于全面提升社会的整体消费能力。三亿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其他低收入群体收入显著提高，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将成为消化工业产能、驱动技术迭代、吸引全球投资的“定海神针”。这是我国经济从“投资-出口”驱动转向“内需-创新”驱动的最根本、最可持续的动力之源，是应对外部冲击、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支点。

第四，这是矫正社会风气、重塑集体审美的必然要求。

物质决定意识。健康的社会，价值导向应当激励勤劳致富、鼓励创新创造。然而，一段时间以来，资本无序扩张导致逻辑颠倒。美元超发造成货币贬值，持续剥削全世界劳动价值。富人举债，金融投机获得超额回报；穷人举债，物价上涨货币不断贬值。这种现实存在影响着社会集体审美，“笑贫不笑娼”几乎成为真理，热搜热榜上“小鲜肉”“流量明星”多于“英雄”“模范”，“拜金”“内卷”“躺平”等社会心态普遍存在。共同富裕应重视劳动创造，强调“劳动获利高于投机获利”，从制度层面矫正扭曲的价值观。共同富裕决不是否定资本的积极作用，而是要引导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杜绝金融资本剥削劳动进而剥削产业资本，造成经济脱实向虚，影响就业。要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劳动创造财富的真理体现于社会实践，增加劳动者获得感，重塑社会主流价值观，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引导形成持续向上的浩然正气。

实现共同富裕，不是新一轮“打土豪分田地”，不是“削峰填谷”式改革存量，而是用发展的眼光解决问题，聚焦增量的分配优化。通过制度设计，做大“蛋糕”，分好“蛋糕”。一是调高劳动获利。提升初次分配中劳动的份额，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增长幅度要协商论证。要保障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群体收入持续增长。二是限制垄断获利。对垄断性或高利润行业，如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互联网平台，要通过反垄断、加强监管、增加税收等方式，防止其获取不合理超额利润，并将其部分利润通过再分配渠道转移到社会民生领域。三是减少金融获利。 金融要回归实体经济。必须坚决遏制资本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套利，通过政策引导，迫使金融资源支持科技创新、制造业升级和小微企业，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四是增加隐性获利。探索财产税等税种，建立向社保、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转移支付渠道，增加全体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隐性收入”，支持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发展。

少数人富起来，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政策风口，是劳动者的集体创造，是牺牲了重资源地区的生态环境，是团结奋斗，包括少数人个人能力集合作用的结果。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切逻辑的基础。共同富裕，一定会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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