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全文发表笔者新作，文章近六万字，它是我对特朗普上任以来内政外交政策的全面分析和思考，认为：特朗普新政孕育着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希望关心这篇论文的同行也关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这份专业性强且有深厚潜力的刊物。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在出刊后，笔者根据形势新进展产生的思考也加入下文并用下划线标出。由于文章注释所占篇幅太大，编辑它们的工作量大且容易出错，在此省略。若对文章注释有兴趣，大家可在《知网》下载原文的PDF版。

2025年美国东部时间1月20日中午12点，唐纳德·特朗普在国会大厦圆顶大厅内宣誓就职，正式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此前即2017年，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利，当选美利坚合众国第45任总统（2017～2021年）。与上任总统不同，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上台以后，提出一系列新的建议与政策。认识特朗普新政，要将他两任的执政理念联系起来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认识特朗普新政的底层逻辑，看出我们的机遇并由此制定出中国的战略与策略。

一、特朗普新政：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1946年6月14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德裔美国共和党籍政治家，2017年1月20日～2021年1月20日就任美国第45届总统；2021年1月20日卸任；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国第47届总统。

2016年11月21日，特朗普公布了他上任100天执政计划，表示将会在上任的第一天发布总统行政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TPP) 。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决定退出“TPP”。他表示，退出TPP对美国工人是好事，他更倾向于美国与他国进行双边贸易谈判，认为多边贸易协定损害美国工人利益。

在中美经贸方面，特朗普新政伊始就决定大幅提升关税，宣布：自2018年7月6日起，美方对中国500亿美元出口品征25%的高关税；9月24日起，美方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征10%的关税；2019年6月15日起，美方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出口品征25%的关税；自2019年9月1日起，美方对中国价值1120亿美元出口品征10%的关税，对最后1160亿美元出口品在12月15日起征25%的关税。2019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中表示：“中美已经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中国已经同意进行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并购买大量美国农产品、能源、制造业产品等其他许多产品。此外，(对约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不会改变，剩下的大部分将变为7.5%。鉴于当前协议已达成，原定于12月15日将要加征的惩罚性关税也不会发生。

由于新冠疫情暴发，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提出的其他施政纲领均无亮点。

2025年1月7日，当选总统的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举行记者会，就他新任期内政策主张发表讲话。特朗普表示，出于对美国“经济安全需要”考虑，他不会排除通过“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夺取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控制权的可能性。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国会大厦圆顶大厅内宣誓就职，正式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当天，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特朗普在行政令中称，“在美国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墨西哥湾一直是其‘重要财富’，至今仍是‘美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月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法案。该法案要求“联邦机构将所有地图和文件中的‘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接下来，参议院将对该法案进行审议。如果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再由总统签字后将正式成为法律。

2025年4月28日，加拿大举行联邦众议院选举。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加拿大选民应选出“一个有力量和智慧的人”，只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珍爱的第51个州”，就可将加拿大税率减半，将加拿大军力“免费提升至世界之巅”，让加拿大“汽车、钢铁、铝、木材、能源及其他产业规模翻两番，且零关税”。此前，据美国《国会山报》等媒体4月25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称，他有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是认真的，绝非玩笑。报道称，特朗普在4月25日发布于《时代》周刊的专访报道中做出上述表态。当主持人在采访中提及，特朗普曾多次提出让加拿大并入美国，这一言论是否“略带调侃意味”。特朗普对此明确否认，“实际上，不，我没有。”报道提到，特朗普在采访中再次声称，由于贸易逆差，美国对加贸易正在亏损，美国“没有必要进口加拿大的产品”。“我们照顾着他们军队。照顾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不需要他们为我们造车。”特朗普接着称，“事实上，我们不希望他们为我们造车。我们想造自己的车。我们不需要他们的木材。我们不需要他们的能源。我们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东西。我认为，这件事真正起作用的唯一途径，是让加拿大成为（美国）一个州。”

除了地缘政治的考虑外，在地缘经济方面，特朗普新政的表现更是咄咄逼人。

2025年2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互惠贸易和关税备忘录》，正式宣布实施“对等关税”政策，要求美国与贸易伙伴相互征收的关税税率相等，并考虑对采用增值税制度的国家加征关税。4月2日， 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两项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宣布美国对所有贸易伙伴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某些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这意味着美国对全球超180个国家和地区筑起关税高墙，引发了世界贸易格局的深刻震荡。2025年5月12日，中美双方就关税摩擦经过商谈达成阶段性的谅解，并于日内瓦发表会谈联合声明。

关税谈判的结果很快从地缘经济外溢到地缘政治。当地时间5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记者会，在谈到日内瓦会谈进展时特朗普说：“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会很棒，对我们也很棒，也将对统一（unification）与和平很棒。”

二、特朗普关税新政是

美国早期保护制造业政策的回归

面对这次在中美在关税领域的经贸磨擦，我们的研究必须客观，不能对自己好的就是对的，对自己不好的就是错的，这是犯“左”派幼稚病；或者美国做什么都好，这是右派幼稚病。不管“左”右，都是不成熟的表现。

历史地看，今天特朗普的关税新政只是早期美国汉密尔顿保护制造业思想的回光反照，因而它是防御和收缩性而非进攻性的：“高筑墙”，是为了“广积粮”，其前提就得是“缓称王”。高筑关税墙，肯定是防御的。历史上都是弱者提高关税，哪有强者提高关税的事？

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1791年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制造业报告》中就提出保护缺乏竞争力产业的建议，他认为当时英国倡导的自由贸易理论不适合于美国。在美国工业尚未成长、不可能与欧洲先进的国家（主要是英国）进行平等贸易的情况下，如果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将可能使美国的产业被限制在农业，而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从而阻碍独立后的美国经济发展。他提出培育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强化民族经济的独立自主和安全。面对外国产品的冲击，汉密尔顿向政府提出两方面主张：一，保护民族市场，实施保护关税政策，对外国商品征收关税；二，对本国制造商提供补贴，采取奖励的方式促进美国的民族产业发展。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指导了美国19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美国的贸易保护制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国力远弱于欧洲的早期，美国的关税门槛远高于今天的特朗普的关税（图1）。

【图1 1821—2016年美国平均关税税率】

若与同期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相比，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美国的关税也是最高的（图2）。 

【图2 1820—1913年工业化国家制造业产品进口的平均关税税率（%）】

整体来说，高关税政策促进了早期美国工业的发展。1860年至1880年间，大部分行业的产值增加了一倍，机器和铸造业已经成为美国的主导行业，它们所供应的机器维持和促进了工业的增长。1876年起，美国开始出现贸易顺差，结束了进口长期大于出口的状况。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1910年，美国的人均GDP超过英国。1937-1938年美国走出了大萧条，在经济复苏之际，美国的实际关税税率降至15.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主导全球秩序，工业达到鼎盛，1951年关税已经降低到9%，之后更是逐步下降。这时候美国就开始推销自由贸易政策了，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高潮，这个高潮的结晶就是华盛顿共识。美国的关税也降到全球最低（图3）。 

【图3 1913—2007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平均关税税率】

我们看到，美国关税的大幅下降是在1952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时美国已取代欧洲，与苏联联袂步入世界霸主的舞台。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等学者正确地指出这一事实：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

孔华润这个判断是我们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欧关系及其战略势能易位的起点，也是我们今天思考中美关系出现易位的起点。孔华润强调说：“注意到美国诞生的世界舞台是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所塑造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为这一年轻国家的内政外交提供了起点。”

三、特朗普新政是防御性的战略收缩

今天的美国仍是大国，只是数据表明美国实体经济在这几十年间，已跌至了大面积破防和失守的危险线。那它为什么突然“一夜回到解放前”，以至于要提高关税、“保卫国货”呢？这是因为21世纪初的美国已从20世纪初列宁说的“帝国主义最高阶段”转入帝国主义的没落阶段，这时它已进入帝国的风烛残年。与建国初不同，那时美国是“营养不良”和“贫血”，而今天由于世界，尤其是南方世界将美国供养得太好了，致使美国得了以“三高”为特征的“富贵病”。特朗普看到问题所在，明白要恢复国力就不能再继续“海吃海喝”，更不能像以前那样沉溺甜品之中。这样“甜蜜蜜”的生活条件来得容易，以至造成美国严重“肾虚”，即实体生产能力严重弱化，这使美国失去了年轻时那蓬勃的竞争力；相反，中国生产力尤其是其中的实体经济在负重中竟无依无靠地站起来了。

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伤，它使美国社会各界开始认真反思其工业化发展的得失，奥巴马意识到这点并提出要“再工业化”，但失败了。现在特朗普再次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以极大的勇气，从在这个过程受益最大的华尔街财团切入，大刀阔斧地进行行政改革，在初见成效后又迅速推出关税新政。大幅提高关税的目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用近乎“辟谷”方法恢复自身“运化”即国货的生产能力。新中国诞生之初，美国封锁我们，这反使我们有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生产体系和生产能力，现在特朗普新政用大幅提高关税方式进行自我封锁，用自行“脱钩”的方式摆脱对外尤其对中国质优价廉产品的依赖，加强自身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从而避免古罗马因公民不劳动而亡国的历史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特朗普与全球化、特别是与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大国“脱钩”，其性质也是防御性的战略收缩，其思路也是明朝朱升给皇帝朱元璋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方略。这话对应到特朗普新政，就是高筑关税墙，夯实经济实体，进行战略收缩。

中国人真是不容易，自从进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就是在“背”着美国“大亨”们的委屈中崛起的，不然，美国就不可能靠印发绿纸而横行世界。40多年间，我们韬光养晦，几乎是免费给美国人做好并送上“山珍海味”的，目的就是为了换回来那张可以通行世界的“买路钱”。开始美国人很享受，但时间长了蓦然回首，竟发生自己一身都是“富贵病”：高血糖、高血脂、高胆固醇，目前还有了“并发症”，长期脚不着地以至今天的美国不能下地走路了,另一方面，中国人绑着“沙袋”跑步，不仅没能被拖垮，自己的身体耐力反而更强壮了。中国向美国出口中国制造的民用产品，而美国向中国出口美元。在美国，除了“金融产品”（印钱）及利润较高的包括转基因农产品在内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外，其他利润较低的产业都被美国人甩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方世界了。这又使长期不干体力活的美国得了“肌萎缩”，尽管“脑子”——其战略思维水平直线下降——还能使，但“四肢”日益萎缩无力了。

特朗普看出了问题所在，他知道这样下去要把美国“背”残的。于是痛下决心，壮士断腕：在国际上大幅提高关税，目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要下地自己走路。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和美国都有一些人40多年来不适应这样的变化。在美国，老百姓不习惯“管住嘴、迈开腿”的新生活，纷纷上街游行；在中国有人只看到“脱钩”负面因素，没看到美国在进行战略收缩的积极方面。这都不利于准确地评估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形势。

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对巴西的朋友说：“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思考者一旦有了迷信，就会出现上述忽“左”忽右的毛病。

四、历史的轮回：“美国人需要再解放”

特朗普用提高关税的方式表达这样的意愿：美国开始注重保护民族市场，为此要限制中国向美国继续“倾销”那么多物美价廉的民生商品了。这口气很像20世纪初我们中国仁人志士喊出的“保护国货”口号。这简直是历史的轮回：20世纪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封锁我们反使中国形成了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21世纪的今天，美国用“自我封锁”的方式试图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这有什么不对和不好呢？特朗普如果成功了，那美国的“军工+高利贷”集团就被打倒或大幅削弱。恢复强大的民生产品的生产力，美国人才可能真正有对和平的渴望。因为民生商品生产及其利润形成是有周期的，产品及其利润形成的周期越长，国家就越需要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相反，与合理金融结合的军工生产的市场是防御性的，这就是国家的正常国防，而与高利贷结合的军工生产的市场只能是灾难、破坏和战争，这是因为只有破坏，最好是战争，社会才需要高利借贷，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说得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看透了这一点，1973年6月5日，他告诉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一千二百亿美元，打了十一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十一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要消耗那些B-52之类。”

艾森豪威尔是结束朝鲜战争的关键人物，他也是通过这场战争认识到美国存在的“军工复合体”将对美国的未来产生巨大的伤害的政治家中的关键少数，1961年1月17日在卸任前，他“感到似乎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的。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一个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可能共存共荣。

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军工复合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War industry complex )，是由军队、军工企业和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早在20世纪50年代，森豪威尔在他卸任前的“告别演说”中，就告诫美国民众警惕“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将产生的危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与欧洲特别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不仅没有受到限制，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有华尔街财团中的金融（实则是高利贷）集团的加盟，在背后操纵美欧国家的政治、外交、军事和军事战略，摧毁了美国的肌体。2025年1月8日，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在即将“告老还乡”之际也学着艾森豪威尔退休前的口气，又将矛头指向了美国防务公司，称它们对美国构成的风险远大于中国。伊曼纽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防务公司优先考虑股票回购，而不是向美军及其盟友提供武器，此举正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他称，这些公司更注重提高其股票价值，而不是投资生产能力，这导致了武器运输的延迟，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安全并削弱美国的联盟。“与中国相比，美国国防工业对美国安全和威慑可信度构成的风险更大。”伊曼纽尔说，他亲眼目睹了国防装备运输长年拖延对美国军方及其区域盟友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数不清多少次用政治资本来掩盖他们的失败。

进入21世纪的美国已完成了它因自由贸易获利后又遭反噬的辩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身体“基础病”日益加深，体质加速弱化。这次特朗普想让美国重新实体化，能不能成功不仅在于他的政策是否正确，还在于美国的身体基础是否可以接受这种“治疗”。即使没有病，老人的身体和小孩的身体也不一样。小时遭受苦难并受到各种限制的孩子，反而可能茁壮成长；老了如再海吃海喝，身体反而会加速衰竭。20世纪80年代后，华尔街金融助推了美国表面繁荣，与19世纪的法国金融演化路径相同，美国金融不久就迅速向高利贷转化，至使美国国力受到极大的内伤。财联社2025年5月19日报道说，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02%，为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延续涨势，日内上涨10个基点至4.54%。穆迪16日宣布决定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1，缘于美国政府债务和利息支付比例增加。靠提升国债收益率来刺激国内经济，维持表面繁荣，这是不可持续而特朗普正在试图改变的饮鸩止渴的方法。

华尔街金融家们在高利贷经济没有成势的时候，他们为了利息归还，还需要实体——哪怕是军工——经济的发展，如果高利贷成为这个国家经济的主要杠杆，那这个国家的经济目的就不再是民生与和平，而是人间灾难。因为金融需要生产周期及从中产生利润，而高利贷需要的则是生产周期的“断链”和民生条件条件的恶化，因为只有天灾人祸而不是生产的稳定运行才能产生高利借贷。1990年到2021年，美国三次产业中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工，工，贡献率最大的是第三产业，从1990年的1.05%猛升2021年的2448.8%，其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69.9%增至80.1%。美国对外服务出口增长最快的竟是金融（实则是高利贷）业务：美国服务出口总额2014年为7094.5亿美元，其中金融服务出口为872.6亿美元，占服务出口总额的12.3%，2021年服务出口总额为7952.7亿美元，其中金融服务出口为1717.4亿美元，占服务出口总额的21.6%，是当年服务出口的龙头行业。也就是说，进入21世纪20年代，美国金融已完成了从金融向高利贷的制度型转化，高利贷已成了美帝国（而非民族的美国）经济存在的重要杠杆。目前各种“新冠溯源”指向均集中于美国的研究表明，高利贷美国（而非民族的美国和人民的美国）的存在已与人类文明不能相容。

有的同志会问：怎么解释这次新冠也使美国本身受到伤害？

提出这样问题的人不了解高利贷的本质，以及高利贷与正常金融的不同。正常的金融产生于商品交换，得利于交换的完成。高利贷则产生于商品交换因灾变而不能完成，失败的交换越多，社会高利借贷的条件就越充分。至于灾变向哪个方向或落在哪部分人群中，不取决于他们的属性，也不管他是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甚至不管他是否本民族，他们只知道能付高利息的一定是遭难最深的那部分人群。

高利贷语境中的“货币”与金融的正常属性是相反的。马克思说，这种资本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 ，而今天美国金融就是这种“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的返光返照，今天的美帝国，也是人类的异化部分向“洪水期前”的返祖。

马克思说的“洪水期前”是指前文明时期即人类的野蛮时期，当时高利贷对原始社会解体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历史上许多王朝——比如中国明朝——到了衰落期，高利贷都会完成对这些王朝的最后一击。马克思说：

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为它会破坏和瓦解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的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上的。

不管特朗普是否读过《资本论》，但他能敏锐地意识到“美国人需要再解放”，需要摆脱高利贷经济对美国产生的“罗马式”的危害。为此，他必须做出是帝国的美国还是民族的美国的选择。1965年，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在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请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回答说：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今天的特朗普正在试图将美国人民从高利贷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他必须收缩战线，使美国从帝国的美国回到民族的美国。为此，他将美国的帝国边界收缩到民族的边界。

五、美国“脱钩”政策的本质是

民族的美国与“美帝国”的脱钩

脱钩，本质是美国从其发起的“资本全球化”运动中退场，而高关税就是脱钩，也是收缩的具体表现。收缩当然是战略性的。从眼前说，它对中国市场不能说没有影响，但从长远说，其影响极为有限。因为两国制度不同，其市场容量就完全不同。中国土地是国有的，产能过剩在中国更容易消化。东部地区过剩产能可以转移到西部开发，西部开发当然也包括开发青藏高原的水电资源。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才能完成这样的工程，也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才能转移这么庞大的“过剩产能”。这些在私有制的美国是做不到的。在国际市场竞争力日益下降的条件下，狭小的国内市场使美国带有攻势的选择面日益收窄，想恢复国力，只能实行更有力战略收缩。从美国角度说，收缩是符合它自身逻辑的？可我们有些同志则将特朗普的战略收缩看成战略进攻。这样的战略判断是有偏差的。

首先，从更长远来说，如果特朗普收缩战略成功了，总体上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的。这是因为，相对于高利贷经济，实体经济的国家更需要和平，而高利贷经济需要的则是灾难。高利贷与人类灾难简直就是不能分开的孪生兄弟。只有灾难、破产、战争才有可能产生高额借贷，哪有和平安适的时候去借高利贷的？都是家里有急事才会产生高利借贷环境。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乌克兰战争、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蔓延的背后推手是谁了。特朗普要恢复实体经济，就必须大幅限制高利贷资本，逼使高利贷资本回归正常金融。这样他的政策就与华尔街高利贷资本产生冲突，而与中国的和平外交有相当程度的契合。

其次，美国经济中也有强大的军工，军工是实体经济，但它是特殊即服务于战争且可产生极高额利润的实体经济。这一特殊性又使它可以与高利贷接合，做高利贷的“打手”，美国今天还是军工拉动国内实体经济；但如果高利贷经济因收支失衡，不能继续维持，军工就会回归实体经济的合理部分，成为民生经济的有力保卫者。在前者，美国的军工资本是世界和平的敌人，在后者则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艾森豪威尔曾说过要警惕美国被“军工复合体”绑架，说的就是与金融经济中恶的部分即高利贷融合一体的军工经济，而特朗普目前打击的也是这个军工-高利贷绑定一体的“复合体”。如果特朗普成功，美国就可以回归常态了。因其利润周期的需要，只有常态即为民生服务的经济（比如农业、工业经济）是和平的，因为它的利润要通过一个周期才出现，如果它一直在打仗，它怎么有周期？所以说，凡是健康的金融国家，它本质上都需要和平，如果美国恢复到这样的情况，于世界有什么不好呢？

六、中国应对“脱钩”的战略与策略

联盟间“脱钩”，是历史进入大转变时的特有现象。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被曾经的合伙人一次次——比如1927年国民党与共产党脱钩、1959年赫鲁晓夫及2025年特朗普与中国——“脱钩”中学会独立自主并以不可逆的势头成长壮大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当时党的领导人就认定国民党是可以合作甚至可以依赖的同盟力量。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做出《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第三条指出：“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第五条指出：“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这个认识在随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正式公布，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列强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革命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

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向国民党表达的善意及其努力很快就遇到背叛。1925年11月，孙中山去世，国民党右派随即通过一系列反共决议案，戴季陶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文，为国民党背叛革命，与共产党“脱钩”制造舆论。

国民党的突然反目，让依赖国民党已习惯成性的陈独秀等，一时间不知所措，四处奔走，苦口婆心地劝说国民党不要与共产党“脱钩”，理由是没有与共产党合作，国民党也会有较大的损失。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考虑在与国民党“脱钩”后，我党需要依靠和团结的力量及其配置问题。为此他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在该文的开篇处就开宗明义地提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结果，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换来1927年国民党发动的“四一二”大屠杀和全党“心潮逐浪高”的心情，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所做的新探索，则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更广大的可以依靠的战略力量和更广阔的战略空间，这就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村，二者再配之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中国革命从此在这条道路上从胜利走向胜利。

谁会想到，毛泽东在1925年提出的“首要问题”竟在百年后的2025年重演，这年美国率先与中国“脱钩”。可以预料，今后我们的斗争如果“成效甚少”，那一定还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那么我们今天真正的敌人是美国吗？既是也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美国”一般指的是作为帝国的美国，我们称它为“美帝国”，美帝国的政治核心力量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它们是列宁在20世纪初所说的“帝国主义”的政治力量在21世纪的延续。另一部分是作为民族的“美国”和作为人民的“美国”，这两个“美国”受着“美帝国”的压迫，因而它们的存在在不同程度上有其合理性，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既有统一的方面，也有矛盾的方面。我们与“人民的美国”有更多的统一性。比如2024年2月25日在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前的那位为抗议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而自焚的美国军人布什内尔，以及参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美国人民，就是为“人民的美国”而斗争的。布什内尔在自焚的过程中高喊“解放巴勒斯坦”,这样的诉求就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有很高的契合度。

对于“民族的美国”，中美间在地缘政治上既有统一的方面，也有矛盾的方面。比如尼克松访华改善中美关系，这是出于中美地缘政治上的统一性，而此前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则出于中美间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性。但在相当的程度上，“民族的美国”不是中国在新时代的首要敌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中国台湾地区的干涉，更多的是美帝国的地缘政治索求。民族的美国的地缘政治诉求主要集中于夏威夷以东的美洲地区——目前的特朗普就是这样做的。因此，在相当的层面，民族的美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有较多合作面，因而是可以争取与团结的力量。1966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友人时说：“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对头。我们对美国的了解也是逐步的，就像你们了解英国一样。”

事实上，在毛泽东“三个世界”的语境中，“美国”也是有三分法的。“美帝国”与“美国”是有原则区分的。1961年8月18、19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巴西友人，谈到美国时说：“我说的美国人，指的是美国政府、垄断资本，不是讲美国人民。美国垄断资本不仅对中国人民不友好，对世界各国人民也是不友好的。它不仅压迫社会主义国家，也压迫民族主义国家或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在谈到中国和巴西的关系时，毛泽东说：“现在障碍只有美帝国主义。”在谈到巴西发展时，毛泽东说：“为什么北美能有一个美国，南美就不能有一个‘美国’，我讲的不是帝国主义，是讲经济、文化上强大的巴西。”1965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现在美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政府的侵略政策，我们表示高兴，表示欢迎。”

2008年以来，美国人民“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就是“美国人需要再解放”意识的具体体现。特朗普今天正在做的是落实艾森豪威尔“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的要求，阻止新时期“军工复合体”对美国进一步的伤害。毛泽东说：“现在美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政府的侵略政策，我们表示高兴，表示欢迎。”这样一来，在反对美帝国的目标上，我们与美国人民高度一致，特朗普的新政中的反对华尔街的目标与我们的总目标并不矛盾。基于这样的分析和判断，我们就可以制定应对美国脱钩政策的战略和策略。

如果不是从“三个世界”的视角认识美国，我们就会将占领华尔街的人民以及目前正在为限制华尔街集团的特朗普某些利于我方的政策，与华尔街垄断财团囫囵一体地置于中国的对立面，这就没有准确地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真正对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摆脱欧洲的“跟班”身份，以独立的姿态转入帝国主义形态。在此后的历史中，美国从20世纪初列宁所说的“金融帝国主义”，在20世纪末演化为“高利贷帝国主义”。健康的金融力量将健康、向上和反欧洲压迫的工业化的美国推向世界巅峰，而不健康的金融力量又将美国在20世纪末从军工帝国主义推向野蛮堕落的高利贷帝国主义，而21世纪20年代初的蔓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随后美西方国家默认的基于纯生物学意义的“群体免疫”政策及由此造成的数百万人因新冠肺炎而死亡。这场惨剧的发生赤祼祼体现出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反自然、反人类、反文明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论述的高利贷是私人或法人的个体行为，具有单向贷出的特点，而如今美国的“高利贷帝国主义”与马克思所论述的“商人资本”或“高利贷资本”不同。第一，美国的“高利贷帝国主义”已上升至国家行为，这与20世纪初被列宁称为“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法国相同。第二，美帝国的高利贷具有双向剥削的特点：对内，吸附在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身上的国际垄断财团以高利贷的贷入（比如美国国债等）形式剥削美国；对外，以更高利息贷贷出的形式剥削世界其他国家。

在这样的剥削形式下，目前的“美国”概念中的“美帝国”就是我们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以及美国人民的压迫者，因而也是包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敌人；而作为美国人民的“美国”则是我们的朋友甚至是《国际歌》语境中的需要联合起来的同一个阶级；而作为民族的“美国”，则与中国可以在反对华尔街统治的“美帝国”的斗争中结成统一战线，在与中华民族的地缘政治（比如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中，又是我们斗争的对象。总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不排斥美利坚民族的伟大复兴，因为美利坚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前提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一样，是华尔街国际垄断资本为政治核心的“美帝国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届时美国还在，正如英帝国已退出历史，英国还在一样。

“9·11”事件和各式“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今天世界的南北矛盾已激化，相较于列宁时代，今天的“压迫民族”内部也已严重分化，民族压迫已不局限于南方国家，它正在加速向北方国家内部蔓延；准确地说，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对手已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带有垄断资本特点的“金融帝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用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认识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用列宁“帝国主义”的理论区分作为垄断资本大本营的“美帝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

新时代，我们的外交还应当遵守“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以至出现“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失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制定出一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因而是科学的外交路线。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全篇结束时的策略思想可用于当前中美斗争时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写道：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如果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全篇结束时的策略用于当下的中美斗争，我们就可以这样表述：

一切勾结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势力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中国及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和人民是当前世界必须团结一致的进步力量。美国的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实体经济尤其是用于民生的实体经济资本家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美国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总之，在反对“美帝国”的斗争中，“民族的美国”是我们可以争取的伙伴，“人民的美国”是我们政治上的同盟者。在与民族的美国矛盾中，人民的美国是我们的可以团结的朋友，我们也是美国人民“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正义斗争的坚定支持者。

如果不是采用这样策略，我们就会“‘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将本不愿跟随华尔街控制的“美帝国”的美国群众推向我们的对立面，使我们面临的形势更为困难。

与1927年前在国共合作中摇摆于左、右翼之间并最终投入右翼阵营的蒋介石一样，今天的特朗普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华尔街产生了冲突，其焦点是要一个工业化的美国还是金融化——实则是高利贷化——的美国。在这方面我们在警惕特朗普右翼化的同时，应当选择性地支持特朗普振兴美国国内实体经济的政策并为此反对华尔街的斗争；在支持特朗普振兴国内实体经济的政策中，偏重支持其有利于长期和平发展的民生实体经济、警惕和反对其强化实体经济中不利世界和平发展的军工经济的路线，团结美国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支持他们摆脱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警告过的“军工复合体”操纵美国的努力，最终还美国人民一个基于“共同富裕”原则的日益接近“自由人联合体”理想的美国，并以此推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预言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七、美国提高关税的底层逻辑是“虚不受补”

进入21世纪的今天，美国人民日益怀疑美国的社会制度，他们斗争的矛头直指华尔街而不是白宫，他们以各式“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乃至自焚的极端方式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美国人迫切地要摆脱美式“葛朗台之厄”。美国人民斗争矛头直指“美帝国”，他们的伟大斗争需要全世界热爱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帮助。

可我们一些同志只知己而不知彼，说全球化贸易规则是美国制定的，在这个规则下，中国一直是在吃亏中负重前行的：我们出货物，美国印钱（放高利贷），美国对这还有什么不满意？他们不理解特朗普说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受损”的真实含义，是美国在其中是因受益而受损，形象地比喻就是美国长期吃中国提供的廉价的“山珍海味”且不劳动，致使美国身体严重亏虚，美国提高关税的底层逻辑就是目前的美国“虚不受补”。

比较而言，美国进口中国的货物多，中国进口美国的货物少。美国出口多是高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产品，其中许多产品中国不仅已有替代，而且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的比例日益超于美国，况且中国出口美国的生活消费货物多且不可替代，这使得对等关税并没有对美国贸易在账面收益产生对等的影响，而在隐性收益上却有利于美国目前急需的“管住嘴、迈开腿”式的治疗方案。

正如提高粮食价格对一个身体虚弱的老人，或提高存款利率对一个穷人的影响，远不如身体强壮的青年人或百万富翁来的大的道理一样，今天的美国就是一位肾虚的“老人”，但不是“穷人”：搞金融磨擦，心有余；搞关税磨擦，则力不足。

这些年，美国国债较少投入实体经济，而是持续进入泡沫产业。特朗普提高关税的作法貎似进攻，实则是实力继而地缘政治战力的收缩，目的是自我保护，恢复元气。他在总统首任访华时曾说：“我并不怪中国……我非常赞同中国，事实上我想要指责过去的美国政府，是他们默认了这种脱离控制的贸易逆差。”那么，美国以前的对华政策对不对呢？站在美国的立场当时也是合适的。只是做过头了：“糖”吃得太多了以至沉溺其中患了严重的“糖尿病”而不能自拔。

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动力就从实体—军工转入金融—高利贷轨道。里根之后，美国就迅速演变成了一个以印钱为主业的国家。里根总统任期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债务直线上升，而外贸则始终保持逆差状态，其间国民生活水平得很好，其奥秘就在于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廉价的民生商品，美国则给向这些国家出口不能列入商品项的“理财产品”即高利贷性质的美元（图4—6）。

【图4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额及付息成本】

【图5 美国的经常项目】

【图6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与资源流动模式】

特朗普看到这种外贸逆差对美国因失去劳动而造成了“糖尿病”“肌萎缩”式的损害，他说这样的贸易逆差是不可持续的，是以往美国政府贪小便宜的政策造成的。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势头这么强，而美国却不能下地“走路”了，没有其他办法，美国只能回到19世纪的高关税时期，保护他们的民族市场和自产国货。为此特朗普大幅提高关税。2025年4月3日，特朗普回应股市暴跌时，把美国比作“病人”，称“对等关税”是外科手术，“手术结束了！病人活了下来，正在康复”。

对此，我们一些同志有些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只要对自己哪怕是表面的不利，就要“霸气回应”。这就没抓住问题要义，这些同志没有看到特朗普都看出的中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势已发生互换的形势。特朗普的高关税新政表明，今日之美国已实实在在地从战略进攻进入战略防御阶段。我们将在后面的历史分析中反复证明这一观点。

世界上哪有弱国降低关税的？清末及民国时期，中国不能用高关税保护自己的民族市场，以至国货不振，洋货倾销，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完整的主权。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没有用高关税保护自己，是因为美国强行把我们封锁起来，这就等于无上限地提高中国关税。结果出乎美西方国家所料，我们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反倒自力更生地搞起来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改革开放，美国利用WTO为我们附加了许多极为苛刻的条件，即先让美西方赚得盆满钵满之后，中国才能得到发展的机会。美国赚便宜的结果是得鱼忘筌：印美元成了美国的主业，而实体产业却被搞得日益萎缩。这个过程始于基辛格搞的石油美元，里根时期迅速将美国金融霸权转化成高利贷霸权，将美国从以军工为牵引的生产国转变为以高利贷为龙头的金融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基辛格既中兴了美国，又害了美国。今天特朗普正试图将美国从这个走向自毁的转道中挽救出来。

今天特朗普要恢复美国的实体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大幅提高关税。2025年4月2日， 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两项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宣布美国对所有贸易伙伴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某些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4月9日，特朗普又宣布对70多个国家豁免新加的对等关税，保留新增的10%，同时对中国加征关税到125%。他列出了可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名单，如日本、英国、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等。4月10日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至145%。

有人由此说特朗普出尔反尔，说话“不靠谱”。其实，这是为了优化他的加税方案。豁免一些小国是因为无差别地提高关税，会导致因治病心切，下药太猛，反将“高血糖”治成“低血糖”，后者比前者更为致命。为什么这被豁免国家中没有中国？因为中国竞争力太强了，是美国竞争的主要对手，至于那些被豁免的国家对美国不构成“威胁”，从他们那里进些那怕是中国的产品，这对美国不仅无伤大雅，反而有利于保障美国不会因过度“忌口”而得了“低血糖”。

特朗普确有出尔反尔的毛病，但是他也是个敢于说出事物的底层逻辑的人。这么多年，中国既要挣钱发展自身，还要供着美国坐享其成。出乎美西方国家所料，我们负重劳动的结果是练出“强健的四肢”和强大的劳动能力，美国坐享其成的结果是身体得了“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和“萎肌症”并因此不能“下地走路”，遑论自食其力地工作。目前看，特朗普为美国开出的“药方”基本是切合美国当下“虚不受补的实际的。高关税就是拒绝中国产品对目前身体已经很虚的美国的一如既往的“大补”。

昨天的贸易全球化让美国赚大发了，同时又把美国亏惨了。美国用一张“绿纸”赚翻了全世界后发现，如果不痛定思痛且及时止步，美国将会失去实体而仅剩“绿纸”和在市场上捣鼓美元的能力了。古罗马当年就是这样衰落的。恩格斯在分析古罗马衰落的原因时说：

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而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

现在，不管劳动还是不劳动，大面积的劳动失能将使其在美国“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如果没有其他像苏联垮台那样的国际“浮财”挽救，美国除了革命，还会有其他出路吗？没有。细微区别在于，目前，白宫正在与美国人民“赛跑”，白宫急需“浮财”，而美国人民则急需革命。

如果说昨天的苏联是在身体强壮时得了“脑坏死”（迷信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而亡的，那么，今天美国正好相反，是在大脑恢复正常时，因长期不劳动得了“萎肌症”而衰弱的。

为了避免革命的结局，特朗普为了本阶级的苟延残喘，开始进行“刀尖向内”的改革，这样他当然就要向金融大亨们开刀，其前提就是与美国金融大亨们力挺并大获其利的“经济全球化”脱钩，“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是金融全球化，今天特朗普新政的“脱钩”政策，不独是与中国，其本质是与有利于金融（高利贷）资本的“经济全球化”脱钩。

美国的问题，还有国内市场环境问题。提高关税，国内进口的商品贵了，美国老百姓一时不适应，这还是旧思维。糖尿病人一开始被要求忌口，他们许多也不适应。但如果实体经济回流到美国，较高的物价就会改善美国国内的投资环境。

八、特朗普新政：欧洲态度及其底线和极限

目前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对特朗普是否能够成功存有疑虑，但我们也要看到特朗普是在不长的时间内再次当选，任内雷厉风行地做成了在我们看来也是不可能的事：一两个月内就裁了几万公务员，关闭了华尔街插手国际事务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瞬间让几万署员失业。 4月22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宣布国务院将实施全面重组，计划第一阶段将在美国境内削减约15%的工作人员，撤销132个办事机构。

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特朗普不属于工人阶级，他当然不会打碎美国国家机器，但可以对美国行政部门做了大手术，实行了“大放血”。他裁掉了国务院的许多公务员，意味着切断了华尔街在政府里手握权力的“内线”。华尔街的内线断了，至少在他任内决策执行的阻力就小多了。

2025年的中美关系与1925年的国共关系面临的“脱钩”形势有些相似，2025年，中国遇到了自1972年“中美握手”以来日益明显的以中美经贸摩擦迅速升级为标志的“分手”期的到来。目前值得研究的是这一变化对美国的“盟友”欧洲的影响及欧洲对特朗普关税新政可能采取的立场，也就是说，欧洲是否会与美国重现“宁汉合流”。

我们知道，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我们许多同志尤其是陈独秀曾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为此他与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四一二”发生后，武汉国民政府还号召“打倒蒋介石”。不曾想就是这些与陈独秀联合发表宣言的国民党“左派”，几个月后对共产党下手反而最狠。继5月12日长沙许克祥发动“马日事件”，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以“分共”的名义对共产党员进行更大规模的屠杀，国共合作就这样在腥风血雨中完成了硬“脱钩”。

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的警示是有可能即将到来的“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重大考验”，也就是说今天的中美之间以美方率先发难的经贸磨擦，有可能持续引发主要西方国家的遥相呼应和持续助推。这里，我们最需要研究的是，西方（主要是欧洲）助推美国新政策的条件及其极限和底线。

对此，笔者的结论是：欧洲出现与特朗普关税新政遥相呼应和持续助推是可能的——这是底线，其前提是中国输了或服软了；反之，让欧洲全心全意配合美国则是不可能的——这是极限。

远的不说，这次欧盟在俄乌战争中对美国虚与委蛇的立场就是对上述结论的明证：如果欧洲真的要配合美国，那就应当在俄乌开战的2022年初就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以北约的名义派兵参战。事实上，直到2025年特朗普强迫乌克兰停战时，欧洲给泽连斯基的除了少量军火支持，剩下的就是口头声援及合影中的“C位”（中间位置）。欧洲的忽悠逻辑酷似恋爱中要分手的男女，这就是：“我真的很爱你，只是我妈不同意咱俩结婚。”结婚是要出“份子”的，北约与乌克兰“结婚”，欧洲要出的可不是一般的“份子”，而是军人的生命和鲜血，以及欧洲“螳螂”还要防备后面的美国“黄雀”。

今天特朗普之所以要从俄乌战场上撤出，其原因就是欧洲不积极配合。欧洲人明白得很，前两次世界大战都暴发于欧洲与俄罗斯之间，这两次发生在欧洲的战争让美国从经济危机中“解套”，今天美国东施效颦，再次挑起俄乌战争的目的也是一样。

1945年英国参加二战的教训就是：希特勒打败了，大英帝国也没了。正是丘吉尔最信任的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结下了暗盟并联袂取代了由以英国为首的欧洲主导的世界体系，此后，美国就成了欧洲尤其是英国用阴招复仇的主要对象。

1949年初，美国就开始对华实行贸易管制。3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41号文件，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手段，最终认定美国应该对中国实行贸易管制制度，禁止向中国出口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所有物资，严格控制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的出口，并随中国事态的发展审查美国对华政策。

与此针锋相对，在新中国建立几天后即1949年10月6日，英国领事格拉汉奉命向周恩来提议“通过领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关系’”。这一举动让美国人很不舒服，10月17日，杜鲁门与艾奇逊谈话时埋怨：“英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做得不太地道。”1950年1月6日，英国在没有建交的情况下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1月13日对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驱逐国民党、取消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代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投下弃权而不是反对票。在朝鲜战争停战不久的1954年6月17日，英国又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1950年4月1日，印度最先与中国建交。可以设想，印度的这种外交选择固然有本国利益的因素，但也不能否认,在其后面有以往的宗主国英国的默许甚至支持。继英国之后，法国对深陷越南战场的美国“落井下石”，1964年，就在中国核试爆成功的前夕，法国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欧洲两个在当时是最大国家的对华外交举动，对当时正处巅峰的美国伤害性不大，侮辱性却极强。

从世界范围再进一步梳理，我们会发现，20世纪50年代较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曾是欧洲（尤其是英法）势力范围的亚洲和非洲国家。60年代美国对亚洲军事控制加深，此间承认新中国外交地位的国家却在英法势力范围的非洲地区大幅增加；相反，处于美国控制范围的拉丁美洲地区在中美关系紧张的五六十年代，承认新中国的只有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古巴一国。值得注意的是，外交承认中国的拉美国家，少数是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前几个月，大部分则在尼克松访华之后。这说明拉丁美洲对华外交开放后面有着中美关系改善的影子，这正如亚洲、非洲对华外交向新中国开放后面也有英法扶中反美的影子一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利用欧洲的困境扶持苏联，支持世界范围的民族自决权，并最终击溃英法海外殖民体系。英国和法国此番被美国利用并吃亏，造成了欧洲与美国进行全球较量的背景。1954年4月正在伦敦访问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雷德福对以“铁幕演说”著名的西方“反共斗士”丘吉尔说：如果英国人拒绝与我们一起去击败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侵略，国会也许对英国人会不高兴的。丘吉尔一听这话气就不打一处来，生硬地回击说：“当我们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时我将感到高兴。”丘吉尔的回答可视为二战后欧洲对美外交的立场和底牌。

有人会说：难道不是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才拉起东西方冷战序幕了吗？确切地说，丘吉尔的这次演说拉起的不是东西方冷战而是苏美间的冷战序幕。

事实上，丘吉尔之后的欧洲人一直在用“狐狸赞美乌鸦”的方式削弱美国。据奥•阿•勒热舍夫斯基在《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一书中披露，“丘吉尔不止一次在私人谈话中表示，‘斯大林从未欺骗过他’，他在1946年发表了富尔顿讲话之后非常想和斯大林见面”。笔者猜想丘吉尔大概想告诉斯大林，1946年他在富尔顿所做的那场“铁幕演说”的目的针对并要报复的是美国而不是苏联。华莱士看透了丘吉尔铁幕演说的目的，他说：“英国政策显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间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战铺路。”

从20世纪40年代的“铁幕演说”到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欧洲怂恿美苏火并的结果是整垮了苏联也致残了美国；现在欧洲又怂恿病入膏肓的美国与中国火并，从而使支撑雅尔塔体系的俄、中、美三大国垮掉，进而使雅尔塔体系整体垮掉，其结果就是世界再次回到欧洲人手中，让历史从雅尔塔体系再次回到以欧洲为主导的凡尔赛体系。汤因比在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对此说的透彻，他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今后50到100年的历史”，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然而，千百年来的因循守旧、各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与恐惧，都是压在欧洲背上的负担，阻碍了上述那种革新。从技术上讲，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从社会与政治上说，或许不可能进行改革。欧洲人作为个人，作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这些因素同传统的势力、感情以及复旧情绪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决不能摆脱在欧洲边缘已站住了脚的超级大国的操纵和摆布。看来俄美之间争夺欧洲资源的斗争，不可能有助于欧洲改组的事业。

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并没有忘记二战中被罗斯福出卖后还在为美国数钱的羞辱，作为报复，他们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并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世界利益。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回忆录《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将这个目的说得更加明白：

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失落和衰退。

事实上，丘吉尔之后的欧洲人并没有停止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20世纪50年代，就在美国人在朝鲜战场流血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制裁之际，英国却拉着英联邦国家率先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21世纪始，英国首相布莱尔也忽悠美国冲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再次将美国拖垮。2015年，就在美国准备战略东移，再次围堵中国之际，英国又第一个响应中国倡议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令美国十分不快。在小布什发动的“反恐战争”中，英国“一夜美国人”，坚定地站在小布什一边。布莱尔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我并不后悔作出参战的决定，之后我会给出理由。”这话一般的英国人读不懂，但能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尔感到欣慰，让罗斯福叹息和无奈。

乌克兰一开始就是被美国当作拖欧洲下水的工具，美国希望重复前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舍命救美国的故事。昨天张伯伦警告欧洲不要信任美国，欧洲不听，后来丘吉尔因没听张伯仑的话肠子都悔青了。今天——实际从2014年明斯克会议始——整个欧洲上层集体觉悟并反抗，认识到这是欧洲“最后的斗争”。2024年4月3日，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在布鲁塞尔参加完乌克兰-北约外长会议后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几乎将立即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对此，匈牙利不会支持。”2025年6月24日至25日在荷兰海牙举行峰会，在发表的会议宣言中“未提乌‘入约’问题”。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表示：“现在，那些不愿与乌克兰打交道的国家取得了胜利。”今天美国拖欧洲下水的目的已图穷匕见，欧洲也不再掩饰。2025年5月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介绍，宣布：经双方商定，中方和欧洲议会决定同步全面取消对相互交往的限制。

1960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当我们了解了二战后这段欧美关系史及欧洲这几年“请君入瓮”、反用俄乌冲突以消耗美国的真实立场，我们就会对今天的欧洲对美国关税新政的合作边际有了清楚的判断：如果欧洲在关乎其地缘政治重大利益的乌克兰问题上与美国如此不配合，那在特朗普主要针对有巨大市场的中国的关税新政问题上，欧洲怎么会配合美国演出中国1927年发生的“宁汉合流”呢？

最后笔者的结论是：在特朗普关税问题上，欧洲与美国再次虚与委蛇并以此继续消耗美国是可能的，但为美国充当打手则是不可能的。对此，1954年7月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过明白的分析可为借鉴。他说：

中国这个国家，过去是英国为主的一些国家的半殖民地，后来被美国抢去了。我们的胜利不是得之于英国而得之于美国。今天中国胜利了，英国一则以惧，就是怕共产；一则以喜，就是我们把美国赶跑了，英国可以钻进来做生意，趁着我们和美国还闹别扭的时候，钻进来做生意。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

有人还会问，难道盎格鲁-撒克逊人会向自己人下手？

这对资本家来说，并不是难为情的事。因为资本，尤其是高利贷资本根本就没有祖国，当然也没有民族的概念，它们有的只是公司，他们没有领导只有董事长，决定他们升迁的不是人民的意愿而是资本的多少。电影《潜伏》中谢若林的话说得精彩：“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儿，你告诉我哪一根是高尚的，哪一根是龌龊的？”对于资本家，不管他是美洲的还是欧洲的资本家，世界没有色彩，只有价值。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评价更是入木三分：“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当资本家集团无法打败工人阶级的时候，他们便立即转向同类杀戳。对此，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带领苏联人民打赢反法西斯战争的斯大林对这一点有深刻的体会，1952年9月，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写道：

有人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从理论上讲来，这当然是对的。这不仅在现时、在目前是对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对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也多少懂得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究不是从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对于资本主义说来，对苏联作战，即对社会主义国家作战，是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更加危险，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优势的问题，而对苏联作战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第二，因为资本家虽然为了“宣传”的目的叫嚷什么苏联的侵略，可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苏联会侵略，因为他们估计到苏联的和平政策，并且知道苏联自己是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的。

由此，斯大林得出结论：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斯大林是曾跟随列宁在俄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政治家，只有有了这样经历的人，才能对资本主义战争性质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九、战略博弈：美国已进入“三而竭”的阶段

至此，我们已经分析了美国社会各阶级利益需求及其内在可调和与不可调和的矛盾，得出结论，不管特朗普本人如何善变，其第二任以来不变的包括提高关税在内的政策反映的利益更接近美国“军工复合体”中的侧重民生的实体经济部分的资本家利益；在华尔街资本利益中，更接近国计民生的金融资本家的利益。这两点叠加一起，就会看出特朗普新政更接近美利坚民族，在近中期内，其在国内主要矛盾对象就是华尔街资本中的高利贷资本，其在国际上的主要矛盾大概就是中国了。

特朗普美国与中国的矛盾本质是两制矛盾即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但目下其手段主要是削弱中国经济日渐超过美国的优势竞争力。但造成中国优势竞争力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核心的要素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尤其是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因此，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上策也是历届美国总统的上策，是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而逼诱中国选择拉美模式，做美国经济的“奶牛”。自中国进入WTO后，美国就是按着这个策略试图改变中国，而从2020年始，其“溯源指向美国”并有可能对中国完成最后一击的新冠疫情从中国武汉大规模暴发，将这个策略的实践推向高潮。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抗击新冠疫情的胜利，使美国用和平和非和平的方式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努力，在特朗普的总统第一任期内（2017～2021年）遭到彻底的失败。正因此，美国民主党推举的拜登上台后又挑起俄乌战争，试图“东天不亮西天亮”，重弹前两次世界大战的老调，让欧洲卷入与俄罗斯的战争，最好能出现世界大战，并以此填补华尔街国际垄断财团收支间的巨大缺口。

生产过程出现较多断环是实体经济破产的原因，借贷之间失衡并出现较大缺口则是高利贷经济破产的原因，而战争则是历史上高利贷平衡借贷缺口的常用方式。

1946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年，全球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接近146%的水平。但此后因战争结束，经济恢复而使这些债务迅速偿还，到1975年,发达国家债务GDP占比下降至约30%的水平。这才有了尼克松之后世界政府债务借贷得以大规模增长的条件。据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债务总额首次突破300万亿美元，达到303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21年全球债务比2020年增加10万亿美元，债务占全球GDP比重为351%，比2020年的360%有所降低，但远远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46年）的146%的水平，目前世界远看不到高企不下的政府债务有1946年后出现的较快偿还的历史条件，而2022年美国逼使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借债引发“俄乌冲突”，结果还是让美国“赔了夫人又折了兵”。

有研究发现，政府公共债务与GDP增长之间存在消极的非线性因果关系：政府债务失控将导致国民净储蓄下降和更高利率水平，将原本用于投资的储蓄投向了政府债券，从而产生“挤出效应”，抑制私人投资；如果政府增加的支出未进入生产领域，更会因为总投资不足导致资本积累放缓，影响经济增长。美国的历史数据同样支持该结论。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在2000年是33.3%，到202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161.6%。由于乌克兰的失败，估计这个比重在俄乌战争后将会大幅飙升。这意味着，借贷缺口如不能迅速弥补，华尔街高利贷财团将日近破产。

这一现实，大概是美国以军工为龙头的实体工业资本力量上升并将特朗普二次推上总统宝座，及特朗普上台后打击华尔街高利贷集团并采取退而求其次策略即从第一任的生物战进攻转入第二任战略防御的原因。其特点就是从以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为任内目标的政策退入以削弱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减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的同时提高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政策。2025年以来的特朗普的关税新政，就是美国进入21世纪以来并被新冠疫情（生物战）推向高潮的对华外交从攻势退入防御的具体表现。

2001年，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即“小布什”）上台不久，其对台政策曾有回归麦卡锡时期的气势，2001年4月24日，白宫悍然宣布了一笔总价高达约180亿美元的巨额军售清单。2001年4月25日，小布什在接受“早安，美国”媒体节目采访时甚至公开宣称，美国有义务在“台湾遭到大陆攻击时”援助台湾，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其对华外交由自尼克松以来的合作转向强势对抗。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恐怖分子劫持的4架美国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2001年10月7日，小布什宣布开始对阿富汗发动军事进攻。2002年1月30日，布什发表了上台以来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他同时宣布与多个“邪恶轴心”为敌，2003年3月20日，他又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2006年3月16日，布什发表自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报告，报告重申美国“先发制人”的战略，小布什不仅要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还要支持日本收回北方四岛的努力。更有甚者，小布什还誓言“埋葬雅尔塔遗产”。

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小布什从上台时“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的调子，突然转向中东“反恐”呢？

这是因为美国人知道，要在台海地域向中国挑战，美国要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处于巅峰时期的美国在东海围堵中国的努力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在21世纪进入强权末期——用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话说是：“美国绝对主导时代已结束”——的美国，在东海与中国对抗成功的概率就太小了。左右盘算，还不如去中东先稳定石油美元。美元而不是实体经济在当时毕竟是美国的命根，而追打中东小国比较容易见到直观效果，毕竟，如斯大林所说：“对社会主义国家作战，是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更加危险。”

美国挥师中东，难道它真的放弃了在世纪初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这一目标？

不，绝对不是。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中美间的蜜月期就基本结束，到特朗普第一总统任期，美国将中国定位从“潜在对手”提格为“战略竞争对手”。同一个特朗普，在其总统第一任期内用生物战将对中国的打击推向巅峰，利用“新冠病毒”企图在中国毫无防备的时候对中国发起致命一击。

2019年9月9日，华尔街大佬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文章很短，但话很重。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全文结尾时说：“我相信：北京正在建立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任其扩展，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可能敲响开放社会的丧钟。专断者们将渴望购买中国企业的专有技术，使得它们在政治和金融上依赖中国，并使得北京政治控制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扩展。”为此，他说，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出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兴趣”。

公历2019年9月是犹太历同年的7月，是犹太教以禄（Elul）月，出自《圣经·旧约》“以禄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一句，这个月被犹太人视为收获的季节。《圣经·旧约》叮嘱“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警醒祷告”。以禄月也意味着万物已近结局。接下来就是提斯利月，是犹太人新的一年开始。索罗斯选择公历9月9日发表这篇文章，显然有“万物已近结局”的暗示。

2020年1月23日新冠疫情袭击中国武汉，6月11日，疫情再次在北京新发地卷土重来，6月13日，特朗普到西点军校向毕业的军人们讲演声称：“从一个叫作中国的遥远国度来到我们海岸的新病毒。我们会消灭病毒的，我们要消灭这场瘟疫。”

没成想特朗普狠狠打出的这一拳打到钢板上，不仅对中国元气未伤，反而还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且更加众志成城了。特朗普这“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操作让华尔街近20年的病毒研发投资打了水漂——这成了特朗普下台和拜登接任的直接原因。由于在中国的失败，为了资本的利益，华尔街又将目标移向欧洲。索罗斯大佬们又重续第二次世界大战吃不了苏联吃欧洲的旧章，将注意力转向欧洲。8月14日，索罗斯接受采访时说：

欧洲目前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需要在化解病毒威胁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但资金支持上却是捉襟见肘。回头来看，欧洲理事会会议显然已经失败，目前遵循的政策路径并不能解决多少资金。这让我再次想到“永久债券”。只有真心展开对话，欧盟发行“永久债券”的设想才能被投资者接受。如果没有资金支持，欧盟将可能不复存在。真的走到这一步，无论对欧洲还是整个世界来说，都将是巨大的损失。欧盟解体不仅存在可能，而且可能正在发生。我相信，在公共舆论的压力下，各国会避免这一灾难性后果的发生。

言下之意，欧洲不要光考虑向华尔街借钱，还要考虑帮着华尔街赢利（还钱）。2020年开始的生物战在东方主战场失败后，2022年华尔街赢利方式就只有传统热战了，这就得开辟新的传统战场，传统的世界大战历来都是从欧洲开始的，这次欧洲人得为华尔街流血买单，向俄罗斯发难。特朗普在中国“战场”失败后下台，启动传统战争的“脏活”只能甩到拜登身上。经过2021年的预备，2022年初便暴发了俄乌战争。

没成想拜登这一拳也打到钢板上，战争不仅对俄罗斯元气未伤，反而还将俄罗斯人民动员起来且更加众志成城了。不仅如此，欧洲人更是利用这场战争对美国来了个“请君入瓮”，反将美国财政拖入其中，让美国在西方战场再次“赔了夫人又折兵”：华尔街从世纪初开始的20多年的病毒研发投资昨天在东方，今天又在西方不仅没有得到回报，而且所借债务还在持续上升，这又成了拜登下台的直接原因。

为了打断不可遏制的以中国发展为主动力牵动的“东升西降”的势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东方战场开始的路径相似，美国先从中国、继而从俄罗斯发起被有些美国政客命名的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the third world war），但在东西两条战线均碰到钢板，从东方战场的“一鼓作气”到西方俄乌战场的“再而衰”。相反，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两条战线上愈战愈勇并取得相对稳定的优势。如果再考虑到美国对支撑美元的关键地区即中东地区的人民反美力量的无可奈何，我们就可以说2025年特朗普就任47届总统以后的美国，已进入“三而竭”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美国已失去了小布什反恐期间遑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朝战”和“越战”时的冲劲，也没有新冠疫情期间的横劲，相反，中国和俄罗斯推行的新文明联动已呈雏形并立住了脚跟，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世界帝国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松动。如前引，索罗斯2019年9月9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就意识这一点，由于其重要，我们在此重复引用这篇文章的关键段落，这就是：

我相信：北京正在建立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任其扩展，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可能敲响开放社会的丧钟。

由于其所遭遇的特殊经历，犹太人对于苦难的敏感性在索罗斯这句话中反映尤为突出，他说的“开放社会”，就是寄生于（民族的）美国的华尔街高利贷集团。有意思的是，目前直接向这个“开放社会”宣战的并不是中国，而是刚上任即有大动作的美国第47届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向华尔街下手最狠的并不是国务院行政改革，而是华尔街存在的基础——股值。

十、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特朗普新政中的地缘政治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开征“对等关税”，4月3日和4日美国股市连续两天暴跌，市值蒸发近6万亿美元。特朗普6日乘坐专机返回华盛顿途中有记者问特朗普：是否存在一个令他无法承受的股市下跌临界点。特朗普回答，这一提问“非常愚蠢”，“我不希望看见任何下跌，可有时候，为了解决一些问题，你不得不吃药”。美国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甚至称，股市没有大跌，而是“开始调整”，相信“很快”会看到更积极的迹象。特朗普的贸易和制造业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在4月6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试图安抚美国投资者保持冷静，不要惊慌。他称，特别是对于小散户来说，“第一法则”是除非你卖掉股票，否则你不会亏钱。现在明智的策略是“不要惊慌，坚持住”。这条新闻有三个关键词，即“吃药”“调整”和小散户“不会亏钱”。问题是谁吃药、调整谁，当然是华尔街那部分寄生在高利贷上的阶级，并由此迫使股市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小户不亏钱，那谁亏钱呢？当然还是华尔街高利贷大户。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地缘政治索求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索求出现方向性的差异，而与19世纪的美国则有了相当程度的回归。

从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时在中国的“一鼓作气”，到2022年开始的俄乌战争中的“再而衰”，再到今天特朗普的关税新政，表明美国已进入“三而竭”阶段。如果再加上美国近期对日益高涨的中东反以力量的气急败坏和无能为力，以及美国航母在地中海被反美武装反复追炸的实事，我们可以从上面的微观结论进一步推出更加全局性的判断，这就是：今天的特朗普新政及其中的高关税政策表明，进入新时代以来中美新博弈的态势发生易位，在其间，美国从昨天的战略进攻已转入战略防御阶段。其以中国为对手的立场未变，也有所强化，但其战略收缩已渐成形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处在上升阶段，那时它强调的是东西扩张，在太平洋方向，其战略力量向西延伸至太平洋西岸，其海军常态化地封锁台湾海峡，牢牢控制“第一岛链”上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菲律宾一线。而今天特朗普强调南北扩张，还要求西太平洋的盟国向美国交纳“保护费”：2016年3月21日，特朗普说，美国已经欠债19万亿美元，受美国保护的北约盟友、日本、韩国等再也不能免费搭车，应该全额缴纳保护费。2024年10月25日，尚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若要美国保护，就应该支付保护费。他说：“台湾偷了我们的芯片生意。他们希望我们提供保护，他们需要保护，但他们没有为这项保护付钱。黑帮可是会收保护费的，对吧？”

在大西洋方向，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牢牢控制德国及欧洲，以至法国戴高乐不忍美国霸凌而奋起抗争，而现在美国则动辄就要退群：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上任仅三天就宣布退出TPP，2025年1月20日，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2024年12月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爱丽舍宫举行会谈。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8日播出的采访中表示，如果盟国不“支付各自的账单”，他“绝对”会考虑退出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025年3月1日，美国企业家、“政府效率部”负责人埃隆·里夫·马斯克（Elon Reeve Musk）在社交平台表态支持美国退出联合国和北约。

当一个大国对其盟国从政治退向生意，那它在这一地区的控制力就开始萎缩了。目前的美国正在从帝国的美国向地区或民族的美国从大西洋东岸和太平洋西岸实行收缩，作为收缩的补偿，特朗普坚持南面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北面则向加拿大、格陵兰明确索要主权。至于台湾，不仅看不到特朗普有明确的进攻性的表态，而且近年来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日益后退，此时的美国已远没了小布什上台初那“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的牛仔蛮横，更不要说1954年底美国与蒋介石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时那种不计经济收益但求政治优先的豪横。2025年5月12日，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中美关于关税会谈成果“对中国、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对统一与和平（unification and peace）来说也将是一件好事”。

特朗普这句让“台独”分子找不到北的话，透露出其施政哲学正在快速向19世纪的“门罗主义”回退，其核心理念就是：“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也不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的事务。”特朗普的话对“台独”分子赖清德造成了极大压力，2025年5月18日，赖清德在接受采访时声称：“中国是较大公司，台湾是较小公司。如果你要并我的公司，你要提条件，不是台湾来提条件，让你说要或不要。”这话与以前的“各不隶属”的立场有了原则性的变化，它至少承认了两岸可以谈“并”的条件。6月10-12日，民进党创党元老，前海基会董事长洪其昌，率团到北京参访交流。

2025年5月13日，在对阿拉伯利雅得进行正式访问期间，特朗普总统在演讲中否定了布什、奥巴马和拜登总统任期内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新保守主义者和干涉他国意识形态的政策，了解历史的人可从中读出门罗主义甚至尼克松主义不干涉美洲之外国际事务的思路。他说：

近年来，太多的美国总统都被这样一种观念所困扰，即我们的工作是审查外国领导人的灵魂，并利用美国的政策对他们的罪伸张正义……我相信坐着审判是上帝的工作，而我的工作是捍卫美国，促进稳定、繁荣与和平的根本利益。

注意，以往美国领导人说的是如何捍卫世界人权和自由，而这次特朗普说那只是“上帝的工作”，而他的工作只是“捍卫美国，促进稳定、繁荣与和平的根本利益”。特朗普说：

在（胡塞武装）对美国船只和红海航行自由的多次袭击之后，美国军方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发动了1100多次袭击。结果，胡塞武装同意停止战斗，我们对他们进行了猛烈打击，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然后我们离开了。

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对中东的军事干涉，除了消耗美国国力外，美国得到的只是“面子”，失去的却是“里子”，毫无实际意义。至于造成中东目前已出现的繁荣和进步即“闪闪发光的奇迹”的原因，特朗普说：

这种巨大的转变不是来自西方干涉主义者……告诉你们如何生活或如何管理自己的事务。不，利雅得和阿布扎比闪闪发光的奇迹不是由所谓的“国家建设者”“新保守主义者”或“自由非营利组织”创造的，就像那些花了数万亿美元却没能开发喀布尔和巴格达以及其他许多城市的人一样。相反，现代中东的诞生是由该地区人民自己带来的……发展自己的主权国家，追求自己独特的愿景，勾画自己的命运。

这句话的含义是说，今天中东的进步和成就不是“花了数万亿美元”且于事无补的“西方干涉主义者”“国家建设者”“新保守主义者”以及“自由非营利组织”造成的，而是“由该地区人民自己带来的”。其结论就是，把中东还给中东人民，他们会比一厢情愿地只知“审查外国领导人的灵魂”的美国政客们干得更好。

5月24日，特朗普来到西点军校参加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再次重复了他13号在利雅得的讲话精神，他告诉学员们，他要重建了美国军队，使军队回归其“美国优先”的精神。

特朗普批评美国之前的领导人“用荒谬的意识形态实验在折磨我们的士兵。他们把军队当作各种社会项目和政治议程的试验场”，那些美国领导人，将士兵派往那些根本不想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进行所谓的“国家建设”行动。他说，“过去至少20年里，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领导人将美军拖入了本不应该执行的任务，浪费我们的时间、金钱和精力”。

特朗普的这些话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早在2020年6月13日，也是在西点军校，他对1100多名陆军学员发表讲话。他表示，美国军队的职责不是去解决很多人甚至从未听说过的遥远土地上的历史冲突，美国正在终止进行无休止战争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将重点放在保卫美国的关键利益上。特朗普同时强调，如果美国人民受到威胁，美国军队将毫不迟疑地开始行动，“当我们进行战斗时，我们就只为胜利而战”。

特朗普2025年5月24日在西点军校的讲话得到美国副总统万斯更直白的同步表述。5月23日，副总统万斯来到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为海军陆战队毕业生发表讲话称，苏联解体后的一段短暂时间里，美国曾是“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美国领导人以为这种地位是稳固的，“不相信任何外国能崛起挑战美国的地位”，但全球格局已今非昔比。“美国绝对主导时代已结束。如今我们面临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的严峻威胁，这些国家决心在各个领域击败我们，从频谱到近地轨道，再到我们的供应链，乃至通信基础设施。”他提及特朗普总统特朗普的近期中东三国之行，称其“标志着长达数十年外交政策路径的终结”。万斯说：“特朗普总统正推动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政策代际转变……我们正回归基于现实主义、保护核心国家利益的战略。”

特朗普这些一以贯之的讲话以及副总统万斯的交底式表述，其精神与1969尼克松在“关岛讲话”中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说辞如出一辙。1968年11月5日，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对亚太政策讲话，其要义是卸下美国承担不起的过重的包袱，用传统的“均势”制衡的方式实现美国的亚洲目标：

我认为地区自尊对亚洲的未来将要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事情。在我们所访问的第一个国家里，亚洲人都会说，他们不希望接受外部的发号施令。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起的作用就是如此，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而不应当发号施令。

与尼克松刚上台就宣布其《关岛讲话》一样，特朗普刚上任不久也在中东发表了同样的思路的讲话。恰巧，特朗普与尼克松一样，都处美国的战略收缩期。

尼克松与特朗普都有很强的行动力。尼克松上任不久就于1972年访华并与毛泽东握手，次年美军撤离越南。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开始就访问中东，在利雅得讲话后不久，6月3日，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 巴拉克表示，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将从八个基地减少至一个，且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也将发生转变，因为“这些政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都没有奏效”。6月13日凌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以伊冲突暴发。6月1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以色列有权自卫、伊朗不能获得核武器。法德英三国希望七国集团领导人就当前中东局势达成共识并写入联合声明。16日，特朗普决定不签署联合声明。

自美国步入世界霸权国家以来，美元的战略支点就是美国亚太外交政策的战略起点和终点。20世纪军工美元支撑美国经济，美国冷战外交的亚太政策就从50年代杜勒斯反华开始和70年代尼克松与中国和解结束；80年代后迄今，支撑美元的战略支点转向石油美元，此后美国亚太外交重心就从远东移至中东：从1973年10月以色列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引起的第一次中东石油危机开始，到2025年5月13日特朗普在利雅得讲话与阿拉伯国家和解结束。如果说，1969年尼克松的关岛讲话只是美国全球扩张战略的地区收缩的关键标志，那么，2025年特朗普在利稚得的讲话，则是其世界霸权全球战略收缩关键标志。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1至13世纪罗马人发动“十字军东征”，其扩张的回退、收缩和终结都在今天的叙利亚至埃及一线；13世纪蒙古人的全球扩张的回退和收缩也在叙利亚至埃及一线；19世纪初拿破仑欧洲帝国扩张的回退点在叙利亚至埃及一线，其终结点则在北方莫斯科；20世纪英帝国扩张的回退和收缩点在阿富汗——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三次侵略阿富汗失败，终结点就在埃及——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后英国被美、苏逐出中东，其世界霸权地位彻底终结。

21世纪20年代中东再次暴发的冲突，此时，以色列的战力已呈颓势，美国在支撑美元的关键地区对中东人民向美国航母发起的反复打击已无可奈何，特朗普在这个时候在利雅得发表讲话——不管他是否意识到——就不是一般的“特没谱”的权宜考虑，而只能是被上述大国兴衰历史规律压迫下不得已做出的要么收缩，要么被开除出“球籍”的两难，但却是理性的抉择。

看来，今天美国上层的部分人，开始实事求是了，而个人乃至国家的力量就是来自事实求是。

十一、回归“尼克松主义”的

特朗普新政与中国新机遇

收缩是为了进攻，进攻的目标目前看还是中国，2024年9月18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在国会听证会上直言，中国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最大挑战”。但目前美国的战略首先是恢复国力，恢复国力的方式一定是养精畜锐，而不是殊死决战。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对华政策将更多地表现出咄咄“攻势”，但这些攻势将更多地表现在间接的非军事领域，用虚张声势的障眼法以迷惑我们并使我们做出误判，由此引偏或拖延中国的发展——当年里根就是用莫须有的“星球大战”将苏联引入军备竞赛的不归之路的。2025年5月31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对中国发起的咄咄逼人的发言便是一例。赫格塞思表示，美国将继续把重点放在“印太地区”，“这是我们的优先战略区域”。在这次会上他说：“在我们的国境之外，周边地区之外，我们正重新调整方向以威慑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我们正与盟友接触，并赋予他们更多能力。我们正推动欧洲盟友加大对本国国防的投入。随着盟友承担更多自身安全责任，我们将继续把重点放在‘印太地区’——我们的优先战略区域。”同时他又表示：“特朗普深知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但又倾向于在商业与主权的基础上与他国互动，而非通过战争。”赫格塞思这番讲话似乎是在给亚洲“盟友”打气，然而事实上，用韩愈的话说就是：“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暗弱，自保无暇。虚张声势，则必有之；至于分兵出界，公然为恶，亦必不敢。”

2025年4月14日，当被问及乌克兰请求购买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问题时，特朗普嘲讽泽连斯基说：“听着，当你开始一场‘战争’时，你必须知道你能打赢‘战争’，对吧？你不应该向一个比你强大20倍的国家宣战，然后希望别人给你一些导弹。”同样，特朗普也会用这一原则看待台湾问题，即美国武力支持“台独”势力的前提是“必须知道你能打赢‘战争’”。看看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和60年代越南战争的结局，特朗普就会对21世纪初的台海形势及其任内美国对台政策选择，有清楚的认识。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放手这些年中美经贸中的部分“坛坛罐罐”的得失，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就会感受到西太平洋正在出现日益广阔的新的地缘政治空间及由此出现的战略机遇，而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绕台实弹军演本身就是这个新空间的初步印证。由于这个新空间的出现，我们常说的“将国内的事做好”的应有之义，在今天就已经包括了“实现两岸统一”和对统一后的台湾进行有效的治理的新内容。

空间，当然是地缘政治即由地理空间引出的政治空间。1972年前后，毛泽东利用美国战略收缩让出的新的战略空间，在1971年10月25日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迫使美国于1978年最终接受对台“断交、撤军和废约”三原则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那么，在今天，面对特朗普时期出现的巨大的战略收缩及与此相应的地缘政治空间，中国就应当考虑如何充分利用目前战略机遇期，实现祖国统一，而不是为那些商业上的“三瓜两枣”穷追不舍。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即使因关税提高而造成我国商业的部分损失，其意义也不完全是消极的，从正面说，它会倒逼中国经济向新质生产力加速转型，正如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与共产党“脱钩”倒逼后者更加强大，60年代赫鲁晓夫治下的苏联与中国“脱钩”，倒逼中国“三线建设”提速。1949年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如果将这句话套用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也可以说：脱钩吧，脱钩十年八年，中国的许多难题都解决了。

1958年10月6日凌晨，毛泽东在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告诫美国人说：“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台湾问题解决以后，中国将面对由于地缘空间扩大而出现的中国东部的南北海域大贯通的形势，到那时我们可沿着毛泽东从中国视角提出的“西太平洋”的构想，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割式的孤立表述。其中，用“西太平洋中国海南部海域”表述南海中与中国主权相关部分的水域，用“西太平洋中国海东部海域”和“西太平洋中国海北部海域”表述与中国主权相关的东海和黄海水域。这样可以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政策倾向并以此推动中国人对“中国海”的整体认识。在此认识基础上，在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北海、东海和南海三大海上力量合编为统一的西太平洋舰队指挥系统实属必要。

在这样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中，解决台湾问题以及捍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是可以想象的事。两岸统一意味着中国有效的安全边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国的核潜艇才可发挥终极反击作用，中国航母建设才能大步向前迈进，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卫，中国内陆安全的压力将会大幅降低。

如此，在新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视野下，中国沿海将会出现第二拨改革开放热潮并带动台湾的发展。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美建交后出现的战略空间使中国东南沿海得以进行改革开放并由此拉动中国内地的巨大发展，那么，下一次以台湾东部海岸为前线的中国东部沿海的新的改革开放，将会拉动西太平洋国家的整体发展。与20世纪末中国内地分享中国沿海发展的巨大红利一样，中国两岸统一后，西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将会率先分享基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带来的有别于美国金融‐高利贷资本主义的新型发展红利。

2019年8月9日和202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此举对于感召更多的台湾同胞心向祖国及祖国统一后的台湾地区的治理意义非常深远。当年国民党陈仪治理台湾的重要教训就是只顾及中上层的利益，这才引发了台湾民众通过“二二八事件”表达出的不满。因此，能使利益向台湾中下层民众倾斜，并使他们比以前生活得更好，让台湾地区中下层民众更多地感受到由大陆基于“共同富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带来的文明升级，两岸融合进程才会加快，中央在台湾地区的政治治理才能顺利落地生根和开花结果。

同样的道理，两岸统一后，中国在台湾践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经验将进一步向东亚推广，也要让东亚国家更多地共享到中国的发展成果及其经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年即2049年，东亚的共享经验就可以进一步向印度洋开放，而中国毛泽东时代创造的以“坦赞铁路”为样板的国际援助模式则会在中国提供的新文明概念中与时俱进，发扬光大。

马克思在19世纪就看到了历史强劲表现出的这种趋势，他在《资本论》中写道：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索罗斯很可能读过《资本论》，他在21世纪初也看到历史所表现出的这种由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所引领的强劲趋势，，因此前面两次提到的索罗斯所说的“我相信：北京正在建立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任其扩展，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可能敲响开放社会的丧钟。”索罗斯说的“北京正在建立的社会信用体系”,就是马克思说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即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时是忍辱负重的，不然也不会有“韬光养晦”的说法。从美国18至19世纪的历史经验看，如果美国特朗普新政所表现出的路线近十几年不变，在美国国力恢复并再次强大之前，美国关税的持续加码可能是世界尤其是中国必须直面的常态。

但这个常态对中国并非完全是消极的，作为事物的积极面，美国对华高关税将反助中国淘汰技术含量低而又高耗能的粗放生产力，加速中国向新质生产力转型。从地缘政治看，美国的控制力将——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回光返照后——在西太平洋大幅降低。

中国人民对西太平洋安全的概念与台湾问题的解决是放在一体考虑的。1958年10月6日凌晨，如前所述，毛泽东不仅在1958年10月6日凌晨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就西太平洋问题告诫过美国人：“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并修改陈毅报送的《陈毅外长答新华社记者问，驳斥杜勒斯诬蔑中国的谰言》一文时再次强调“西太平洋”的概念。毛泽东写道：

所有西太平洋各国人民不了解，处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跑到西太平洋这些国家来，以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对这些国家加以控制呢？实在说不出理由的。所以总有一天，不论迟早，如同美国要从世界其他地区放手、缩回家去一样，美国也一定要从世界的西太平洋这部分地区放手，缩回家去。如果美国人自己不走，硬是要无限地赖在这些国家的话，那末，总有一天，各国人民要起来把它赶走的。

美国战略收缩是否意味着中国要在太平洋上替代美国的作用呢？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对此说得清楚：“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

这个思想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有诗意描述。1935年10月，毛泽东在《念奴娇·昆仑》一词中对未来世界有过“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设想。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批注中说：“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这就是说，中国“西太平洋”的概念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相互帮助和共同发展的概念。如果说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的思想是区域思考，那么1935年毛泽东在《念奴娇·昆仑》中表达的“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则是对世界格局的总体思考。未来的新中国要争取中国人民的合情合理的国际利益，坚守地区守成，摒弃帝国主义思维，最终实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也就是说，没有对西太平洋形势的控制力，中国向国际社会宣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就会流于空谈。同理，如果为了取代美国成为新帝国主义，那么，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就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新时代的强国实践将会证明，台湾统一之日也将是中国人推出的以“环球同此凉热”为特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率先在东亚落地继而步入世界的开始。

十二、事预则立：

中国经济持续向资源丰富的南方国家倾斜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我们许多同志对全球化的发展路径产生了较深的心理依赖，因而与100年前的陈独秀面对突如其来的国民党要与共产党“脱钩”时的心情一样，面对没有多少预警的特朗普要与中国“脱钩”的新政感到无所适从。他们没有看到与危险并行的机遇存在。

1925年，当中国共产党即将失去大城市时，毛泽东同志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文章直面与国民党“脱钩”的现实，分析并解决了当时我党需要认清的两大问题：其一，”脱钩“后，中国共产党可以依靠的战略力量，不是大城市的工人，而是农村中的贫苦农民；其二，在被国民党驱离大城市后，中国共产党可以独立自主放手进行中国革命的战略空间，不在大城市而在中国广阔的农村。

“如无预见，即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预见前途和可能发生的偏向。”事实上，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就为即将来临的中美经贸斗争及在这个斗争中摆脱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为中国市场经济所需的战略空间也预先作了布局。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5年是“一带一路”构想完成规划并启动实施之年；2月，中国政府成立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3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23年是提出倡议的第十年，这期间，已有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其中，签署200多份合作文件; 截至10月，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超21万亿美元，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超2700亿美元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标志着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20年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暴发，当年4月10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事预则立。1925年正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的预见，在突如其来的与国民党“脱钩”之后，实现了我党战略重心向农村和贫苦农民转移。这使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上又有了更为雄厚的得以依靠的战略力量和更为广阔的可以独立自主进行革命的战略空间。2001年在中国上海宣布成立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有两个常设机构，行政机构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设在中国北京，地区反恐怖机构设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负责推动组织经贸合作的上海合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位于俄罗斯莫斯科。2022年9月14～16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撒马尔罕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会议发表了关于维护国际粮食安全、国际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多元化等多份声明和文件，签署关于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启动接收白俄罗斯为成员国的程序，批准埃及、沙特、卡塔尔、巴林、马尔代夫、阿联酋、科威特、缅甸为新的对话伙伴，批准成员国睦邻友好长期合作条约未来5年实施纲要等一系列决议。截至2024年7月6日，拥有包括伊朗在内的10个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14个对话伙伴国。

2025年6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事预则立。正是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预见和事先布局，我们才可以在来势汹汹的关税压力前有从容应对的自信。

正如1925年之后我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在开辟新的战略空间的同时也在其中植入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一样，今天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不仅开辟了世界北方“大城市”之外的南方世界，实现了中国经济重心向拥有丰富资源的更广阔的空间伸展，同时也在世界旧文明衰落之际渐渐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嬗变。

十三、特朗普新政与美利坚命运：底线与极限

按理说，特朗普新政是美国的内政，与我们无关。但是，特朗普新政中的政策走向反映出的美利坚国家发展的规律，就不能不让我们的研究对置身事外。因为美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的一部分，美国人民好，既是中国好，也是世界好。中国和世界要的是一个人民和民族的美国而不是帝国的美国。

想搞帝国的人会有以邻为壑的价值取向，而搞帝国的又没有一个不失败的。

经常，经，理论也；常，常识也。符合常识的理论才是好的理论。战略研究就要尊重常识。总体上看，特朗普是一个尊重基本常识且有勇气的人，从民族美国的实际看，特朗普对美国“常识”即国情的判断大体是准确的，他为其新政下的药虽有些“猛”，但基本是对症的。既如此，他在改革道路的努力就值得重视和尊重。既然是符合美国国情，那特朗普就没退路。现在特朗普最信任的马斯克在大刀阔斧砍掉“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一百多个机构后都激流勇退了，而经历过大难不死的特朗普则无路可退，后退就是死路。他目前的选择只能是拿破仑说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

即使是适合美国国情且正确的路线，我们也要考虑特朗普失败的另一种可能。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历史上的帝国，比如罗马帝国、英帝国就是在其风烛残年时进行了自我挽救式的改革，在回光返照后都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可以肯定地说，帝国的美国将成为历史，民族的美国是否可以正常回归，则要看特朗普的改革是否可以成功。特朗普的历史地位是正剧还是笑剧，都在一念之间。

不具有先进文明的国家是不能够世界中心并引领世界的。英国的崛起是由于它创造了高于荷兰、西班牙具有海盗掠夺特点的工商文明的工业文明，美国取代英国也是由于他它创造了高于英国工业殖民文明的美式工商文明。美国文明是荷兰工商文明的“否定之否定”。21世纪美国衰落也是由于美国工商文明堕入反人类的高利贷恶行。2020年发生的新冠疫情让人看清了美国高利贷“文明”的堕落和世界对新文明取而代之的需求。今天的特朗普新政所表现的“脱钩”，本质上是与进入堕落阶段的美国旧文明（至少是部分）的脱钩。

历史上新旧文明交替往往伴随着暴力：英国取代荷兰、西班牙的世界主导权，是成功地通过暴力完成的；拿破仑法国试图用暴力改变世界治理的主导权，不是由于他提供的文明不够先进，而是他的手段不合适而失败了。英国汲取历史教训，二战结束后与美国实现了世界治理主导权的和平交接，由此减少了世界动荡。既如此，实现旧文明向新文明的和平嬗变是当今人类应当思考的大问题，也是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应有之义。

嬗，通禅，和平禅让也。如果美国不能在特朗普或其他有智慧的领导人带领下，完成因涉及所有制革命所以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自身改革，那么，美国政治家（如果还有起码的历史认知的话）就应当学习当年的英国将世界治理的主导权在联合国的政治框架中和平地转至更具有引领新文明能力的国家或国家群体。如此，必将功莫大焉。

在德黑兰会议上，英国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丘吉尔说：“世界的管理权必须集中在那些已经感到非常满意并且毫无所求的国家手中。”显然当时只有坐拥家产万贯——尽管已接近破产——的英国符合这一标准。斯大林毫不客气地随即回敬说：“世界的管理权必须集中在有能力管理世界的那些国家手中。”其用意不言自明，你英国将世界治理成这副模样，表明它已失去了治理世界的能力。我们如果用斯大林这句话反观今日美国，其中的道理也是不言自明的。如果美国人与昨天的英国人一样，明白这个道理，那将是世界之福。

研究战略就要尊重常识。尽管特朗普是一个尊重常识的人，但是他的知识结构有极大的局限性，这就是直觉好，历史知识不足。这样他的直觉就不容易转化成政治家须臾不可缺少的历史感，没有历史感，就不会有大战略。大战略的核心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在这个方面，特朗普做得不是太好，其关键就是没有搞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或在其间摇摆。

那么，特朗普的敌人是谁呢？这当然是由特朗普新政的目标决定的。目前特朗普的目标是恢复民族的美国，为此，他要让美国回归常识，这就是要靠劳动吃饭，站在地上走路，而不是靠印钱吃饭，爬在“纸”上行走。一句话，要摆脱美国的寄生性及由此产生的堕性，恢复美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如此一来，特朗普及其新政的敌人就是生活在“纸”上并以“纸”为生的华尔街高利贷财团。如果不是这样，特朗普就不会在上任伊始就对华尔街高利贷财团的得力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下狠手并对国务院做大手术。在这方面，特朗普获得了国内较多的支持，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较多的认可。

目前特朗普对内已得罪华尔街，对外又得罪了欧洲。目前他没有多少走钢丝的空间，若想走出这一困境，他唯一出路就是学习罗斯福，按重的决定轻的、大的决定小的、集中的决定分散的、资源多的决定资源少的、整体的决定局部的原则，与“大板块”建立战略合作，目前这个“大板块”不是欧洲，而是由罗斯福促成并将美国推向世界之巅的战后“雅尔塔体系”。也就是说，特朗普的美国不仅与俄罗斯还要与中国切实恢复战略信任关系并再次形成中、俄、美三国战略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总统就是通过雅尔塔体系中的中、俄、美战略合作推倒了有利于欧洲的凡尔赛体系并由此使美国走向辉煌的；里根总统无知地按着欧洲的路线图自拆了雅尔塔体系中的俄、中、美合作，结果美国在打倒苏联后也打残了自己，此后美国进入衰落。

特朗普应该知道，目前要取代美国霸主地位的不是俄罗斯和中国，而是黄雀在后的欧洲。只有中、俄、美三个国家再次联手，才能形成世界上不可憾动的最大的政治板块。国家只有在世界上成为具有主体意义的政治大板块的一部分，这个国家才能形成较长时间的优势。今天的美国既要与欧洲“离婚”，又不情愿与中俄“结伴”，当年英国就是用这种首鼠两端的作派对待苏联和中国，结果是赔了个净光。丘吉尔说“斯大林从未欺骗过他”，只是丘吉尔在斯大林面前耍的小聪明太多了，以致惹得斯大林厌烦了，转手与美国罗斯福结盟。美国作家沃尔特· 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一书中认为：“英国的崩溃，至少部分上是美国造成的，而且是故意造成的。”

现在的东方尤其中国的网络舆情背后有欧洲、尤其是操纵舆论的操盘高手英国的影子。其要义是用“狐狸赞美乌鸦”的骄纵怂恿中美火并——前些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是这么干的。在丘吉尔“铁幕演说”的骄纵下，美国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上受到重伤，后又用自己疲惫身体拖垮了苏联。进入21世纪后，欧洲最希望美国以“灭此朝食”的劲头再与中国火并，或让中国在“决一死战”或“几个小时（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骄纵下与美国火并或自残。果真如此，其结果就是黄雀在后的英国带领欧洲回来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里根到小布什一门心思要从雅尔塔体系进入凡尔赛体系，一厢情愿地想将昨天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改为以美国为首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结果被欧洲忽悠和利用了。在昨天，没有中国和苏联，哪来罗斯福的世界级政治家及美国的大国地位；在今天，历史感不是很好的特朗普若在雅尔塔体系前还是缩手缩脚、首鼠两端，那它的前途将是非常暗淡的，可能连丘吉尔还不如。2025年5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专访中表示愿意亲赴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就贸易和外交议题展开面对面磋商。当被问及是否希望访问中国时，特朗普回答：“我当然愿意。”他补充道，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特朗普今天如果能够勇敢地迈出了罗斯福的步伐，带领美国与中俄重回雅尔塔体系，那特朗普身后的地位就一定会与罗斯福齐肩，被刻在“总统山”崖壁上和美国人民的心里；相反，如果不能勇敢地迈了这一步，还为那“三瓜两枣”在中国两岸统一问题上拎不清并犯错误的话，那么，在“一鼓作气”于中国疫情、“再而衰”于俄乌战场后，美国就会在台湾海峡看到《曹刿论战》说出的结局，这就是：“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十四、历史逻辑、国际体系及

“新雅尔塔体系”的初现及其划时代意义

历史不变的逻辑是：大板块决定小板块，多的决定少的，重的决定轻的，集中的决定分散的，近的决定远的。这是由常识而非书院建立的逻辑。在这个农民都知道的逻辑规定下，人类才扎堆聚集，继而组成社会、国家和国际联盟。其结局都是二者必居其一：大的打败小的，多的打败少的，集中的（而不是所谓“自由的”）打败分散的，重的打败轻的，近的决定远的——作战资源的拥有量和使用效率，与作战距离成反比。而自由主义，尤其是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包括风靡中国北宋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遁世禅风——今天叫“躺平”主义，可以破坏旧世界，但不能建立新世界。

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国际联盟，迄今为止，经历“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或“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以及里根、小布什期间短暂出现的欧洲“华盛顿—凡尔赛体系”与远东“雅尔塔体系”并存的现实。从2025年8月15日出现的普京与特朗普阿拉斯加会晤起，世界东西并存着的“双体系”即欧洲的“华盛顿-凡尔赛格局”与远东的“雅尔塔格局”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世界政治出现了向“新雅尔塔体系”演变的趋势。

拿破仑之后的维也纳体系，是地区性的地缘政治安排，凡尔赛体系才是世界性的地缘政治安排。它出现的前提是当时中国和俄国处在衰落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系”是欧洲主宰世界的体系。美国崛起后，凡尔赛体系演变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苏俄崛起后，世界体系转入以苏美为主，有中国加持的“雅尔塔体系”。

从里根到小布什期间的美国领导人没有历史感，文化也低，他们听不进劝告，放弃了于美国有利的雅尔塔体系，干倒了“雅尔塔体系”的关键支柱——苏联，结果美国在欧洲面前已失去了“大板块”的支撑，欧洲继而又用“狐狸赞美乌鸦”的方法忽悠美国打倒了苏联。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才由此扩大到东欧；随后欧洲又“一夜美国人”，忽悠美国全球反恐，继而反华。结果把美国拖残了。

今天美国在衰落，而中国和俄罗斯快速崛起，双双挺过并战胜了”新冠“大疫。现在，俄罗斯接近打蠃俄乌战争。特朗普看明白了这些，学习罗斯福果断止损，迅速掉头向雅尔塔体系靠拢。

此时的美国回到雅尔塔体系是合乎特朗普“打不羸就合作”的政治逻辑的：与中国和俄罗斯在新雅尔塔框架中合作——而不是回到“凡尔赛”框架中合作”——又将美国合理合法地归位于世界政治“大板块”之中，这对扭转美国政治经济颓势尤其有利。正因此，我将2025年8月15日普京和特朗普在阿拉斯加的会晤比喻为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前一小时进行的“智者的会晤”。

这次特朗普跟普京在阿拉斯拉会晤，普京主动与特朗普坐入同一辆车里，按普京的智慧和性格，这肯定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曾表现出的“哥们”式的信任。1943年德国在俄国战场上败局已定，美国面临选择与欧洲人还是与俄国人共建立世界体系的两难。此时，罗斯福遵循的“大板块决定小板块，多的决定少的，重的决定轻的，厚的决定薄的，集中的决定分散的”的原则作出了与苏联合作、放弃英国的选项。他背着还不知情的丘吉尔，屈尊找到斯大林，在德黑兰密商战后世界格局如何安排的大事。密谈大事的结果哪能公开发表啊？阿拉斯加红地毯上的“双普”握手和在特朗普车里的“智者的会晤”，没发表公报只能说明其分量更重。当年罗斯福和斯大林就是这样会晤的，啥公报也没有，世界上没几个人知道有这回事。事后证明，那次会晤才是决定二战后英国出局的最关键的谈话。

这次阿拉斯加会晤内容也没有公报和公开报道，这不是有些人说的“谈崩”，而是谈得更实质。罗斯福与斯大林那次会晤后，也没公报，也没新闻，事后只有老牌英帝国出局的实事。对此最伤心的人就是丘吉尔了：在“智者会晤”的那天，丘吉尔喝得酩酊大醉。1945年7月26日，卸任告别会后，丘吉尔与艾登单独谈了半个小时。艾登写道：“他伤心得很，可怜的老头儿。”丘吉尔告诉艾登，他今天上午告别会上“不但没有感到自在一些，反而觉得更加难过，好像刚受了伤又动到伤口，倍增痛苦。他不禁感到他所受的待遇未免太残忍了”。

1945年2月，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罗斯福基本满足了斯大林在远东的要求。1945年4月12日下午罗斯福去世，丘吉尔在回忆录中称“有很多压力让我不能在这个最危急和困难的时刻离开本国”，因而未能参加罗斯福的葬礼。但同样也“有很多压力”，也“不能在这个最危急和困难的时刻离开本国”的斯大林则与丘吉尔的态度完全相反，据哈里曼回忆：

4月15日大使馆简朴的追思礼拜引来了四百人之众，庄严肃穆地哀悼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逝世。莫洛托夫偕同其外交人民委员部所有副部长到场，只有李维诺夫因病除外。米高扬率领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主要助手前来，还有安东诺夫将军代表红军总参谋部，以及苏联海军的加夫里洛夫上将，各联合国家大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和在莫斯科的每一个美国人——使馆工作人员，军人和新闻记者。莫斯科从未见到对一个外国政治家如此情感盈溢。

最近有媒体披露特朗普希望能来中国，如果他能来，最好能中国参加反法西斯胜利的阅兵式。仔细想想，这啥节奏：当年为反德日法西斯而建立“雅尔塔体系”的苏美英“三巨头”演变成为建立新“雅尔塔体系”的中俄美“三巨头”齐聚，这不是新“雅尔塔”是什么？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不叫“雅尔塔体系”，叫“阿拉斯加体系”或其他“体系”也行。历史从来都是事实确立概念，而不是相反。概念有千千万万，事实再变也就那几个：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除此之外，不知还有什么体系呢？

中国阅兵特朗普没有参加，这也没什么，因为特朗普走向新雅尔塔体系的逻辑是不会变的，不然他就不会在红地毯上与普京握手后那样接见由“七大姑八大姨”组成“欧洲亲戚团”及其审判式的摆座，也不会在会议时冷场与普京单独长时热聊，更不会摆脱记者与普京同车。道理很简单，里根以来，欧洲日益显示出的是美国的负资产，而让点小利——比如台湾——给中国，正如向普京放弃乌克兰，特朗普所获将会远远大于欧洲可能给予美国的回报。

有人近称有一个“新的欧洲安全格局正在浮现”。拿破仑战争后有欧洲“维也纳体系”，“一战”后世界有“凡尔赛体系”，只有这两个体系才是欧洲主导的体系。20世纪初又出现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是“凡尔赛体系”向美洲扩大的附属形式，也是欧洲对美国崛起的默认。“二战”后，世界出现苏美联手并有中国加持的“雅尔塔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抛弃了欧洲。苏联解体后，“新的欧洲安全格局”的雏形乍现，不成想就被乌克兰和它那不成气的演员给拖衰了。

俄罗斯与美国在阿拉斯加已有了“智者的会晤”，如果能再加上特朗普美国，按照“大板块决定小板块，多的决定少的，重的决定轻的，厚的决定薄的，集中的决定分散的”原则，试问，欧洲在其中占据哪一条呢？一条都不占！若如此，那今后如果没有美国加盟，欧洲的安全还有体系吗？或欧洲屈从美国，若如此，所谓“新的欧洲安全格局”还有意义吗？如果还不明白，用脚后跟丈量一下世界地图，人的脑子就会清醒许多。

“二战”结束后的世界就是这样被命名为“雅尔塔”世界，我们也有人误称为“冷战体系”，殊不知，“冷战体系”在苏联解体前并没有否定“雅尔塔体系”，它只是在雅尔塔“公法”下的“私法”安排，这当然不是今天欧盟愿意退回去的世界。如果不愿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安全格局”，那么请问，欧洲还有什么新的选择呢？当然没有。

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谁让一群无脑欧洲人生生将查理曼帝国（相当于中国秦帝国）在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中一分为三；谁又让这群无脑欧洲人将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与中国周王朝一样）的欧洲，在一纸《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欢欣鼓舞地用主权的概念将欧洲的破碎合法化呢？黑格尔痛心疾首地说：

843年，依照《凡尔登条约》，查理曼的后裔将帝国划分了一次；全部法兰克帝国除数省而外，暂时又在查理皇帝的统治下统一起来。但是这位懦弱的君王只能够把这个庞大的帝国维系一个很短的时间；不久，全境便又分裂为许许多多的小邦，各邦都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地位。这些邦国有意大利王国，它自身也是分歧的；又有两个勃艮第国——上勃艮第国，它主要的中心地是日内瓦和发力斯的圣·摩里士修道院；下勃艮第国在侏罗、地中海和伦河之间；——又有洛林国，在莱茵河和缪司河之间；又有诺曼第国和布列坦尼国。法兰西本部便是封锁在这些邦国之中；羽格·卡柏特皇帝登极时的法兰西，便是如此被限制着。东法兰康尼亚、萨克森、条麟吉亚、巴伐利亚、斯瓦比亚等地仍然属于日耳曼帝国。法兰克帝国便是这样碎成片段了。

看着丘吉尔的莽撞，昨天的张伯仑痛心疾首；今天看着没有历史感只有上镜感的欧洲领导人，尤其是撒切尔、默克尔之后的英、法、德领导人，以及他们今天折腾出的”行百里半九十“的大悲剧，伤感扼腕的只有看到这一切的默克尔了。

在本文的写作即将结束之际，鼓舞人心的消息还是沓然而至：2025年6月5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这次通话不仅是对日内瓦经贸会谈成果的一次确认，更是为即将展开的新一轮高层互动定调。特朗普表示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美中关系十分重要，美方乐见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美中合作可以做成很多好事。习近平欢迎特朗普再次访华，特朗普表示诚挚感谢。并重申美中关系的重要性。2025年8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了持续近三小时的会唔，聚焦俄乌冲突等关键议题，虽未达成实质性协议，但为后续外交互动奠定了基础。

2025年8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特朗普周一表示，他预计将在今年或不久之后访问中国。郭嘉昆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沟通。”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地时间9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待波兰总统时忍不住谈到了九三阅兵：“这是一个精彩的阅兵仪式，非常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希望我在看，我也确实在看。”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愿中国人民度过一个美好的庆祝日。”

从特朗普与普京8月有5日的会唔及对中国9月3日大阅兵所表达出的友好善意的表态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历史向新雅尔塔格局回归气象。

结论：“强不能遍立，智不能尽谋。”国运历来都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基辛格说:“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面对苏联的解体，基辛格接着感叹说：“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谁能肯定基辛格说的苏联悲剧不会转世到今天的美国呢？特朗普要避免这个结局，他只能从东方寻找他的“诺亚方舟”，而不是“滑铁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