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一些出版物特别是网络、微信，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提出强烈质疑，又罔顾事实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进行“颂扬”,认为国民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究竟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让我们从以下事实和数据看看国共两党在不同战场所起的不同作用中寻求答案，并反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

我们可以把整个八年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从国民党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把抗战分为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从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四个阶段。

有人说，日军主要的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是国军。国军打了几十场大会战，战死上百万，损失了上百个将军，国民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让我们看看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在以下四个阶段的不同表现。

一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这是国民党所谓抗战的第一个阶段，即东北沦陷阶段。在这一阶段，共产党坚决抗战，而国民党政府却实行“不抵抗”的妥协退让政策。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留驻东北的有近20万人，而日寇在东北各种军队包括武装在乡(退伍)军人和警察，总共才2万余人，人数相差约10倍，东北军的兵力明显占优势。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著名政论家、《申报》主笔史量才甚至因撰文主张“安内必先攘外”,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结果，东北富饶的领土和丰富的资源，成了日寇全面进攻中国的前沿基地和物质基础。在这一阶段，东北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了英勇的游击战争。

二是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当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时，中国共产党军队却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在此阶段，国民党军队共投入80多万兵力，先后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大战役，可谓壮怀激烈，可歌可泣。在此阶段，日本军队把国民党军队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占据着中国的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日本也急于占领整个中国并以此高压姿态逼迫国民党政府投降。在此阶段，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力军。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全民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形成了强烈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美、英在对日实行绥靖政策的同时，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导致自身在华利益受损；苏联也不愿意看到日本占领中国，使其在远东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日军的进攻直接威胁着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宁沪一带，国民党其他军政要员的财富也有很多在宁沪及平津一带，国民党迁都、转移财富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都决定着国民党既要抗战，但又必然实行片面和消极的抗战路线，决定着此阶段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抵抗本质上必然都是大退撤前的阻击战和掩护战，也必然导致正面战场各个战役几乎都以退却失败而告终。即使著名的台儿庄大捷，最终结局也不能例外。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李宗仁集结4.6万国民党军与日军2万余兵力在此血战，赢得毙、伤敌1万多人的重大胜利。但这一胜利最终达到的战略目的仅仅是为国民党的大退却赢得了些许时间。仅一个月后，日军再整理集结夺取台儿庄直扑徐州之时，国民党的军政机关都已基本搬空逃离。

三是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三个阶段。在此阶段，共产党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积极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陷日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国民党正面战场却是妥协、退让甚至图谋投降、积极反共。广州、武汉陷落后，日本十分清楚国民党的底牌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便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也投桃报李。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成立了“防共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把坚持抗战的内涵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年4月，山东国民党军残杀八路军团级以下干部400余人。6月，国民党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应实行联保连坐法”。此后，共产党被称为“奸党”,人民军队被称为“奸军”,解放区被称为“匪区”,许许多多英勇抗战的共产党员和人民战士惨遭杀害。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此时的日本更急于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兵力抢占西方列强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以配合德、意两个法西斯盟国，并缓解德国因其解除对苏联威胁的不满。日军于1939年12月4日进占昆仑关，发动桂南战役，企图彻底切断中国获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线，即法属印度支那线。在此阶段，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在对国民党劝降的同时，也曾发动过若干进攻性打击，国民党政府为保住西南、西北大后方，也组织过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国民党军队也进行过一定的抗击，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总基调。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并使人民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从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建立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重心。

四是从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四个阶段。在此阶段，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并由1944年春转入战略攻势作战，而国民党却是被迫抗战、片面抗战，并严重丧失民心军心，最终酿成豫湘桂战役大溃败。蒋介石政府对美英帝国主义的依附性，决定其对日本侵略者的根本态度。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时，国民党政府也才正式对日宣战。从一定意义上讲，蒋介石政府又不得不步入“被迫抗日”的轨道。为配合英、美打击日军，国民党政府命令各战区对日军发起进攻，也曾给日军以有力打击。特别是1942年元旦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死伤5万余人。为配合美英太平洋战场，为了维护其西南政权的稳定性，同时也是为了开辟和维护自己接受美英外援甚至特定条件下的退逃战略通道，1942年2月，蒋介石政府组成远征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远征军的将士英勇无畏，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篇章。由于美国在华空军加强，日本在中国东海的船只损失急增，海路交通可能被切断。为挽救失败，日本提出新的作战设想：东面在太平洋各岛屿尽力阻止美军的进攻；西面在中国战场打通被分割的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区。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日军用于这次作战的总兵力有50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前总人数已达几百万。此时的日军在各个战场上全线溃败，战斗实力已如夕阳西下，但国民党军队士气更是不堪一击。在豫湘桂战役中，在美国空军保障空中优势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却被日军打得望风而逃。面对区区5万多日军的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前后不过38天，整个河南省却被日军占领。这次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损失50多万兵力，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以及贵州省的一部，共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46座城市。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空军基地和飞机场被日军侵占。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无数资源被强占，财富被掠夺，并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次豫湘桂大溃散，美国看到作战能力如此不堪的国军，才与斯大林达成协议：由苏联出兵东北，完成本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任务，代价则是外蒙古独立。

外蒙古的独立是国民党蒋介石腐败无能的直接后果。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溃败，蒋介石政权对英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依赖性和积极反共的反动本质，决定了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前夕，急于同苏联签订了实际上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同意外蒙古通过公民投票决定是否独立。这就为外蒙古独立辅平了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投票结果是完全可以预期的。第二年国民党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在中国人民取得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之际，中国却失去了大片国土，不能不让人扼腕长叹。这个历史责任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是逃脱不了的!

斯大林精心策划外蒙古独立，也可能基于如下考虑：一是斯大林认定，二战期间，美苏合作，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美苏共同面临德意日军国主义的威胁，一旦失去这一共同的强大的敌人和共同利益的交汇点，美国必然会重新组合新的同盟国并把苏联这个唯一且是社会主义的大国作为其最主要的敌人。美苏之间的生死较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不可避免。二是斯大林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作了错误的估量。斯大林认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弱小的，甚至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从中国贫穷山沟里意外冲杀出来的一支“绿林好汉”,不会有什么前途。三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是铁定的亲美的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必然一头扑进美国的怀抱。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苏联的远东地区又远离其经济政治中心的莫斯科，外蒙古独立可以使苏联与完全属于美国势力范围的中国的中间有一个战略缓冲地带。美、蒋、苏在外蒙古这一共同利益的交汇点上高度契合，外蒙古独立也就很快变成历史的现实。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可能是直到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之后，才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刮目相看的，并认定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才有了对新中国的156项援助。

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蒋介石政府在经济上更是拼命扩张官僚资本，大发国难之财；在政治上压迫人民民主运动，在天水、西安、重庆、上饶和贵州等地设置的“集中营”中，被逮捕、囚禁并施以精神肉体折磨的共产党员和各地抗日进步青年，达20万之多，加上豫湘桂大溃散，从而导致更多人包括国民党阵营中许多人对蒋介石政府越来越失去信心。

1943年8月13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指出：“据今年七月统计，全部在华日军三十六个师六十万人，国民党只抗击二十五万人，共产党抗击了三十五万人。全部汪精卫、王克敏的伪军六十二万人(大部分是蒋介石军队投敌伪化的),国民党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六万人(但并不攻击他们),在华北、华中五十六万伪军，均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

1944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了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他指出：“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有三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八路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军，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现有四十七万多人，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国民党的军队有几百万人，只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如果把全部日军和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产党的军队抗击日伪军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的一百一十余万，即百分之八十四，国民党的军队只抗击了百分之十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这三个敌后战场与十五个以上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未曾目击者所能想像的抗日战争，至七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叶剑英的这篇谈话，毛泽东作过修改，在谈话讲到伪军处，加写了一段话：“国民党之所以让这些伪军投敌，投敌之后不加讨伐，并反而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而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其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几年来在伪军中流行的所谓‘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民族的目的，全体人民是应该现在就起来注意这种阴谋的。”为给毛泽东这段加写的话作注，让我们来看看冈村宁次的回忆。冈村宁次说：“我到北京就职后，了解到管辖区内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不少以上将、中将为军队司令的国民党地方军。这些地方军大都是各派系的旧军阀，目前虽接受中央政府的军饷，对蒋介石却未必忠诚。只要避免和他们作战，即可减少牺牲，节省兵力。因此，我要求各军司令官、兵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说：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将来反攻日军也主要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当今的部分网络、微信甚至有的小报小刊上，70年前抗战中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又被重新置于此种境地。这种状况，令人不胜唏嘘。但毛泽东当时就已经指出：“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

1944年9月18日，毛泽东在招待八路军战斗英雄代表的大会上讲话指出：“武汉失守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年以来，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巨大的变化。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人民部队抗击了在华的敌伪军六分之五，国民党只打了六分之一。豫湘战役，敌人如入无人之境，情形极为严重。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地由我们支持了抗战局面。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抗战形势。”

1944年10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社论指出：“今年一至六月，新四军作战一千余次，俘敌伪军一万余人，缴枪一万一千余支，攻克敌伪据点四百二十座。七月以来的三个月中，进行大战役十三次。总计今年新四军的胜利出击，解放国土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万以上。”毛泽东在加写的文字中说：“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就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蒋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至于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之命运》。蒋介石的千万件反共活动中，尤以阴谋袭击新四军，逮捕叶挺将军与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最受日本人欢迎。当一九四一年春，蒋介石干出此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事件时，日本同盟通讯社曾嘉奖说：‘蒋介石几年来未做什么好事，但解散新四军一事算是做得好。'”“不管日蒋如何合谋危害新四军，但是新四军依然在发展壮大，依然在打胜仗。”

有人说，国军打了几十场大会战，战死上百万，损失了上百位将军。抗日战争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国民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让我们看看如下实际情况。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国民党军队“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而按日本原生省1964年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按美国统计，死亡44.7万人。这也就是说，即使这近45万日军，全部是由国民党军队消灭的，国民党军队的投降人数也超过了杀敌总数。

日军开始时并没有把八路军、新四军放在眼里，按1:10进行战斗配置，屡吃败仗后改为1:5配置，后再改为1:3甚至1:1配置。日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配置却是1:10,即以一个连建制的中队或加强中队打国民党军队一个团，且几乎每每得手。

全面抗战时期，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国家。这些伪军的绝大多数，却是来自国民党军队。而整个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19块抗日根据地。

国民党军一级上将，军事家，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他们对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当我提出游击战建议时，曾有人指出，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我表示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历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曾对其儿子说：“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调到其它地方?可以腾出手来呢?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在这里，罗斯福清晰地描绘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而这其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牵制日军超100万，东北抗联牵制日本关东军70万，国民党军却仅牵制住侵华日军约50万。从总体上说，究竟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呢?

有人说，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消极避战，壮大自己。开始抗日时，只有5万余人，抗战结束时，已多达120余万正规军。这是共产党消极避战的明证。

抗战胜利时，共产党军队都在与日寇短兵相接之处，而国民党许多军队却在与敌相距千里的大后方。日本陆军大将、侵华日军战犯冈村宁次承认：“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日本随军记者藤原彰也说：“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所有武器装备。”

再看看台湾史学家陈永发所说：“国民政府向来自居民族主义的正统，指责中共乘其全力对付日军进攻之时，在日军未能占据的广大敌后农村地区活动，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军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以二分的力量应付反对中共‘破坏’抗战的政府当局。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画分，而相互之间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共为了扩大，故意牺牲抗日，而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反对和镇压，也故意减少抗日活动。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确实是在扩大实力，不过坚持扩大实力是为了抗日，以备有朝一日对日军反攻，而由于国民政府不给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许中共扩大实力，所以中共必须应付。对中共而言，国民政府可以截然画分为三的，其实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在抗战开始时，国民党的军队已经达到200万，到抗战胜利时，竟然膨胀到600万。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才是靠消极避战获得的。而共产党的军队从5万余人到120余万，却是在抗日战争的浴血战斗中成长壮大的。

（作者：李慎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内政司法委员会委员；张顺洪，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来源：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