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女研究生在自习室偷拍学弟长达两小时，随后逼迫对方写下“认错”道歉书，并指控其性骚扰。学校在没有充分调查的情况下，草率地对涉事男生作出记过处分，并公开发布通告以安抚舆论。两年之后，法院一审认定男生的行为并不构成性骚扰，剧情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反转。

然而，这场源于“下体瘙痒”的荒诞闹剧并未以真相大白告终。它不仅摧毁了无辜年轻人的人生，更暴露出当今大学在公共事件中应对失据的混乱局面、女权叙事超越法律尺度的滥用、舆论与网络暴力对司法正义的破坏，以及由此带来的法治观念与教育伦理的严重危机。网络上一句戏谑的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这背后的荒谬：“在这样的环境下，男性连挠痒的自由都被剥夺了。”

一、高校处理危机为何偏离“求是”精神

作为百年学府，某高校本应以严谨求实著称。然而面对这场公共事件，校方的危机处理令人失望。女方于2023年7月事发后即向校内反映情况，但在校方迟迟未明确回应的情况下，她于10月11日选择在网络实名发帖曝光。帖子瞬时引爆舆论，校方两天后仓促通报称已给予男生肖某某“不雅行为”记过处分，却未明示具体违规情节。这种模糊定性的紧急处分，明显是为安抚汹涌民意而下的“快刀”决定。肖某某家属随即公开质疑，称其自幼患特应性皮炎，当天隔衣抓痒并非有意猥亵，并提供多份医院就诊记录为证。肖母更点明校方处分乃“平息舆论的应急处理”，换言之，学校明知证据不足却牺牲了一名学生以平复众怒。如果这一说法属实，某高校的做法无疑有违自身“求是”校训中所蕴含的求真务实精神。在追求真相与平息舆情之间，校方选择了后者，如今回看，其决策偏离了教育者应有的伦理担当。

 

更令人不解的是，法院一审已于今年7月25日明确驳回女方全部诉求，还了肖某某清白，校方却迟迟没有撤销处分、恢复学生名誉。截至7月31日，某高校官网上那份2023年10月13日的处分通报仍赫然挂着，点击量不断攀升。校方面对媒体仅含糊回应“校领导已知晓，很重视”，却未见实际行动。如此鸵鸟式的沉默，不仅无法弥补学生所受的不公，更在公众对“程序正义”与高校责任的期待上撕开一道裂痕。中央巡视组早前就曾指出，一些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不足、校风学风建设存在短板。某高校在此事件中的表现，正印证了这些不足：在压力面前，学校没有坚守原则、匡扶正义，反而选择了回避与敷衍。这既是管理上的失格，更是教育上的失德。

二、话语的武器化与被滥用

这起案件最初之所以能激起舆论狂飙，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方巧妙地借助了当下反性骚扰的女权话语。近年来“#MeToo”“女性的权力优先于男性”等观念深入人心，公众普遍同情性骚扰指控中的女性一方。某高校女硕士杨某的网帖发布后，立即有无数网友力挺，呼吁校方和警方严惩所谓“猥亵男”。在舆论场上，她成功塑造了一个弱者对抗猥琐男性的叙事，握住了道德制高点。然而事后证明，这个叙事建立在多么脆弱甚至荒谬的基础上：男生只是不雅地挠了挠痒处，全程既无语言动作骚扰，更谈不上针对任何人。

主观感受固然重要，但若缺乏客观依据，再强烈的受辱情绪也不能凭空将正常行为定性为性骚扰。司法判决强调，认定性骚扰须综合考虑行为本身的性质、情境、当事人互动以及受害方主观感受与客观事实是否相符。倘若抛开法律标准，任由“我感觉被骚扰”替代证据链，无疑是让正义沦为情绪挟持。

传统观念里，女性被视为性别弱势，理应得到更多同情与支持。但这种正当的道义关怀一旦被绝对化、教条化，极易演变为对女性指控的盲信，甚至成为别有用心者手中的武器。在该事件中，指控一方的女生利用社交媒体将私域纠纷放大成舆论公案，瞬间占据道德制高点，使得被指控的男生在没有定罪的情况下即身陷臭名昭著的境地。这实际上形成了“性别权力倒挂”：本应受到保护的所谓弱势一方，一旦握有舆论话语权，便能对所谓强势群体实行道德审判和社会惩戒。在此过程中，性别正义原有的道德基础被大大侵蚀。因为当“弱者”地位被滥用，真实的弱者反而更难获得信任和支持。

杨某的行为给反性骚扰运动带来沉重阴影。她将正当的女权话语武器化，变成对异性实施报复和勒索的工具——从引诱男生写下道歉信收集“罪证”，到网上发文讨伐，再到不依不饶起诉索赔，步步皆精心设计。这样的操作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讹诈”：借社会对女性受害者的同情，行伤害无辜之实。当法院还男生清白后，杨某非但没有一点反思悔意，反而跑到社交媒体炫耀“法考通过，保研成功，美美读博”，甚至扬言“无论男生申请国外学校还是参加法考，我都会继续举报”。

此等言行，无疑坐实了她“零成本诬告”的加害者形象。公众愤怒地发现，原来所谓“弱势女权斗士”不过是个披着受害者外衣的加害人——她利用大众善意为武器，将一个大一男生一步步拖入深渊，却几乎不必付出任何代价。这种错位与滥用令真正的女权事业蒙羞：下次再有女性勇敢发声时，恐怕都会被人质疑“会不会又是杨某第二？”。正义一旦偏离法治轨道、沦为情绪和身份的绑架，受害的终究是整个社会信任机制。我们当然必须严肃对待性骚扰，但同样不能容忍“借正义之名行私刑之实”的事发生。只有让谎言付出代价、让真诚的指控更有可信度，女权话语才能在法律与道德的边界上不偏不倚，发挥其真正价值。

三、网络私刑与网暴吞噬着程序正义

本案的发展轨迹充分展示了舆论和媒体如何在瞬息之间主导了一场“网络审判”。女方最初的指控帖文一出，多家大陆主流媒体如新浪、澎湃、新京报等迅速跟进转发，以《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等为标题报道。在事件初期，大多数报道采用了单一视角，聚焦女生的自述，强调性骚扰议题的严肃性，批评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的不完善。可以说，媒体在未经事实裁定前就先入为主地将此案作为“校园性骚扰典型”宣传，从舆论上给肖某某判了刑。与此同时，各路大V、公众人物也纷纷下场表态助推，一时间舆情汹涌。一位自称“知情人”的微博用户甚至发布了所谓细节，引得更多网民义愤填膺。

结果短短三天内，肖某某就被钉上“猥琐男”“飞机男”的耻辱柱，成千上万网友化身“审判者”对其围剿。有人在网上公布了他的姓名、照片、家庭背景等隐私，甚至P出他的遗像、花圈照进行羞辱。更有甚者，对其家人也展开电话骚扰、人肉攻击，有传言称他家庭背景显赫，“官二代”“富二代”之类的不实猜测漫天飞。在这场舆论狂飙中，理性和事实荡然无存，网络暴力取代了司法程序，造成对一个19岁男生近乎“社会性死亡”的效果。

需要警醒的是，这并非正义的伸张，而是另一种暴戾的不义。这700多天里，无论先前对肖某某的“网络处刑”，还是事后对杨某某的“正义声讨”，双方先后被人肉“开盒”，甚至连目击证人和报道此事件的媒体都成为网暴靶子。网络私刑带来的只有伤害，对问题的解决毫无助益。本应严肃理性的公共正义，沦为社交网络上的情绪消费与集体狂欢。网民在转发、评论、声讨的过程中，获得的是一种情绪宣泄的即时满足，却很少有人真正关心案件的证据与真相。在仿佛狂欢节般的舆论场里，理性声音被淹没，事实本身退居次要——取而代之的是扣动情绪扳机的快感和自诩正义使者的道德优越感。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回顾历史，不论是麦卡锡主义时期对“异己”的媒体猎巫，还是当代西方社交媒体上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都体现出群体极化下公众理性之脆弱。一旦情绪的野火点燃，人们更倾向于加入声讨的队列，将复杂的真相简化为非黑即白的道德叙事，并对被指控者施以不经审判的惩罚。正如有学者所言：舆论中的“正义审判”，往往比法律更快，也更伤人。当法律程序被汹汹舆情所取代，正义就变成了易燃易爆的易耗品。在这类狂热的数字狂欢中，公理被扭曲，正义被异化，社会最终陷入的是真相缺席、理性缺位的集体癫狂。

四、冤案反噬法治信仰与教育诚信

一件本可由常识判断的误会，何以演变成毁掉一个家庭和两名学子的惨剧？它对社会法治信仰和教育制度的损害是深远的。

首先，公众对法治的信心遭到重创。人们看到，在漫天喧嚣的网络舆论前，真相竟显得如此不堪一击；一名清白学生可以在几天之内被“判刑”并身败名裂，而真相大白则拖了两年，其间遭受的创伤无法弥补。更令人心寒的是，纵然司法还了清白，校方与某些媒体依然企图和稀泥、模糊是非：有评论居然将此事渲染为“没有胜利者、两败俱伤”的结局——彷佛诬告者与被诬告者同是受害人。

一些媒体反复使用“两败俱伤”字眼，试图营造双方均受重大损失的印象。这种论调无疑在暗示“清白的男生也不过和造谣的女生一样，都只是事件的牺牲品”。公众对这类偷换概念的做法嗤之以鼻，它混淆了加害与受害的界限，让人怀疑社会基本的是非判断力。如果连如此黑白分明的冤案，我们都不能理直气壮地为受害者讨回公道，反而吞吞吐吐打起圆场，那么法治的公信力何在？对恶的纵容，只会滋生更大的恶——如果诬告者不需承担任何责任，谁还能相信法律会保护无辜？

其次，教育领域的诚信与价值观也深受冲击。事件中的女主角杨某某是一名法律专业的高材生，竟能公然利用所学法律知识和话语优势去设计陷害同窗。她打赢了网络战争，却输掉了基本的良知与道德。试想，这样的人若顺利进入司法机关或律师队伍，将来要制造多少冤假错案？而某高校面对如此明显的不公，却因为舆论压力选择息事宁人，不仅没有保护好本校学生，反令其蒙冤受辱，事后也缺乏勇气纠错。

这传递出的校园价值观何其扭曲！教育的根本在于立德树人，可是在这起事件中，我们既看不到立德，也看不到树人，看到的只是功利、冷漠与逃避。中央巡视反馈早已点出部分高校在“立德树人”和校风学风方面存在差距。如今某高校落得个坊间戏称“诬大”的名声，可谓恰恰印证了这一警示。高校如果只顾名声、不顾是非，只会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无法培养真正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最后，这起冤案还暴露出我国在防范和纠正诬告陷害上的制度漏洞。当前对于性骚扰指控的法律机制正在逐步健全，但对恶意举报者的追责仍显薄弱。杨某某一审败诉后，并未受到法律层面的制裁。虽然法律专家指出败诉不等于存在犯罪意义上的“诬告”，但她仍可能面临肖某某提起的名誉侵权之诉。然而对于肖某某来说，就算日后通过民事诉讼获得赔偿，他失去的保研资格、错过的法考机会、逝去的亲人健康，又岂是金钱能够弥补？

反观杨某某，在付出几乎为零的成本后，学位到手、前程似锦，甚至还能继续在社媒上冷嘲热讽。这种“不对称”极大地伤害了社会正义感。在法治社会，举报是公民权利，但滥用举报进行陷害应当付出代价。如果任由“零成本诬告”存在，不仅将助长以舆论挟私报复的不良风气，更会令真正的受害者蒙受怀疑，使得人们对任何指控都心存疑虑，从而整体上削弱法律的权威。

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更可怕的是正义曾经缺席。在喧嚣平息之后，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为错判翻盘，更是深刻的反思和改变。某高校理应勇敢站出来，撤销对肖某某的处分并公开道歉，以示捍卫真相与公道的态度。对于诬告者，则应启动相应的法律和纪律程序，让造谣诽谤不再“零成本”地逃脱制裁。更广泛地说，高校应完善涉性纠纷处理机制，在保护受害者的同时，坚持证据导向，避免以“舆情应对”取代应有的调查和听证。

媒体也该引以为戒，杜绝为博眼球而火上浇油，在事实未明时就充当情绪审判的工具。对公众而言，这起事件既是一本生动的法治教材，也是一记惨痛的警钟：网络并非法外之地，键盘之下须有慎独之心，不造谣、不传谣，别让自己在狂欢中沦为伤害无辜的刽子手。

如果我们连挠个痒的自由都没有，那学法的意义又在哪？法律的意义正在于让每个人不被冤枉、各安其道。如果连最高学府都守不住这一点，那真是法律的耻辱，也是教育的失格。我们期待百年武大能以此为鉴，重拾“求是”之魂，在风波之后拿出担当，给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也期待整个社会在痛定思痛后，继续支持真正的弱者发声，同时坚决维护程序正义的底线。

一个在真相面前选择沉默、在权力面前卑躬屈膝的大学，不配奢谈什么立德树人。一个诬告盛行、正义凋敝的社会语境中，法律也就沦为了失去道德灵魂的废纸。如果正义不能在制度中落地生根，便只能在网络的狂焰中化为灰烬。我们期待看到的是一个勇于维护真理、公平善待每一个个体的象牙塔；我们呼唤的是一套真正以法治为准绳、而非以舆情为刀俎的社会治理机制。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下一次的悲剧重演，让正义不再失衡，让沉默的象牙塔重新发出良知的回响。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思想引力场”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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