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语】《红楼梦》与《资本论》的理论对话，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问题。针对“文化版《资本论》”，结合《〈红楼梦〉与〈资本论〉：历史过程定制范畴的机理剖解》（该文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P5-31），陈东林主编在述评中发表其不俗的见解：一方面，红楼范畴系人，也系物；另一方面，资本范畴系物，也系人。二者异曲同工。论及艺术，《红楼》最大的艺术是“存史”，史路山万重，它跨越时空，通向《资本》。就范畴学而论，《红楼》实在是比《资本》的研究更早、更远。质言之，《红楼梦》和《资本论》同样为理论历史性原理著作。在当下，需要适时贯通“红楼原理”（中华辩证法）与“资本原理”（唯物辩证法），将其共通性视为“危机百科全书”。要之，应秉持革命的经济文学观述评二者的作品异同关系。文章史千秋，铁肩担道义；所谓“《资本论》学”，理论科学史书之学科工作规定也。一言以蔽之，乃指示“通史”之《资本论》研究。“《红楼》《资本》本一体”：此意象革命的跨界映射，工作目的只有一条——让文学和哲学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文章为何事，千古寸心知；知难，行亦难！鉴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借助《资本论》解决知难问题之巨大勇气进一步推进“从知难到行难”，以期早日实现“第二重身份过渡”历史任务。

一、引言

二、创新特色：以“定制范畴”

搭建跨文明理论桥梁

许光伟文章的核心创新在于提出“历史过程定制范畴”这一核心命题，并以此为枢纽打通《红楼梦》与《资本论》的理论关联。这一创新突破了传统研究中“文学归文学、经济学归经济学”的学科割裂状态，呈现出三个鲜明特点：

1、范畴对应：从“剩余价值”到“宝玉”的思维学转化

2、方法论融合：唯物史观与中华思维学的双向赋能

（1）《资本论》通过“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价值）揭示劳动过程的自然属性与历史属性，对应“阴—阳”的矛盾统一；

（2）《红楼梦》则以“大观园”的“成园—游园—宴园—毁园”轨迹，演绎共同体生产从兴盛到溃败的历史必然，其“物态描写（自然）”与“阶级斗争（历史）”的交织，正是“阴阳合璧”的艺术呈现。

这种方法论创新打破了“西方理论中心论”，为中国传统文本的现代阐释提供了本土化路径。

3、学科跨界：从“红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拓展 

三、哲学与文学领域的重要突破

许光伟的研究不仅是跨学科创新，更在哲学认识论与文学阐释学层面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1、哲学层面：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的统一建构

（1）思维学起点：均从“历史存在”出发——《资本论》始于“商品”这一“最简单的经济细胞”，《红楼梦》始于“女娲补天”这一“共同体起源神话”——均以“具象”为思维起点；

（2）逻辑学展开：均以“矛盾运动”为线索——前者通过“劳动二重性”展开资本积累的矛盾，后者通过“木石前盟（反抗）与金玉良缘（妥协）”的冲突呈现身份制度的崩溃；

（3）知识论归宿：均指向“批判与解放”——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批判资本主义，曹雪芹则通过“贾府溃败”预示封建体系的必然灭亡。

这种统一打破了“唯物辩证法仅适用于西方文本”的偏见，证明中华经典中同样蕴含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通的“辩证思维”，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新思路。

2、文学领域：从“小说”到“理论性史书”的定位重构 

许光伟对《红楼梦》的文学定位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他指出，这部作品“伪托小说形式”，实则是“以诗词为统摄、以人物为范畴”的理论著作。其“历史发生学（秦可卿之死隐喻制度危机）—系统发生学（王熙凤治家展现运行机制）—现象发生学（探春改革暴露矛盾）—认识发生学（黛玉之死象征反抗失败）”的结构，与《资本论》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逻辑形成跨时空呼应。

这一判断颠覆了红学研究的两大误区——

（1）对“自叙传”的超越：否定将《红楼梦》简化为“曹家历史”的实证主义倾向，强调其“以家事写国事”的通史视野；

（2）对“纯审美”的反思：批判王国维将其解读为“解脱之书”的片面性，指出“大观园的诗意”背后是“佃户缴租、奴才受虐”的阶级现实。

正如文中所言，《红楼梦》的“伟大之处不在于艺术技巧的圆熟，而在于以文学形式完成了对‘皇权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定位为文学研究注入了历史深度。

四、《红楼梦》与《资本论》关系的深层阐释

许光伟对两部经典关系的解读，并非停留在“表面相似性”的罗列，而是深入到“历史道路差异性与原理同一性”的辩证层面，揭示出人类文明发展的共性与个性。

1、异质道路：从“身份社会”到“财产社会”的历史分野

两部作品之所以能形成对话，恰恰在于它们分别记录了东西方社会的不同发展路径：

（1）《资本论》聚焦“财产社会”：欧洲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中，“财产关系”逐渐取代“身份关系”成为社会核心，马克思以“剩余价值”揭示资本如何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剥削，其逻辑是“财产→阶级斗争”；

（2）《红楼梦》聚焦“身份社会”：中国传统社会中，“身份”（皇权、宗族、等级）始终是分配核心，曹雪芹以“宝玉的三重身份”展现“按身份分配”如何固化阶级，其逻辑是“身份→阶级压迫”。

许光伟通过“封—产—建”与“购—产—销”的对比（前者对应《红楼梦》的身份管理，后者对应《资本论》的资本循环），清晰呈现了这种差异：前者以“科层组织”为纽带，后者以“市场交换”为纽带，但最终均指向“社会剩余如何被少数人占有”这一共同问题。

2、同质内核：阶级斗争与历史规律的共通揭示

尽管道路不同，两部作品却在本质层面达成共识：

（1）阶级对抗的必然性：《资本论》中“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与《红楼梦》中“贾府与佃户、主子与奴才”的矛盾，均源于“生产资料占有不均”（前者是财产占有，后者是身份赋予的特权）；

（2）制度崩溃的必然性：马克思通过“资本积累一般规律”预言资本主义危机，曹雪芹则以“盛筵必散”的隐喻昭示封建共同体的溃败，二者均遵循“生产力发展突破旧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律；

（3）人的解放的方向性：《资本论》指向“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共产主义，《红楼梦》则以“宝黛叛逆”暗示对“身份枷锁”的挣脱，虽因时代局限未能提出明确方案，但“反压迫”的精神内核完全一致。

这种“异中有同”的解读，避免了“西方中心论”或“文化特殊论”的极端，为理解人类文明提供了“和而不同”的理论框架。

五、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许光伟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创新价值，更在文化自觉与方法论启示层面具有现实意义：

1、学术价值：为跨文明比较研究提供范式

该文证明，不同文明的经典文本可以通过“思维学共性”展开对话，而非停留在“文化差异”的表面描述。这种对话不是“求同存异”的妥协，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论互鉴——《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可照亮《红楼梦》中“地租剥削”的经济本质，《红楼梦》的“身份批判”也可丰富对“资本拜物教”的社会批判。

2、文化意义：激活中华经典的现代生命力

通过与《资本论》的对话，《红楼梦》不再仅是“文学遗产”，而成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运行规律的“理论资源”。这种激活有助于打破“中国传统无理论”的偏见，证明中华经典中蕴含与现代社会科学相通的“系统思维”与“批判精神”，为“文化自信”提供学理支撑。

3、方法论启示：从“对象思维”到“批判实践” 

文章强调“思维学领导逻辑学”，提醒研究者避免“工具理性至上”的误区——无论是解读《资本论》还是《红楼梦》，都应回归“历史对象本身”，而非被既定理论框架束缚。这种“从对象出发”的方法论，对当前学术研究中“概念先行”“以西释中”等问题具有纠偏意义。

六、结束语

许光伟教授的《〈红楼梦〉与〈资本论〉：历史过程定制范畴的机理剖解》，以其“跨学科的勇气、思维学的深度、文明对话的视野”，为经典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其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发现了两部作品的理论关联，更在于证明：真正的学术创新，既要扎根历史语境，又要突破学科边界；既要尊重文明差异，又要把握人类共性。

从“剩余价值”到“宝玉”，从“商品二重性”到“阴阳相生”，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告诉我们：无论是西方的《资本论》还是中国的《红楼梦》，其伟大之处都在于以各自的方式揭示了“人如何被制度塑造，又如何突破制度束缚”的永恒命题。而许光伟教授的研究，正是在这一命题下搭建的理论桥梁——它让我们看到，在人类追求解放的道路上，不同文明的智慧始终在相互映照、彼此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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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主编；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