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政治思想的浩瀚星空中，大多数理论体系都围绕着“稳定”与“和谐”构建，习惯于将“争论”视为需要管控甚至抑制的潜在风险。

然而，在20世纪的东方，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与革命家——毛泽东主席，却以其深邃的哲学洞察和宏大的历史视野，构建了一套将“争论”置于核心位置的独特思想体系。

他不仅从未说过“不争论”，更是将“争论”——无论是思想的交锋、路线的辩驳，还是人民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视为推动社会进步、保持组织活力、实现真正“人民民主”的根本动力。

一、矛盾的普遍性：争论的哲学基石与生命的活力

要理解毛泽东主席对“争论”的态度，我们必须回到其思想的哲学原点——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他对矛盾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在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中，理想的社会形态往往被描绘成一种静态的、和谐的、无冲突的“终极状态”。这种思想倾向于将矛盾与争论视为破坏秩序的负面因素。

然而，毛泽东主席在《矛盾论》这篇光辉的哲学著作中，深刻地指出：“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这一论断，从根本上颠覆了对“和谐”与“稳定”的静态理解。在毛泽东主席看来，世界绝非一潭静水，而是由矛盾推动的、充满活力的发展过程。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是一个静止的、死亡的世界。因此，“争论”便获得了其存在的最高哲学合法性。

争论不是社会肌体的病态表现，恰恰相反，它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反映，是生命力的体现。当社会中出现不同的声音、观点和路线时，这正说明社会在发展、在前进。试图用行政命令或高压手段去消灭争论、制造“万马齐喑”的局面，无异于掩盖矛盾、扼杀生机，最终只会导致矛盾的积累和总爆发。这就像一个高压锅，堵塞了所有排气孔，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毛泽东主席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将这一深刻的哲学洞察，贯彻到了政治实践的方方面面。他认为，一个革命政党、一个新生国家，最危险的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内部思想的僵化、组织的官僚化和活力的丧失。而防止这一切的最好武器，就是公开地、充分地承认矛盾，并鼓励通过争论和斗争来解决矛盾。他从来不说“不争论”，因为这违背了他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哲学信仰。对他而言，要求“不争论”，就等于要求事物停止发展、历史停止前进，这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二、人民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争论的政治保障与核心要义

毛泽东主席所倡导的“争论”，绝非无原则的混乱争吵，更非西方自由主义模式下漫无目的的“为辩论而辩论”。他的“争论”深深植根于“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的伟大构想之中，其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并在“人民”的范围内，实现最广泛的民主。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中，毛泽东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对于敌我矛盾，他主张专政；而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他则旗帜鲜明地指出，决不能用压服的方法，而只能用民主的、讨论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

这个公式的精髓在于，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它深刻地表明，在毛泽东主席的政治蓝图中，人民内部的意见分歧、思想差异、利益冲突，是完全正常的，是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也就是“争论”来解决的。

这种思想，展现了何等博大的胸襟和对人民的无比信任！他相信人民群众有能力在讨论和辩论中辨别是非、区分香花与毒草。他认为真理是具体的、相对的，但更是越辩越明的。一个思想、一个政策，到底正确与否，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而应该拿到人民群众中去讨论、去检验。

因此，毛泽东主席鼓励争论，实质上是他所倡导的“人民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民主不是形式上的、被动的投票，而是一种过程性的、主动的、参与性的民主。他深知，只有让人民讲话，天塌不下来。人民的批评和监督，是防止党和政府脱离群众、犯官僚主义错误的最好“防腐剂”。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主席的“让人争论”，正是他“人民至上”理念最生动的体现，是一种更为深刻、更为真实的民主精神。

三、“双百”方针的理论勇气：争论在科学文化领域的伟大实践

如果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争论”提供了政治理论基础，那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的提出，则是毛泽东主席将这一思想运用于科学和文化领域的伟大创举，是他鼓励争论、缔造民主繁荣文化环境的集中体现。

“双百”方针明确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这一方针的实质，就是要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毛泽东主席清醒地认识到，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是非问题、优劣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企图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对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不仅无益，而且极其有害。

他曾生动地比喻道：只让一朵花开放，不管这朵花怎么香，也是单调的。他坚信，科学上的对与错，艺术上的好与坏，应该通过科学界、文艺界的自由讨论和艺术实践来解决。他敢于让各种思想、各种流派进行“争鸣”，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度自信的表现——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自信，对人民群众辨别能力的自信，对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的自信。

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科学文化领域一度出现了思想活跃、创作繁荣的生动局面。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受到鼓舞，敢于独立思考，大胆探索，提出新的见解。这种敢于在文化领域放手的勇气，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绝无仅有的。它说明了毛泽东主席始终认为，对于思想问题，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处理方式。禁止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看似保护了人们，实际上却使人们的思想变得脆弱，经不起任何风浪。

四、自我革命的探索：从“延安整风”到“大民主”的深层逻辑

毛泽东主席对“争论”的倡导，不仅体现在对党外、对人民群众，更深刻地体现在对党内，体现在他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不懈追求上。他一生都在探索如何让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够避免重蹈历代统治集团由盛转衰的覆辙，而他找到的关键答案之一，就是永不停止的自我革命，其具体形式就是积极健康的党内思想斗争与争论。

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主席就确立了通过学习、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党内矛盾、统一思想的模式。这种大规模的、开放式的党内“争论”，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在建立了新政权之后，毛泽东主席面临着一个更为严峻的课题：如何在一个长期执政的环境中，防止党内出现官僚主义、修正主义，防止党脱离人民群众。他以一个伟大革命家超凡的洞察力，敏锐地觉察到，在胜利和执政的条件下，一些党的干部可能会从“人民公仆”蜕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

正是基于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对人民负责的无限忠诚，他希望通过一种“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来揭发和批判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阴暗面。这在他看来，是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争论”，是一场关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民主”。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群众来监督干部，防止特权阶层的出现；让整个社会都来关心国家大事，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这种希望打破常规官僚体系，直接诉诸人民群众的勇气和魄力，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见的。它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对“人民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定信念，也体现了他将“争论”进行到底、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他本人在这场“大争论”中，也将自己置于人民的评判之下，这本身就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伟大和个人担当。

结论：争论不息，活力永存

综上所述，毛泽东主席之所以从来不说“不争论”，并终其一生积极倡导、鼓励和引导各种形式的“争论”，根源于他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人民民主”的坚定信念、对科学文化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保持党和国家永不变质的深邃思考。

他将“争论”从一种潜在的社会风险，升华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将“争论”从少数精英的清谈，扩展为亿万人民参与的“大民主”；将“争论”从一种消极的冲突，改造为实现“团结—批评—团结”的有效工具。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争论”不是目的，而是通向真理、实现民主、保持活力、巩固团结的桥梁。

毛泽东主席的这种思想，是一种充满活力的、革命的、乐观的思想。它反对一切形式的思想僵化、故步自封和官僚主义。它相信真理的力量，更相信人民的力量。他深知，一个革命的政党，一个朝气蓬勃的国家，绝不能害怕不同的声音，更不能压制批评的意见。

“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的豪迈话语，至今依然振聋发聩。这不仅是一位伟大领袖的博大胸襟的体现，更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他深刻地懂得，一个真正伟大的事业，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永远不需要用压制争论来维持其权威。恰恰相反，它会在开放的、健康的、充分的“争论”中，不断汲取营养，修正错误，凝聚共识，从而获得最深厚、最持久、最不可战胜的力量。

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光辉，和他所倡导的这种永不停息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争论”精神一样，将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