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近日读到王立华《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谁更“高”一筹？》的文章，对白居易这句响亮口号的理解又加深了一层。

西安事变不久，1937年4月5日，国共两党都派出代表，到陕西中部县（1944年改名黄陵县）共祭黄帝陵。

先是张继代表国民党中央宣读祭文，共33句，分四个部分。这篇祭文近2/3的内容，是颂扬黄帝的功德，接下来就是请黄帝保佑。

继而，孙蔚如代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宣读祭文，共26句，有两部分，一部分歌颂黄帝的功德，另一部分主要讲祭祀场景和愿望。

最后宣读祭文的是共产党代表林伯渠。祭文乃毛主席亲笔撰写，也是四言诗，一共49句，大致4个部分。

且不论张继33句祭文中有7句是直接搬来的，有没有抄袭之嫌，这里单论祭文的现实价值。

黄帝的功德要不要讲？当然要讲，如果是在承平日久国泰民安的时刻，多占一些篇幅以激励后人感恩效法先祖之行也完全可以甚至必要。然而，成绩不讲跑不掉，问题不讲改不了，特别是值此“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连倭寇犯边侵华这样的事也只字不提，念一篇基本上什么时期都能用的祭文，避重就轻脱离实际，没有任何时代特征和现实针对性，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岂不是不疼不痒文不对题，让祭陵这样严肃庄重的仪式沦为了走走过场的形式主义？

“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毛主席《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迄今读来，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陶余来；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