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签署行政命令，将美国对中国的对等关税进一步暂停实施90天。中国商务部也同时宣布：中国也将实施同等举措。这是5月之后，美中之间二度延长关税休战期。

然而仅仅在一周前，美国贸易政策呈现戏剧性反差。8月6日，特朗普宣布对60余国征收最高40%惩罚性关税，对于中国，虽然放风说双方可能达成再次暂停关税战协议，却扬言道，如果在8月2日前美中不能达成美国满意的协议，对华商品的关税将飙升至145%，此外，还要求中国把对美国大豆的采购量提高为目前的4倍，甚至威胁若中国继续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将对其实施“次级制裁”。

实际上，8月12日中美同步发布的《中美斯德哥尔摩经贸会谈联合声明》的内容，在瑞典首都七月底进行的会谈结束前双方就已经谈好并确认。之后一段时间，特朗普不过是再一次展现其独具风格的“极限打压”的演技，以利关税战中对其它各国继续施压，同时向美国国内展现其“对华强硬”的姿态罢了。

自特朗普今年4月2日发动关税战以来，其首要目标就是中国，并气势汹汹地把对华关税提到145%之高。但他反复加码、反复横跳的“火力侦察”踢到了铁板，发现中国人根本不吃他那一套。聪明的特朗普及其团队心里面很快就对中国的实力、底线和决心有了明智的判断。在5月份第一次提出90天“关税休战”时，其继续对它国进行真正的极限施压，对华却不得不采取“一拖二磨三虚晃”的基本方针就已经定下了。

本月再次“休战”，标志着作为中美世纪大博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双方的贸易（关税）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并逐渐从美国的进攻转向中国的反攻。关于这方面，笔者将另文分析。

在贸易和关税战乃至军事和科技博弈中，制造业是实力、底气和决心最重要的基石之一。本文论述的重点，是在中国强大、全面而且愈加具有碾压力里的制造业面前，美国呈现了在这些领域的严重虚弱和空心化。而美国政府多年来直至今日的努力，已经无法挽回美国制造业江河日下的颓势。

一、雄心勃勃的愿景和策略

实际上，美国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始于奥巴马时期（2009年），经过特朗普首任、拜登继任及特朗普第二任政府的持续推动，已经历时十六、七年。特朗普“二进宫”成为美国第47届总统后，其“让美国再次伟大”即MAGA施政纲领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让美国制造业回流”。根据其一系列颁布的政策，特朗普政府未来五年（2025–2030年）给予重点支持和回流的制造业有五大块：

1、汽车制造业：将大力支持汽车工厂和核心零部件（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和电池）回流美国。

2、半导体与高端电子等高科技领域：美国政府已圈定甚至强迫台积电、三星、苹果等大规模在美投资。

3、作为工业肌体的钢铁与铝业：施行了各种关税保护以及加大新投资以强化这一关键产业。

4、航空航天与国防：这两个领域与国家安全高度相关，因而特别加强了在政策和法律倾斜方面的支持。

5、可再生能源设备和零部件，如风能、太阳能设备、电池等，由此推动美国的“能源独立”。

在上面的五大行业中，汽车制造、半导体和钢铁/铝业排名最靠前。最首要的目标行业则是半导体与高端电子，因为几乎所有制造业行业包括汽车、精密仪器、军工、航空航天的制造和生产都高度依赖芯片，加上美国在这一领域还暂时领先于中国。半导体和芯片之所以成为回流首选和政策最大受益的领域，是由于包括英伟达（NVIDIA）老板黄仁勋和美国财长贝森特等人都很明白，中国在这一领域里的全面赶上和超过只是时间问题，而能够延缓中国赶超的进程是他们可以希望给特朗普多少挣回面子的目标。

为了加强美国制造业在这些领域的“回流”，特朗普政府主要采取和继续实行的主要策略也有五条：

1、高额关税：众所周知，关税被特朗普认为是美国的最大一张王牌。美国政府对钢铁、铝、汽车、芯片等征收高额的进口关税，迫使外企在美设厂，减少对华依赖。这张牌上一届特朗普政府就对中国开打，拜登延续，使至今即使是在中美“休战”时期，对中国的关税税率还保持在高位：钢铝（25%）、普通汽车（27.5%-50%）、电动汽车（100%）、芯片（25%）。对于其邻国小弟加拿大也毫不手软，除了符合《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的部分汽车零部件外，加拿大钢铝和汽车产品被征收35% 的高基础关税，针对钢铁、铝、铜，还可能叠加50%的“232条款”行业关税。

2、企业税收激励和投资补贴。这方面政策包括：延续和扩大对企业税的减免、加速折旧补贴、直接投资支持，以吸引美企及外企在美新建工厂（如把芯片企业本土设厂的税收抵免提至35%）。

3、放松行政与环保要求管制：措施包括减少相关监管力度，提高企业盈利空间，以鼓励本土投资。

4、技能培训与人才匹配：加速推动职业教育、企业合作培训计划，解决美国劳动力技能短缺的老大难问题。

5、提升供应链安全与抗风险能力建设：通过国防、医疗、先进制造等领域的战略合同和补贴，确保核心产业链的安全和本土化。

二、重重挑战重重关

但顺利施行这五项策略不容易，随之而来的困难重重、挑战多多。

（一）全球关税战遭到反制和自伤：

1、他国的报复性关税：一部分国家（特别是中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在不同程度地针对美国产品实施同等关税，严重损害了美国制造企业及美国产品出口商的利益。

2、制造成本上升：大幅关税推高了以进口零件为主的美国制造业成本，尤其是在自动化和高科技产业。

3、消费压力：关税相当大的一部分将由进口商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导致通货膨胀。这一情况在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会达到高峰。根据多个权威机构估算，2025年新增关税将使美国家庭年均多支出3800–4000美金，大幅抑制本国的消费需求，直接影响经济。

4、迫使他国减少对美进口：特朗普予取予夺的大幅度压制性关税势必使许多国家缩减购买美国产品，并/或转从他国进口，这将大大压缩美国的整体出口收入。

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曾致信美贸易代表，指出关税措施不但将导致中国、欧盟等实施反制关税，进而冲击美国汽车出口，并可能导致美国工厂关闭、价格上涨和就业流失。几个权威车企协会也发出类似警告，称大范围关税会扰乱供应链并推高美国市场的车辆价格。

（二）美企税收激励收效甚微：

1、激励有限：以往历史证明，类似税收优惠的政策反会鼓励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力，难以提升本土就业。 例如，2017年减税后，众多大企业实际的税率大幅低于名义税率，支付不足10%的公司数量从56家增至95家。这就证明税负下降与美国招聘和投资提升无明显联系，大部分企业用税收红利回购股票或提高高管薪酬，而不是扩大制造业生产和雇佣更多的员工。

2、财政压力：大规模减税导致政府的财政收入下降，不但影响公共支出，通过多收关税的收入也被抵消。

3、政策繁杂纠缠：十分细化的所谓“税收激励”实际上漏洞和游说空间多多，无助产业的实际发展。

4、海外套利：减税的税制设计不严，反而会刺激美国企业将利润或生产转移海外以避税。

（三）放松环保要求与行政监管面临挑战：

1、法律上的阻力：美国的实际情况是，放松管制屡遭法律诉讼，尤其是环保和劳工安全领域。法院普遍对行政部门试图“加速”放松监管持谨慎态度。诉讼往往来自民间组织或州政府，阻击放松监管措施。

2、流程缓慢：解除或松绑既有法规涉及多方审批和繁杂程序，耗时冗长，特朗普任内实际上难以完成。

3、环境与安全隐患：减少监管往往导致环保和安全问题增多。

4、造成政策的不确定性： 监管政策朝令夕改、频繁变动，导致人心不稳、不知所措，企业投资信心不足。

（四）技能和人才培训前路漫漫：

1、技能缺口大：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已历时多年，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领域里的合格工人严重不足。

2、劳动力的老龄化：伴随“空心化”的过程，大批熟练工人退休，能够补上的合格工人太少，青黄不接。

3、中小企业资源有限：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拨款有限。而小微企业势单力薄，无力投入有规模的培训。

4、供需错配：产业的自动化、高新化和更新换代发展迅速，现有的传统培训体系难以跟上时代的需求。

对于美国企业来说，难以招聘到足够的技师和工程师是普遍问题。2022年，拜登主导通过了斥资280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计划，大力推动半导体领域的投资。但在实行时，因为技术劳动力严重短缺，至今效果不彰。根据估算，到2030年，美国半导体行业需新增逾100万名技能人才，而技术类学徒培训项目的完成率不到35%。

（五）供应链安全与抗风险力不从心：

1、对华依赖：芯片、电池、电子、光伏，特别是稀土等核心零部件和原材料高度依赖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供应链，短期内难以替代。

2、高成本与高复杂性：对供应链的重构、多元化和全面化布局需要长期（以数十年计）调整和巨大投资。

3、地缘冲突的风险：与美国相关不断的国际冲突影响了所需关键原材料和设备的供应，削弱和打断供应链链条。

取其中一个领域——芯片，就可以说明产业链安全的困境：美国虽投入巨资扩建芯片工厂，但供应链关键原材料的60%仍依赖进口。专家称，仅仅为了弥补相关材料的缺口，不包括设备和IP环节，就需要超过100亿美元的投入。白宫一个报告也指出，芯片与电池供应链缺口巨大，本土替代仍需多年努力和巨额资本。

三、驱赶美国制造业的元凶

除了对应上述五项策略所遭遇的挑战外，美国政府要制造业回流的努力还面临两个大问题，即本土制造成本远高于亚洲特别是中国，以及美国资本和美国人根本就不愿投入工作辛苦、利润回报缓慢和低下的制造业。

关于美国本土各方面成本高的问题很好理解。一句话，在美国制造业的实际成本（包括劳动力、管理、税收、劳动生产率和其它社会成本）要比亚洲多出10%以上，甚至高达一半或翻倍。因此，资本为了利润，宁可把原来美国已经在国内的制造类企业向海外转移。

至于金融业和制造业的利润差距造成美国投资者不愿把钱投入到后者，则是现代西方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并无所不在的资本，以及其根本的、贪得无厌的逐利性所规定的。

金融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eturn to equity）通常在都在10–15%以上，而制造业则很难超过5%。2024年，仅摩根大通、花旗、高盛三大金融巨头全球营收总和就高达2900多亿美元，而全美汽车三强（通用、福特、特斯拉）虽合计营收近5000亿美元，但利润率远低于金融业。信用卡巨头Visa、Mastercard各自仅2万员工左右，2024年营收超过了600亿美元，而对于大致相当的营收收入，而工业公司如通用电气、卡特彼勒的员工人数也就是工资，要多出几倍。

资本不愿流向制造业的现实故事比比皆是。2023年俄亥俄州的一电池厂“返美”项目中途流产，原因是主要投资方将6亿美元转投了金融科技，理由是“回报快，风险低”。2024年，标普500公司64%的利润用于股票回购和分红，新资本投入（新厂、设备、技术）只占到16%，导致工业长期投资动力不足。同年，伊利诺伊州的一家洗衣机工厂经理向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诉苦：“我们有盈利，但达不到华尔街‘标准’。他们要20%的回报，我们最多只能9%，结果工厂关了。”  在投资评估上，金融业对产业项目的风险评估也远高于其对同等级金融投资的评估。2024年，美国钢铁公司Cleveland-Cliffs为建新厂希望融资20亿美元，银行却只肯以“垃圾级”利率放贷，哪怕工厂能直接保障4000个中产岗位。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们如果能够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赚快钱、赚大钱，干嘛还要在嘈杂的车间里一身油腻地去操作机器呢？因此，尽管民调表明美国有80%的民众支持制造业，但仅有20%的人愿意接受在这些工业里从业。

结果可想而知。美国制造业回流倡议联盟主席 Harry Moser说：“过去四五十年来，美国因海外低成本迁移，失去了约600万个制造业岗位……。 2000-2023年，美国制造业净减了350万个岗位，金融从业人员却净增了80多万。根据Kearney（一个全球管理顾问公司）的数据，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后、拜登收官时的2023–2024年间，美国企业的回流指数暴跌了300个基点，真正完成回流或近岸计划的仅占2%。2024年制造业总产值仅增长1%（7.283万亿美元），较2020-2022年平均30%的增速大幅下滑，供需缺口扩大。 从长期趋势来看，制造业就业的占比持续萎缩，从1950年占全美就业的30%降至2025年的7.9%（约1290万人）。美国制造业联盟主席 Scott Paul 指出：“近几年制造业岗位基本在原地踏步。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目前比2023年2月的最近高点还减少了17.3万个制造业职位…… 实现制造业回流的目标可能还需要许多，因为新建工厂的成本和周期都很高。” 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高级副总裁 Kip Eideberg 也表示：“虽然我们都支持任何有利于‘美国制造’的政策，但要把整个产业链都搬回美国其实根本就不现实……。”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前对于资本本质的分析和揭示一点也不过时。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唯一目标是“自我增殖无止境”——即“追逐利润的最大化，无视社会后果”。 因此，美国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决定了： 资本在利润最大化驱动下，一定会抛弃回报缓慢的实体（制造）经济，转向短平快的金融套利。

因此，在制造业利润率递减、投资回报周期拉长时，金融资本因高杠杆、金融创新、分工外包等，表现出更高、更多元化的利润空间，资本自然流向利润率更高的领域。

因此，金融资本的累积速度远超实体经济，随着股票、债券、衍生品等虚拟资本的膨胀，社会财富向持有金融资产的少数群体高度集中，美国的制造业资本链、人才链被连续和不断地抽离。

资本无国界。因此，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产业链变化再次服务于资本的全球追逐利益，而美国本土产业则被边缘化了。

因此，美国本身的制造业逐步丧失投资、创新、研发等资源支持，形成了难以逆转的“产业空心化”。

相反，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就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上世纪70年代建立了自己的现代工业基础。此后，特别是现在，继续深厚产业积淀、技术提升、创新驱动和全球供应链地位，在中美新一轮贸易摩擦中展现出强大韧性和反击能力。已有许多经济学家预计，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从现在占世界制造业的大约35% ，将跃升到50%。

流水落花春去也。这就是无论美国多届政府怎样努力，都无法让制造业回流和重建的趋势和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