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适应朝鲜战争以及国内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建立工程兵部队。1952年，一份工程兵司令员的候选名单，摆在了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面前。

没有人敢随便欺负中国人了，但不是靠关公和青龙偃月刀，更不是靠“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而是靠人民革命推翻三座大山，靠抗美援朝打出国威军威，靠社会主义工业化，靠两弹一星……

循着先辈的足迹踏上这片土地，在延安窑洞斑驳的土墙上触摸时光的温度，试图回答那个跨越时空的追问：是什么力量，让一代代青年在苦难中淬炼出信仰的锋芒？

我被调到《红旗》之前，从1952年到1958年在中办工作了六年。这六年里帮助做的事情都属于技术性的工作，很难说起什么作用。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宁都起义等一连串事件爆发，我们的革命形势被外力推着进入了高潮。

不久就到了“忙秋”的时候，越忙越添乱，鬼子不断要夫，每天60人，少一个也不行。原先不是80，怎么少了20？蝗军“仁义”了吗？

我们的出路就是习主席教导我们的，“只要我们坚定信念信心不动摇，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应对风险挑战不退缩，就一定能够打开改革发展的新天地”。

邓力群在1980年代初就意识到，通过正式的文件提出肃清“殖民地奴化思想”课题，是十分有远见的。邓力群对毛主席晚年那么重视批判“洋奴哲学”的做法，有新的感悟。

在曾经的14年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但犯下这样罪行的国家体居然几十年后仍然可以与中国平起平坐，仍然可以与中国和平共处，这是有问题的。

2010年邓力群伯伯已是95岁的高龄了，12月份他刚刚过了生日，我去看望老人家。上午十点，老人还在听读报，刘秘书告诉他，魏巍的孩子看他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