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从“中办”到《红旗》

点击：  作者：邓力群    来源：信仰的力量61 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5-07-31 11: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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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读书小组在杭州陪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右起：毛泽东、邓力群、胡绳、陈伯达、田家英）。

 

我被调到《红旗》之前，从1952年到1958年在中办工作了六年。这六年里帮助做的事情都属于技术性的工作，很难说起什么作用。帮助中央领导同志做一点文字整理工作，只能说是开始介入和切入中央的工作吧。如果说中央需要助手，我们这几个人也只是大助手的小助手。大助手是陈伯达、胡乔木。小助手帮助大助手也还是做些技术性的工作，跑跑颠颠，抄抄写写，有时提供一些材料或者写那么几段，供他们参考。

 

应该说，这几年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胡乔木与陈伯达起草文件方法的比较

 

胡乔木和陈伯达这两个大秀才有根本的不同。胡乔木政治品质好，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而陈伯达，后来变成为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我这里只讲他们两个起草文件不同的工作方法。

 

陈伯达接受了任务之后，找助手，说要完成一个什么任务，你们分头去看点书，看点材料，提供一些意见，交给他。不行，就再来一次；还不行，又再来。怎么不行，他也不讲。到最后，他觉得哪个人搞得有点基础，就一边改，一边谈。不满意的，就由他口述，我们笔录。陈伯达就这样反复推敲，直到满意为止，一点也不含糊。

 

胡乔木与他相反。他要你帮助他做事，一开始就和你讲清楚是什么题目，要讲哪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什么，第二个问题讲什么，文章的要点给你讲了一遍。你根据这个要点起草，交给他之后，他就再不找你了。要改，要重写，都是他自己干了。而陈伯达这个人非常麻烦，一而再，再而三，要你反复改，也不说应该怎样改。这个办法当然也有好处，就是逼着你认真思考。胡乔木的做法是什么都给你想好了，按照他的意思整理出来，交给他，就完事了。

 

所谓“引蛇出洞”

 

 

1957年三四月间，我随少奇同志从南方返回北京。这时中央已经做了整风决议。中央的意思是欢迎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顿作风。作出这样的决定，同对当时阶级斗争的认识有关。认为阶级斗争问题解决了，阶级矛盾解决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了。现在看来，那时太乐观了。

 

党中央、毛主席当时担心的不是人家进攻，而是人家不讲话。所以，毛主席本人一路上动员，从北京讲到天津、讲到济南、上海，要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要又鸣又放。民主党派有人讲要大鸣大放。好啊，大鸣大放也可以，只要你讲话就好。

 

这样一放，结果什么东西都放出来了。这才引起毛主席的警觉。后来说引蛇出洞。实际上是蛇出洞咬了我们几口，这才想到这些蛇不是那么老实。“引蛇出洞”的说法，有点自我解嘲的意味。

 

面对这些蛇出洞，主席和中央的方针是让他们出来，让他们讲话，会上讲，报上登。特别有一条，凡是骂共产党的话，都不扣住，在报纸上发表。很多报纸都如此。《人民日报》对这条想不通，毛主席派胡乔木去整顿。不论那些人讲什么，都在报上登，激发了工人和农民对右派分子的不满：你们这样骂共产党，不公平。同时，也出了一点问题。有些人的发言经过记者整理、加工，与人家的原意不一样了。当时影响大的如葛佩琦，他是我北大同学，秘密党员，在敌人军队里做过工作，后来到了人民大学。在大鸣大放时，他说了这样的话：如果共产党这样或那样的话，人家就要杀共产党。报上登出来，被说成他主张要杀共产党。那还不是大右派！

 

在一段时间里，除了在报上公开登载他们的不满意见外，还有一个小刊物——《内部参考》，一本一本地登这些东西。我那时看这些东西，确实是越看越生气，越看越忍不住，希望党中央赶快下命令进行反击。这种情绪，在党内，在工农群众中，是普遍存在的。

 

等到6月8号《这是为什么》这篇社论一发表，全国就很自然地形成反右派斗争的热潮。以后连续发表《工人说话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在思想感情上，我都跟主席的指示是一致的。

 

毛主席采取的办法是，凡是反对共产党的话，不要替他保密，公之于众，让群众来辨别，相信群众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应该讲，这是一个很高明的策略。这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间，中国共产党有几十年的雄厚的基础，右派翻不了天。

 

关于反右斗争扩大化。在大鸣大放中，党内外有许多人讲话。很多是对本单位领导处理各种问题不妥当有意见。后来，发展到把对单位领导有意见同反对党的领导划上等号。这样，反右斗争自然就扩大化了。再加上当时还下达要划多少右派的指标。后来对反右派斗争的结论是：反右斗争是必要的，问题是扩大化了。扩大得太厉害了，打了五十多万右派，其中大多数是对本单位的领导有意见而被看作反对党的领导，戴上右派帽子的。这就伤害了知识分子里的不少人。

 

但是，由此也得出一个很好的结果，即对三大改造以后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经过毛主席的总结，有了一个比马、恩、列、斯大进一步的认识。在反右斗争前，苏联的领导和学者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矛盾。我们不一样，讲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有矛盾，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陪毛主席读书

 

《红旗》杂志1958年6月1日创刊。我5月调到那里工作，担任副总编辑。到1964年下乡搞“四清”，实际做了六年编辑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在那里挨批斗，以后到《红旗》的五七干校，直到1975年复出，都在《红旗》。在下去搞“四清”之前，实际上也不完全在杂志编辑部做事，参加了中央的一些活动，如：陪毛主席读书（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觉得国内、党内的问题解决了，有条件读书了。1959年10月31日，主席到杭州。住在里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刘庄招待所（现名杭州西湖国宾馆）。12月上旬，他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接到通知，我们几个就一起到了杭州。

 

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这山名叫丁家山，也叫康山。因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晚年曾在这里隐居而闻名。丁家山是一个四十多米高的小山。山上有三间宽敞的平房，砖木结构，四壁摆放书橱，古朴典雅，名为“蕉古山房”，也叫“康庄”。这里树木葱茏，幽静，清爽。山石上镌刻着康有为庚申（1920年）三月的题词“蕉石鸣琴”，点出了这里的雅趣。主席喜欢，读书就在这所平房里头。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诵读，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俩轮流念，我专门记。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主席随时发些议论，大家有时也插上几句。起初主席没有注意，后来发现我不读，专门在那儿记，就问：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重，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做记录，没有再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二十一天。时间抓得比较紧。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点左右开始，一直到九点左右吃晚饭为止。也有从三点、五点、六点开始读，到七点、七点半、十点结束的。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点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就利用假期到苏州去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星期天白天在苏州活动了一天。为了不耽误读书，星期天又坐夜车，星期一早晨就回到杭州了。

 

12月26日，是毛主席六十六岁生日，读书也没有中断。只是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个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江华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和老部下。饭后，主席赠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上丁家山那所平房只能步行。12月30日下雨，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这天从下午六点读到晚上十点，读了二十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天，照常读书。

 

在杭州这段时间，读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开了头。我每天下午做记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就整理一遍。梅行同志帮助我一起整理。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一个标题：《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1月4日，我们随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把第三十三章读完。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在上海会议期间，大家知道主席领着几个人在读书，也听说主席发表了很多议论，都想知道主席发表了些什么议论。各个组纷纷要求传达。我所在的那个组有朱总司令、小平同志。胡绳同志那个组、田家英同志那个组也都要求传达。我问：主席没说让我们传达，可以传达吗？小平同志说：可以，可以。于是我就按整理的记录一段一段地详细传达，用了两三个半天。胡绳、田家英和陈伯达在他们所在的小组里也传达了。主席也知道。

 

胡乔木同志在上海听我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后，觉得主席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否定太多，肯定太少。问我，记录整理是不是还有漏掉的？是不是还有没有整理进去的？我说有。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划。从头至尾都这样做。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或长或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些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那本教科书上。也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道道，既没有议论，也没有说对还是不对。这些没有整理到谈话记录中去，没有传达。

 

乔木同志把我的那本书拿去翻了一遍，对我说，他自己听传达后的印象不准确，你传达的也不全面。他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主席划了道道的地方，有主席简要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整理的谈话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主席读书的见解。

 

上海会议后，主席又带我们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还有结束语，全部读完。这时已是1960年2月9日。

 

陶铸同志、胡乔木同志参加了广州的这段读书活动。

 

在读书的整个过程中，毛主席的心情好像很平静。给我的印象是，庐山会议的问题解决了，中国就没什么问题了，可以放心了。其实，庐山会议决议往下传达后，下面出现的一些问题，谁也不往上报。给主席造成了一种错觉，好像是天下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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