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因为，我们坚持集体主义，坚持集体领导。但是，就像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不能否认人民英雄创造历史的重要作用一样，我更认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要义，是毛主席个人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总结与思考。

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毛主席常常不被理解并被错误的对待，即便是在他缔造的红军队伍中，在他打下的地盘上，在井冈山、在中央苏区。而他的同志，总是在遭遇失败甚至重大的流血牺牲之后，才想起来要请“老毛”出来收拾残局。他的每一次回归，都证明了当时的领导者所指的道路不通。

主观见之于客观，实事求是，哪有如此容易，需要伟人的洞察与决断。一次正确，两次正确，三次正确，无数次正确，化腐朽为神奇的重复，才让中国革命一次次走向胜利。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这样的结果，就使党内的同志不得不接受一个被反复验证的事实，那就是只要是毛主席指出的道路就是胜利。反之，就是失败。

朱老总说：毛主席看准的事，很少错。

星火燎原的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却不想依靠农民，让五亿农民成为了革命的看客，视其为“过火”而竭力压制，甚至不惜牺牲农民利益以换取与国民党的脆弱联合，放弃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结果呢？当蒋介石的屠刀猝然挥向革命时，失去了农民这一最深厚根基的共产党人几无招架之力。血的教训让年轻的共产党人清醒的认识到，背离毛泽东所洞见的“农民问题乃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革命必将付出惨重代价。“糟的很”还是“好的很”，历史在演进的过程中给出了确切答案。

时间推进到红四军七大，极端民主化、强调“由下而上的民主”，成为当时红军内部的“共识”，毛主席被大家认为是“家长制作风”，不但落选前委书记，还背了一个“严重警告”处分，离开了红四军。当指挥决策陷入无休止争论时，毛主席所倡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被削弱，红军队伍失去统一意志与行动力，战斗力锐减。中央九月来信之后，陈毅亲自到大山深处毛主席居住的“饶丰书房”承认错误，并请毛主席出山。而这期间，毛主席突发疟疾面临生命危险，甚至误传“毛泽东在龙岩病故”，共产国际发了一则千多字的《讣告》。也就在这段时间，毛主席对如何建党建军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亲自起草长达3万字的《古田会议决议》。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毛主席的思考，通过古田会议成为坚持至今的建党建军原则。

王明存在的价值，好像就是为了证明毛主席的正确。依仗共产国际的权威，跟其靠山米夫一样党同伐异，能大段背诵马列、有一定理论功底的王明，在党内有一定的拥趸。但是，在博古、李德“左”倾机会主义与右倾逃跑主义指挥下，革命火种险些被扑灭于中央苏区。教条主义者不顾实际，盲目照搬“城市中心论”，强令红军与数倍于己的强敌“御敌于国门之外”，放弃了毛主席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策略，搞短兵突击的阵地战，与国民党军拼消耗，导致苏区日益缩小，元气大伤，被迫长征战略转移。此时，“右倾逃跑主义”又表现为惊慌失措、消极避战，湘江一役，中央红军从八万锐减至三万，革命濒临绝境。此情此景，正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革命就一定要失败。”王明路线以其脱离实际的僵化教条，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后来，在众多军事家推演不可能有翻盘机会的极端局势下，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军事智慧和战略胆识，在最危急关头指挥红军四渡赤水，上演“神来之笔”，巧妙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为党和红军赢得一线生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开始沿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前行。这不仅是军事指挥权的转移，更是革命路线的历史性抉择。

实践中产生的理论，符合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真理是变动的，真理不可能被语言概述，只能靠心去觉悟。一旦受到语言局限，就不再是真理。这就是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每一次偏离毛泽东思想航向，革命都付出沉重代价；每一次重新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革命便迎来新生。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实践的选择，是真理的胜利。

作者：毛粒子；来源：毛粒子Maons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