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对新时代实事求是的总体性判断和提出的正确的应对理念和战略性构想，这需要我们全党上下准确理解和把握，同时，还需要我们政府部门在制定经济规划和政策时自觉地贯彻。

第一，我们已经进入了“新发展阶段”。习近平在《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明确指出，“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国际环境日趋错综复杂”，“当前， 我国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就是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第二，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正确应对和解决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就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所必须遵循的发展理念。

只有通过创新、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尤其是核心技术、关键设备）的自主创新，我们才能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对我们的“卡脖子”，我们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处于主动、有利地位。

只有协调发展，才能解决我们多年来片面追求总量上的扩张所造成的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打破我国“两头在外”的不利经济格局。而要做到协调发展，就必须首先“补短板”——“三农”短板。

第三，补“三农”短板，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打破我国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不足的关键之举。多年来，我们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三驾马车”经济增长理论，忽视了国民经济结构的协调平衡问题。从1995年轻工业产品过剩开始，至今30年了，工业产品相对于国内民众的购买力而言一直是过剩的。

按照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就是价值分配出问题了，从而导致商品交换不能出清，即农业（农民）所分配的价值比例过低，导致工农产品交换不能出清，这就是我国多年来内部循环不通畅的关键。所以，习近平英明地提出要加快构建内部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而内部大循环的主体，就是工农业之间的大循环，服务业通过服务一二产业参与循环（服务业分配的比例不能过高，片面追求“新经济”导致产业空洞化的欧美是前车之鉴）。那些被庸俗经济学之产业结构高端化思想误导了的学者和官员，是不能理解这一点的。更别说那些以将中国经济带沟里去当做任务的颜色革命之徒了。

也就是说，在新发展阶段，要破解我国经济面临的“凯恩斯困境”（即采用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扩张，物价要失控、过剩产能要加剧；采用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增长率保不住、失业要增加），只有通过结构性的收入分配调整——关键是提高农业（农民）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配比例到合理的位置，实行工农业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畅通国内大循环”与“统一国内大市场”，形似而神不是。上述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是提高农业（农民）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配比例到合理的位置，以实现国内工农业之间的大循环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循环，进而扩大国内需求市场、减少对外需的依赖。而“统一国内大市场”，落脚点是打破各地市场壁垒，原本的市场有多大，还是多大，并不能增加市场容量、扩大不了内需。

我们一定要警惕那些故意混淆“畅通国内大循环”和“统一国内大市场”，进而误导英明的“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