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家琪：对长征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现象之批判

点击：作者：丁家琪来源：“心系岷山”微信公众号发布时间:2025-07-17 08:36:12

对长征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现象之批判

——以“九九密电”问题为例

丁家琪

【摘要】一个时期以来，因种种原因，史学界对红军长征史的研究出现了一些偏差，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上产生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述和判断，其中就包括一股否定“九九密电”的错误思潮。“九九密电”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它是当时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一再对抗中央、反对北上一系列错误思想和行动的必然产物。大量的史实表明，“九九密电”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否定“九九密电”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不仅歪曲了历史事实，扰乱了思想舆论，而且明显触犯了国家的有关法律。

红军长征史是党史、军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呈现出十分活跃的状态，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同时，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表现是出现了一股否定“九九密电”（又称“草地密电”）的思潮，这股思潮罔顾历史，制造混乱，诋毁代表中央正确路线领导的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史学界、舆论界造成极不负责任的恶劣影响。为了澄清认识，恢复“九九密电”历史真相，本文结合大量史料对“九九密电”问题进行重新梳理和分析。

一、“九九密电”问题的回顾

所谓“九九密电”，是指1935年9月9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以及陈昌浩、徐向前率领右路军长征到达四川西部的巴西一带以后，率领左路军的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在阿坝地区一再拒绝党中央要求其率部北上的指令，背着朱德、刘伯承等人私自给身在右路军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主要领导人陈昌浩等发出密电，企图危害党中央和分裂红军。身在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获得了这一密电，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党中央为了贯彻既定的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于9月10日凌晨率领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2日到达甘肃南部的俄界地区，在此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做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这一密电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对抗中央，企图以枪杆子指挥党的一系列错误思想和行动的必然产物。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于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会师。会师时，红一方面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只有2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这时却有8万多人。面对这种情况，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在红军前进方向和战略方针上开始同党中央唱对台戏。从6月到10月，党中央同张国焘之间围绕北上还是南下的重大战略方向选择和战略方针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反复交锋，概括起来比较大的交锋有四次。

第一次在1935年6月中下旬两河口会议前后。6月16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等人，提出两个方面军总的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占领新疆。但是张国焘不赞成这一方针，回电说红军宜集中主力占领青海新疆或者南下川康边。为了统一思想，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做出了关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及全中国的胜利。

张国焘勉强同意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中央领导人关于北上的意见。中革军委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是会后张国焘回到理县的驻地就改变主意，他致电中央表示仍然坚持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策动他的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要求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改任前敌总指挥，由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并给予其“独断决行”的大权。这时张国焘已暴露出篡夺军权的野心。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6月29日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7月18日又决定把原来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如此之后，张国焘才勉强同意红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第二次在1935年8月上旬毛儿盖会议前后。毛儿盖会议之前，有两个重要部署在此必须要先予说明。一是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并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要求，任命叶剑英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接到命令以后，就带着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李荣、毕占云、吕继熙（吕黎平）、赖光勋、陈茂生等11名作战参谋和机要干部从黑水出发，到达毛儿盖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工作。二是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红军要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洮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发展的局面。这个计划将红一、红四方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以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为左路军，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的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进；另以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军、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为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的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北上阿西一带，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这两个部署与“九九密电”事件有着紧密的联系。

8月初，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到达毛儿盖。他即向中央发难反对北上。中央不得已于8月4日至6日，再次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继续解决组织问题。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党中央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针对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和破坏红军团结的活动，决议明确指出要“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在沙窝会议上，张国焘又以“提拔工农干部”为借口，提出再增加红四方面军干部九人当政治局委员。当时随军行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只有九个人。张国焘这一要求企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央的领导成分，以便于他控制中央。会议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是为了加强党中央领导，增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团结，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陈昌浩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第三次在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发出“九九密电”前后。从前两次的交锋中可以看到，党中央每强调一次北上方针，每提出一项根据当时敌情制定的作战计划，张国焘都要表示反对，并要挟中央提出要解决所谓组织问题。虽然中央对其错误言行给予了严肃批评，但为了红军的团结，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第一次是让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第二次是增补了来自红四方面军的三名中央委员，三名中央候补委员，两名政治局委员。即便如此，张国焘仍然没有满足。

8月15日，左路军先头部队从卓克基出发，经过草地后 20日到达阿坝地区，随后左路军的主力部队也陆续到达这一地区。18日，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毛儿盖地区出发，21日至23日右路军主力和党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先后北上，经过草地后于月底前全部到达班佑、巴西地区。9月1日，毛泽东等领导人致电张国焘，要求左路军按原定计划迅速东进到班佑、巴西地区同右路军会合，然后共同北上。此后，一直到9月8日，中央连续多次发出电报，一再催促张国焘北上。然而，张国焘却在阿坝地区按兵不动，不但不执行中央的指令，反而公开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9月3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反对北上，要求已经过草地的红军返回，南下进攻松潘之敌。9月5日，他又命令当时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的左路军的一部分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9月8日，他电令徐向前、陈昌浩，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发，右路军立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同时电令左路军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转令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并设法将其扣留。这意思就是要对军委纵队动武。形势发展到如此，中央要求张国焘北上，张国焘却坚持南下，并挟持武力对抗中央，双方在电报里你来我往，一直发展到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和其他领导人给陈昌浩等发去密电，要求他们率领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幸亏密电被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获得，他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央才于9月10日凌晨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9月10日凌晨，在“九九密电”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党中央在北上途中发表《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张国焘南下方针“对于红军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同时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其南下电令完全不适宜，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立即北上。中央又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令，令其率领四军、三十军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意即跟随在一、三军的后面北进。然而陈昌浩等人公然站在张国焘一边，竟然给红一军、红三军领导人送去一封策反信，鼓动他们反对中央，信中说“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信中还煽动说：“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要求“即率队转回阿西”。陈昌浩公然挑拨红一军、红三军和党中央的关系，妄图拉拢彭德怀等领导人，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秘密命令行事。他还当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是逃跑路线等等。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径。

第四次在9月中旬至10月上旬，张国焘另立中央前后。张国焘率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以后，于10月5日在理番县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自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他对朱德、刘伯承等进行围攻迫害。同时还公然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职务，开除其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宣布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甚至还要求取消党中央。其实，张国焘早在1924年5月被捕入狱后，不久忍受不住敌人严刑逼供，贪生怕死，供出了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昆弟及一批北京的共产党员，这一次反党篡军的行动，只不过是他叛徒本性的一个十足表现而已，也是对他发出“九九密电”最好诠释。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或武力解决北上或南下分歧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那封密电上，而是经历了从两河口会议到张国焘另立“中央”这样一个过程，时间长达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张国焘自以为人多枪多势力大，一直在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的路线，逼迫中央做出种种让步，企图篡夺军委和中央的领导权。当然，这里说的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必须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严格区分开来。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一样，都是党缔造和指挥的人民军队，绝不是张国焘自我认为的个人武装。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坚决拥护党中央正确路线的，对张国焘的错误和罪行也是坚决反对的，真正跟着张国焘跑的只是极少数人。

二、“九九密电”的史实考证

20世纪80年代初，史学界的一些人以所谓中央档案馆没有查到“九九密电”为由，否认张国焘发出了密电。这种理由能成立吗？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战争年代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的环境，不少文献档案资料已经丧失，比如著名的宁都会议、遵义会议，至今都没有查到会议记录，但谁能说这两个会议不存在？宋时轮曾经在一个场合对笔者等人谈到，张国焘的那个密电，中央档案部门是不可能有的，因为电报是从张国焘那边发的，最终收报人是陈昌浩，他们怎么可能把电报保存下来呢。

当年在红四方面军负责机要的一位同志，曾讲到西路军在高台战役失败时，把所有的文件档案都销毁了，把电台都砸毁了。所以很多历史资料现在在档案部门找不到，是很正常的。如果以没有查到密电文本为由就否认它的存在，显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就表明一个问题，明明存在的历史事实，你却用站不住脚的理由来否认，如果不是对历史无知，就是有意歪曲事实，别有所图。无论哪种情况，本质上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体现。

虽然这个“九九密电”在档案部门没有查到，但是，密电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和知情人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充分证明密电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主要有以下事实予以佐证。

第一是毛泽东的讲话。1937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张国焘背着中央发出了秘密的命令。毛泽东说：“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接着在谈到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毛泽东讲这个话的时候，张国焘就在现场，张国焘并没有表示反对，说明张国焘是承认这个事实的。这个讲话记录稿存在中央档案馆。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参加编写《叶剑英传》时，在档案馆里亲眼看过这个讲话记录稿档案。这里还有一个情节，有的人把张国焘在另外一个场合回答朱德质问时，为自己错误行径辩护的一段话，说成是在这次会议上讲的。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显然是十分拙劣的。

毛泽东还在其他时间、场合多次谈到密电这件事。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曾与杨成武谈起此事，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同高级干部谈话时再次谈道：“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我们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那里还有一点根据地，后来怎么能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毛泽东还在另外的场合讲过，长征中同张国焘斗争这一段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可见当时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处境多么险恶。

第二是叶剑英的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书记处决定给九位元帅立传，写传记，叶剑英元帅的传记由军事科学院负责。笔者参加了《叶剑英传》的编写工作，前期主要参加编写传记，后期到1996年以后，接任了传记组的组长，继续主持编辑叶剑英的军事文选和编写叶剑英年谱。我们在1982年、1983年亲耳聆听过叶剑英回忆他革命生涯经历当中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关于长征中截获张国焘密电的这一事件，他曾给我们作过详细的回忆。后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文献编委会编辑出版《叶剑英选集》的时候，书中收入的《长征的艰险历程》一文就是根据叶剑英几次谈话的录音整理的，经过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核并报中央领导人审定后公开发表。

叶剑英对于获取张国焘密电的经过是这样讲的：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接着叶剑英对怎样派参谋吕继熙拿到一份甘肃地图，怎么设法带着军委直属队离开，都有详细回忆，此不赘述。

第三是周恩来的讲话。1972年6月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九九密电”问题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剑英同志先得到张国焘的命令，一得到，马上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得到这个消息，决心北上。……剑英同志先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脱险，立了大功。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不是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例子来比喻吗？宋朝不是有位吕端嘛。古人有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主席拿这个例子多次说这个事。当时军队就行动了……后来陈昌浩看到电报，知道了这件事，要追。据这一次徐向前同志在小组会上说，他制止了。他反对这件事情，不让追。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我们相信徐向前同志的话，因为总有顾全大局的同志嘛。所以那一次是一个很险恶的环境。就是说，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要不是毛主席出来制止……，那个局势就很坏了。所以就是毛主席说的，人心，党心，党员之心，都是要团结的，不要分裂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要分裂是极少数，那是一个惊险场面，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板荡识忠臣’嘛。”

第四是彭德怀的回忆。彭德怀在《我的自述》中写道：“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示意想办法。毛主席脱险来到三军团司令部，发了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

第五是张闻天、秦邦宪的谈话。张闻天和秦邦宪是巴西会议的参加者，也是重要的密电事件当事人。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到了这两位中央领导人当时谈话的情形：“有一次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对我说，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但张国焘耍两面派，表面上同意，心里是不同意的。……他还违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密电要右路军立即南下。……洛甫告诉我，张国焘发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洛甫告诉我上述情况后，叫我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要把毛泽东等软禁起来，这难道不是要武力解决党中央吗？

第六是朱德的谈话。朱德在1960年11月9日的谈话中说，四方面军到阿坝时，张国焘就变了，要全部南下，发令要把北上的部队调回，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后来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截住告诉了毛主席，没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单独北上了，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

第七是聂荣臻的诗和文章。聂荣臻在1977年5月14日叶剑英祝贺八十寿辰，曾赋诗一首，其中有四句是：川西传讯忠心耿，京华除害一身胆，行若吕端识大事，功成绛侯有愧颜。川西传讯，就是指截获张国焘密电一事。1986年聂荣臻在《吕端大事不糊涂》一文当中写道：“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川西懋功地区，9月，张国焘背弃中央北上的决定，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野心达到顶点。张国焘居心险恶，竟企图危害中央，电令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包括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全部南下。在此党和革命处于万分危急的时刻，剑英看到这封电报，火速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并设法提供了一份军用地图。中央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北上，脱离了险境，使张国焘危害中央的图谋落了空，也使红军日后有了北上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发动。在俄界，剑英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这惊险一幕。我由衷地敬佩剑英的机警和对党中央的无限忠诚。”

第八是杨尚昆的谈话。1986年9月30日杨尚昆在一次谈话中再次回忆了当时获得密电、直属队打粮、与叶剑英星夜出走、李特“追兵”以及毛泽东劝阻、当众散发传单等具体情景。他说：“当时中央和我们对张国焘发密电给陈昌浩，分裂党和红军这件事，都是深信不疑的。如果没有叶帅获取那份密电，揭露张国焘威胁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央为什么走的那样急，那样险呢？那岂不是发疯了吗？”当时在潘州镇与杨尚昆同住一室的陆定一也回忆了类似内容。1984年4月3日，杨尚昆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谈话，对这段史实作了更为具体的回忆。

第九是徐向前的诗和李先念的谈话。1977年叶剑英80寿辰之际，徐向前亲笔给叶剑英写了一首贺诗，诗中有云：“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有定”，这诗的核心意思明确指出了叶剑英40年前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事实，以及毛泽东对叶剑英的评价。徐向前1977年9月还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一文，批判1935年张国焘以武力威胁中央，用枪杆子指挥党的罪行。后来徐向前自己曾表示说这篇文章是别人代笔的，但不过他本人在审阅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一段明确的批示，肯定这篇文章写得很好。1984年6月15日李先念同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谈话时，也谈到张国焘密电问题，他说电文里有一句关键的话指示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第十是吕黎平的回忆。吕黎平当时是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是密电事件的直接当事人之一。1979年5月1日吕黎平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严峻的时刻》一文，详细记述了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发来密电以后，译电员陈茂生和他一起商议将密电先报送给参谋长叶剑英的经过，吕黎平在文章中还概括了张国焘“九九密电”的主要内容，其中有“武力解决”四个字。就是这四个字，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不放，进行歪曲和攻击。后来，吕黎平对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及密电内容的回忆，都做过明确具体的说明。根据笔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认为吕黎平的文章所记述的历史事实是准确的，所回忆的密电内容虽然经过《解放军报》编辑加工整理，但都是有根有据的。其主要依据有三点：一是1951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关于巴西会议的注释。注释写明：“这时张国焘率领一部分红军和中央分裂，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脱离危险区域，并率领服从命令的红军向陕北前进。”这里有“企图危害中央”“脱离危险区域”的表述。二是毛泽东的几次讲话。1937年3月的延安讲话，有“开督军会议”“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如果稍不注意，那么会打起来的”这些表述。这不是指张国焘要“武力解决”，那又是指什么呢？毛泽东还在1967年、1971年两次讲话中提到“彻底解决”“否则就当俘虏”等话，不难看出，这更是直接指出了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的意思。三是1977年9月徐向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文中明确提到了张国焘阴谋以武力危害中央。

诚然，吕黎平当时回忆的密电内容，因为事隔几十年，不可能一字一句都记得很清楚，但上述权威的说法，印证了吕黎平回忆的电文基本准确。由此可见，企图否定张国焘密电中有“武力危害”或者“武力解决”中央的意思完全是徒劳的。前面已经分析过张国焘武力危害中央从6月两河口会议一直到10月另立伪中央，这段时间里交锋就多达三四次。张国焘多次向中央要权逼迫中央南下，并要求把这个职位给他，把那个职位让给他，还要软禁中央这些领导人，发展到最后把这些人开除党籍，撤职查办，实行通缉。可以说，张国焘这些行动的每一步，都是在以武力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的，都是典型的“督军”行为，都是用枪杆子指挥党。那些仅仅抓住几个字眼大做文章而企图否定张国焘“武力解决”问题实质的人，为何对这些铁的事实视而不见呢？

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吕黎平当时在作战科，不能到机要科看电报。这又是不懂历史的人的凭空想象。战争年代的中心任务就是作战，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作战展开的。当时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有明确规定，作战科的人可以到机要科查看电报。这一点，当时右路军译电员、红四方面军机要干部丁园和左路军译电员、红一方面军机要干部李质忠等，都有书面回忆作证。还有更重要更关键的一点，叶剑英从红一方面军带去的这十几名作战、机要人员，不少人都是由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单独谈话和交代任务的，本身就负有搞好和红四方面军机关部队人员的团结，同时监督张国焘的责任。当遇到重要紧急情况时，作战、机要人员在一起商议处理问题是再正常不过了。

三、否定“九九密电”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

历史研究如果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或者争议，不仅不应该否定，还应该提倡。但是对长征中密电事件的研究，有部分人就不是在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学术争议，而是有意颠倒黑白，歪曲历史，否认事实，甚至恶意攻击党的领导人和革命先辈，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体现。就笔者所接触到的有关资料，否定“九九密电”思潮中的一些极端的言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趁着社会上出现的一股非毛反毛逆流，抛出否定张国焘“九九密电”的论调，企图以此否定党中央、毛泽东同张国焘进行斗争的历史，为张国焘翻案。这部分人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发表文章，先是质疑张国焘密电中有“武力解决”四个字，进而发展到全盘否定“九九密电”的存在，企图制造出密电问题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蓄意搞阴谋的印象。这些人精心制造的迷局，蒙骗了部分党员干部，也迷惑了部分不了解情况的群众。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紧密的联系。当时，党中央准备在新形势下做一个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涉及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制定这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先后在党内数千人当中讨论决议的征求意见稿。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人抛出了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党的正确历史的错误言论。在那段思想比较混乱的时间内，错误思潮具有相当大的市场。否定“九九密电”思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在毛泽东生前没有任何人对“九九密电”事件提出过质疑，却偏偏在非毛反毛逆流中冒出否定密电的思潮，这难道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吗？显然不是。更有甚者，就是煽动这股思潮中的某些人，谣言惑众，制造混乱。只要在宣传长征的正史中涉及宣传毛泽东、叶剑英等领导人功绩的文章、著作发表，他们即刻就大造舆论，歪曲事实，写信告状，扣上“影响团结”“影响稳定”的大帽子，似乎他们否毛反毛、否定党的正确历史就是“维护团结”“维护稳定”。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幸亏当时党内、军内还有一批有威望的老同志，有一些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站出来捍卫党的历史，捍卫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才使这些逆流没有掀起更大的风浪。否则，如果让这股思想逆流、舆论逆流任意发展，类似苏联从否定苏共历史、否定苏联领导人开始到最后苏共和苏联垮台的悲剧，就可能在中国上演。

二是污称“九九密电”问题是毛泽东制造的谎言，根子在毛泽东的政治图谋。这个论调的代表人物在香港出版了一本《话说长征》的书，书中对毛泽东、叶剑英等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公然造谣说“九九密电”问题是毛泽东制造的谎言，目的是为当时中央批判张国焘制造根据，同时为西路军的失败推卸责任。这种论调的荒唐性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不值一驳。

三是诬称吕黎平伪造了电报。这种论调的一些代表人物利用自媒体和一些场合，在社会上公开造谣生事，信口开河，荒诞无稽。

上述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论调，不仅歪曲了历史事实，扰乱了思想舆论，而且明显触犯了国家的有关法律。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可以看出，那些肆意歪曲红军长征史中“九九密电”事件真相的谬论，那些诋毁毛泽东、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污蔑这个事件当事人吕黎平等的行为，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规矩，违反了民法，是对这些领导人和革命先辈名誉、荣誉的侵犯。对这些恶劣行径，不仅要对其进行严厉的学理性批判，也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对这些违法者进行惩处。

四、余论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客观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必须看到，作为一种思潮的历史虚无主义并没有绝迹，也从未消停，而是变换了策略，变换了手法。过去明目张胆、明火执仗地丑化领袖、否定革命、曲解历史的显性历史虚无主义的“明枪”，变化为更为隐蔽、更为巧妙，对受众来说也更具欺骗性和迷惑性的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暗箭”。

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在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和文艺界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有些领域还很活跃。总体来看，不管是硬性还是软性，不管是显性还是隐性，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在本质都是一样的。一些软性历史虚无主义趋向“学术化”和“学理化”，运用一些个别的不具普遍性的所谓“史料”或“事例”，进而达到扭曲正确认识、颠覆革命传统、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譬如，有些史学研究不愿肯定应该肯定的正面人物，却偏偏绞尽脑汁为一些已有定评的反面人物去翻案、去正名；有些文章故意掀起一股所谓的“民国热”，把“民国”时期说得头头是道，样样都好，执意要制造出“今不如昔”的效果；有的研究美其名曰“历史真相大揭秘”，结果却是将一些本来名垂青史、可歌可敬的优秀而杰出的人物，糟蹋得丑恶低俗、面目不堪。因而，不难设想，假若一部软性历史虚无主义作品，在媒体和文坛上始终被推崇被褒奖，从而在读者 ( 尤其是在青年人 ) 当中留下神圣不可侵犯的印象，那么它产生的负面效果将会是多么严重。这种表面“合情”、貌似“合理”、戴着某种光环的历史虚无主义作品，对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起的负面作用，比一般的历史虚无主义还要严重和突出得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严肃的思想斗争，更是一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严肃的政治斗争，必须要坚决抵制和回击各种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

（作者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来源：“心系岷山”微信公众号，原载“《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19年第6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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