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这样一条消息，就是湖南师大的官方微博发了一条微博。内容是胡适说过的一句话“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的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这句话本身有没有毛病，后面再论。只不过胡适这个人存在争议，所以很多不太喜欢胡适的网友，就拿这件事情来指责学校了。后来学校也是感觉压力不小，有点承受不住，于是就把“胡适”两字给删除了。意思就是学校妥协退让了，服从网友们的要求。

媒体人胡锡进对此做出评论说，湖南师大没必要对这种激进舆论进行退让。胡锡进说，这话本身就没有任何问题，又没有说错，更不用说为了照顾那些网友的情绪，就要把“胡适”二字给删除。就是说，学校不用去理会那些人，你理会只会让这些人更加开心，更加的肆无忌惮。

对于湖南师大来说，在微博上发这么一条消息，似乎不算什么大问题。某些网友们的反应是否有些过分，也需要斟酌。单就这件事来说，胡适的这句话是在说教育的用处是什么，这话说的是否贴切？可能会有不同意见。教育为什么是“有光的眼镜”呢? 眼镜为什么一定要有光呢? 今天的人们不太理解，不知道在胡适那个时代，是不是有的眼镜是有光的，有的眼镜是没有光的。而且是不是有光的眼镜比没有光的眼镜要更好，反正我不知道。或许有些人比较了解那时的情况，不妨站出来解释一下。

另一个问题在于，湖南师大为什么要在他们的微博上发出这样一句话，是要说明什么问题？也不太能让人弄明白。胡适不赞成把受教育当作一种什么荣耀来加以炫耀，这在那个年代可能是会有这种现象的。今天的人们，受教育已经不是什么多大的问题了。基础教育是所有的人都必须接受的，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现在也非常多，比例也相当的高。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就算是拿了博士学位，进了博士后流动站，也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没有听说今天还有人拿这样的事来炫耀。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是不是有点蠢? 

如果今天的情况与胡适当年所处的情况已经有了这样很大的变化，那么湖南师大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话贴出来? 这就不太让人明白了。或许有一个解释，就是湖南师大就要借助这个场合，要把胡适的名字亮出来。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了。

湖南师大，作为培养教师的高等学校，在其官方微博上可以发表很多与教育有关的警句。那么他们这次发了胡适有关教育的说词，到底是在宣扬什么，至少不能让人一下子就看得明白。

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今天到底应该如何看待那些所谓民国时期的文人，特别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没有站在人民这一边，而是站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那一边。我们今天来对待这样一些历史人物，确实需要慎重、需要严谨。至于是否要大度一些，也要看具体情况。

胡适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确实情况比较复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不需要讳言。毕竟他也是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在全中国即将解放的时候，我们党也曾经希望能够挽留他留在大陆，但被他拒绝了。如果能把他留在大陆，对于中国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好处的。毕竟可以用他为例，争取更多的旧知识分子站在人民一边。但他拒绝了，这既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他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选择。那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如此倒行逆施了，但他还是宁愿站在极少数反动分子那一边，而不愿意站在大多数中国人民这一边。这至少表现出他对中国人民与中国革命的疑虑和不信任。

胡锡进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作为胡适在历史上的一个污点，是在解放战争中没有站在人民这一边。其实，在抗日战争初期，胡适反对积极抗日，一再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要求承认伪满洲国，割让东三省给日本，以换取和平。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主张，当时就被国民政府痛斥为“汉奸”。胡适的这种汉奸言论，完全是站在民族大义的反面，不能不说是胡适的又一个历史罪恶。可见他关于教育的那一番言论，确实不能证明他本人的品行像一些人所吹捧得那么高尚。

在今天的网络上，不少吹捧胡适的文章似乎还颇有一定市场。但在这种吹捧的背后，总是在隐藏着一些吹捧民国，暗中要否定甚至讥讽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这样的行为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在他们看来，胡适是对的，批判胡适就是错误的。他们的居心并不是要客观评价胡适这个历史人物，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对胡适反动言行的批判，把他完全捧为一个正面人物。这样的不良居心当然不能容忍。这不是在客观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而是要为旧中国从根本上翻案。

所以，我们今天在谈到胡适的时候，确实需要相当慎重。他既然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对涉及他的评论就更要做到实事求是。他早年在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但对于他后来坚持反动立场，站在民族、人民与革命的对立面的那一面，我们也需要实事求是地讲。我们不能用他所谓早年的贡献，来否定和掩盖他后来坚持的反动立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今天那些在网络上出现的对胡适过分的溢美之词，绝大多数都是要利用胡适来否定共产党、否定新中国。

当年还有一个跑到台湾去的文化人，是历史学家钱穆。当年北京有不少知识分子，在面临全国即将解放的局面下，都表示要留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唯有钱穆不想留下来。他当年对准备留在大陆的同仁们表示，将来他们对留下来是会后悔的。结果，那些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们，其中有些人后来确实在不同的政治运动中受到过冲击，而先去了香港、后去了台湾的钱穆却能安静地做他的学问。有人拿钱穆当年的去留，来暗讽新中国知识分子政策，这样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居心，已经不言自明了。

确实，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们，后来都经历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有的经历了反右派运动或者其他政治运动，他们中有些人受到了冲击，有的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从这个角度上看，似乎钱穆的选择是明智的，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是不智的。然而，我们不能这样来看问题。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更看重新中国将来的建设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或许，他们不像钱穆那样，对于革命过程中的某些残酷性认识不清，但是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值得鼓励和赞赏的。对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新中国对知识分子团结和使用的必要前提。知识分子们的爱国热情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观念也是在他们的头脑中客观存在的。所以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是为了使这些知识分子更好地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也是非常必要的。像钱学森那样伟大的科学家，就是知识分子改造成功的光辉典范。钱学森曾经回忆说，当得知自己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等一起，作为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时，“我简直心情激动极了。我说我钱学森啊，现在我是劳动人民一份子了。而且我跟劳动人民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我激动得不得了。”当然，在知识分子改造过程中，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过火现象，确实并不必要。但毕竟革命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有些过激过火行为有时很难避免，但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吸取。

钱穆没有遭遇到留在大陆的某些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冲击，他在台湾一直安静地做学问。但是国民党似乎并没有放过他。在蒋介石去世后，他被国民党赶出了他居住的房子，成为一个居无定所的老人。

钱穆不是胡适，他没有那么特别坚决地反共。他只是要想安心地做学问，而且他的研究思路与已经去了台湾的傅斯年相当契合。这或许也是他要离开大陆的一个原因。今天，网络上的某些人利用所谓钱穆的经历来否定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肯定居心不良。

现在网络上有那么一些这一类的言论，借助对民国时期所谓名人的吹捧，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否定今天新中国的成就。这从实质上说，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动向。对此，我们需要保持必要的警惕，不能让他们把我们青年人的思想给带偏了。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已经是无孔不入了。他们总是绞尽脑汁，要钻任何可能的缝隙，以产下他们罪恶的虫卵，养育那些丑陋而肮脏的蛆虫。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