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印度超越中国成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人口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话题。面对中国三胎生育政策的实施，一些人认为三胎政策不足以解决生育率低问题，呼吁进一步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认为，目前生育率低，不是放开生几胎的问题，而是养育成本高、生活压力大，就算完全让人们随意生，有理性的人们也未必愿意多生。对于中国人口问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具体如何实施？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讲话为今后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本文将围绕此进行详细剖析和论证。

一、人口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要考察人口问题先要回顾主要人口理论以及人力资本、人口红利、人才红利、人口素质红利、人口质量红利概念的异同。

马尔萨斯出版《人口原理》提出了人口控制论，奠定人口均衡发展思想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人口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相对过剩人口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提供了市场经济分析人口问题的理论框架，有助于分析中国当前存在的人口问题。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协调、相适应。

西奥多·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后天习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体力、知识、健康、技能和能力”。他认为凡是提高劳动者质量的投资都算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大卫·布鲁姆与杰佛瑞·威廉森在分析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了“人口红利”概念。，即由于人口数量的富裕，造成劳动力的人工成本低，为生产提供了低廉劳动力，能给企业所有者创造足够利润。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意味着“廉价劳动力”，劳动力过剩导致工资被压低，企业通过低人力成本获取超额利润。若工人长期低工资，国家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然而“人口红利”实际上仅仅指“人口数量红利”。联合国人口基金使用“人口红利”，使“人口红利”概念为学界认同。

安德鲁·梅森与罗纳德·李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他们认为：“适时实施退休制度改革，挖掘开发老年人力资本”；“提升健康预期寿命，延长健康工作时间，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了“刘易斯拐点”概念，即一国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称为“刘易斯第一拐点”。经过一段时期后农业部门员工工资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部门员工工资水平相当时，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状态，此时，会出现第二个拐点，即 “刘易斯第二拐点”。

蔡昉认为中国“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大约在 2009 年。他在接受《新浪财经》采访说中国“第二个刘易斯拐点”大约在 2015 年左右，此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进入新常态。 “人口红利”消失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许多学者也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然而，无论是“人口红利”还是“刘易斯拐点”都没有考虑一个重要要素改变，即劳动力素质提高，会使劳动者从事的劳动从简单劳动提升为复杂劳动，从而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会大幅度增加这个重要事实。所以仅仅单纯从劳动力数量的变化来考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有局限性的。

程恩富提出的新人口策论认为：“中国的人口总量正在逼近或已超过国内主要资源所能承载的极限”。夏新颜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推动我国经济 高速发展要因之一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就必须加大对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力度”。侯延琨认为中国“人口数量红利”正在消失，而“人口素质红利”随之产生。这虽有积极意义，但仅仅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角度来考察人口素质红利具有局限性。

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转变为经济高质量增长阶段，经济高质量阶段需要的是大量高质量高素质的人才，若仍强调要维持人口数量增长和人工低成本，就属于刻舟求剑。

综上所述，通常说的人口红利只是局限在人口数量红利，没有包含人口素质红利。另外一些学者虽然关注了人口素质提高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性，但是现有人口素质红利概念也仅局限在提高劳动者的科技劳动能力方面，实际上中国人口素质红利提升有更广阔更全面的含义。广义人口素质红利的含义将在本文进行全面阐述。广义人口素质红利将取代人口数量红利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和核心驱动力。

二、中国人口数量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人口数量规模及其增长率对经济影响如何？可以考察中国与其他人口大国和地区，人口变化规模和增长率对其经济的影响，并作对比分析就可以科学结论。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印度人口2020年开始与中国人口接近。几十年前，能与中国人口规模相匹配的典型地区有南亚地区和经合组织。中国与这两地区人口规模具有可比性。中国与南亚地区经济基础差不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地区，而经合组织属于发达国家地区。世界银行数据库的各国人口数据最早可追溯到1960年。1960年中国人口是6.67亿，南亚人口是5.73亿，经合组织的人口是8.07亿。到了2021年中国人口为14.1亿，南亚人口为19.0亿，经合组织人口为13.7亿。61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2.1倍，南亚人口增长了3.3倍，经合组织增长了1.7倍。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南亚地区人口呈现爆炸性快速增长，而发达地区的经合组织人口却增长缓慢。这说明人口增速随经济发展程度升高而降低是人类人口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几十年人口增速介于两者之间，但更接近于发达地区人口增长特征。这说明中国人口缓慢增长对于中国经济水平快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改善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假设中国按照南亚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来估算，中国2021年的人口将会是22亿，此时中国人均GDP将不再是1.2万美元，而是8000美元，就会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21年中国人均GDP实际达到1.2万美元世界平均水平，全面实现小康，彻底摆脱了贫困状态。

因此，中国人口有效控制确保了中国完全彻底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设想若中国人口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而快速扩张，那么到2021年建党百年时中国完全彻底摆脱绝对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会成为空谈。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人口规模变化特征更接近与世界经济发达地区（经合组织）的人口规模变化特征，而与南亚（世界典型发展中国家地区）人口快速膨胀特点有明显的区别。中国人口有效控制政策为中国从低收入社会迈进全面小康社会，进而迈向全面现代化社会提供了必要的人口保障条件。

表1：中国、南亚地区及经合组织人口、人均GDP、GDP汇总表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 http://www.worldbank.org/】

由表1可知1960年中国人口是南亚人口的1.3倍，到了2021年中国人口已降为南亚人口的74%。很明显在生育完全放任的南亚地区，其人口增长明显快于中国。从表1还可以看出，虽然自1960年到2021年南亚经济总量相当于经合组织的比重由4.4%上升到7.0%，但是由于南亚人口急剧膨胀，而经合组织人口缓慢增长，致使几十年间，南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于经合组织发展水平却从6.17%下降到5.06%。而中国人口控制得比较恰当，中国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由相当于经合组织的6.69%上升到29.58%。这说明中国几十年间的人口有效控制政策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改善。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实现相对快速跃升。因此，这几十年间中国人口有效控制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升起到了重要的关键性作用，这是非常有益的。

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提高，人口增速放缓是人类人口数量变化的普遍性规律。未来中国人口从缓慢增长到维持基本平衡再到缓慢下降都属于正常现象，符合世界发达地区普遍人口发展规律。同时考虑未来随着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预期海外华侨归国人数会不断上升，未来中国总人口变化受到多因素影响。但是目前人口低出生率下降过快问题的确应该引起重视，人口既不应该过快增长，也不应该过快下降，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使得人口数量保持发展的连续性、可持续性和基本稳定性。

三、用广义人口素质红利替代人口数量红利

才是根本解决办法

国家实力竞争与人口数量关系不大，美国人口不到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却是公认的世界第一强国。人口只有五千万的韩国（只有山东省人口的一半）已经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人口仅有932万的以色列（不及上海市人口的一半）却是世界科技、军事、经济强国。人口仅884万的瑞士（不及北京市人口的一半）却是全球人均诺贝尔奖得主最多国家和全球竞争力最强经济体之一。所以，重视教育，全面人口素质提升和劳动生产率提升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所在。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增速随经济发展程度升高而降低符合世界人口发展普通规律。中国人口增长特征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特征，为未来达到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未来人口数量红利递减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趋势，关键是要提高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用广义人口素质红利替代人口数量红利才能保证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现有的人口红利概念只是强调人口数量多，用工成本低，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多利润。但是这种人口红利仅仅指人口数量红利。本文认为人口红利应该既包括人口数量红利，也应该包括人口素质红利。如果这样认知，那么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有减少，目前只是人口数量红利减少，而人口素质红利却在增加。因此，未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完全可以通过增加人口素质红利加以延续。

还有一种人才红利的观点，这种观点虽然重视高技术、高智商、高层次的人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忽视了广大普通劳动者技能提高，忽视了由简单劳动向复杂劳动跃迁可能带来的价值增值。所以只强调人才红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当然也有一种观点提到了重视人口素质红利。这类观点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把人口素质狭义局限在通过提高教育年限和学历提升，只是关注劳动者劳动技能的提高，并没有关注其他素质的提高，故此这种对人口素质红利的理解也是狭隘的。

（二）广义人口素质红利是对人口红利、人才红利、人口素质红利的超越

如果只是从科学技术维度单一层面重视教育学历和文化提高人口素质是狭义和狭隘的。“广义人口素质”概念和“广义人口素质红利”概念是本文创新提出的新概念。“广义人口素质”包含六个维度：科学文化维度；思想道德维度；爱国主义维度；集体主义维度；心理健康维度；身体健康维度。“广义人口素质红利”就是从这六个维度全面提升全体人民的“广义人口素质”，从而创造出更丰富更高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1、科学文化维度。提高人口科学和文化素质可推动技术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在航天航空领域，具备扎实科学知识和创新能力的科研人员，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带动了相关高端制造业、电子信息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在人工智能领域，大量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不断推动算法创新、模型优化等技术发展。各种人工智能应用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催生了新质生产力，新的产业和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在制造业中，高素质的产业工人能够更好地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操作技能。他们还能参与到产品研发和工艺改进过程中，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支持，增强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在农业领域，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型农民掌握了精准施肥、无人机植保、智能温室种植等新技术，就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益，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因此，提升人口的科学和文化素质就可以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2、思想道德维度。实际上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提高的确能产生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企业经营者如果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水平，坚持诚信经营，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例如海尔集团，在发展初期带头砸毁有质量问题的冰箱，这种对质量和消费者负责的态度体现了企业经营者高尚的道德品质。这种诚信经营的理念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最终使得海尔品牌逐渐走向世界，产品销量不断攀升，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重要份额，在国际市场上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在商业合作中，当企业之间相互信任、秉持公平公正的合作道德原则时，会降低交易成本。双方能够快速达成合作协议，高效地进行生产、供货等环节，提高了整个产业链的运作效率，从而创造了更多的经济价值。而现实中一些商人不讲道德，制造假货甚至有害食物，不讲信用通过做假账骗取客户钱财等道德败坏行为对破坏了市场秩序，造成了巨大损失。因而，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就会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3、爱国主义维度。现实中许多高考优秀生考入国内名校后得到优质的大学教育，然后享受公费留学的待遇，学成后却选择落户西方，这不仅浪费了国家前期投入经费，而且不能为中国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有人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将国家核心机密泄露给外国，让中国遭受巨大损失。有人跑到国外，为敌国研发武器对付中国。这些缺乏爱国主义的行为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实质性伤害。所以，缺乏爱国主义情感，就不会对祖国产生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而是会阻碍祖国的发展，伤害祖国利益。相比之下，具有爱国情怀的科学家如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钱三强、黄大年、南仁东等人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为国家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只有增强广大人民的道德情操和爱国主义情感，才能凝聚社会力量，推动国家大踏步发展。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具备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4、集体主义维度。集体主义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国有企业中，只有领导者和职工都持有集体主义，才会发挥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创造更多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只有坚持集体主义才能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在民营企业中，集体主义同样能够创造社会效益与经济价值。任正非创办华为，公司发展践行集体主义路线，工会员工集体持有公司99%以上的股份，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紧密结合，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与竞争力。这种新型集体性企业模式充分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成功抗击了美国的残酷打压，实现了企业跨越式发展。于东来心中有集体主义，创办胖东来企业一心为员工和顾客着想，通过尊重员工、给予员工高福利、把员工看作自己亲人调动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通过确保不买假货、确保商品质量、热情服务客户调动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从而实现了企业利润与员工福利待遇及消费者获益的同步增长，比同行企业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增强集体主义能够创造出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

5、心理健康维度。心理健康是社会稳定与个人幸福的重要保障。当今各种社会压力的增加导致心理疾病普遍存在，抑郁症、焦虑症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心理健康的教师能够关注到每个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和心理素质。这样培养出来的心理健康的学生更有可能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在企业里，心理健康的员工能够更好地应对工作压力，保持积极的工作态度，较少出现工作失误，往往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质量。心理健康的员工还能与团队成员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促进团队的和谐与协作，提高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进而创造社会价值。心理健康的创业者具有更强的韧性和决策能力，他们在面对创业过程中的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时，能够保持冷静和乐观的心态，理性地分析问题并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只有人们的心理健康了，才可能正常地从事生产和劳动，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6、身体健康维度。健康的劳动者是社会生产的核心动力。当前中国青少年在中考和高考面临残酷的教育分流，而教育分流的结果就是社会职业分流。大部分学生为了获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未来更好的职业，平日反复做巨量的试题训练，导致身体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同时造成中国青少年近视率远高于世界许多国家。这不仅影响个人健康发展，也削弱了国家竞争力。在生产领域，身体健康素质的提升能够提高劳动效率，良好身体素质的工人才能胜任高强度的生产工作。身体健康的工人才能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减少因身体疲劳导致的失误，保证生产线的正常运转，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身体健康的人可以更长时间地工作，延长职业生涯，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身体健康的科研工作者才有精力进行创新和创造，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有拥有强壮的体魄，身体健康才能持续高效率地生产和劳动，才有可能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四、落实提高广义人口素质红利的具体建议

当前中国人口问题的重点是关注人口质量和素质提升，用广义人口素质红利去替代人口数量红利才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性办法，因此中国未来人口问题就需要用教育的方式来解决。国家教育部主要负责学历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要负责成人职工技能培训。这两部门应从不同阶段提升人口的广义素质，建立常态化联合办公机制，系统地提升全民的广义人口素质，具体如下：

（一）弱化初中教育阶段的中考社会分层分流功能，全社会逐步普及普通高中教育

基础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中考过早地、客观地承担了社会阶层分层任务，即全国范围内初中生升高中的选拔。按照现行的教育政策，只有约50%的初中生能升入普通高中，仅有约10%的初中生能升入重点高中。剩余的大部分初中毕业生流入职业高中，再剩下的则流入社会直接就业。在有些大城市，高中学校按照名气和市重点、区重点、普通高中、职业高中被分为三六九等。初中生身心发育还未完全成熟，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一次中考就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实在是残酷。高考失利还有机会复读，但若中考失利连复读的机会都没有。一个学生一旦被分流到各个等级的高中，那么大概率会升入对应的各等级大学。由于中考成绩的分数非常集中，难以拉开档次，初中阶段的学生大多依靠重复大量做题来谋求高分数，进而丧失了对科学探索的兴趣。这种不正常的升学分层压力，导致绝大多数初中生没有时间进行真正的科学探索和培养发明创造的意识，学生爱国主义情感、社会主义情操和道德品行个人修养的培养都让位于中考分层选拔。因此，中考分层制度过早地承担了社会分层分流的功能。

未来社会是高智能社会，而高中职业教育培养出的是初级劳动技能者。未来社会对初级劳动者需求量逐渐减少，真正需要的是高层次、掌握复杂技能的高端劳动者。目前的中考分层制度远远滞后于当前和未来社会发展对高级人才的需要。首先，高质量经济发展需要高质量高素质的人才。中考分流后许多初中生毕业后没有得到高质量的教育培养，这造成极大教育损失。其次，在激烈竞争下，广大青少年精神压力大，具有各种心理疾病。要提高全社会教育质量和真正实现素质教育，全面真正提高青少年的道德品行素质、爱国主义素质、社会主义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就应该逐渐弱化目前的中考分层分流制度，让初中生毕业后全部升级到普通高中。同时，对现有职业高中、技校和中专学校改制，不再从事学历教育，而是面向社会培训失业职工的劳动技能。

社会分层功能应该推后到高考、考研、考博等阶段，在青少年心智成熟后再逐渐实现社会性分流。当然弱化初中教育阶段的中考社会分层分流功能，需要循序渐进，不能急功近利。主要原因是当前重点高中资源分布极不均匀，要保证弱化初中教育阶段的中考社会分层分流功能有效实施。一方面要逐渐加大各重点高中的招收名额，另一方面要将高中教育资源均衡化。比如重点高中教师和普通高中校领导和教师每三年在同区进行轮岗等，从而加大薄弱高中的师资力量；鼓励将临近三年退休的重点高中教师资源平均分配到各个薄弱高中学校，以此达到按区县均衡高中教育资源的效果等等。只有这些措施都实施后，初中生直升高中的局面才有可能实现。

（二）将目前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尽快升级为全国十五年公立免费义务教育

目前我国大多数地区只施行小学和初中九年义务教育，但是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澳门、香港都已经实行了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十五年的义务免费教育。朝鲜和韩国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实行义务教育，美国公立学校也是从幼儿园到高中免费义务教育。中国实行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十五年的义务免费教育非常必要。教育除了传播文化知识，更主要的是铸造人的灵魂。要实行十五年义务免费教育就应该大力发展公立公办教育，铸造新一代的灵魂。 

今后应该重点加快公立普通高中学校建设和公立幼儿园建设，争取全国每个城市每个区都普及公立普通高中学校，每个乡镇都有公立普通高中学校，每个城市街道办事处功能小区和农村都有至少一所公立幼儿园。家庭困难家庭学生除了免除学费外，国家应该尽可能地负担离家较远住校生的住宿费和生活费，从而保障全国青少年都接受到免费的公立普通高中教育。义务阶段的民办初中和高中则要逐渐转向公办教育，由市教委负责收编和赎买，建立完全公平的义务教育体系。

（三）加速普及全民高等教育，坚持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分流制度

表2：中国与世界发达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对照表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www.worldbank.org/ 】

从表2来看，中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世界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仍有一定的差距。尤其需要说明的是韩国之所以成为亚洲四小龙的佼佼者，迅速从低收入国家升至发达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之列和韩国长期重视教育尤其是重视高等教育是分不开的。目前韩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位居世界各国前列，高达100%，比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28%。虽然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发展速度远超过发达国家，但是中国教育领域的发展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在教育领域有巨大赶超和提升空间。未来中国应在全国加速普及高等教育，从而快速提高全国人口的科学技术水平素质。高等教育同时要更应注重道德品行教育、爱国主义情操教育和集体主义理想教育，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身体素质，从而提高全国人口的广义人口素质红利，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由于在大学阶段，学生的心理和身体基本发育健全和成熟，这时进行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分流分层是可以接受的。同时，容许和鼓励企业兴办高等职业教育，这样可以使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培养目标更加贴近企业现实的用工需求。

（四）大力推进各民族都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教学，各民族尽快普及高等教育

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民族从幼儿园到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大学教育都鼓励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全程教学，这样可以消除由于语言沟通不便造成的少数民族获取先进科学技术的障碍，从而提高广义人口素质。同时，给少数民族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各民族更应该尽快普及高等教育，这使得少数民族受到从幼儿园到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共19年的现代化教育，从而让各民族整体上完全融入现代社会，加速实现各民族间真正的平等和实现各民族间的共同富裕。只有培养各民族的爱国情怀和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让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从而增强广义人口素质红利。

（五）中央政府发行三十年教育长期国家债券，支援财政困难地区办公立教育

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大，部分地区很可能没有财政实力短时期内加速普及公立教育。解决办法包括：中央发行30年的教育国债，然后将教育国债分配到财政困难的各级地方，保障全国各地实施15年免费公立义务教育和对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困难家庭学生进行教育贷款。通过教育培养的劳动者成为高级技能劳动者后创造价值要高于简单低技能劳动者所创造价值。因此，国家发行30年长期教育国债非常有必要，从长远看也有利于全社会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六）强化各类媒体监管，净化网络环境，系统推进社会道德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建设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与新问题。主要表现在：文化娱乐领域，部分艺人行为失范、演艺节目低俗化倾向显现，诱发部分青少年非理性追星现象。网络信息领域，个别媒体过度追逐流量使得不良信息、低俗内容传播，热衷炒作明星私生活，污染网络生态。商业诚信领域，少数不法经营者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公众行为领域，个别公众人物道德失范，偶发“碰瓷”讹诈等负面事件被曝光，影响社会风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下，上述问题得到有效治理，社会道德风尚呈现明显改善。然而，从深层次推进社会道德建设的视角看，净化网络空间、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强化青年价值观塑造仍是艰巨的关键任务。网络空间治理是重中之重。低俗信息传播、部分舆论平台受商业利益过度驱动或受境外不良意识形态渗透影响，是侵蚀健康社会道德生态的核心风险点。

因此，建议强化各类媒体的监管与引导，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确保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念在各类媒体平台占据主导地位。持续推进网络空间清朗行动，依法打击传播不良信息和低俗内容的行为，规范平台运营，遏制过度娱乐化和流量至上的不良导向，将网络生态治理与社会道德建设紧密结合，不断提升全体公民的文明素养和道德水平。从而充分释放广义人口素质红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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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中的指导作用研究” 项目编号（20BJL001）；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数智化资源库建设”项目编号（230807023251650）；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立信分中心课题（项目编号LXFZX-2024-06）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