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有两个流行观点，一个认为，无论何种所有制，只要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的一般性原理同样都是适用的，诸如价值规律、资本规律等。

另一个是，因为《资本论》说了“资本的一般”，因此“公有资本”成立。

两个观点，涉及到抽象与具体，一般到个别，也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无论自马克思主义初创起，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事关存亡的认识方法，还是改革开放认识资本主义，到今天围绕现实，仍然是激烈思辨的主题。

否定式中的真理性与迷惑性

恩格斯回忆，他和马克思相识后，认为有必要重新整理两人的哲学主张，两人提出，描述现实，不需要“意识的空话”，那种“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马恩选一，74）此后，由马克思着眼商品，“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笔者注：即商品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双重属性）这一“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恩文5，54）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

1973年7月17日，暮年的毛泽东见到诺奖获得者杨振宁，谈道：“我那一篇文章，叫《矛盾论》，其中一段叫“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人类是看不见的，看到姓杨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见‘人‘。“（同日年谱）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凭借一生的实践，对成败的思考，往往最有深度。

“矛盾的普遍性”，与“最一般的结果”，与“共性”，在与“特殊性”、“个别”的关系上，是同一个含义，作为一种判断，“不单独存在”，“没有任何价值”，如同“白马非马”，在否定的同时，也穷尽了所否定概念的全部。

用否定式判断，代表人们对某一类事物的认识取得进展。因为说“有”容易，说“无”难，敢于否定判断，说明你穷尽了某类认识，有了十足的把握。“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比“有”在认识论上进了一阶。明白这一点，是认识的智慧。笔者认为，这也是《矛盾论》作者对自己的《矛盾论》“不很满意”的一个地方，从而在36年后的一个升华，这个升华意义重大，在另文展开。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种否定式判断在现实中的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说抽象离开现实的历史没有任何价值，反映了对旧世界批判的开始；毛泽东说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 ，是经历了影响五分之一人类命运的艰苦卓绝实践的再认识。

我们也可以看到，否定式判断可能被滥用。一些人凭借有限的认识，试图否定未知的事物，从而误导社会和历史。例如，说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一个“终结”，就穷尽了人类的一个方向。在中国，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一个“不存在”，就打了十足的保票。

凭借有限的认知，例如某个局部、阶段，几年的海归经历，就要穷尽真理，只能反映一种武断，一种探寻未知时的专横，或者一种政治狡狯，与人们的认识不彻底混淆在一起，很有迷惑性。

价值规律能不能作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

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扫去五花八门的意识空话，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就是恩格斯说的反对剥削雇佣劳动，就是毛泽东说的在公有制生产力中调整人际关系的无止境性，也就是实现劳动者自主联合劳动的生产方式，其核心是以劳动者共管、共享保证劳动者和全民的共有为主体。

而以雇佣劳动力为市场资源的市场经济，列宁早有结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的任何法律也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列宁全集》10，407）历史表明，市场经济有社资两种，因为价值规律也有两种。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完全避谈列宁的这一点，他们接过毛泽东重视价值规律的口号，在劳动力成为商品，市场质变后，强调孙冶方在五十年代提出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孙冶方文集》序）不识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无视恩格斯“……价值规律，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文9，330）至少客观上有力推动了经济繁荣逐渐演变为以资本为中心，极大地遮掩了价值规律演变为剩余价值规律的资本主义性质。

这种演变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通过改革，在流通环节，企业形成市场主体，相对于过去的政府附庸地位，劳动和生产资料、劳动成果联系更加紧密，搞活了微观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这固然和价值规律有直接关系。但是，在劳动力成为商品以后，从经济意义上，今天的雇工和过去的雇工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今天有观点认为“公有资本的市场合约既是劳动力商品使用权的让渡，又是企业员工参与公司治理、分享企业剩余的合约，是平等劳动关系，而非雇佣劳动关系”，这是脱离工人阶级整体地位的主观说法，也是企业反腐斗争反复证明的掩护特权的空头政治。从流通环节到生产环节的劳动合同，在美国，自南北战争后，“民有、民治、民享”，成了资本主义的常规。在中国，劳动合同同样是各类生产资本取得剩余价值的形式。在剩余价值平均化过程中，我国雇佣劳动者总体上存在严重的失业阴影，缺乏消费能力，不婚不育，多数家庭阶级固化已经形成。这正是以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的形式向剩余价值规律的质变。

同时，我国以巨大市场规模，培育了绑架宏观经济的以许家印等金融地产资本，培育了权力经商垄断的吴晓晖等的权贵金融资本，培育了凭借算法、平台，控制注意力的文化垄断、控制数据的互联网经济垄断、控制流量的政治垄断，以及集于一身的一系列数据寡头资本，特别是后者，集中财富的速度呈指数型，后来居上，在传播东方文化同时，渗透入东西方社会神经中枢，超出了传统的资本主义特点，人们经历了价值规律走向劳动价值论反面，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全过程。

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这样双重否定的保证下，一些人用口头上的四项基本原则实际掩护了资本主义，这已被人们逐渐看穿。不在于允不允许私有经济，这在毛泽东经济思想中不存在问题，只是占多大比例和不同阶段的实践问题（如自留地和集市贸易、私营经济，资本定息等），而在于是否把劳动雇佣化。

从学术讨论的角度，公有资本、人力资本是一种错误概念。在与非公资本关系中，借助“公有资本”形式和资本手法，是我党支配经济的物质依托，在实践中，“公有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决定“资本”与“资产”的区别，劳动资本化是对资本的否定。离开共管共享，公有就质变为资本主义性质。长期以来我国的国企和集体经济否认这一点，源自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特别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否定，这种否定不符合我国公有制的长期实践。

可见，“只要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一般性原理同样适用”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这种大包大揽的派生物，它导致毫无顾忌地拥抱、培育产业资本繁衍为金融虚拟资本、数据资本。用它做思想理论指导，就会不断新生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属于人民范畴，但从生产方式上，制造两极分化，而且凭借中国的大市场和国际贸易地位，加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产生如新晋胡润富豪排行榜首位、具有新特征的数据寡头。

回顾党的历程，正确总是在和错误中斗争而产生的。尽管如此，只要消除理论混乱，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的睿智，认识到经济基础异化的风险性，中国新生的资本主义成分不过是培养器皿里的菌种，有利于党掌握驾驭资本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