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必然是长期和艰苦的，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这种耐心，是一种战略定力，是对于抗战未来走向的一种高度自觉与自信。以事实雄辩证明了持久抗战战略的正确与伟大。

今天对于正在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最主要最根本的就是要继续高举《共产党宣言》的旗帜，也就是共产主义的旗帜，马克思主义旗帜。

不能低估中国相关产业提高效率、消化加征关税冲击的空间。近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因应人力成本上升趋势而开展的“机器替代人”设备投资规模巨大，许多属于全领球先。

近些年国企发生的一些腐败案件显示，许多大面积、密集式贪腐案件，呈现出“窝案”、“链条式腐败”、“塌方式腐败”，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和中国成为世界最发达、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并由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引领带动世界，走向人类共同的理想。

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创始于毕节。贵州全省兴办新时代农民（市民）讲习所，讲习所成为凝心聚力的大课堂、脱贫攻坚的大阵地、同步小康的大本营，意义巨大。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国家为生存和发展与他国博弈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要带刀子的;同时战略又是研究国家能力边界即底线和极限的学问。

中国对基础科学、人力资本的投入会持续增加；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会发生更显著的技术变迁。世界政治领域的新一轮权力变迁将拉动中美双方新一轮的技术变迁。

军队文艺所担负的特殊的历史责任，要求我们军队文艺工作要最大可能地贴近战场实战。习近平主席要求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时代担当，军队文艺工作者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

以前的革命“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消灭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

西方始终在致力于和平演变，我国的某些官员与学者，不断制造舆论妖魔化国有经济，向国有经济开刀，岂不正中西方和平演变势力的下怀么？难道不应该提高警惕么？

特拉普大帝及其团队，是一伙极右翼的极端的精英主义者，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美国再次伟大，产业回流，都是幌子。

如果割裂国有资产的实物形态与价值形态的关系，主要让国有资本参股而不控股支柱性和战略性产业及其企业，难免使国家调控国民经济失去微观基础，形成系统性经济危机。

美国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传统运行路径，强化国家干预，不是权宜之计，是国际国内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将越来越固化为成形的制度安排，形成新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进入到最腐朽阶段的当下，中国和平发展的阻力并不是“占领华尔街”的美国人民，也不主要是美利坚民族，而是华尔街国际金融垄断财团。

吴敬琏就是一个典型，他对国有经济是最反感的了，只要还有一点点国有经济，他就认为改革不彻底。他的本事还在于，公然造谣说邓小平就不赞成要国有经济。

熟练掌握调查研究的诀窍,才能真正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这也体现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谁能在下一轮技术革命中展开前瞻布局，率先突破，抢占先机，谁就能在下一轮生产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率先开展了“生产革命”相关研究。

特朗普所谓的“美国第一”、“美国优先”，说到底，无非就是“金钱第一”、“利益优先”。只要能弄到更多的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是资本主义的本来的和真实的面目。

马克思在研究亚洲问题时，就曾表示过应该使世界市场服从于各民族的“共同监督”，“一带一路”也正是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拓展，世界市场中的各个参与主体不仅要共同监督。

我一直说中国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真正懂得基本经济学原理的。经常鼓吹的所谓内需主导也是经济学家无脑的表现。 内需主导论的主要依据就是中国国内需求极为广大。

政府和产业界领导人都在提倡政府干预，以便推动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却又伪善地搪塞说，政府应该让市场自由地发挥作用。

美国政府同市场的关系，被中国知识界和媒体做了许多不真实的介绍。如同美国的“民主”一样，有些人介绍的，是自己脑袋里面想象的美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如果将邓小平主要防“左”的论断极端化、教条化，那就会成为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刻舟求剑，也会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