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理论要回答的一定是时代问题，能回答时代问题的理论一定是革命性的理论。也就是说，能正确回答时代矛盾的理论就必须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的结论就一定的革命性，即一定要带刀子的，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打击谁团结谁，破坏什么和建设什么。春秋末期出现的孔子创立的儒学就是这样的有斗争对象的学说。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其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思想首先针对时代最迫切的国家大一统问题。宋儒程颐也指出孔子面临国家统一的时代任务，他说：

孔子之时，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礼虽甚废坏，然未泯绝也。故齐、晋之霸，非挟尊王之义，则不能自立。至孟子时则异矣。天下之大国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绝而泽竭矣。

孔子之时，周室虽微，天下诸侯尚知尊周为义。故《春秋》之法，以尊周为本。

孔子身处春秋末期，眼看国家要解体，社会要大乱，他想维护统一，所以特别反感学界的空论。孔子的学说是与少正卯之类的主张分封以至裂国的“自由派”公知论战中产生的，孔子《论语》的本质不是形而上的之乎者也，而是重实践经验，反对先验空谈。孔子到处奔走呼号是为了阻止国家由分封导致的分裂的趋势。

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这意思是说：天下清平有序，则制定礼乐、决定战争之事，由天子做主。天下混乱无序，则制定礼乐、决定战争这些事，诸侯都可以做主。由诸侯做主，传到十代，很少还能延续的。由大夫做主，五代就不行了。若是大夫的家臣把持国政，最多只能传三代。天下清平无事，政治权力就不会落在大夫手里；天下清平无事，百姓也不会议论纷纷。

《论语》是带刀子的作品，其指向就是当时的“闻人”少正卯之流——这些人在德国叫“神圣家族”，在今天就是“大V”和“公知”——的裂国空谈。

 史载：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于东观之下，门人闻之，趋而进，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贡后至，趋而进，曰：“夫少正卯者，鲁国之闻人矣！夫子始为政，何以先诛之？”孔子曰：“赐（子贡）也，非尔所及也。夫王者之诛有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辨而险；二曰言伪而辩；三曰行辟而坚；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皆有辨知聪达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伪，则其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夫有五者之一，则不免于诛。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诛之也。

注意，子贡说的“闻人”，类似今天的“达人”“网红”“公知”。孔子将这类人背离于国家意志的言行看得比盗贼而严重，而且他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也并不完全是“之乎者也”，而是刺刀见红。

今天看来，孔子维护周王朝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孔子思想所针对的时代问题，其无奈之外在于他所处的时代使他不得不用拉历史倒车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即阻止国家分裂——总不能让他再等秦王政出现在高呼国家统一。可以说孔子是用反动（即回到周王朝）的方式，实现进步（即国家统一）的目标。孔子的理想最后由秦王嬴政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不在目标而在手段。从这个意义上，孔子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战斗性和与之相应的国家统一目标。

国家统一确是是春秋末期中国面临时代问题。孔子维护周朝道统和法统的本质是要维护国家统一。

郭沫若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周、秦之际的学者苦于天下的争夺攘乱，在政治思想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一种是孔子大一统的理想。《帝典》、《皋陶》〉、《禹贡》三篇，特别是《禹贡》，是大一统理想的表现。

少正卯之类处士横议的本质是借自由之名行分封之实——当时分封的本质就是国家分裂。有人说孔子维护周朝是要“复辟”奴隶制，这是不准确的。周朝尽管是旧朝，但总比分裂强，这与曾国藩维护清朝总比中国沿长江政权两分好是一个道理。司马光《资治通鉴》就从“晋分三家”开篇，说明他也十分看重当时日益扩大的分封制对中国后来发展的严重危害。孔子《论语》的本质不是形而上的之乎者也，而是重实践经验的格物致知——就是实事求是，反对先验空谈。其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统一，而不是之乎者也。

故此，孟夫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孔子维护周朝性质与曾国藩维护清朝一样，“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总不能让他们跑到秦始皇或毛泽东那里参与国家统一大业？如果可以，他们一定会选择后者。对这种精神，宋儒二程先生大为赞扬说：“孔子之时，事虽有不可为，孔子任道，岂有不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