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四十回，刘姥姥进大观园期间，众人泛舟游湖，看见满湖枯荷，原著记：

宝玉道：“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宝玉道：“果然好句，以后咱们就别叫人拔去了。”

联系第四十八回中黛玉教香菱学诗，有人猜测，黛玉不喜欢李商隐的诗，是不是不太喜欢辞藻比较华丽的那种，担心刚开始学诗的人会被其带偏，一味地去追求用词华丽。

这种理解其实尚嫌肤浅。有人认为，黛玉对一个与她没有直接互动经验和现实利害关系的唐代诗人，竟以强烈的情绪和言语表达出“最不喜欢”的态度，应该是投射心理所致，恰恰反映出她其实拥有李商隐式的性格倾向，也极不喜欢这样的自己。这和“自己每每好哭，想来也无味”是近似的，只是“好哭”为无意识的不自觉流露，“想来无味”则是理性反省的自觉表示。

李商隐的原句是“留得枯荷听雨声”，而不是“留得残荷听雨声”。这不是曹雪芹的疏忽讹误，而是有心的“一字之改”。《红楼梦》第四回介绍李纨的家世背景时，曹雪芹就把“女子无才便是德”改成了“女子无才便有德”。脂砚斋批下“有字改得好”的评语。

如果说黛玉“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乃属反话，那么黛玉不喜欢陆游“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这两句诗，倒真不是玩笑。

《红楼梦》中有黛玉教香菱学诗的一段：

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的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香菱笑道：“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黛玉道：“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

对此，钱穆先生曾做出过自己的解释：

放翁这两句诗，对得很工整。其实则只是字面上的堆砌，而诗背后没有人。若说它完全没有人，也不尽然。这个人在书房里烧了一炉香，帘子不挂起来，香就不出去了。他在那里写字或作诗，有很好的砚台，磨了墨，还没用。这一联的问题是对仗的辞藻过于“刻意”，并且意境托不上首联（“美睡宜人胜按摩，江南十月气犹和”）的开阔，又不能启发颈联（“月上忽看梅影出，风高时送雁声过”）的远望之感。有凑的嫌疑。

《沧浪诗话》有言：“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按今天的话说，陆游的这两句诗，倒很类似AI创作，虽然“格调规矩”，却多了匠气，缺乏“立意”“意趣”。

如今，“精致而平庸”的论文所在不乏；还有的论文，虽有内容却格式千篇一律，缺乏个性，没有审美功能，不能吸引读者阅读，被人们戏称为“期刊体”（类似以“馆阁体”称古代官员中规中矩的书体）；尤其是机关里一些文秘工作者写文稿，总是大标题对仗、小标题排比，甚至正文里也是对仗排比不断，好像不如此便不能显示水平，可不少表达明显看得出是不惜削足适履以词害义的“硬对”“硬做”。如果把这样的文稿比作一道菜，乍看刀工不错，但味道未必好，营养更谈不上。

文章须有为而发，有其现实的针对性，班固说“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苏轼倡导“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医生开处方，如果不能对症下药，即使诗才赛李杜、书写赛羲之，也于病人无益。同样，科研论文、领导干部报告，不是巴黎香水，也不是空气清新剂，而是要能切实解决问题的“杀虫剂”。如果只重“格调规矩”之类“末事”，而不重内涵，实在有“厨师不看菜谱看兵书”的滑稽。

李白能“用最简单的字词写出最豪情的诗篇”，所以读李白的诗，你看不到“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之类的“推敲”苦吟；艺术都是相通的，《义勇军进行曲》也是用最简单的音符奏响了最激越的时代强音；前文化部部长王蒙说“《共产党宣言》是太文学了”“再找不到这样强有力的抒情散文小册子了”……凡此无不是“我手写我口”的率性天真之作。

拒绝哗众取宠装腔作势地“端着”，改变文风上的形式主义，还得跟黛玉学“辨诗”，多悟文理。

（作者：陶余来，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