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受重创，国共合作面临严峻考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岌岌可危。在这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形势极为危急的时刻，毛泽东于2月14日致信周恩来，写下《目前的国共关系和我们的策略》。此时，中国共产党宛如置身于风雨飘摇的历史关头，面临着双重严峻考验：一方面，必须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以团结御侮、共抗外敌；另一方面，又要坚决反击国民党的反共逆流，捍卫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权利。文中“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这一精准论断，犹如犀利的手术刀，深刻剖析了国民党既难以摒弃反共本质，又受制于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复杂微妙处境。

一、战略定位：时局判断的精准透视

（一）矛盾分层的深刻洞察

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将国共之间的僵局条分缕析地分解为政治与军事两个维度。他明确指出：“目前的僵仅政治上僵（国共关系上僵），军事上在我并不僵，因我并未去打他。”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政治层面的僵局主要表现为国民党在舆论上对中共的污蔑与政治打压，以及双方在抗日方针、军队部署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而军事上，中共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克制，避免主动挑起冲突，以免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同时也为政治上的斗争保留了充分的余地。这种对矛盾的精准分层认知，为中共制定“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策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得中共在复杂的局势中能够有的放矢，避免陷入被动盲动的境地。

（二）时局转化的前瞻性

文中高瞻远瞩地预判：“敌必向蒋进攻，某君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并断言“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但如敌不进攻则僵局会继续）”。这一论断深刻反映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矛盾互动的深刻把握。从国际形势来看，日本帝国主义妄图迅速灭亡中国，将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必然会与蒋介石集团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蒋介石集团虽有反共之心，但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也不得不考虑自身的生存问题。三个月后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队在战役中惨败，这一历史事实有力地验证了毛泽东的预见。这种对时局转化的前瞻性判断，使中共能够提前布局，等待有利时机的出现，从而在国共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

二、斗争策略：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一）政治攻势的强大威力

以“十二条”为核心，中共展开了凌厉的政治攻势。文中强调：“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十七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十二条”明确提出了释放被捕新四军人员、惩办皖南事变祸首、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等正义要求，这些要求如同锋利的投枪匕首，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制造内战的反动行径。通过广泛的宣传与舆论动员，中共成功地将国民党置于国内外舆论的审判席上。在国内，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纷纷对国民党的行为表示谴责，同情和支持中共的立场；在国际上，苏联等反法西斯国家也对国民党的做法提出批评。中共通过这一政治攻势，不仅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还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赢得了国内外广大群众的支持。

（二）弹性博弈的策略艺术

毛泽东提出“愈僵愈于我有利，愈于蒋不利”的博弈逻辑，充分利用僵局来积蓄力量。同时，预设“如蒋再令汤集团攻淮北，是他自造僵局……如蒋不再打淮北则目前就可解消他自己的军事僵局”，这一策略体现了极高的灵活性。它充分考虑到国民党内部的复杂性，汤恩伯集团等部分势力虽有积极反共的倾向，但蒋介石集团也需权衡利弊。中共通过这种策略，既对国民党的军事冒险行为保持了威慑，又为其留下了一定的转圜空间，避免了矛盾的彻底激化。这种弹性博弈的策略，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进行分化瓦解的巧妙手段，使得中共在国共斗争中能够灵活应对，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

三、政治哲学：主动权与战略耐心的智慧融合

（一）主动权掌控法则

毛泽东明确指出：“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这一论断体现了中共对主动权的坚决掌控。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中共成功地实现了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制衡的转换。如文中所言：“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为了实现这一转变，中共在宣传上大力揭露国民党的反动行径，争取国内外舆论支持；在组织上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根据地和军队；在军事上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应对各种情况的准备。这种对主动权的掌控，不仅维护了中共的自身利益，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保障。

（二）战略耐心的深刻诠释

“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这简短的话语背后，蕴含着对斗争长期性的清醒认知。在国共僵局中，中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毛泽东始终强调要保持战略耐心。这种耐心并非消极等待，而是在保持自身力量、坚持斗争原则的基础上，等待有利时机的出现。从中国革命的整体历程来看，这种战略耐心是极为重要的。它体现了中共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知道革命的胜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长期的斗争中积累力量、等待时机。在皖南事变后的僵局中，中共一方面坚决斗争，另一方面耐心等待，最终随着日军的进攻，国共关系出现了缓和的契机，中共也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

四、历史影响与现实启示

（一）实践成效显著

三个月后中条山战役爆发，国民党军在战役中遭受惨败，军事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不得不重新考虑与中共的关系，国共关系由此出现缓和的趋势。文中提出的“十二条”诉求，不仅在当时成为中共争取政治主动的有力武器，还为1944年国共谈判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谈判中，中共以“十二条”为基础，进一步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主张，推动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这些实践成果充分证明了毛泽东这一策略的正确性和长远影响力。

（二）方法论的现代启示

毛泽东在文中体现的“矛盾分层控制”（区分政治/军事、当前/长远）思维，对于处理现代复杂矛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各国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层面。通过对矛盾进行分层分析，能够更清晰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制定出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以攻为守”的舆论战思维，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它提醒我们，在面对外部压力和挑战时，要善于利用舆论工具，主动发声，塑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形象。同时，“保持自身发展主动权”的核心思想，更是在新时代大国博弈中具有指导意义，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方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的《目前的国共关系和我们的策略》一文，犹如一座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灯塔，在历史的长河中为中国共产党指引着方向。它是马克思主义策略学的经典之作，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军事的现实考量与政治的长远谋划、当前的危机应对与历史的发展脉络熔于一炉，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政治家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和政治智慧。这一思想财富，不仅对当时的国共关系处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及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世在面对复杂局势和矛盾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其光芒将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作者：伟群；来源：昆仑策网【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