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暴雪将至》：国企工人阶级的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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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作者：郭松民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21-07-29 12:57:47

《暴雪将至》让很多人联想起《钢的琴》、《白日焰火》，我却有点不合逻辑的想起了《不夜城》。

《不夜城》，是由著名导演汤晓丹执导、孙道临主演，1957年摄制的老电影，讲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经历了犹豫、彷徨之后，终于满怀信心的加入公私合营，跟着共产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故事。

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但在被消灭的时候却敲锣打鼓庆祝，这听起来有一点匪夷所思，但在五十年代的社会氛围中，却不是不可理解的事。

一方面，徐徐展开的社会主义蓝图，为新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勾画了美好未来；另一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个人来说，整个阶级在生产关系意义上的被消灭，反而是个人乘上社会主义时代列车的开始。

毛泽东主席制定的用“赎买”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使他们不仅可以长期享受“定息”收益，而且还被纳入新体制，获得新身份，有的成了企业管理者或技术人员，有的成了国家干部。

在人类革命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阶级被推翻后能够获得如此优厚的善待。

五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能够进行得如此温和、顺利，是因为在当年的中国，帝国主义势力已被驱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已被推翻，新政权获得了知识分子、农民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坚定有力的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陷于孤立，除了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其实无路可走，这堪称是社会革命、社会改造方面的“北平模式”。

时间过得真快！从1957年到2017年，刚好六十年。六十年一个甲子，世事出现了轮回。

在《暴雪将至》中，我们看到了“国企工人阶级”的被消灭，以及他们堙灭前夕的挣扎和绝望。和民族资产阶级被消灭时“痛并快乐着”不同，“国企工人阶级”却只有“纯粹的痛苦”，因为消灭民族资产阶级，遵循的“阶级消灭，个人心情愉快”，最终将他们纳入体制，“国企工人阶级”被消灭却意味着被体制所抛弃。

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国企工人阶级”正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被消灭而出现的，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他们从区区200多万人的规模，发展到几千万人。而随着“国企工人阶级”在九十年代的土崩瓦解，“资产阶级”(这个新资产阶级是不是“民族”的，还要继续观察)也再次出现并开始觊觎政权。

这里说的“国企工人阶级”指的是存在于1950-1990年代，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国营企业中工作，其身份、待遇获得国家保障的工人阶级，不是指“一般的”工人阶级。“一般的”的工人阶级是不能被消灭的，没有他们，这个世界一天也维持不下去，但“国企工人阶级”是可以被消灭的。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之后，他们是1949年以来第三个被消灭的阶级。

记得新世纪初有一部讲述国企改制的电视剧《省委书记》，提出了论述工人下岗合理性的“跳船论”，大意是说，国企现在是一条破船，马上要沉了，为了救船，就必须有人先跳船，工人最热爱国有企业，所以应该先跳船，云云。

我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深感困惑：跳水救船，貌似有理，但工人阶级不是国企主人吗？船主跳了船，即便保住了船又有什么意义呢？船又归了谁呢？如果有人说这是一场骗局或者阴谋，散布“跳船论”的人又该如何为自己辩解呢?

当然，编剧不管这么多，在结尾，黑压压的工人群体，在劳动模范、党员等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带领下，伴随着慷慨激昂的音乐，潮水般的涌出工厂大门，自豪的下岗了，一如他们在五十年代，带着国家主人的自豪感，在解放军和共产党员的带领下慷慨激昂的接管工厂。

在《暴雪将至》中，不断被预报要来，但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真正到来的“暴雪”，其实隐喻了即将到来的“下岗潮”。“改制”、“下岗”虽然引而不发，将至未至，但却决定了所有可能被卷入的人的心境和行为方式——人人都感到恐惧、抑郁乃至窒息，都在拼命挣扎，努力想抓住点什么。

男主角余国伟，这位在保卫科工作的工人，把工厂附近出现的连环凶杀案，视为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后机会。如果能够成功破案，像“轴承厂老马”那样，从工人身份转为警察身份，自己就可以在下岗潮袭来之前，成功逃到岸上。

这个念头诱惑着他，也强烈支配着他，为了实现梦想，他放弃了一切——尊严、爱情、乃至生命，如果不是为了破案，他甚至连爱都懒得做。对失去体制身份和荣誉的恐惧有多么大，他破案的劲头就有多么大。在破案过程中连续失去了爱徒和恋人之后，他完全疯狂了，最终让自己成了杀人犯，不仅没有获得体制的接纳，反而获得了监狱的接纳。

扮演余国伟的段奕宏，获得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可谓名至实归。他把一位自视甚高但又时刻担心将被“暴雪”掩埋的小人物的焦虑、恐惧演绎的活灵活现——在看上去邋里邋遢，基本都是工作服的人群中，他穿着一件“很酷”的皮夹克，像模像样的打着一条“一拉得”领带，骑着一辆虽然经常熄火但很拉风的“偏三”摩托车，显得有点鹤立鸡群。但在有可能改变他命运的警察面前，他的姿态又永远都是卑微的，甚至是谄媚的，膝盖好像永远直不起来，在大雨里瑟缩着手护着火苗儿，等一个给警察点烟的机会……“工人老大哥”的自豪和尊严，早已被迫在眉睫的“暴雪”扫荡得无影无踪。

在“暴雪”来临之前焦虑、恐惧以至于变态的并不仅是余国伟一个。他的徒弟在临死之前向他吐露真情，他们早就和厂外的盗窃团伙沆瀣一气，偷盗工厂的设备和材料了。“国企工人”盗窃国企，不能改善他们的命运，反而为要求他们下岗的力量提供了口实。

另一个发生在工厂家属楼的凶杀案则表明，下岗的巨大压力甚至使家庭这样一个“本来是互相取暖的地方”也分崩离析。

灯光球场，这个本来应该是国企工人自豪地进行文体活动，展示自己“主人翁精神风貌”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下岗女工秘密卖淫的场所……

如果说，八十年代兴起的“伤痕文学”，由于充溢着“落地凤凰”式的自恋而令人感到矫情的话，那么类似《钢的琴》、《暴雪将至》这类展示下岗“暴雪”给国企工人阶级造成伤痕的电影，则因为过于真实而令人感到触目惊心。

他们遭遇的剥夺是整体性的，但他们的“反抗”或应对，则基本上是个人化的、“逃离”式的;虽然有所谓“买断工龄”的政策，但由于价格过低，实际上他们未能给自己争取到“赎买”的待遇;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庞大、重要的阶级在退出历史舞台时如此灰心丧气、自暴自弃，在完成了“身份转换”，也就是失去了国家保障的体制身份之后，不旋踵即全军溃散，不复存在。

说起来，中国“国企工人阶级”的命运真的是光荣与悲剧的混合体。作为“共和国长子”，他们是中国完成工业化的主力军，没有他们辛勤的、创造性的劳动，就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更谈不上今天的“崛起”。

在八十年代之前的岁月里，他们还在中国社会扮演着类似“中产阶级”的角色，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此外，国企工人阶级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阶级，还深刻塑造了社会的价值观——劳动光荣！

今天我们都明白，在工人阶级失去了主流地位之后，劳动并不“光荣”，再也没有青年以成为一名工人为荣，也再也没有一位姑娘以嫁给工人为荣。在追求快富、暴富的社会氛围中，不劳而获才是“光荣”的，能够空手套白狼，瞬间暴富，甚至是最“光荣”的。

“国企工人阶级”虽然对中国的工业化居功至伟，但政治上的保守，承担不了继续革命的重任，决定了他们的悲剧性命运。

说起来令人叹息，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工人像中国的“国企工人阶级”那样获得过这么好的上升为国家领导阶级的机会，毛泽东主席他晚年的政治实践中，甚至把领导权硬塞进他们的手中。

但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国企工人阶级仍然不能作为一个阶级采取有意义的政治行动，当他们开始放弃保卫鞍钢宪法，默认了厂长负责制，并且为奖金的增加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他们实际上默认了自己没有管理企业，更谈不上领导国家的资格了。这个时候，“暴雪”就蓄势待发，余国伟的命运已经等在前方了。

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受到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保障的国企工人阶级，他们的权利太多（比如不能随意解雇），待遇也太高（甚至超过干部），不适合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下的雇佣奴隶，这就使得有一股力量，处心积虑的要消灭他们。除非他们能够从政治上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奋起保卫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否则也不能保住自己的权利和经济地位。

“国企工人阶级”的消失，给中国社会留下的空白是巨大的，以至于谁能代表中国的形象都成了大问题，各种文艺盛典和官方的宣传画中，“当代中国人”的形象都消失了。

此外，如前所述，国企工人阶级曾经是中国稳定的“压舱石”。他们的消失，是中国社会九十年代以来一直缺乏稳定感、安全感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