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资本化是教育不公的根源

点击：作者：卢方子琦来源：汇思阁微信号发布时间:2021-05-15 12:03:53

摘要：自新中国成立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居民不能以家庭财富左右后代受教育机会，教育环境整体而言是相对公平的，教育支出并非主要支出。时至今日，平均教育支出已占居民人均支出的十分之一以上，成为无数家庭不可承受之重。高收入的家庭可以将收益投入进下一代的教育里积累学历优势，技能优势，使下一代天然地优于收入较低家庭出生的孩子。长此以往，社会流动性下降，阶层逐渐固化，对国家造成的破坏将是毁灭性的。想要根本上扭转如此局面，唯有调整国家教育政策。

今日的教育已被重重资本所裹挟，孩子的起点高低由父母的收入水平所决定，孩子未来的成就则跟家长在教育上投入的资金挂钩。

一方面，国家在大力推行义务教育，自2008年定下九年义务教育的国策以来，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逐年攀升，2016年已经达到99.9%¹。这成就的背后离不开国家资源的大力投入和相关人员的付出，努力甚至牺牲。但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相比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教育机会相对更为公平的阶段，从八十年代后期至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中等收入及以上的家庭与低收入家庭之间，后代所能获取的教育资源的差距在迅速拉大。现如今，寒门难再出贵子不再是杞人忧天，而成为了一再被证明的事实。

其中很能反映问题的一个佐证便是愈演愈烈的学区房现象。以北京著名的学区房小区丰汇园为例，2012年，丰汇园二手房的成交均价在5.4万/平方米，到了2018年，成交均价已在18万/平方米上下徘徊²。如此大幅度的上涨背后的推手正是无数为了孩子能接受相对更优质的教育而殚精竭虑的家长。然而能买得起学区房的家庭依旧是少数，无法投入足够的资本与之竞争的众多家庭注定是这场竞争的输家。

当义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时，当资本成为支配优质的教育资源分配的标尺时，诸如学区房老旧小区售价竟堪比豪宅之类的魔幻现实将一再上演。于是富人的孩子借助于资本的优势占据教育的优势位置，但穷人的孩子却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力量，这将导致社会流动性下降，破坏经济活力，长此以往，对国家造成的损害将是毁灭性的。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当今教育乱象，关键要回归于相应的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而这个结论以历史数据作为参考对象分析，不难得出国家政策影响居民教育支出行为以至于社会的价值取向的结论。

下图1的居民与教育相关支出数据可以反馈中国教育相关支出的总体趋势³。

图1

转换为折线图后，更加直观：

图2

根据图2上数据的突出特征，可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984年以前的平衡阶段，1985-1998年的大幅上涨阶段，以及1999年以后的再平衡阶段。而这三个时间阶段的社会变化与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是相吻合的。

由图1可知，1984年及以前，全国居民（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平均教育相关支出一直保持在3%以下。且城市家庭的教育相关支出占比略低于农村家庭。

图3

如图3，以1984年不同收入的城镇职工家庭与文化娱乐有关的平均支出数据为参考（数据来源《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不同收入等级的城市职工家庭的学杂费支出绝对值是接近的，通过学杂费的支出可以判断出，不同收入等级的城市职工家庭受教育比例没有大的差异，整体的受教育机会是均等的，不因身份差异（这点可以从收入水平判断，因当时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及可支配收入水平高低的区别而有巨大差异。因此，家庭的主要支出并不会分配到教育相关的领域，有相对更高收入的城市家庭对教育的支出比例会更低。

但在1985年时，城市居民文化生活服务支出占生活费总支出的比例陡升，根据图1的数据，从1984年的2%增加到1985年的8%左右。这与《1985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⁴提出的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主张关联甚大。这个政策使高校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和自身资源优势设置专业，扩大招收学生的范围。从结果上来说，充分激发了社会中蕴含的庞大潜能，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从而培育更多的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需求的对口人才。但不患寡而患不均，因优质教学资源的稀缺，高等教育筛选机制最重要的参考因素，高考成绩的重要性被无限拔高，唯分数论的思想自此深入人心。本应是通向高等教育的钥匙的高考成绩却变成了绝大多数家庭为之奋斗数年的终极目标。《1985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以后，城市家庭的教育相关支出占所有支出的比例持续性地高于农村家庭（依照图2的趋势），与政策出台前城市家庭教育支出比例低于农村家庭的情况截然相反。大份额的教育支出挤占了其他支出，对于绝对收入低于城市家庭的广大农村家庭而言，刚性支出的占比更高，教育支出的比例也就相应的低于城市家庭。这也侧面反映出，10%的教育相关支出比例已经触及了警戒线，成为无数家庭的不可承受之重。

由于部分年份数据的缺失，1985年以后的教育支出只能由图2反映出一个大致的变化趋势。整体而言，教育支出比例的最高峰是在1999年达到的。这与1998年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要在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进行试点” ⁵，以及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办学形式，均可大胆试验” ⁶的主张密不可分。此时国家已基本放开对办学形式的限制，为资本介入优质教育资源分配提供了途径。相应的各种五花八门的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争先恐后涌现，从启蒙阶段一直到高等教育阶段，家庭无论是希望补充学科类内容还是要培养素质教育类技能，都能根据预算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这充分说明了资本对教育的全面渗透并非出自偶然，而是社会对国家政策变动所做出的必然选择，并且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