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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岩: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深层次问题的认识
点击:  作者:闫岩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21-05-10 08: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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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为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无数中共党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怀着一颗拯救天下苦难百姓的心,前仆后继,出生入死地为穷人打天下,奋不顾身地争取民族独立。向警予牺牲时33岁,张太雷牺牲时29岁,瞿秋白就义时36岁,陈延年就义时29岁,杨开慧牺牲时29岁,杨靖宇牺牲时36岁,方志敏就义时36岁,江竹筠牺牲时29岁,董存瑞牺牲时19岁,杨根思牺牲时28岁,……当时他们也正青年,却选择用血与火相互守望。据统计,自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28年岁月里,约有379万名党员献出了生命,平均每天就有370名共产党员牺牲。每一个生命的背后都是一颗赤诚的心。你可曾见过他们风华正茂的样子?你可知晓他们为何而离去?他们为了党、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忠诚华章。1959年,毛泽东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到韶山》,其中有两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可是,有几个人能知道并透彻理解?“为有牺牲多壮志”,“牺牲”两个字写得有多豪迈,那一刻,毛泽东的心里就有多痛。“敢教日月换新天”,一个“敢”字,把多少风云一笔带过。如果你懂,你就会知道,“新中国”这3个字,究竟有多重!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党的执政地位始终使我们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不断变化的复杂形势考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在眼花缭乱的缤纷世界晕头转向,忘记了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的谆谆教导。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果断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及时给全党敲响了警钟。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没有形成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对刘青山、张子善二犯的处理,既无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依据,又无现成的案例可以参照。在华北局的报告中,原则上同意了河北省委“处以死刑”的意见,但是增加了一句:“或缓期二年执行”。当时华北局之所以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可以有回旋的余地。河北省委、华北局的意见,都汇集到了党中央,汇集到了毛泽东的手里。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周恩来将华北局的报告送交毛泽东时,毛泽东看后许久不语。周恩来就问:“主席的意见呢?”毛泽东张口说出两个字:“死刑。”周恩来又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毛泽东还是两个字:“不准。”当刘青山、张子善将被处决的消息在内部传开之后,在河北省各级干部中引起极大震动。一些干部特别是当年曾和刘青山、张子善一起出生入死闹革命的干部,感到惋惜,有不少的议论……在这种情况下,薄一波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枪下留人”的意见。毛泽东在听了薄一波转述的意见后,抽着烟,沉思了一会儿,对薄一波说了几句话:“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当判决书宣读完毕时,公审大会会场立刻响起了一片口号声。“拥护廉洁奉公的人民政府!”“拥护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这些口号,是人民的呼声,是对全体党员干部的警告!

早在1957年,邓小平同志就说过: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这一论断具有针对性、预见性、前瞻性、现实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发展的加速度进程,一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经受不起各种各样的考验,逐渐开始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甚至愈演愈烈,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破坏了来之不易的党群干群团结和谐的关系,败坏了党的声誉,堕落成腐败分子。

1991年,已经退下来的耿飚同志,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边区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这个县干群关系的恶化,使耿飚同志感到震动,也深为痛心。耿飚同志召集省地县的干部讲了一件他在担任129师385旅副旅长时老百姓为一个违纪战士求情的往事。故事说完了,耿飚激动地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耿飚一问惊人,全场鸦雀无声……“耿飚之问”是深刻的,是尖锐的,或许还是“逆耳”的,唯其如此,在今天尤为振聋发聩。

1992年,邓小平同志再一次明确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邓小平同志的预见性忠告,指出了党的问题所在,直抵要害,令人深省,堪称“盛世危言”,是我们党执政实践的经验之谈。

2008年8月,胡锦涛同志在一次政治局学习会上说:当前党内深层次问题是变质,是领导干部队伍变质,主要因素是内因。初步回顾和总结,就是没有摆正执政党的位置,没有摆正个人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关系,所以形成了今日要面对的深层次问题。胡锦涛同志在老同志征求意见座谈会上说: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人民在政治权利、经济生活水平上有了较大提升,但是党群关系不是融洽而是紧张:为什么整整十六年的反腐败斗争工作,还是这样严峻、艰巨,社会强烈不满;为什么政治学习效果甚微;为什么有关干部队伍的准则、纪律,每年要重覆下达,但效果甚差;为什么党政部门、领导干部在社会上的民意竟会长期如此低落──所有这一切,其关键是执政党背离了自身改造和领导干部主观世界改造,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势必变质。胡锦涛同志说,回顾建国以来,导致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执政党主观改造落伍,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把执政党作为领导(统治)阶层,而将执政党的基础——广大职工、农民、知识界作为被领导(统治)阶层的关系。这样,执政党必定会走向极端脱离人民,直至损害人民,导致和人民对立。造成今天的局面,当然要由执政党来承担、来解决。在相当长的时期,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没有改造政党的主观世界,这本身就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从严治党,很容易滋长脱离群众的倾向,腐败的风气就会滋生蔓延。

在2008年的老同志征求意见座谈会上,宋平、乔石都回忆起了陈云、彭真在1990年春节前夕,与政治局常委、委员谈话时说:为什么历次政治运动没有解决好执政党和广大人民的关系,没有能推动社会发展,相反,给社会发展造成阻碍,对党和人民造成伤害呢?问题就出在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改造上。

党的十三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报告中都强调了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从严治党的要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认真总结我们党执政60年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重要举措,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作出了战略部署,是指导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但是,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党内政治生活的随意化、庸俗化、平淡化、形式化等不良现象还没有完全杜绝。这些问题就像病菌毒瘤一样,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伟大工程、赢得伟大斗争胜利埋下了隐患,迫切需要我们发挥好党内政治生活的“熔炉”作用,把一切病菌毒瘤都熔得干干净净。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习近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到当前坚决查办一系列违法违纪案件,我们党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坚强决心,从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断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不断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新的重大成果。202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322.9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170.3万件,谈话函询36.4万件次,立案61.8万件,处分60.4万人(其中党纪处分52.2万人)。处分省部级干部27人,厅局级干部2859人,县处级干部2.2万人,乡科级干部8.3万人,一般干部9.9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39.8万人。

当然,党内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怎样在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的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使广大党员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怎样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反对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平淡化,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康常态;怎样解决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些单位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问题等等。就具体表现而言,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这是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同时要看到,党内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问题特别是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把手要负总责。要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靠贴近实际和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抓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领导干部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2018年4月28日,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时指出,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突出,又有新的表现形式。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任务,大力弘扬真抓实干作风,推进工作要实打实、硬碰硬,解决问题要雷厉风行、见底见效,面对难题要敢抓敢管、敢于担责。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找到症结,做到心中有数,不能拍脑袋决策,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这就为新时代解决党内深层次问题指明了工作重点、具体方法。

着眼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再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都是责任主体,必须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这就从法规层面为党委(党组)落实主体责任、解决党内深层次问题提供了政策理论遵循。

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新时代的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都应该站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政治高度,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全面深化对党内深层次问题的认识,都应该时时检讨自己做了哪些对不起党、对不起老百姓的错事,直面国际国内现实,直面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努力解决当前问题。

(作者系陕西省委党校2018级党政管理班在职研究生,目前在省纪委监委与十四运会协调议事机构办公室工作;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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