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利文曾经担任过时任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建立起了相当亲密的关系和高度信赖，因此，沙利文对拜登能够形成足够的影响力。事实上，拜登总统上任以来一系列的对华政策表态，无不凸显出“沙利文思想”。

 

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美联社

 

当地时间2021年4月13日，美国中文网首页显著位置刊发美国知名时事评论员Ksliu的文章：《外交政策》杂志的“沙利文模型”。

 

文章说，几天前，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FP—Foreign Policy）杂志发表长文，题目是：沙利文模型——沙利文，拜登的“一代人仅有的智者”正面临“一代人仅有的挑战”。

 

文章全面刻画了沙利文的国家安全观念和他的“外交政策模型”。

 

文章称，45岁的沙利文是拜登政府最年轻和最高级的国家安全官员，也是60年来美国最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拜登在介绍沙利文时，称他为“一代人中仅有的智者”，但是他现在却面临“一代人中仅有的挑战”——中国的崛起！

 

文章说，过去几年来美国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但是沙利文对美国的“更新（renewal）”能力坚信不移。不久前在阿拉斯加，面对中国外交官员的猛烈抨击，沙利文回答说：“一个自信的国家能够认真审视自己的缺点，并不断寻求改进，这就是美国的秘密酱汁。”

 

文章指出，令人惊讶的是，对于一个处于美国外交政策核心的人来说，沙利文的重点是“国内更新”，这似乎就是中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翻版。

 

他的幕僚长亚伯拉罕（Yohannes Abraham）说，沙利文试图将国家安全、经济和国内政策融合为一个“无缝的更广泛整体”。例如，沙利文积极参与了拜登提出的1.9万亿美元的“经济纾困法案”，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全力支持白宫，确保该法案获得通过。去年他曾经在FP杂志上撰文写道：缺乏国内投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比国债更严重。

 

文章回顾了美国的历史，指出从罗斯福以来的美国各届总统都必须决定：应优先考虑美国的国内需求还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沙利文和拜登的外交政策出发点是满足美国中产阶层（工薪阶层）的需求。例如，在奥巴马当政期间，沙利文曾经积极参与和起草了“跨太平洋伙伴”TPP贸易协定。沙利文曾经认为，这项贸易协定对于对抗中国和为“亚洲轴心”奠定经济基础至关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相信，虽然这笔交易可能为美国公司争取机会，但它忽视了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潜在负面影响。

 

文章认为，对于特朗普所造成的混乱，沙利文正在恢复外交政策的“严谨性”和“规律性”，但是他已经意识到过去的条条框框不能适应今天所面临的挑战，现在他正在试图构造一个全新的，可以持久并更有韧性的美国外交政策。

 

为了制定更好的对华政策，沙利文求助于克林顿的前东亚事务高级外交官、“重返亚洲”政策的总设计师库尔特·坎贝尔（外号“亚洲沙皇”）。作为白宫的首席“印度太平洋协调员”，坎贝尔负责监督许多涉及亚洲和中国相关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理事会。坎贝尔说：“我们想在亚洲做的每件事，我们现在都有机会做，我们继续做下去非常重要。”

 

但是不能以为奥巴马的班底又回来了，沙利文与外国外交官员会晤时曾经说：“我们不是特朗普，但我们也不是奥巴马。”

 

文章最后说，人们有理由认为拜登的“建设得更好”带有特朗普“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一些特征，但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外交政策将联盟视为怀疑对象，拥抱威权强人，并将美国的领导视为负担或讨价还价的筹码。拜登和沙利文都认为，联盟是力量的源泉，美中关系问题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矛盾，而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使外国的威胁远离美国本土。

 

 

老夫2020年12月19日发表过一篇文章《沙利文  一位嫩而老辣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可网搜）指出，沙利文对中国和中美关系有深入研究，其代表作有《外交政策》上发表的《没有灾难的竞争——美国怎样与中国挑战和共存》和《中国走向全球霸权的两条道路》，他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基本看法和主张主要有以下六点：

 

1、恢复和重建“反华联盟”，共同对付中国。沙利文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在战后成为世界领袖，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即美国在全球所建立的同盟国关系，这恰恰是中国的弱点，即缺少同盟国，但中国已经开始建立外国基地，从吉布提开始。他批评特朗普上台后，致力于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却忽视了中国的全球性扩张，正在填补美国所离弃了的“真空”。因此，应对中国挑战，必须发挥美国盟友的作用，形成统一的反华战线，“美国的任何战略都必须从其盟友开始”。

 

2、以“共存”为基点，展开对中国的挑战与合作。沙利文给出了一个新词——existence共存，保持在有利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条件下的清晰共存的稳定状态（a steady state of clear-eyed coexistence on terms favorable to U.S. interests and values.）。尽管中美之间有许多分歧，但是互相都得承认另一个大国的存在，美国的目标应该是在军事、经济、政治和全球治理这四个关键领域和中国建立有力的共存条件，在不引发类似美苏对抗的情况下，确保美国的利益。许多跨国挑战如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经济危机、核扩散、全球流行病等，需要某种程度的共同努力，这一合作的必要性在冷战中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3、美国应当保持对中国可持续的军事威慑力，同时加强危机管控。沙利文指出，在印太地区至少有四个潜在热点：南海、东海、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风险最大是台海和南海。双方都不希望发生冲突，但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华盛顿担心中国正试图把美国军队赶出西太平洋，而北京担心美国正试图遏制它。印太地区两国军队的共存不应被视为不可能。美国应当把重点放在阻止中国干涉其机动自由和胁迫美国盟友和伙伴上，北京将不得不接受，美国将继续是该地区的常驻大国，拥有大量的军事存在。关于危机管控，沙利文认为，即使作为冷战的对手，美国和苏联也协同努力减少意外碰撞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他们建立了军事热线，制定了行为守则，并签署了军备控制协议。而美国和中国缺乏管理危机的类似工具，两国都需要至少与《美国—苏联海上事故协议》(U.S.-Soviet Incons at Sea Agreement)一样正式和详细的协议，1972年的这个协议确立了一套旨在避免海上误解的具体规则。

 

4、美国应当苦练内功，重回多边，保持科技领先优势。沙利文指出，和美苏的军事对抗不一样，中美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在经济领域。1957年，苏联向太空发射了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强烈地刺激了美国公众的神经，如今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也已经让美国人民大受刺激了。沙利文发表过一篇题为《美国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哲学，外交政策专家可以提供帮助》的文章，表达了沙利文对外交政策里的经济学思考：外交必须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经济必须由政府主导。他说：美国“应少关注怎么让中国减速，多关注怎么让自己跑得更快”，“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局面是，权力大小越来越由经济好坏来衡量，至少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将决定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成败，尤其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美国和中国之间新出现的大国竞争的输赢，最终将取决于两国如何有效地管理本国经济和塑造全球经济。”

 

他认为，在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中，最决定性的因素是美国的国内政策，首先要提高自身的实力。美国必须大幅增加基础科学研究的资金，并投资于清洁能源、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计算能力，同时扩大对各级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继续采取移民政策，继续提高美国的人口和技能优势，提高美国人的实力和素质。其次要和盟友建立互惠关系，并且设立一系列新的标准，换句话说，美国要建一个新的经济群，然后搞一些新的群规，理想情况下，这些标准将连接亚洲和欧洲。如果中国选择坚持必要的改革即经济体制改革的路线，当然世界完全有理由给予中国互惠待遇。除此之外，美国还可能和中国一对一地搞一些新规定。再次要保持自己的科技优势。他批评特朗普在打压华为上的做法，当然他不是说打压不对，而是说没打好，他说美国应该和盟友协调好甚至准备好替代产品，那就比较容易打压了。所以，联合盟友通过多边机制以对华强硬这个概念，将成为未来拜登政府对华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思想之一。

 

5、美国应当加大价值观输出力度，着眼长远效益。沙利文认为，华盛顿最好能在政治领域建立与中国共存的有利条件，方法是集中精力促进这些价值观的吸引力，而不是在美中竞争的背景下得分，不是直接反中，而是支持民主。美国及其盟友不应该在每一个港口、桥梁和铁路线上与中国争地盘，而应向各国有利于进步的高质量、高标准投资的种类向各国进行积极的宣传。支持投资不是因为它们是反中国的，而是因为它们支持增长、支持可持续性和支持自由，从长远来看将会更有效——特别是因为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在成本超支、无招标合同、腐败、环境退化和恶劣的工作条件等问题上引发一些国家的强烈反对。捍卫民主的最佳办法是强调善政，特别是透明度和问责制所必需的价值观，并支持民间社会、独立媒体和信息自由流动。美国需要有更大的信心，相信对人力资本和善治的投资从长远来看会比中国的采掘方法更好。

 

6、在台湾问题上，鉴于所涉及的历史复杂性，美国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的默认承诺也许是最好的。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其正式称谓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总统行政办公室的高级助手，也是总统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独立顾问，通常被视为总统的主要心腹之一。一提到这个称谓，会让人立马想到大名鼎鼎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他们曾经在主导中美关系上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沙利文曾经担任过时任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建立起了相当亲密的关系和高度信赖，因此，沙利文对拜登能够形成足够的影响力。事实上，拜登总统上任以来一系列的对华政策表态，无不凸显出“沙利文思想”。

 

毫无疑问，“沙利文模型”将给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定向”，同时也指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包括对沙利文本人），作为制定对美政策的重要依据。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载“老夫子杂货铺”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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