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东孙洁民王天翼：我国国有企业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点击：作者：朱安东孙洁民王天翼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发布时间:2021-01-25 08:58:43

【摘要】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物质生活生产方式。企业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国有企业既是支撑和确保现代化经济体系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基础，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性主导力量：国有企业的体量、规模和使命决定了国有企业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国有企业是经济独立自主与经济安全的支柱，是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中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依托，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保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改善国企党建工作，优化国有企业治理，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更加突出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确立为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其本质应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因此，现代化经济体系关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立足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动适应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现代化经济体系所处的历史经纬。不论是资本主义生产还是社会主义生产所形成的经济体系，都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当然，这种自然规律也是在无数人的有意识的经济活动中形成的。相比于一般意义的或自发形成的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基础上确立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这一目标以物质生活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有机结合形成的整体为内容，是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方法论的体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和经济体制等方面形成“组合拳”。

企业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需要以企业为中介，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经济战略和政策法规的落实都需要有效传导至企业。作为“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2]，国有企业既是支撑和确保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基础，也是联系和打通物质生活生产各环节、各层面、各领域的渠道，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等影响，污名化国有企业、炮制国企民企“效率之争”“进退之争”的声音时常在学术界和舆论界掀起风浪，甚至干扰改革。有因在全球强力推销“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际组织，曾建言我国将国有企业在工业部门的比重降到10%以下。不论私有化理论听起来多么“科学”，经过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长达四十余年的泛滥，私有化究竟是经济发展的良方还是毒药早已在实践中得到回答：凡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的国家，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灾难。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特别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充分认识并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二、国有企业是确保现代化经济体系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经济基础

经济体系的结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根本上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并决定了社会制度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受上层建筑的制约和影响。在今天的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体系，而不是其他性质的经济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体系，而不是被其他力量领导的经济体系；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而不是削弱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3]。国有企业夯实社会主义制度根基的作用，是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所不具备的，也反映了二者的根本区别。用一些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私有化进程编织出的私有化“神话”，不仅无视甚至刻意抹杀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差异，而且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比较中被事实轻易戳穿。

(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而实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现代化的过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经济基础的核心，经济基础的结构决定了不同阶级、阶层在国家的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影响力、控制力和话语权。

对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新自由主义时期以私有化为主要形式的国有企业改革，本质上是在既有体制走到末路时资本和国家对危机的回应，是垄断资本解除来自上层建筑对自身增殖的限制的表现。苏东剧变后对国有企业的全盘私有化“改革”，则是寡头、政客和国际垄断资本联合收割苏东国家财富的“盛宴”，是既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崩溃的结果。尽管理论界中以一些发达国家国企改革为国际借鉴的声音不绝于耳，甚至间或涌现主张全盘私有化的论调，但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只能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为方向，这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规定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国有企业为主要形式和中坚力量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并受到政治上层建筑的承认和保护。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如果国有企业丧失了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主导作用，甚至出现全盘私有化，垄断资本必然取而代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无从谈起。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国有企业支撑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就必须坚持和巩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否搞好，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一旦国有经济失去主导地位，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丧失主体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变质，建立于其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也会出现性质变化。

(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这种成就的取得与我们一直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密不可分。可以说，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大优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最为紧迫的战略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加强和巩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最重要抓手之一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关系到党对于经济工作的领导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巩固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在许多关系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行业中居于骨干地位，是理解党的思路和政策精神最透彻、执行党的政策最积极的经济组织。因此，为了保证党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理论和政策能够得到有效贯彻，我们需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是我国工人阶级的骨干力量，党对于经济工作的领导要依靠这支骨干力量。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本质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因此，所有制结构问题尤为重要。国有企业是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方式，强大而富有活力的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直接体现，是保证中国共产党永葆无产阶级政党本色而不变质的必要条件。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建立和巩固党的政治领导的物质前提。因此，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比重或结构上，国有企业都理应具备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有利于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需要国企民企竞合发展；但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使其在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具有非公有制企业无从替代的独特优势。

首先，国有企业是党在经济领域的顶梁柱和压舱石。国有经济分布在各类重要产业领域，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会最透彻、执行最积极的经济组织。从各国国有企业发展实践看，由于盈利并非其唯一目的，甚至不是其最主要的目的，国有企业往往因在科技创新、劳资关系、产业关系及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具有更长远、更全面、更富战略性的考虑，从而更少有机会主义行为。具体到我国，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能主动响应与推动党和国家关于国民经济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顶梁”“压舱”最终都要靠人来实现，国有企业不仅有组织和技术优势，也有人才优势：国有企业的党员领导干部是党在经济工作中的业务骨干力量，国有企业的劳动者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中的基干力量，越是重要关口、重大战略和突发事件，国有企业党员领导干部和劳动者的先进性就越是凸显。

其次，国有企业有着更大的潜力，用以满足现代科技和经济社会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现代生产力越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增进，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高，按照社会整体利益和要求来协调和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需求就越迫切。国有企业虽然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融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基于其所有制属性，可以无条件地服从党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并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需要和重大战略需要，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超越资本逻辑。

三、国有企业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性主导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4]无论是从规模和体量看，还是从地位和作用看，国有企业都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性主导力量。

(一)体量、规模和使命决定国有企业的战略地位

国有企业在体量和规模上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资产是衡量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主要指标。根据2019年10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2018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2018年，我国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总额为210.4万亿元，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总额为264.3万亿元，合计为474.7万亿元。①有关部门没有公布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在所有企业资产中的比重。根据专家估计，在2012年中国第二、三次产业经营性总资产中，公有制经济（主要是国有企业）占比为50.44%。[5]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总额为44万亿元，比重为38.8%。②

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是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其战略地位远不限于“量的优势”。在“质”的方面，大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骨干。目前，在境内运营的大型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支撑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2019年《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大陆共有116家企业上榜，其中88家为国有企业；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中，有265家国有企业上榜，排名前50位的绝大部分为国有企业。从结构方面看，国有企业主要分为商业类国有企业和公益类国有企业③，前者不仅在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更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以及重大专项任务的承担上发挥主导作用和控制作用，在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及完成特殊任务等使命上扮演不可替代的主要角色；后者承担重要的社会责任，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是保障现代化经济体系稳定持续的依托。

国有企业有利于建设市场与政府相协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无论是利用市场手段还是政府手段，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世界经济史来看，一方面，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确实有其优势，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形成、维护和发展都离不开政府作用。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既需要政府掌握关于市场的更加准确和全面的信息，也需要有抓手。国有企业因其公有制性质，会更积极地响应政府的号召或者直接执行政府的规划和政策。如，在经济周期中，非公有制企业往往因采取顺周期的经营策略而加剧经济波动，而国有企业则会按政府要求执行反周期的投资策略，使政府的调控政策更加有效有度。此外，身处市场竞争环境中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不仅能较高效地感知市场信息，而且往往会比非公有制企业更乐于与政府分享信息。因此，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有利于以更小的力度实现更有效质量的宏观调控，从而使市场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二）国有企业是经济独立自主与经济安全的支柱

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的支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球生产网络可以使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开拓市场，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但也伴随着经济体系更高的风险。如，通过离岸服务外包固然可以高效整合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但同时也可能抑制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制造外包固然可以降低成本，但也可能给经济体系带来去工业化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推进“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在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保持国家经济体系的独立自主与经济安全尤为重要。

国有企业不仅拥有庞大的规模和强大的实力，而且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国家重大战略，在应对经济体系内部或外部的冲击时，可以发挥缓冲和对冲作用。国有企业总体上代表了我国企业的最高水平，是许多行业的骨干，只有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经济体系才能强大从而更加开放。此外，“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真正走出去的企业，包括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和建设的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往往以较高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给当地政府和社会留下深刻印象，既促进了当地发展，又增强了企业自身实力，更为全面开放体系建设做出贡献。

(三）国有企业是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中坚

交通、通信和能源等基础设施是一个经济体系的基础，其发展水平决定了经济体系的上限。全球经济中，中国在市场环境和产业链上的巨大优势，离不开全世界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网络和高铁网络、最多的手机基站和规模最大的电网。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正是仰赖国有企业的长期投资和建设才得以建立。基础设施项目往往投资大而收益微薄，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许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财务上长期亏损甚至可能永远无法盈利。如果不是因为拥有一批实力强大且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如此规模和水平的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因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存在，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才成为可能，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的完善才成为可能。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网络的建设将中国西部与中东部紧密联系起来，极大地促进了西部的人员流动和商贸往来；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国家工程改善了自然资源分布不均状况，为我国东部、北部地区的经济和民生提供了保障；高质量通信网络的覆盖使全国的土地及海域实时互联，让高山峡谷、森林沙漠不再成为通信禁区；全国邮政网络保证了最偏僻、最遥远的角落也能与外界保留一个信件与包裹的沟通渠道。在这些建筑、铁路、能源、水利、通信、邮政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国有企业往往是最重要的骨干力量。无论是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中，还是在区域互动、陆海统筹整体优化和优势互补的过程中，国有企业都走在最前列。

(四）国有企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依托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有企业是实现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也就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依托。

第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有利于“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6]。其一，国有企业是解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失衡的有力依托。由于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且资本周转相对较慢，大量资本不仅涌入金融领域，而且在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威胁金融安全；房地产在资本的炒作之下，作为金融资本循环的媒介，也凸显其虚拟经济属性，吸引大量资源，挤压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失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追逐增值的必然结果，利润率、资本周转速度、股东价值等目标必然在微观上驱使企业“脱实向虚”，进而导致经济的“脱实向虚”。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独立的市场主体，在实际运行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按资本逻辑行事的情况，但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决定了国家和政府可以更直接地调节其企业行为。其二，国有企业是维护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的有力依托。国有企业由于总体素质高、信用好，更容易与金融体系协同发展④。虽然金融开放程度日益提高，但国有金融机构仍然主导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中国的金融现代化首先是国有金融机构的现代化。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看，要想维护金融市场的自主发展、保障金融安全，保留相当数量的国有银行以确保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力，即便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最重要的手段。

我国国有银行是执行国家相关政策的最重要主体，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金融保障，为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提供了支持。更进一步讲，国有企业在国有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银行支持下的快速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和重要优势，因此也是遭到一些国家忌惮甚至忌恨从而欲除之而后快的“制高点”。

第二，国有企业可以更主动地响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应使国有企业的创新优势得到更充分释放。其一，就技术创新而言，资本的投机性与顺周期性较强，因而未必积极主动推进技术创新，而是会在一轮轮尽可能加速的投资中“赚快钱”一一这也是虽然我国高新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供给不足，但又有大量投机性资本以高新技术等名义“圈钱”的原因。在我国技术创新领域，除了大量的国有科研机构承担科学研究、基础技术创新等重要任务外，许多投资大、风险大而又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创新往往是由国有企业承担的。尤其是在与国际领先水平差距较大的高科技产业，特别是重大攻关的原始创新，打破国外垄断和封锁，需要的资金和人员投入大，对已有的技术能力、技术平台和技术人才队伍要求较高，同时往往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漫长的投资回报期。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要么缺乏技术创新的意愿，要么缺乏这种能力。⑤往往只有担负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才有足够的意志力和执行力来实现。如，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国有企业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高速铁路、特高压输变电、移动通信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掌握了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正因如此，许多国家都把带动经济和产业升级的厚望寄予国有企业。⑥

其二，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生产组织形式创新也很重要，而这需要在集体性、累积性的组织学习过程中实现。这种学习过程不仅需要企业家的有力领导，更需要企业组织的不断学习和积累。[7]在这方面，国有企业已经形成总体行之有效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培养体系，不仅乐于而且善于培养人才。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培养了几代优秀的管理和技术干部及产业工人，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非公有制企业的大量管理和技术人才都来自国有企业。相当一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反而在人才培养上面临更多困难。由于许多民营企业都带有家族企业的特点，随着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逐渐到了退休年纪，能否产生真正能赋予企业以创新这个核心竞争力的人选是这些企业将面临的重大考验。此外，无论是对于技术创新还是生产组织创新，管理民主和技术民主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在国有企业中往往更容易实现。与此相应，国有企业的职工往往更具主人翁意识，对企业更加认同，使企业文化更积极向上。国有企业的这些软环境往往也更加有利于创新。⑦

第三，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方面，国有企业也有其独特优势。首先，一些企业绿色发展积极性不高，是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所谓的“外部性”，不体现在其财务报表上，利润由股东获得，成本却由社会承担。而绿色发展要求把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等“外部性”成本内化，会增加成本、减少利润。国有企业则少有这方面的考虑。特别是在中央已经高度重视绿色发展的背景下，长期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的国有企业会有很强的动力和意愿主动践行绿色发展。其次，许多国有企业是行业中市场份额、盈利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处在领先地位的龙头企业，具有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实力，并能通过对绿色、循环、低碳技术的创新和率先应用，发挥示范效应，带动整个行业向着绿色产业体系转变。

(五）国有企业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保障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形成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实现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国有企业在这方面具有天生的优势。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决定了生产过程由谁支配及产品如何分配。因此，所有制格局决定了分配格局，决定了经济发展是走向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8]要扎实保障广大民众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和社会边缘群体的利益，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红利惠及所有社会成员，离不开国有企业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重要作用。要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需要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环节下足功夫。从最基础的初次分配环节看，国有企业往往更加重视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给予劳动者应得的报酬，基层员工与企业高管都主要获取工资性收入，薪酬差异远小于私营或外资企业，既促进了公平，也体现了效率。需要指出的是，有媒体曾炒作国有企业员工收入是全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并以此论证国有企业加剧贫富分化，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虽然工资性收入也会导致收入差距，但财产性或者说资本性收入才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理论和现实都表明，一个社会的公有制经济比重越高，贫富分化程度往往越低。从二次分配环节看，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在税收中的比重都远超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国有企业巨额的税收贡献极大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提高了国家进行二次分配的能力，特别是对于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各种转移支付，直接缩小了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国有企业比较少，因而初次分配后贫富差距都很大，主要靠二次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而这需要政府拥有很强的财政汲取能力，特别是税收能力。但高税收会打击富人和企业的积极性，某种意义上反而是为了公平牺牲了“效率”，更不用说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众多大型企业会通过在避税港注册等方式避税。从这个角度看，国有企业恰恰是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上佳选择。此外，国有企业还积极参与扶贫和救灾工作。如，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代表的国有金融机构，多年来一直坚决落实党和政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部署，推进开发性金融服务，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力开展造血式扶贫，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关键的金融保障。在抗震、抗洪及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等应急救灾中，往往也是国有企业勇挑重担，积极主动提供资金、物资和人员，承担社会责任。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国有企业都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力量。

四、坚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助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我国能够在70余年的时间里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离不开国有企业的贡献。毋庸讳言，我国国有企业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进一步深化改革，以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一）强化顶层设计，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保驾护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自下而上“摸着石头过河”，演变为自上而下并以顶层设计推动的改革。国有企业特别是商业类国有企业作为独立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必然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会有反作用，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当强化顶层设计，通过科学的改革方法论和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确保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特别是要将国有企业改革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框架下，通过强化国有企业法律体系、改革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投资融资体制等规范国有企业改革，优化国有企业治理，深度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加强党建和党的领导，强化国有企业独特优势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9]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关键是在制度上使党的领导融入企业治理结构中，发挥好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在制度上明确党建工作、基层党组织与企业发展的关系，并注重通过党建培养企业治理人才，进而带动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

(三）更加突出国有企业公有制性质，克服资本逻辑的弊端

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天然具有社会责任的目标和要求。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大为加强，但也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伴随着公有制特点弱化的迹象。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盈利指标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国有资本的“资本”特性变得明显，资本逻辑在相当程度上作用越来越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特别是商业类国有企业当然也要盈利，但必须在制度设计上规范商业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的企业治理，在考核经营业绩指标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时，须将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及相应的社会评价纳入标准。

总之，基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只有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才能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国有企业的规模、性质、使命和功能，决定了其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不可替代的战略性主导地位。应当坚持科学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法论，加强顶层设计及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突出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才能更好地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

注释：

①扣除负债后，非金融企业国有资本权益总额为58.7万亿元，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为17.2万亿元，合计为75.9万亿元。数据来源：《国务院关于2018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www.mof.gov.cn/ zhengwuxinxi/ caizlieng xinwen/ 201910/ t20191024_ 3408398. htm。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

③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5年09月13日，

http：//www.gov.cn/ zhengce，/2015-09/ 13/ content_ 2930440. htm。

④近年来，民营企业贷款难是一个热点话题，但其主要原因恐怕主要并不是所谓的所有制歧视，而是因为他们都往往是中小企业。而由于规模小、风险大，中小企业贷款难是一个在全球都普遍存在的问题。

⑤当然，现在有许多民营企业也进入了高科技行业，但他们所从事的往往是集成已有的技术以开发和满足市场需求。也有部分实力强的企业开始进行一些更为基础和重要的技术创新，但这并不能否认国有企业的相关优势。

⑥具体参见：

Dirk Meissner a，David Sarpongb and Nicholas S. Vonorta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 Innovation in State Owned Enterprises：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Industry and Innov ation，2019， Vol 26, No. 2， P121-126。

⑦在这方面，也有非公有制企业做得不错的典型案例，例如华为公司。但华为可能更具有劳动者集体所有的特点，而不是典型的私营企业的特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8-79.

[3][4][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75，175，176.

[5]裴长洪.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发展趋势[J].中国社会科学，2014(1)：4-29.

[6]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W].人民日报，201S-02-01.

[7]王朝科，谢富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一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5)：127-133.

[8]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46.

（作者：朱安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孙洁民，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天翼，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学院讲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刊于《经济纵横》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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