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傻子”抗日记，知识分子革命化的优秀代表

点击：作者：党人碑来源：党人碑微信号发布时间:2025-08-22 11:15:46

前线阵地上的八路军战士，1944年，（美）福尔曼摄

1912年，陈元龙出生在河北深县甜水井村（今属辛集）。

陈家条件一般，但还是努力供孩子读到高小，虽然品学兼优，再读中学却供不起了，所以不到15岁，家里就送陈元龙下关东，托关系到哈尔滨的一家小商店，当学徒。

老年间，商店的学徒，讲究科班三年，不但没有薪水，而且要从端尿盆、捧夜壶做起，伺候老板起居，基本上全年无休，每天实际工作时间在14小时以上。

哈尔滨车站

即便如此，陈元龙还是挤出可怜的零花钱，牺牲休息时间，看书学习，为此屡遭老板训斥。一怒之下，愤而辞职，跟着中东铁路局做工的表叔夏元录，他一边自学俄文、日文，一边打短工。不久考取了中东铁路局的车务员，这可是“铁饭碗”，待遇又好，工作又不忙，别人也就吃喝玩乐，安于现状了。但陈元龙，依旧看书学习，充实自己，甚至考取了哈尔滨法政大学的夜校。如果这条路走下去，他很可能成为精通俄文、日文的专业技术人员，或者文学家、翻译家。

这时的中东铁路局，处于中苏合办，俄文的红色刊物，几乎随处可见。为了学习俄文，陈元龙购买了大量的俄文马列主义著作，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论》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并订购了一些俄文和日文的进步书刊，专门阅读有关苏联社会主义的文章。

对于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此时的陈元龙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认识，但这种认识，与其说是认识，不如说是憧憬，有一定浪漫色彩，还严重缺乏斗争的淬炼，特别是血与火的考验。浪漫如果过不了现实这关，往往不是消极悲观，就是走向反面，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

中东铁路公司

1931年“九·一八”事变，陈元龙迎来了人生第一次大考。

当时他正在安达站货运处工作，这是个肥差，但陈元龙却很苦闷，因为工作忙，夜校上不成了，更苦闷的一夜之间沈阳沦陷。12个小时，日军即占领了全部沈阳城及郊区重要军事机关和设施，然后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使东北最繁华的沈阳，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间地狱。

完全有抵抗能力的东北军，却由于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战而退。4个月零18天的时间里，整个东北三省11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三倍的大好河山，沦入日寇之手。

蒋介石还大言不惭，要求中国人民：“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日军占领北大营

说到底，自有“洋大人”来主持“公道”，中国人“反战”就好了，“放下枪”就好了，梗着脖子去死，感动日本人不杀我们了，感动西洋大人出来管管东洋先生就好了！

与之截然想法，事变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就呼吁东北人民：“工农兵劳苦群众们！唯一的出路久已摆在我们面前了！伟大的任务久已放在我们肩上了！只有我们以英勇的斗争能完成它！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

请注意，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最早的抗战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出的反侵略的最强音，国共两党一比较，真的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日军占领东北兵工厂

1932年2月5日，哈尔滨沦陷。

消息传到安达，陈元龙失声痛哭：“哈尔滨是我们的，不能丢啊！”

不能丢，不也丢了？咱老百姓又能咋样？于是同事们纷纷劝解他，有人说：当局不抵抗，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办法？若是孤身想抵抗，真是傻透了！东北军有飞机坦克，还扛不住日本人，咱凭什么跟日本人斗？别胡思乱想，白日做梦了，咱老百姓想打日本人，那不是螳臂当车吗？

听到这话，陈元龙不哭了，他告诉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没有傻子是不能成功的。”

日军占领“东四省”

这时候，他想明白一个道理：日本人何以能欺负我们，不就是我们的人民一盘散沙，“国家存亡与我何干”吗？促使他们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我们才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但唤起人民，谈何容易？仅仅是自己去做“傻子”，是不够的，必须有无数的“傻子”，愿意踏踏实实做工作，为人民去牺牲，才能真正唤起人民，与敌斗争，进而建设一个强大国家，才能预防侵略。

那么就当时而言，能做到的，只有共产党，只有苏联的道路。

后来参加八路军的陈元龙同志，在部队履历表里，这样写道：“由于十七、八岁之后，接近苏联人民与文化之经常影响，自己学习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的分析，‘九·一八’的炮声，亡国的命运，直接罩在我们头上，于是自己于1932年确立了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问题是怎么找到共产党呢？

陈元龙积极宣传抗日，想方设法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斗争。不久，经原法大夜校同学，一位地下党员介绍，他参加了党的外围进步组织“反日同盟”，秘密搜集中东铁路沿线日军军运情报。只是这时的陈元龙并不知道，他的“大领导”，东北反日同盟会会长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杨靖宇。

1934年，同学被捕，哈尔滨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陈元龙失掉了关系，而且日本宪兵队也注意到陈元龙，有相当的“反‘满’抗日”倾向，开始对他进行不间断的监视。为防意外，陈元龙把妻女送回老家，把手枪和书籍文件也都处理掉。第二年春，又不辞而别，化装撤往关内。

在北平（今北京），陈元龙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与此同时，继续从事反日活动。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中，他以小职员的身份，积极参加。到处演讲，讲述日寇在东北的屠杀暴行，讲述“不抵抗”政策的危害，讲述东北人民国破家亡的悲怆与视死如归的抗争……

陈元龙的老上级杨靖宇，1920年摄于开封

不出意料，这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声称要逮捕他。

没办法，陈元龙又得踏上逃亡之路，不过这次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他抗日救国，抗日有罪，救国有罪！

逃回深县老家，陈元龙没有灰心丧气，抗日激情依旧。顾不得鞍马劳顿，更来不及探亲访友，他买了笔墨纸张文具等，借游学为名，联系各村学校进步教师，秘密成立“读书会”，宣传抗日爱国思想。

当然，陈元龙并不知道，读书会其实是中共深县县委的外围组织，直到后来他入了党，参加了革命，才发现原来不少“同道中人”，其实都是共产党员。

一二·九运动中，学生们有句著名的爱国口号，叫做：“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此时的华北，尤其是河北，真的是丧钟已响，亡国的悲痛不久又要临头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国民党不断向日本退让，不断出卖中华民族利益，这么下去，河北就是第二个“东四省（1933年热河沦陷）”了。

《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签署场景

地处冀中平原的深县，这里的人民有着悠久的斗争历史，他们不甘心做亡国奴。陈元龙从东北回来，又现身说法，吸引了不少学校老师的关注，他经常被邀请去学校演讲，宣传抗日救国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教学生们唱《国际歌》、《救亡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进步歌曲，深受广大师生爱戴。

不成想，深县的反动派，也盯上了陈元龙。

1936年清明节，因为他在大蒿科村庙会上，公开登台宣讲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国民党深县公安局给陈元龙扣上了“红帽子”，以“危害民国，为‘匪’张目”为名，准备将其缉拿归案。

幸好村里有位叫陈老可的老乡，在县公安局当伙夫，听到消息，赶紧回来到陈元龙家报信。

“北平附近之中央部队应即全部星夜徒步撤离，仍须防止借口挑衅，力避冲突。”《何梅协定》签署过程中，吓破了胆的蒋介石，如此致电何应钦。（来自理水的知乎专栏）

听到消息，陈元龙整理了一些书籍、文件、日记，迅速销毁。一边烧，他一边流泪叹息：“抗日有什么罪过？中国人为啥不能堂堂正正抗日救国呢？这些东西烧了，我是真难过，可又不得不烧，不然让敌人得到，会牵连很多人啊！”

处理完“家务”，陈元龙连夜出逃，远遁武汉。

当晚，敌人就来了，错把陈元龙的父亲当作陈元龙本人，绳捆索绑，押到黑狱里，一关就是半年。这还不算，抗日救国可是“大罪”，反动派又罚得陈家几乎倾家荡产。实在榨不出油水，陈家老父亲才经多方营救释放出来。

还抗日吗？这“国”值得你爱吗？你爱国，国爱你吗？

到了武汉，安全了，陈元龙却不安了，这里远离华北，日本侵略者随时可能步它们在东北的后尘，在华北制造“事变”，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必须告诉家乡的人民：危险就在眼前，再不救亡图存，行将亡国灭种！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华北门户洞开

很快，陈元龙就跑到了北平，托人介绍，到保定女子中学教书，半年后又转到束鹿县培德中学教书。束鹿（今属辛集）与深县（今深州），县挨县，便于开展抗日工作。陈元龙继续团结进步师生，组织“文艺社”，借口文学创作、补习外语为名，秘密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虽然近在咫尺，但陈元龙却有家难回。一方面他全心扑在抗日事业上，无暇顾家，另一方面也担心被敌人抓捕，不便回村。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军”迅速南撤，政府官员也纷纷携款携眷而逃，日本侵略军则长驱直入，继平津失守后，冀中很快沦落敌手。

一时真真假假、各式各样的抗日队伍，风起云涌，到处都是“司令”。陈元龙在深县、束鹿一带，已是颇有名气和影响的抗日英雄，毕竟最早主张抗日，因此被国民党屡次缉拿，再加上他从关外到关内的经历，使他俨然成了青年人的抗战导师。很多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纷纷要求陈元龙出面，领导他们抗日，也拉起一支队伍。但陈元龙自觉自己是个文人，没打过仗，更重要的是力量单薄，不如多找几家靠谱的抗日队伍，大家团结在一起，形成合力，这样才能应付局面变化。

侵略者占领北平后举行入城检阅

这时就听说，有支“青年抗日义勇军”，活动于附近的枣强、冀县一带，

号称五六千人枪，委了抗日县长，发展势头不错，关键是上上下下，不少都是年青人，甚至是大学毕业生和中小学教员，有些曾有旧交，对抗日主张持积极支持态度。

于是陈元龙组织了几十位青年学生，加入了这支青年抗日义勇军。司令段海洲对他印象不错，先让陈元龙给自己当秘书，又请他出任政治部主任，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这支部队听起来名字很先进，打鬼子也是真勇敢，但成分复杂，有穷苦百姓，有土匪、国民党员，也有流亡的抗日青年，对抗日认识不一致，纪律松散，战斗力不强，群众与官兵关系势同水火，再加上段海洲几次决策失误，损失惨重。

五台山附近的八路军部队，1938年，（英）林迈可摄

怎么办？

陈元龙提出向“红军”学习，团结以政治部为主体的进步知识青年，整顿纪律，坚决抗日。当然这个“红军”，并不是中国红军，而是苏联红军，陈元龙没见过中国红军，他在东北看的书，听到苏联工人提到的，都是苏联红军。饶是如此，也让陈元龙顿时“红”起来，以至于不少跟组织联系不上的党团员，都以为陈元龙是党员，是“老革命”，于是自觉围绕在他身边，心照不宣，跟着他走。甚至后来，有些老同志写回忆录，还提到“地下党员”陈元龙，如何发挥模范作用。毕竟这样的同志，他不是党员，谁是？

其实到这里，我们都知道：陈元龙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至多算是党的外围组织下的先进群众，而且已经跟组织断联系相当长时间了，他现在的所作所为，纯属自觉自愿，而且是自带干粮那种。

用今天的网络术语，这基本就是“自干五”、“小粉红”了。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学校，1938年，（英）林迈可摄

1938年2月，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挺进冀南，进驻南宫。

当时，青抗跟“河北民军二路”，正闹矛盾。都是地方游杂武装，但二路司令赵云祥，却自恃实力雄厚，又是二十九军出身，有“正规番号”，想“收编”段海洲，不断以武力相逼。段海洲为保存实力，想依靠八路军压制赵云祥，就派陈元龙来联系我们，当然说法是希望与八路军联合抗日。

为了团结抗日，东纵提出召开三方会议，给段海洲解了困。此后，赵云祥还是不断小动作，国民党方面，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和河北民军总司令张荫梧，都想收编段海洲，当然我们也想。

跟谁走呢？

以陈元龙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积极动员段海洲部队官兵参加八路军。经过不断努力，段海洲最终决定，接受八路军领导，改编为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纵队。

化装经过日伪占据的村落，1938年，（英）林迈可摄

随后，一二九师派来了三八六旅参谋长李聚奎，担任青纵的政委。后来回忆这段改编过程，李聚奎特别提到了陈元龙，说：“段海洲此人，没有多大本事，有本领，有远见的是他的秘书陈元龙同志。陈在代表段海洲与八路军谈判时，虽然不是党员，但却坚定地站在了革命立场上，对改编段部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个好同志，我们不能忘记他。当时，如果没有我党我军的声望，没有那些干部和青年学生的支持和推动，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去改编段海洲部，是十分困难的。”

改编后，青纵被定为旅级单位，段部为一个团，充实了三八六旅七七一团，以及同为游杂武装李侍曾部改编的一个团。

实现“八路军化”，淘汰了一些抗战不坚定的分子，部队人员充实了，调整和充实了各级领导干部，红军干部和连队通过传帮带，使得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入地传播开来，大批新的知识青年很快成长起来，新老干部团结合作，加强了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军政素质有较大的提高。青纵成为驰骋晋冀鲁豫的一支野战部队，在冀南、太行、冀鲁豫等军区，哪里需要就调到那里，并一度南进策应新四军，打了很多重大战役和战斗。

埋地雷的民兵，1938年，（英）林迈可摄

当然，有些人经不起考验，段海洲借口养病请假，离开八路军，投奔了国民党。但陈元龙，包括段海洲的副司令陈子斌、参谋长朱家恺等人，却坚决跟党走，后来都入了党。

直到这时候，陈元龙才正式入党。当时我们党的组织并不公开，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尤其是陈元龙同志的介绍人，竟然是晋冀鲁豫地区党的主要负责人，时任冀豫晋省委书记李菁玉同志。

入党后，陈元龙的立场更加坚定，针对段海洲的离队，他在干部战士中反复做工作，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八路军才是唯一的出路！”从而稳定了军心，把广大干部战士团结在党的周围。

1940年6月，青纵改变为一二九师新四旅，徐深吉任旅长，老红军吴富善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陈元龙任政治部副主任。

晋东南的八路军司令部，朱德出席部队大会。1939年，（英）林迈可摄

当时，由于不断打运动战，新四旅纵横晋冀鲁豫，后勤几乎断绝，再加上地方遭灾严重，敌伪顽的破坏，粮食非常困难。地方党组织尽量供给，也只能提供高粱、玉米面包的菜叶子、菜杆子的菜团子。时值春节，群众就吃这个，我们也吃这个，和群众一样。干部战士，上到旅长、政委，下到普通战士，也都吃这个，没有例外！

由于陈元龙就不回家，老父亲带着家属，一路打听，一路寻找，才在山东单县找到人。听说陈元龙同志的老父亲来了，旅长、政委非常热情，买了只鸡，准备招待老父亲。陈元龙却拒绝了同志们的好意，徐深吉劝他：“咱八路虽穷，为了招待老人也不为过。”

陈元龙坚持不让买鸡，说：“一只鸡虽然算不了什么，但我们部队生活当前还很艰苦，这样做影响不好。”

群众欢迎八路军，1938年，（英）林迈可摄

我是共产党员，我是领导干部，决不能脱离群众，搞特殊化，那不是共产党，那是国民党！

在党的培养下，陈元龙逐渐成为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爱戴，有一定经验的政治工作者。他关心体贴战士和群众胜于自己，处处以身作则，堪称楷模。战士们常说，陈副主任无论到团、营、连，都要和战士们同吃一样饭菜，不要特殊照顾，还亲自下伙房，检查战士伙食，和炊事员研究怎样做好饭菜，让战上们吃饱吃好。

在部队，老父亲也发现，这个儿子，除了脚上的一双鞋，跟普通战士，几乎没啥不同，只是这双鞋明显不合脚。后来，老饲养员跟老父亲闲聊，才解开“谜底”，原来这双鞋竟然是饲养员的。

“你们八路不是人人平等，怎么他领导要你的鞋？”老父亲不解。

村里的光腚小男孩在看八路军列队，1938年，（英）林迈可摄

饲养员笑了，说：“副主任的东西，我们谁需要，他都给，从来是先人后己，不分干部战士。这次领鞋，他又是最后领，只剩下一双小的了，实在不能穿，当时他穿的鞋都挂不住脚了，我看着不忍心，才把我的鞋给了他。其实也不合脚，但是能穿，他说大了没事，总比小的强，用绳子多箍几道就行了！”

回家的路费，老父亲和侦查股长的岳母，还有位战士的父亲，也是一视同仁，每人五块钱。陈家最远，老父亲怕不够用，碰上据点检查的的伪军，都不够交过路费的，所以找了个借口，想多要五块，说：“你好久没回家，你爷爷想你，买点心吧？”

陈元龙生气了，批评父亲：“咱家没这五元钱，能过不？”

父亲笑了，陈元龙继续说：“能过就不必要了，为了自己，就是一元钱用的不当，也不应该。我计算着这十五元钱，足够你们到家了。”

一群八路军战士，1938年，（英）林迈可摄

陈家原来条件不错，但是因为陈元龙参加革命，毁家纾难，能拿出来的钱，都支援抗日了，说真的是真不富裕，中国人也讲究个“穷家富路”。但作为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陈元龙不能不带头，否则下面的干部战士，要戳脊梁骨，今后还怎么带部队，群众还怎么看我们的干部？长此以往，人心散了，想再拢起来，可就不容易了！

父亲被说服了，高高兴兴回了家。

这事也在群众中传来了，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跟历朝历代当官的不一样，宁愿自己吃亏，不让群众吃亏，这样的风气感染了群众，不管是陈元龙的老家，还是驻地，受他影响，很多青年男女都报名参加八路军，愿意跟着这支队伍走。

从1941年底至1942年底，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进入极端艰苦的局面。敌人据点、碉堡林立，实施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战术”，搞什么“铁壁合围”、“捕捉袭击”、“辗转抉剔”等，频繁“扫荡”，企图消灭或驱逐我抗日武装，摧毁我抗日根据地。1942年上半年的扫荡规模最大，次数最多，斗争最残酷。

打排球的八路军干部战士，1938年，（英）林迈可摄

部队经常夜行转移，陈元龙为部队作战而无暇照顾家属，感到形势日趋严重，由此路过村子，他特意嘱咐妻子：“打仗不能没有牺牲，不过这样的牺牲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如果我有什么意外，你不必难过。”

1942年4月29日，华北日军调集重兵，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号称“铁壁合围”。

突围作战中，原本陈元龙带着部分部队，乘马冲出重围。走到临西县贺伍庄，为掩护部队和群众，陈元龙骑上战马，挥舞马刀，亲率骑兵，向敌奋勇冲击，最终壮烈殉国。烈士牺牲时，年仅30岁。

史载：“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率部分骑兵，跃马当先，左突右冲，大量杀伤敌人。在战斗中，身中数弹，英勇牺牲。”

青纱帐里的八路军骑兵，1938年，沙飞摄

不仅是陈元龙，所有的共产党员，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拿着手里能战斗的所有武器，向着日寇的火网，作决死拼杀，没有一个是孬种，没有一个后退的！

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的郑虎畅同志，在后来的回忆材料中，这样写道：

“在这样严重危急的情况下，我全旅指战员都是不屈不挠的血战英雄。从早上到下午，敌人越逼越近，战线延长到九十里，周围村庄、道沟。麦地都潜伏着凶残的野兽，子弹飞跃在空中像下着一阵阵的豆雨。经过无数次勇猛冲杀肉搏，每个战士的刺刀都已染上了殷红的血迹，但没有一个人丝毫的畏。

热血已经沸时，怒火在心中燃烧，为革命贡献一切，旅的首长领导着全体指战员，奋不顾身英勇的从无数层的火力网中杀开了几条血路，终于突出了重围。但不幸，为我旅全体指战员所敬爱的最坚强的领导者，我们的副主任陈元龙同志光荣牺牲了。还有党的优秀干部陈团长子斌同志、桂政委承志同志及李唐、李涟漪、陈正义、岳秀甫等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惨痛的被日本法西斯的血手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北岳区反“扫荡”战斗中冲锋倒下的战士，1940年，沙飞摄

一批一批的革命战友死去了！我们积下满怀的愤怒，流着热的眼泪，面对烈士们的坟墓，遥视着血染的野草，这沉痛的日子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用这血与火的斗争，连续地粉碎了日寇企图消灭我们的迷梦。告诉敌人：共产党八路军是永远打不垮的，我们将永远站在冀南的平原上，这儿是我们和敌人搏斗到底的沙场，是与群众生死与共的家乡。”

陈元龙同志另一位战友杨健，在悼词中如此记叙：

“陈副主任是个教授出身，家庭生活也比较富裕。但他未曾留恋过从前的生活，却像飞娥扑灯般的追逐着真理，他从‘苦干’的道理上认识了阶级事业的光荣。

陈副主任死了，他的名字被战士呼喊着，被冀南人民悼念着，他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经过思想改造而成为无产阶级事业战斗的优秀代表，也是中国共产党员为民族捐躯的烈士中的一个，他的精神在我们阶级事业中永恒的滋长着，他的血浸润在革命土壤里，将开放无数美丽的花朵，这将是将来新中国的基础，人类解放的象征，也是我党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