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抗日的文化宣传教育是提高国民文化素，建立和形成全民族抗战救国共识的重要环节和重要方面。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从抗日需要出发，先后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创办学校、学院、报刊、文艺机构等，组织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广大群众，学习军事、政治、文化艺术和生产技术等，对凝聚全民族抗日救国的思想共识，密切军民关系、党群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直至今天也不失其创新意义。

【关键词】北方局  文化  宣传  教育  工作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事业。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就必须发挥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合力。但是，旧中国社会不但长期处于分裂内战状态，而且整体国民文化程度偏低。因此，必须实施对全体国民的抗日救国教育，创建抗日的文化，进行抗日的宣传，形成全民族的共识，使整个中华民族在思想上筑起一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中共中央关于抗日的文化宣传教育的指示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要加强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培养抗日力量。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北方局积极开展抗日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10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发表《为发动华北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而斗争》一文，提出北方局的中心任务是广泛组织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而完成这一任务的中心一环，就是通过“扩大与深入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广泛散发党的刊物、宣言、传单、标语等”，[]以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组织起强有力的群众团体，动员广大人民加入自卫队、游击队和正式军队。10月27日，刘少奇就独立自主地动员与领导群众问题致电任弼时等，指出：在我军后方，共产党和八路军要努力争取公开地位和公开直接动员群众的权利，“扩大与深入共产党、八路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用地方党、八路军名义公开各自发表宣言，广泛散发对地方群众的传单、刊物、标语等，并尽可能联络各地方民众团体举行盛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大会，提出当地群众的要求和口号”。

针对日军加紧对重庆国民党政府实行“怀柔”政策，汪精卫等投敌叛国，国民党蒋介石阴谋实施“溶共”政策，北方局积极开展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抗战，实施抗日的国民教育，全民皆兵，党、政、军、民、财、教等一起军事化，突出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1939年5月5日，北方局发出《为巩固部队给各兵团的训令》，要求“加强党内教育，教育党员忠于党、忠于阶级、忠于职守、忠于民族”。[]通过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政治觉悟。

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必须转入学校教育，以免抗战救国文化脱节的危险。1940

年4月20日，北方局发出《关于国民教育的指示》，要求创办正规学校学制，实行义务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抗日救国的政治觉悟，主要包括：（1）发展短期的小学、中学、识字班、夜校、午校、冬学运动、识字运动，开设各种训练班，训练抗战干部，供给紧急需要；（2）建立正规学制，建立四二制的两级小学，四年的中学，筹办专门学校及正规化的大学（3）实行免费（强制性）的国民教育（富家子弟入中学，可酌收学费）；（4）加强社会教育，建立与巩固民革室、救亡室的工作，使之成为社会教育的园地；（5）发展民众易于接受的木刻、画图、小调、民间歌曲、农村剧团等多种形式，力求民族化大众化，改革旧形式。6．创办报纸，建立出版印刷事业，大量翻印马列主义书籍，小学课本；（7）政府帮助和扶持组织各种文化团体。8．改善中小学教师待遇，优待文化人（尤其是非党员），吸收有名学者、文化教育人才及各种专门技术人材。这种正规化的学校制度的建立十分必要。

同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指示在抗日根据地，运用全部权力来推行全部文化运动。“各地党部与军队政治部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用以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要使各根据地上的干部、军队与人民的理论、政治及文化水平高于与广于全国各地。各根据地上的文化教育工作，不论是消灭文盲工作，学校教育工作，报纸刊物工作，文学艺术工作，除党校与党报外，均应与一切不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去做，而不应由共产党包办”。[]文化教育工作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随着抗日战争中日、伪、顽各方力量日趋复杂，文化教育工作也逐步深入推进。1941年9月11日，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发出《为反扫荡给各级党委之指示》，要求“深刻的教育群众，使之了解敌人向我进攻的目的和特点”。[]具体办法如：教育群众肃清汉奸特务活动，保护财产安全，保守军事机密，爱护和保证伤病员的安全。特别强调，“共产党军队的特点之一，就是他的每一个指战员与政工人员不仅是保卫群众利益的武装战斗员，而且是进行群众工作的武装宣传员与组织员”。[]因此，军队对于根据地的责任，不仅要用战斗来保卫，而且要用群众工作来巩固自己的根据地，不断教育人民，爱护子弟兵，增进军队与地方军队与人民更加亲密的联系。

1943年初，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心转入教育群众，把群众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去参加统一战线，去参加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权利。同时指出教育的中心目的，“在加强阶级教育及党的教育，特别注重严格思想与阶级立场，开展思想斗争，强调领导群众斗争，反对党在群众工作中的改良主义倾向，从党内外斗争中巩固党”。[]强调不要把“阶级教育与统战教育对立起来，把地主看成主要敌人，把中间力量作为顽固分子”，[]要反对日伪的奴化教育。12月23日，北方局做出《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在群众工作已经深入的地区，“应特别着重民主建设、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建设，

使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提高一步”。[  《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459页。]从时事教育中提高全体军民对于光明前途的认识，提高巩固胜利信心与斗争的毅力，广泛开展反法西斯反特务斗争的热潮，从思想上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团结群众。

二、各抗日根据地抗日的文化宣传教育实践

在北方局领导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逐渐开展了抗日的文化宣传教育实践。为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培养干部人才。在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冀鲁豫、山西、山东等抗日根据地都先后制定了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政策，开展了抗日的文化教育工作。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绩尤为突出。

在晋察冀，1940年8月13日，晋察冀边区政府通过《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纲领》规定：（1）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国民文化水平及民族觉悟；（2）建立并健全学校教育，至少每行政村设一小学，每行政区设一完全小学或高小，每专区设一中学，高校及中学应收容半工半读生；（3）建立并改进大学专门教育，加强自然科学教育；(4)优待科学家及专门学者；(5)开展民众识字运动和文化娱乐工作，定期逐步扫除文盲；（6）保护知识青年，救济沦陷区流亡学生，分配一切抗日知识分子以适当工作，提高小学教员质量，酌情增加教育经费，改善小学教师的生活。[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总论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86－87页。]如：小学教员每年除吃饭外，以五石小米为最高标准。10月29日，中共中央给彭真、成仿武发出《关于华北联大教学任务方针的指示》，指出：“华北联大应设行政工作、民众工作、文艺、师范四部，学制一年；为培养高级文化教育干部，可从各部毕业生中选择优才生组织研究生，学习期限最低一年；华北联大是党领导下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招收学生应不分党派信仰，对非共产党人在坚持抗日与民主的统一战线政策原则下，保证其思想、信仰与学术的自由；在学生中养成学习第一的作风，避免不必要的课外及校外活动，纠正学习中“突击”、“竞赛”之类的学习方式”。

此外，各地党组织还动员一批知识分子党员去从事教育工作，并纠正各地文化团体、文化机关中的宗派主义倾向，改善出版工作，以团结党外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对于知识分子，只要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不论他们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同抗日有无直接的关系”，[ 《张闻天文集》（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57页。]尽可能“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使用，使他们的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的发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96页。]运用文化武器（如文学、艺术、科学）直接为抗战服务，发展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

晋察冀边区的文化事业首先是从学校教育开始的。由于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文化事业的发展就有了保证，边区政府建立了强有力的教育行政系统，各级都有专管教育的机构。到1938年，边区各村庄普遍建立了初级小学，每个专区创办了一所中学，还有从延安来的华北联合大学（成仿吾任校长）、抗大二分校（陈伯钧任校长）、抗战建国学院（宋劭文兼院长、郭任之任副院长）。至1939年8月，“晋察冀边区已有三所性质不同的大学，六所中学，小学在一万所以上，在校学生共计四十万人”。[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80页。]还办了夜校、识字班、扫盲班等多种教育形式。群众教育方面，“已有二十余万成年人（部队在外）学习，平均每人识字一百五十个”。[ 《彭真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23页。]到1940年8月，晋察冀边区“边区政府还办了一个抗战建国学院，专门培养行政人员，大半是区一级的行政干部，以及财政税收人员”。[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总论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81页。]华北联合大学也能解决培养一部分干部。另外还有抗大分校和白求恩卫生学校。

新闻报刊业发挥了重要的抗日文化宣传作用。为加强抗日的文化宣传，193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应用各种方法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区党委与省委力求设立铅字机）以出版地方报纸，翻印中央党报及书籍的小册子”。[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0页。]

晋察冀的新闻报刊发行工作主要着力于：（1）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2）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合作办学、办报、做事；（3）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入学，加以短期训练，参加军队、政府和社会工作；（4）放手吸收、任用和提拔他们（5）对反动分子，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加洗刷；（6）各根据地办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7）各级宣传部门要加强对文化运动、文化团体、文化机构的领导；（8）文化宣传工作要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作品要生动活泼，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接受（9）通讯社一律不要非党员，通讯记者要经常流动等。报刊发行由各分局、各区党委、地县委设发行科，区委、支部设发行小组，领导各级发行工作。党的公开书报发行完全经过《抗敌报》社发行系统。《抗敌报》社在分区设分社，县设报社区及支部发行员，归各级党委领导，普遍建立读《抗敌报》会，分局设发行工作委员会，由分局发行科长、边区党委发行科长、《抗敌报》社经理部长组成，负责布置并检查发行，并公开召集会议。《抗敌报》当时曾“发行一万一千份，《新长城》、《抗敌周报》各千余份”。[ 《彭真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34页。]1940年5月，彭真主持召开北方局会议，讨论《抗敌报》、通讯社工作。他强调，《抗敌报》作为党的领导机关报，反映抗日斗争的实际情况，各分区党委要充分重视，自行负责，要使这个报纸威信的提高与党的威信提高不可分，使党报的面目焕然一新，要为争取发行三万份而斗争，在冀中要争取销售至一万五千份，要在边区、冀中、平西达到每四百人读一份。[  参见《彭真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49－150页。]

北方局领导下的新闻出版工作十分出色。晋察冀边区的《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救国报》和《抗敌三日刊》（后改为《子弟兵》），影响所及边区内外。从开初的油印、石印逐渐发展到铅印，印数从开初的几百、几千份发展到几万份。既是边区舆论界的权威，也是抗战新文化的传播者。边区的刊物杂志丰富多彩。如理论刊物《新长城》，群众团体主办的机关刊物《群众》，综合性文化杂志《学习半月刊》，文学刊物有《诗建设》、《山》、《鼓》、《文艺通讯》等等。这些刊物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映了晋察冀人民的斗争生活，揭露打击了敌伪腐朽文化及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错误思想。

文艺宣传方面的戏剧、诗歌工作者也创造了不少作品，边区有十多个正规剧团，如西北战地服务团、抗敌剧社、联大文工团、群众剧社、抗大二分校文工团，冀中区的火线剧社和新世纪剧社等等。美术工作方面，到处都有大幅抗战壁画，在村庄的墙壁上贴的是手握钢枪、大刀的子弟兵的英雄形象，最受欢迎的有《抗敌画报》（后改为《晋察冀画报》），朴素美观，为根据地广大人民所接受，也使外国朋友感到惊讶。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汇聚了众多有志有为的文化战士，尤其是平津地区来的大批优秀青年。

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1年4月5日，北方局提出《对冀鲁豫边区目前建设的主张》，实行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建立与健全正规学制，大规模的举办各种学校，开展群众性的社会教育，扫除文盲，特别加强男女青年的教育，吸纳一切文化工作者、专家、科学家、学者来根据地共同建立抗战文化教育，并予以优待，提高小学教员质量，并改善其生活待遇，建立各种印刷机关，发行与出版各种抗战的书报、杂志，特别要出版大量的通俗读物等。边区内所有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都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据1941年冀鲁豫边区党委统计：“文化程度按三百四十三人统计，初中十九人，高小初小十四人，粗通文字或文盲一百三十人”。[ 《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354页。] 1945年6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群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指出：“无论哪种地区都要加强群众组织和群众教育的工作，没有数量很大的群众团体和基本群众的巩固团结，没有充分的教育，大大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就不能说基本群众已经获得巩固的优势，就不能说群众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动。无论哪种地区必须注意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教育干部与群众领袖”。

在山东，1937年11月7日，中共山东省委做出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工作方针的报告》，指出要 “扩大宣传工作、出版物”。[ 《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70页。]同年8月山西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北、晋东南也都实施了抗日的文化宣传教育政策，要求“以改造村小学、团结小教及知识青年为中心，开展群众的基础教育与文化事业”。[ 《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503页。]1941年9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通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提出“加强文化教育建设，提高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档案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18－119页。]实行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开展群众性的社会教育，扫除文盲，奖励私人创办各种文化事业，增进各种抗战书报杂志之出版等，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