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枪响啦！为何日本无法征服中国？

网站首页 > 学术探索 > 人文史料 > 阅读信息

党人碑：枪响啦！为何日本无法征服中国？

点击：作者：党人碑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25-05-31 22:15:05

端阳节战斗中，子弟兵在喜峰口附近向敌人阵地扫射，1942年，雷烨摄

“啪”——一声枪响，1942年8月的一天，伪满热河省会承德最热闹的头道牌楼附近，顿时乱了套。

头道牌楼建在水泉沟口以东的地方，是进入承德街的西大门，横额题字“光天化日”。清代以来，头道牌楼与二道牌楼之间是官衙区，二道牌楼以东的西大街是商业区精华，这附近密布着伪满军警宪特机关，及学校、医院、银行、税务机构，还有大量的日本洋行。

“光天化日”之下，日伪吹嘘的“王道乐土”之上，谁人这么大胆量，公然开枪？这枪又打在哪里呢？

此时，伪满第五军管区司令部对面，安定里头道牌楼派出所门口，一名身穿茶褐色警服，腰挎警刀的年轻警士，斜倒在第三级台阶上，血如泉涌，面色惨白。求生的欲望，促使他一转身站起来，踉踉跄跄，躲到门里边。

汉奸引领下，日寇侵占承德，进入德汇门（日本明信片）

就在转身的刹那，又是“啪”的一枪，打偏了，击在门框上。警士爬起来就往派出所小楼里蹿，穿过长长的甬道，才看到一位同事，没喊几声，他就晕倒在地了。

伪满第五军管区治安部医院里，那名警士慢慢苏醒。他叫刘万春，时年24岁，隆化县人，去年刚从承德警察学校毕业，分配到头道牌楼派出所。经过询问，刘万春描述了事发当日的情况。

那天中午，刘万春和警长黄福林当班，原本说好了，一起出去巡逻。可黄警长却安排刘警士在所里看家，自己出去了，后来听说他到胡家大院去打牌。

派出所开着门，迎门摆了张办公桌，里面坐着刘警士。别人都是糊弄事，他是新人，极其负责，认真观察街面上的行人，寻找“可疑分子”，随时叫住询问。

在鬼子汉奸的威逼下，承德街头挂起膏药旗和伪满“国旗”

一点左右，有个二十多岁，农民打扮的小伙子，疾步走来，从街外往街里走，到派出所小楼前，向所里不停张望，手里还提个小包袱，鼓鼓囊囊的。刘警士觉得这个人，不像“正经”农民，就喊他过来，检查“证明书”。

日寇在“满洲国”的统治非常严酷，热河地区又是它们的所谓“西南国防线”，对抗日分子尤其是共产党、八路军，防范甚严。根据关东军相关文件显示，“共军的行动都是有组织的和极其巧妙的”，特别是自1941年起，“热河省南部八路军更加活跃”，“中共系统组织突然活跃”，各种县委工作团、县政府、村公所、自卫团、救国会、青年团，不断向热河及“满洲国”其他地区渗透。尤其是边境地区各县，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原本“安静”的地区也不例外。为此，必须对中共地下组织，“进行摧毁性的肃正工作”，“努力捕捉潜伏分子，使治安日趋明朗化”。

除对来往人员，检查各种证件，比如日常检查《身分证明书》、《居住证明书》的，如果是青壮年，还要检查《旅行证明书》和《工作证明书》。证件不全或有问题，即行扣押，有的还要通知宪兵队，后果不堪设想。

赤城县碾子沟“人圈”东门

这位青年农民，听到伪警喊他，并不慌张，大摇大摆，就从马路中间走过来，站在派出所门前的第一台阶上。刘警士也站了起来，绕过办公桌朝门口走去，站在第三级台阶，俩人对面而立。

要其也没太当回事，以为就是出示证明书，他说有，就往随身包袱里掏。刘警士以为，最多就是个走私的“秘输犯”。

在冀热察“边境”地区，鬼子搞了很多“集团部落”，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人圈”，等于把农民赶到集中营，不许他们跟外界交流，以防与抗日组织联系。由此规定：“部落民”不准赶集上店，否则诬为“政治犯”、“经济犯”、“秘输犯”，挨顿打、坐牢、罚款都是轻的，搞不好就得掉脑袋。

说时迟，那时快，眼前这人动作很快，还没等刘警士看清楚对方掏出来的是啥东西，他就大喝一声：“给你！这就是证明书。”

紧接着，“啪”的一枪，打在刘警士的左胸。

群众把家里藏的枪献给八路军打鬼子，1941年，雷烨摄

但是距离太近，子弹射入身体后，从偏肋处斜穿过去，由左胳肢窝处钻出，血当时就汩汩往外流。刘警士往里跑，喊来了小楼后边的外勤监督警尉李国臣，随即昏迷过去了。

打刘警士的这个人，具体长什么样貌，由于时间特别短促，不容细看，也就记得不太十分清楚。大约中等个子，好像戴着一顶草帽，仿佛是长瓜脸，穿的衣服可能是白的，手里提着点东西。

医生告诉刘警士，子弹穿膛而过，没有留在胸内，属胸腔贯通伤，没有打中心脏，是血气胸，侥幸活下来。住了40多天院，就出院了。

住院期间，刘万春听说，他被打伤那天，承德军警宪特，各方面都紧急出动，全城戒严，实施大搜捕。没白天没黑夜，挨家挨户查户口，附近的山林也团团包围，一个个搜，一连搞了十多天，仍然一无所获，那个打他的人，竟然凭空消失了！

到底谁开的枪，打刘警士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

攻克迁安县属伪治安军独立20团据点。激战17小时，冀东子弟兵将杨店子、靳发营、王庄子镇同时攻克，这是刚解放之杨店子据点。1942年，雷烨摄

伪满和日本方面，一遍遍询问刘万春，也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先后抓了一批批的嫌疑犯，让刘万春辨认，也不了了之。搞得全城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最后莫名其妙，案子竟然破了！

据说是土匪尤相三干的，此人原来是“汤二虎”，也就是原先奉系军阀时代的热河都统，国民党时代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手底下的一个副连长。热河沦陷，部队南撤，尤相三是本地人，不愿走，遂落草为寇，在牛圈子沟（今承德市双桥区牛圈子沟镇）一带，专门持枪抢劫打柴卖柴人钱款。

说白了，就是个小土匪，抢的都是穷人，他怎么有胆量，进城打警察呢？

对此，刘万春是不信的，私底下也听警察局里的熟人，特别是老警察们说，就是日本人为了稳定大局，营造所谓“西南国境钢铁防线”，抓了这个尤相三来顶缸的。

伪满警察

这是官方的说法，出院后，刘警士回到头道牌楼派出所，继续当警察，又得到了另一些说法：有的说是八路军的侦察员干的，还说看到“八路”打完刘警士，翻墙头从王家花园跑的。还有的说，这位“八路”可不简单，会飞檐走壁，高来高去，如履平地，长着飞毛腿，跑起来快极了，汽车都撵不上；还有的说，人家就是有备而来，进来就是搞日本军和“满洲”军情报的，顺手打的刘警士，就是让汉奸长点记性，别把事做绝了；更有人说，八路可真不简单，他们完全掌握了警察、特务，谁作恶、谁行善的名单，刘警士没啥大罪过，所以这枪没打死他，这属于敲山震虎，让谁谁谁小心点……

总之五花八门，秘密流传，把八路军说得神通广大，越穿越神，以致人称“神八路”。

刘万春回到头道牌楼派出所，继续当警察，鬼门关前走一遭，不由他不去想想，自己将来何去何从？

说起来，刘万春也是苦出身，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汉奸集团的基本盘。当上伪警察，纯属偶然，甚至可以说是日本鬼子逼着干的。

日本警察给伪满警察学校的学生上指纹课

刘万春家，世代都是本分的农民，到他这辈，兄弟六个，他排行老三。全家八九口人，能下地的都下地，土里刨食，没日没夜，生活特别困难，缺吃少穿，还得不断当壮丁，出公差，给日本鬼子白干活！

23岁那年，刘万春又被抽中了“自卫团”。

这是日寇占据东北期间，为稳固其殖民统治秩序，在基层搞起来的反动制度。日伪当局把中国历史上个各朝代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制定的旧保甲制度，注入了日本法西斯统治的“新”内容，使两者结合成为维持其法西斯统治，残酷镇压和迫害东北人民的有效抓手。

根据伪满出台的《保甲法》：居民以十户为一牌，以十牌为一甲，以一村区域内的甲牌合为一保，以警察管辖区域内之甲合为一保。保甲牌长，由地方行政官长和警察署长指定，并接受警察署长的指挥监督，承担着预防“通匪”、经费征收、户口调查、收缴武器、辅助警察、官吏、制定保甲规约，对保甲内的居民要求严格遵守保甲章程。核心是连坐，即一人有“罪”，各户受“罚”。

1940年，伪满宽甸县长甸河口警察署

伪自卫团是日伪军警的辅助力量，直接听命于警察署长，适龄男子除公务员和残疾人，都要参加。负责维持“公共秩序”，也就是“讨伐”抗日军民。所有经费，都由区域内居民缴纳，不但要出人出力，还要承担各种苛捐杂税。

当然有钱有势的，不用担心，花钱就能雇人顶替，刘家没钱，只能让刘万春去当“团员”。在“自卫团”里，日本鬼子、二鬼子动辄打人，尤其是伪警察下手比鬼子还狠，就为了在主子面前表现“忠诚”，也好从中讹钱。想跑能去哪儿？跑了家里还得再抓来一个，而且说你家是“匪属（抗日家属）”，后果更严重。

一赌气，刘万春报考了承德警察学校，他上过几年学，一考就考上了，从此干上了伪警察的差事。

在伪满警校，虽然没少挨鬼子汉奸的打骂，但也听“过来人”说了，熬过去就吃香的喝辣的。受训三个月后，刘万春顺利毕业，被分配到头道牌楼派出所当警士。

伪满“中央警察学校”，位于今长春吉林大学南岭校区内

所里没有所长，由承德警察署的外勤监督警尉李国臣直管，每班事务由当班警长负责处理。加上刘万春，一共四名“警察”，都毕业于伪满承德警察学校，正好分成两班，每班值勤24小时，休息24小时。武器装备，每人一把随身佩戴的警刀，还有两只供值勤人员使用的手枪。

刘万春的月薪是22元“满洲票（伪满货币‘满洲国圆’）”，看起来不高，而且关外的物价比关内高，日伪高压统治使得经济凋敝，但作为“公务员”，配给物资充沛，服装也是“公家”发，所以生活相当不错。而且披上狼皮，挎上洋刀，自觉高人一等。家里在村里也扬眉吐气，村长和牌甲长，都得毕恭毕敬，不敢再欺负人了。

有了这些有形无形的“福利”，刘万春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干，将来熬个一官半职，光耀门庭。从此，刘警士成了头道牌楼派出所里，最勤奋有为的“警官”。不但工作认真，坚守岗位，一丝不扣，而且从不吃拿卡要。长官对此相当满意，经常放手让刘警士一个人去做一些工作，特别是没什么油水，又危险辛苦的，基本都是他的。刘警士也没有丝毫怨言，尽心竭力完成，他觉得这是长官信任自己，对自己的考验，做好了将来能升官涨薪。

伪满“首都警察厅”，位于今长春市公安局

不过，挨了八路这一枪后，重新回到岗位的刘万春，却开始有点其他想法了。

总觉得长官和同事都看不起他，因为他没背景，所以处处受挤兑，原先那些“考验”，实际上是拿他当二傻子巧使唤。再拼命干，也得不到长官的赏识。

别人整天不干活，啥坏事都有份，却一年晋升一级，最差也是两年晋升一级。警校毕业的同届同学，有点门路，或者善于巴结长官的，都当上警尉了。收入是自己多少倍，更别说各种“进项”了。

五年了，才升到警长，再往上走，比登天还难！不管怎么苦熬苦干，也是光干不升，给别人晋升不给我晋升。不管怎么干，上边也不重用。难道我不努力吗？难道我对长官不忠诚吗？难道我做的还不够好，不够多吗……

于是问题来了：我这么干，还有个好吗，我又图什么呢？

热河承德市街地图，1936年

那么，八路打我那一枪，可能真是老百姓说的，不是奔着打死我，是奔着警告我来的。我是没吃拿卡要，没欺负过老百姓，可也没少给日本人、汉奸当走狗，听说他们对我们这种人，都有本账，做一件好事，来个红点；做一件坏事，来个黑点。黑点多了，坏事做到头了，就得吃颗“花生米”。也不知道八路军给我记的是黑点，还是红点，黑点多，还是红点多？

从此，刘万春再执勤，心里就害怕了，担心再碰见八路军，挨上第二枪，可不一定再是警告了！

心里害怕，嘴上还不敢说，在长官面前还得说什么也不怕，对“满洲国”赤胆忠心。想想自己就好笑，“满洲国”是啥玩意儿？自己是中国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如今给日本人、汉奸当走狗，老百姓咋看自己？真被八路军打死了，还能进祖坟吗？到时候见到先人，还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吗？

从此，刘万春一出门，不管当不当岗，总是处处加小心，仔细观察周围有没有盯着自己的人，怕遇见藏在行人里面的八路军。没有一天，不是在担惊受怕中生活的。平时没有几个人陪着，大门都不敢出，绝不到大街上闲逛。

塞外山岗上的野炊，“冀东子弟兵艰苦生活”组图，1941 年，雷烨摄

怕啥来啥，此后几年，不断听说关系比较好的同事，说八路军砸警察署，火烧派出所的“新闻”。调到驿前派出所后，这里距离“匪区”更近，在承德郊区了，经常看到全副武装，去“讨伐”八路军的日本人、“国军”和警察讨伐队，耀武扬威出去，垂头丧气、丢盔弃甲回来的，马车上还躺着血里呼啦的尸首，眼看这是日本人要完的节奏啊！

日本临投降前的一两年，八路军离承德越来越近，活动越来越“猖狂”，长官不敢出“警”，总让刘万春去，大家惶惶不可终日，生怕那天，“八路祖宗”突然出现，踹了驿前派出所。

都这时候了，刘万春的心情可想而知，原先干活多有劲，就盼着长官叫他出“警”，现在是就盼着日本人赶紧完蛋，这样的日子，早点到头。哪怕八路来了，杀刮存留，也算有个交代，不至于见天担惊受怕。

“八·一五”日本投降，刘万春第一个脱掉“警服”，扔了“警刀”，高高兴兴，回家当农民去了，用他的话说，过上“安心日子”了。八路军后来来了，也没把他怎么样，分田分地，更没少他那份。毕竟那几年，刘万春也什么罪过，也就既往不咎了。

伪满十元券（画面人物为“财神爷”）

晚年的“刘警士”，在自传中写道：

“说起挨打这码事，刨根迫底，还得说是日本鬼子给我造成的。小日本要是不占领中国，不修‘部落’，不要团员，我也当不上警察。不当警察，我就不会挨那一枪。这全是日本鬼子给中国人民造的孽，这仇恨全在日本鬼子身上。说到我自己，也怨我那时年轻走错了路，这一枪深刻地教训了我，为敌人效劳是不会得到好报应的！”

那么，由此问题又来了，“刘警士”挨的这枪，是“土匪”尤相三打的，还是“神八路”揍的呢？

我们回到1942年8月的那天，冀东军分区十一团参谋长高桥同志，传达团首长指示，安排侦察排四名侦查员，在排长尹子峰的带领下，进到承德城内，到西大街尊经阁，找我们的一位关系人接头。

塞外的杀声，1942年，雷烨摄

接头人的身份是卖笔墨纸砚的小商人，向他了解承德城内的敌情，侦察了解承德县警务科警防股股长黑烟悦二、承德警察署司法股警尉傅志成的活动规律，准备抓住机会，除掉这两个杀人不眨眼的害虫，借以打击敌人，振奋人民。

这两个家伙，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经常到抗日根据地和“无人区”进行“讨伐”，搜捕我革命力量，到处残害抗日群众和无辜百姓。血债累累，民愤极大，人人恨之人骨，盼望八路军，能早日除掉这两个祸害。

说它们灭绝人性，真不是八路军的夸张。这里尤其要提到老鬼子黑烟，最爱活吃人心。1985年，地方文史工作者到水泉沟（今承德市双桥区水泉沟镇）访问，很多五十多岁的“坐地户”都提到过同一件事：1943年秋，一个分队的日军在滦河镇（今属承德市双滦区）监工修路，一位13岁的放牛娃向八路军报告，八路军很快就把这股敌人消灭了。日军找不到八路军进行报复，又听汉奸举报，说是这孩子“私通”八路。黑烟带着“人”，当即抓走了放牛娃，开膛挖心后，将其生吃。

尹子峰带着王福、邵廷智、曹富英、宁佩恒，化妆成老百姓，携带短枪和化装用的衣服，从部队驻地雾灵山下的小白旗（今承德县东小白旗乡）出发，翻山越岭，过河下沟，步行百余里，来到离城五里的高庙（今承德市双桥区水泉沟镇高庙村）。

晓渡滦河，1940年，雷烨摄

五名同志先开了个军事民主会，商讨下一步方案。尽管大家纷纷请战，可尹子峰同志还是很慎重，他说：“你们都不是本地人，也没到过承德，对街面的情况不熟悉，我是承德县头沟区岗子乡鹰手营子东沟人，参军之前来过承德街几次，情况比较熟悉。”

言下之意，你们不要进去了，毕竟是外地人，稍有不注意，就可能出现情况。我一个人进，反而相对安全。

同志们不同意，斗争的积极性高涨，但最终尹子峰还是说服了大家，各人生死事小，完成抗日任务事大，咱们里应外合，工作才能完成的好。最终商定，尹子峰单独进城，王福带着其他同志，在外围的南山上潜伏，随时配合城里的斗争。

完成任务后，大家在碾子沟南边的下河套（今承德市双桥区牛圈子沟镇下河套村）汇合，两天为期，不见不散。到日子碰不到，回雾灵山再说。

青岛日资产“太阳”牌胶鞋

告别战友，尹子峰同志简单化妆，头戴大草帽，上身穿粗布白对襟褂子，下穿青黑色裤子，脚蹬日本产的“太阳”牌胶鞋（实际上的青岛日资厂），手提一个白洋面袋拆开做的包袱，包着化装用的两身衣服、一双布鞋，还有一支“二把盒子”。大摇大摆，沿着大道，一直向东，往街里走。

说来也巧，正好有一群烧窑的工人师傅，回家吃午饭，尹子峰就跟在后面进了城。过了头道牌楼，刚走到安定里头道牌楼派出所前，就看到一个伪警，从里到外，死盯着路人。这家伙瓜子脸、大高个，神气十足，还特别负责任，两眼不断瞅来瞅去，随时把他认为的可疑对象，叫过去盘问。当然，尹子峰同志并不知道，这个伪警就是刘万春。

刘万春放过满脸乌黑的窑工，挥挥手叫尹子峰过去，索要证明书。尹子峰哪里有证明书？虽然有随时跟敌人周旋的心理准备，但也没想到，大中午头，汉奸还有这么负责任，不吃饭、不休息，认真值班的？跟其纠缠，任务就耽搁了，兵贵神速啊！

尹子峰依然神态镇定，慢慢悠悠，走着就过去了，满脸笑容，非常干脆地说：“有有有，有证明书，在包袱里呢，这就拿。”

刘万春也是横贯了，不耐烦地催促：“快拿出来！”

热河群众护送八路军伤员，1941年，雷烨摄

俩人说着话，尹子峰已经走到了派出所门口，刘万春也站在了台阶上。不慌不忙，尹子峰继续往前靠，站在第一级台阶上，把包袱放在第二级台阶上，刘万春在第三级台阶上，完全是咫尺之遥。刘万春有点不耐烦，继续催促尹子峰快拿证明书，后者故意磨蹭时间，跟刘万春瞎胡扯，借机观察周围动静。

时值中午，多数人都回家吃饭了，附近没什么行人，派出所里也没听到说话声，估计也吃饭去了，就这家伙当班，一个人。

尹子峰不再犹豫，一把拽出驳壳枪，对准刘万春的胸膛，一边开枪，一边说话：“给你，这就是证明书！”

一搂枪机，射出去两颗子弹，刘万春倒在血泊中。距离太近，枪声很小，也就没人注意。想着伪警必死无疑，尹子峰也不耽误，迅速离开现场。因为孤身一人，没敢往街外跑，外面空旷，跑出去目标太大，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后追踪。赶紧往胡同里钻，翻越几家院墙，尹子峰很快就奔南边下去了。

伪满《身分证明书》一种

到了五六里外的石洞子沟（今承德市双桥区石洞子沟街道），才听到身后，承德街上乱了套，敌人倾巢出动，汽车、摩托车和枪声响成了一锅粥。

伏在山梁上，一会儿就看见日伪的军警宪特，向西而去，直奔水泉沟和广仁岭方向追下去了。敌人完全是无头苍蝇，尹子峰这才稍稍放心，不敢泄气，更不敢再打枪，一路跑到下河套。

王福同志他们早就到了，听到街里各种声响，就知道出了事，赶紧到集合点。看到尹子峰同志平安归来，才放下心。随后，大家撤回雾灵山，向高桥同志请求处分。

尤其是尹子峰，态度非常诚恳，说：“侦察和锄奸任务，都没完成，还出了岔子，暴露了我军的行踪和目标，责任全在我，没有其他同志的事。请求组织上，按纪律处分我，给啥处分我领啥，绝没二话！”

读报学习，“冀东子弟兵艰苦生活”组图， 1941 年，雷烨

高桥同志笑了，不但没有批评尹子峰同志，还表扬他说：“打的有价值，咱们的子弹不能白出去，这种情况不打也不行。打了，让群众知道，共产党八路军跟他们在一起；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是赶不尽杀不绝的。一天不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我们的斗争，就不会停歇。日本法西斯想灭亡中国，那是痴心妄想！”

后记：不死的死者

1983年，老八路陈平同志，重走抗日路，考察当年的承（德）平（泉）宁（城）地区。有人告诉他，在七老图山主峰光头山上，发现了几具八路军的骸骨。

何以见得是八路军呢？

身边的步枪的木枪托已烂成炭灰，最可信证物，就是有当年冀东八路军专用的扁圆形的搪瓷碗。

冀东军政民纪念“七七事变”五周年群众大会　1942年，雷烨摄

1943年2月4日，大年三十，日伪军突袭光头山上的承平宁联合县机关。冀东八路军不断向热河的“渗透”，种种试图扎根在此，并打通与东北抗联的“企图”，让它们如芒在背。

敌人的报纸《每日新闻》惊呼：“共产八路军进入热河，妨害热河的建设，他们的尖兵，越过锦（州）古（北口）线打到了热河中部，像细菌一样，有空就钻。因之，满洲国的行政不能浸润于热河。于是延安的触角，伸到满洲国。”

许多群众见了八路军，感动得流下眼泪来，哭诉十几年遭受敌伪残害的痛苦，他们说：“中国还没忘了我们啊！”

为阻止冀东八路军北上，敌人将统治东北对付抗联的野蛮手段拿出来，又不断对我根据地、游击区进行大“扫荡”。光头山上的同志们，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与敌苦战。

冀东军政民纪念“七七事变”五周年群众大会　1942年，雷烨摄

幸存者周治国同志回忆：“入夜之后，光头山上风号雪飘，战士们腹中无食，衣着单薄，雪深没膝，湿透的衣服鞋袜冻在一起，有如铠甲一般，行动起来咔咔作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好多人手脚耳朵都冻得毫无知觉，一触即断。有个战士跌了跤，手一着地就断了好几个手指头，断了以后连血都不流。大家以红军长征过雪山的精神互相鼓励，摸爬滚打几昼夜，牺牲40多人，冻伤70多人，失踪了几十人，终于突出了重围。”

一批批的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战士和地方同志、抗日群众，倒在了承平宁。

这其中，也包括前面提到的高桥同志。1944年3月29日，高桥同志在宁城县老戚沟的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敌人残忍地割下头颅，到处游街示众，还拍成照片，印制大量传达，用飞机四处散发，后来又做成了标本。日本投降后，战友们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在水泉沟东山坡，挖出来了烈士的头颅。

塞外宿营地，1942年，雷烨摄

参与者焉凤桐同志回忆说：“在埋高桥头颅的地方，有个三角木牌子，上写‘匪首高桥首级’字样。我们挖开后，见到一个玻璃瓶子，装满酒精，高桥同志的头颅就装在里面。高桥的面形没多大变化，脖子上的肉还存在，只是没眼睛了。”

随后，烈士头颅与配置的木质身体，被合葬在八里罕佛爷庙北山坡上。

有同志回忆，在斗争最艰难的时刻，高桥同志曾一次次激励战友：

“信仰是人生的动力。不管环境怎样险恶，不管敌人多么强大，不管遇到的是挫折、是失败、还是委屈，革命者都不可动摇革命的信仰。要执着如怨鬼，纠缠如毒蛇，为真理而奋斗，为真理而献身。失去了信仰，即使活着也是苟活的活者；坚持了信仰，就是死了也是不死的死者。”

宁城县少先队员祭扫高桥烈士纪念碑（左上高桥烈士）

又：本来准备明天发的，因为题图照片巧了，正好就是端阳节，也就是端午节，八路军在长城喜峰口突袭日寇，那就今天发，纪念这些不曾留下名字，甚至后代也没有的英烈们。

历史的诠释权，不掌握在胜利的人民手中，是要出大问题的。别的不说了，就说说日本某些“人”，对长城沿线“千里无人”区，是如何洗地的吧？日本媒体《产经新闻》上，曾经发表文章，公然否定“无人区”的存在，更没有水泉沟“万人坑”。原日本承德宪兵队的副官盐泽春茂自称是历史的见证人，大放厥词说：“我当兵十年，在承德兴隆驻了七年，根本就不知道‘无人区’的存在，更没有水泉沟‘万人坑’。“学者”田边敏雄据而论断说：“中国是一个白发三千丈的大国，什么‘无人区’、‘万人坑’都不存在，是中国人制造的巨大谎言。”更为恶毒的是日本静冈县立大学教授高木桂藏，竟然说：“‘无人区’是有的，那是中供军队作为一种战术，把当地老百姓给杀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