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复兴命运的民族解放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系统地解决了这场民族革命战争的对象、主体、道路和前途等四个关键的基本问题，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历史性贡献，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始终将抗日作为主要历史任务，

站在抗日最前线

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逐步演变为民族矛盾第一、阶级矛盾第二，驱逐日军以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因此，明确和锁定抗日这个主要任务并领导团结各阶级抗日，是中国抗战领导者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

在局部抗战阶段，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抗日旗帜并开展抗战，倡导、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通过系列宣言、通电、决议等，重点做了如下工作：

一是阐明日本侵华旨在“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二是揭露蒋介石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和卖国行径，号召推翻国民党统治，扫除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障碍；

三是率先高举抗日大旗，明确抗日主张，谋划抗日方略，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历经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政策演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初步形成。

在全面抗战战略防御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根据自己的特点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开展游击战，创建抗日根据地。

“七七”事变后，八路军、新四军以“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的决心开赴抗日前线作战。八路军初期配合国民党军保卫忻口、太原，取得平型关、阳明堡等战斗的胜利；太原沦陷后，国民党军纷纷溃逃，中国共产党提出“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口号，挺进华北日本占领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总兵力由改编初期5.6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敌后抗日武装的壮大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牵制了日军，配合了正面战场，为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基础。

进入全面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团结抗战局面，坚持敌后艰苦抗战，人民军队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国民党在重申坚持持久抗战的同时，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针对时局，1939年7月，中共中央纪念抗战两周年时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降活动，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抗日。为此，中国共产党围绕抗日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团结抗战局面。

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成为主要的对日作战方式，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主战场。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普遍发起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恢复原有根据地；1945年8月，党领导军队对日大反攻，收复大量沦陷区。

采取有效措施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

掀起全民族抗战浪潮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主体包括领导者及其领导的一切抗日力量。在中日经济技术水平悬殊的背景下，只有动员全民族抗战，才能弥补中国军队技术装备等不足。因此，能否将全民族作为抗日战争的主体且能否动员组织民众实现全民族抗战，是能否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

为领导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把自己锻造成两个“先锋队”和全民族抗战的领导者。1937年10月，毛泽东在《论鲁迅》中明确：“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1939年10月，毛泽东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全党经过努力把党建设成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两个“先锋队”。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工人阶级、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和全民族的利益的立场，推动实现和维护全民族抗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倡议者、动员者、组织者、模范实践者和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主张全面抗战路线，实行全民族抗战。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瓦窑堡会议明确：“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1937年8月下旬，洛川会议强调：“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1937年9月下旬，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努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团结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等进行全民族抗战提供了政治基础。

抗战期间，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制定和组织实施有效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满足工人、兵士、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实施军民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和战术，通过党团员和官兵模范带头抗日，带动各行各业人员轰轰烈烈开展抗日救亡行动。在国统区大后方，共产党积极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和抗战文化工作，激发大后方人民团结抗战。

中国共产党推进全民族抗战的模范实践，赢得广大人民的认同。中国共产党也因肩负起抗日的历史使命而得到发展。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党员人数由1937年初约4万人发展到121万人。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由5万多人发展为约132万人和民兵260余万人，根据地人口发展到近1亿人。

持久战、游击战的抗日军事战略方针，

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抗日战争是一场弱国对强国的战争。如何预测战争的趋势，实行什么战略方针才能争取抗战胜利，这是中国抗战领导者必须回答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和自身实际出发，采取持久战的抗日战略总方针，坚持动员和组织民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抗日力量，通过长期游击战争从战略上消耗敌人，逐步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为我强敌弱的态势。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分析了中日之间相互矛盾的四个特点，深刻地论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批判了脱离群众的片面抗战路线。

同时，毛泽东还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强调抗日战争全过程中游击战的战略地位。这些思想不仅科学指导了根据地的抗日斗争，而且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对全国战略指导产生了积极影响。

为实现持久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日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内，广泛地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组织抗日政权，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开辟了20多块抗日根据地，成为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坚持抗战和社会变革同步同向，

推动民主进程

抗日战争领导者能否科学明确各抗日阶级在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的国家政权中的地位，领导人民大众协同推进抗日战争与社会变革，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持久抗战的关键，直接关系抗日的直接动力和力量源泉。

中国共产党坚持在抗战中和抗战胜利后建立由各抗日阶级参与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

《八一宣言》（1935.8）提出，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愿意参加抗日的武装部队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瓦窑堡会议决议把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的“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936.9），阐述了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政权组织形式、政纲、建立、奋斗目标等主张。全面抗战开始后，在抗日根据地中共领导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初）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主张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建立一个以“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为国体、以“民主集中制”为政体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为中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领导实施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系列政策：政治上，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人员构成实行“三三制”，对汉奸等实行专政；经济上，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合理负担的原则和政策，以调节各阶级利益；文化上，大力发展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不断提升人民素质。

1944年9月，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代表共产党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黑暗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这是一个老中国。我们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这些主张、政策、措施调动了人民参与抗战的积极性，为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社会支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