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预见是对事物全局与方向前途的敏锐洞见和前瞻性把握。在军事战争中，战略预见影响着战争领导者对战争形势的判断和战争决策的制定，影响着战争的结果，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前瞻性的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对何为预见、为何预见、如何预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这些思考对我们今天进一步提升战略思维能力，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

战略预见不是当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出现后才可预见，而是在事物刚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就能透过现象看得更远，“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所以，毛泽东指出，“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前途趋向，既包括阶段性的发展趋势，也包括总体性的方向与前途。毛泽东既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又对抗日战争的总体前途给予了科学分析。

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总体前途，不管是全世界关心这个战争的人民，还是身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都迫切地关心着这个问题：“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一些人认为“再战必亡”，另一些人则认为在国际援助下会速胜。毛泽东在比较敌我各种情势后，对抗战的总体前途给出了一个总体的预判：“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这给迷茫中的广大军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对于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毛泽东指出，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具体战争情况如何，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然而，“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毛泽东预见说，抗日持久战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略防御期，这一阶段敌处优势，处于战略进攻期，我处劣势，处于战略防御期，这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期，这一阶段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敌处于战略保守时期，我处于准备战略反攻的时期，这一阶段游击战是主要的；第三阶段是战略反攻期，这一阶段敌处劣势，是战略退却阶段，我处优势，是战略进攻阶段，这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也就是说，中国将由劣势到平衡再到优势，日本将由优势到平衡再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再到反攻，日本则由进攻到保守再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后来战争的发展过程，也有力地验证了毛泽东的战略预见。

二、“不能事先看到”就“不能取得胜利”

科学的预见对于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毛泽东明确指出，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不能事先看到，那他们就只会跟着时间迁流，虽然也在努力工作，却不能取得胜利”。也就是说，战略预见的价值在于，能够提前部署和准备，以领导事物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它是应对困难、谋取战争主动的必要前提。

一方面，预见性是计划性的基础，有战略预见就能提前部署和准备。毛泽东指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总会表露出一定的征兆与端倪，其背后蕴藏着“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把握好这种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既然抗日战争总的前途是确定的，那么“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就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这种努力，从大的方面来看，就是要坚持抗战和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坚决与投降主义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作斗争。从小的方面来看，就是要对具体战役战斗的情况有一定的预见，“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变换”，从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只有事先估计到全局和各阶段的变化，才能尽可能地创造多方面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

另一方面，预见性是领导力的体现，“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毛泽东指出：“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形象地把抗日战争比作汪洋大海，每一个战争的领导者要想有步骤地抵达胜利的“彼岸”，既要懂“游泳术”，事先看到海面的惊涛与海底的暗流，具备“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又要会“掌舵术”，“事先看到航船将要遇到暗礁”，从而“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正是因为抗日战争中有无数的战略指挥者不被过去和眼前的局势所迷惑，在“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方面作出“过细考虑”，所以他们才能一次次跳出敌人的圈套，躲过敌人的枪弹，表现出强大的战争领导力。

三、“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使人类对社会发展有了更为清晰的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等作出科学的战略预见，就在于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所谓“望远镜”，就是立足长远，看到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其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他明确指出，“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这是“历史的总趋向”。他把抗日战争置于20世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阔背景下，指出中日之间的战争必然是处于正义地位的中国打败非正义的日本。中国的抗战“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这是同广大反法西斯国家及其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是站在社会发展潮流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因此，中国将因正义性和进步性而“益处于多助”，日本帝国主义将陷入孤立寡助的处境，走向灭亡，“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

所谓“显微镜”，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特别是辩证分析的方法对事物展开细致的分析，找出其内在的本质和规律性。毛泽东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只有在充分占有客观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特别是辩证分析方法，对客观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才可能摆脱纷繁复杂的表象，“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毛泽东对中日双方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进行了比较分析后指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是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削弱，其缺点也可因我之努力而扩大。然而，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敌则将最后失败。而在敌尚能利用其强，我之抗战尚未给他以基本削弱之前，在我之有利因素达到足以停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程度之前，“这一切，又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