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朋友告诉我，《羊城晚报》上发表了叶永烈采访我的文章《寻访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1991年夏所谓“采访”我后他写的那篇文章，只是换了个标题。

......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91年夏，从南昌去上海探亲，我与叶先生见过一面，但不是什么“采访”，他从我妻子上班的工厂打听到她家的地址，自己找上门来。他递我一张名片，上面印有什么世界科普文学作家协会、中国传记文学作家协会、台湾传记文学作家协会等等的理事、会员等一大堆头衔，我才知道他是“世界级”的文学作家叶永烈。当时我刑期未满，处在“保外就医”期间，按公安部规定不得接受任何采访。叶永烈突然闯进家门，还提出许多话题。面对这位“世界级”的文学作家，不便将他拒之门外，我只得以记忆力不好，一再推托，婉转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叶永烈向我声明:“我的工作态度，是写谁就把发表前的文稿给谁看过，最后由被访者自己定稿。”我说他这种工作态度我赞成。他说：“你放心，我写你的材料，发表前会先给你看，由你定稿后才发表。”他拿出一本《陈伯达传》，说这本书就是经陈伯达本人看过并定稿，他一个字也没改动发表的，并把这本书赠送给我。我表示了感谢，但对他提的问题，我说；“很对不起，我记忆力不好，无法满足您的要求。”并几次说：“请原谅，我还有事。”转过身去，不再理他。然而，他似乎不懂什么叫婉转礼貌的逐客令，硬是赖着不走，我总不能把这位“世界级”的文学作家轰出门吧。双方僵持了十来分钟。幸亏妻子下班买菜回来，借口要我去隔壁照料卧病在床的岳母，把叶永烈一个人晾在那里，他才不得不走了。

十来天后，叶永烈化名“晓蔚”在某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毛远新的生死之谜》，第一句就是“毛远新还活着。”他原说写我的文章要由我定稿，现在却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公开发表“采访”我的文章，给我留下此人言而无信的印象。此事还惊动了上海公安局。好在他的文章本身证明我没有向他谈任何事宜，公安局的同志实事求是，只警告我不得再与这类人接触，没有取消我到上海与妻女相聚的机会。叶永烈不顾对别人会造成什么影响，只为他自己弄了个“唯一采访过毛远新的作家”的头衔。

【1991年叶永烈化名晓蔚发表的文章《毛远新的生死之谜》】

朋友把2007年12月叶永烈在《羊城晚报》上发表的文章《寻访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以下简称《寻访文》)给我看。文章称，转载自叶永烈的新书《出没风波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原标题为《访毛远新》，《羊城晚报》转载时作了修改。拿《寻访文》与他1991年的文章《毛远新生死之谜》对比，发现他增加了不少内容。《出没风波里》一书前言评论说：“叶永烈从事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长期占领纪实文学制高点。”还特意指出：“对陈伯达、毛远新、戚本禹等的独家采访……可读性极强，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

【2007年《羊城晚报》转载叶永烈文章《寻访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

文章标题上面，居然有一行“差一点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字样。不知叶先生是打算“抬举”我，还是别有用心，意在抹黑毛主席。作出这样严肃的政治结论，他“第一手资料”的事实根据又何在呢？

我从网上查看有关叶永烈的资料，他从一个科普文学作家改行为纪实文学、传记文学作家，1989年被收入美国《世界名人录》，并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聘为顾问。2006年，《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发表了采访叶永烈的文章《叶永烈：真实是传记文学的生命线》，我从中摘录几段叶先生的亲口原话供参考：

——“真实是传记文学的生命线。我的传记文学作品，用事实说话。”

——“我注重第一手材料。我从事传记文学创作，往往‘七分跑、三分写。’”

——“我不写那种根据资料拼拼凑凑的作品。我强调作者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我不写‘复述’式的作品，强调作品的原创性。”

——“中国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相当活跃，……为尊者讳，仍是中国传记文学常见的通病。”

当叶先生手捧“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青铜奖杯时，留下了喻世名言：“冰雕艺术虽然璀璨哗众，但却只华丽于一时，朴实严肃的青铜艺术将留传于千秋，而青铜艺术正是传记文学的象征。”说的多好啊！

能被美国人列入《世界名人录》，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聘为顾问，肯定他的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大。我没读过他那些纪实、传记著作。对照他向《中华读书报》记者亲口说过的话，我仅仅对叶先生专门写我的《寻访文》，作个简要剖析，看看什么叫“我的传记文学作品，用事实说话。”

（一)《寻访文》中说他1991年“采访”我时说：“我带来一本《毛泽民传》”。而在1991年他却对我说他带来了一本《陈伯达传》并赠送给我。赠我《陈伯达传》属实，但至今我都不知道他还写了一本《毛泽民传》。

（二）1991年，他亲口对我说：“你放心，我写你的材料，发表前会先给你看，最后由你定稿。”而在2007年的《寻访文》中却变成他对我说：“我要写谁就访问谁”。把“先给你看，由你定稿”偷换成“写谁就访问谁”，这可是有天壤之别的。当今世上这类作家的高手，非那位英籍华裔张女士莫属，在她出版的严重歪曲我党历史的著作后面，特意附上她在国内曾访问过的一大批相关人士名单，其中我认识的人也不少，事后都大呼上当受骗！因为被采访者说的是“东”，张女士写出来的是“西”。

退一步说，就按叶先生的后一种说法，他给江青、张春桥等许多人写了传记，难道他都亲自到秦城监狱去访问过他们吗？

（三)《寻访文》说：“1945年7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只要懂点党史的人都知道，我和母亲及所有关押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是1946年7月经张治中先生帮助才回到延安的。我母亲看了叶先生的文章后说：“1945年7月，日本还没投降，毛主席还没去重庆谈判，张治中还没去新疆。那时能从新疆监狱出来的人，只有徐梦秋、刘希平、潘同之类，都是出卖党，出卖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烈士的叛徒。难道叶永烈是在影射我也是叛徒吗？”

我母亲原名姚秀霞，七七事变后，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奔赴延安。怕连累家人，因为属猪，改姓朱，名旦华，出自古诗“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不叫丹华。自称对党史有深刻研究，出过党史专著，又写过《毛泽民传》的叶先生，连我母亲的名字、我们哪年回到延安都可以随意编造，真难想象他写的《毛泽民传》会是个什么样子。

（四)《寻访文》说：“1964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7月5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

哈军工学院一般要到7月下旬才开始放暑假。7月5日，我还在哈尔滨上课，毛主席怎么可能在北京中南海和我谈话呢？放假后按主席要求，我去了北戴河，主席是在北戴河与我谈的话。《谈话纪要》中也指明谈话地点是北戴河，也被人称为“北戴河谈话纪要”。这次谈话主要是关于“九评”的话题，主席还给了我一本出版不久的“九评”单行本，要我好好学习。“九评”是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署名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正式发表于1964年7月14日。而叶永烈编造的7月5日，“九评”尚未公开发表，主席怎么可能问我学习“九评”的感想呢？

大概叶先生就没有认真读过《谈话纪要》，更没读过“九评”。否则，一个“长期占领纪实文学制高点。”的“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居然能编造出个1964年7月5日的“《中南海谈话纪要》”！

（五)《寻访文》说：“当时，毛泽东随口而谈。事后，毛远新深知这一谈话的重要性，作了追记，写出《谈话纪要》。谈话内容迅速传到了高等教育部。高教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印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

这全都是叶先生的凭空编造。《谈话纪要》既不是我作了什么追记，更不是我写的。我只是执行主席的要求，先到北京向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总参谋长作了请示汇报，经罗总长批准，再回哈尔滨向军工学院的领导作了传达。传达的内容只有一条，就是要军工学院的全体学员及教职员工都下农村去参加一期四清运动。

学院领导谢有法、刘居英、张衍等老将军听了传达后，“深知这一决定的重要性”。他们请我到学院办公室和将军楼他们家里吃饭聊天，不断地打听主席是怎么作出这个决定的，主席还说了些什么。就在学院首长家的饭桌上，我谈了些在北戴河谈话的内容。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学院首长安排专人作了记录，加以整理后，上报到学院的上级主管部门国防科委，不是叶先生说的高等教育部。大概叶先生不知道哈军工属于军队院校序列，与高教部无关。谈话记录由国防科委整理成正式纪要文件，上报中央军委，并提出，在国防科委所属院校公开传达这个纪要，所属院校也都要下乡去参加一期四清运动。此报告经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批准，印发到国防科委所属各院校进行了传达，之后才在高教部和地方大学传开。我只知道与学院首长谈过话，《谈话纪要》的形成过程，是纪要在哈军工正式传达后，导弹工程系主任戴其萼亲口告诉我才知道的。

此事涉及主席和我，还有罗瑞卿总长及军工学院、国防科委的领导。除1991年叶永烈曾问过我，被我拒答外，不知他还采访过哪位老将军？他所说的“我从事传记文学创作，往往‘七分跑、三分写。’”不知他的那些文字都是从谁那里“跑”出来的。

（六)《寻访文》说：“1965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规定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

又在信口胡编了。我是1966年1月从哈军工毕业。哈军工导弹工程系60级的学员，学制六年，原本应在1966年夏毕业，在1965年参加半年农村的“四清”运动后，提前于1966年1月毕业。我至今也没见过叶先生所说的“当时规定”，不知是党中央或国务院还是高教部作的规定。

1966年8月中旬，我还在云南大山里的防空导弹三营战备值班，营长李洪泉通知我，说接到空军司令部指令，要我立即回北京。抵京后，才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口中得知，是主席要我回京的。

见到主席后，我汇报了下连队的情况。主席询问了导弹三营和五营在昆明上空夹击美国U-2飞机作战情况，我详细讲述了作战失利的原因，特别是制导雷达的抗干扰问题。我对主席说，目前我主要心思，全放在从技术上探索如何改进防空导弹制导雷达的抗干扰能力上。此外，我想尽快熟练掌握设备的操作和维护技能，争取能成为三营一连三班班长的后备人选，实现我下部队前，在长沙与主席告别时的承诺：随时准备随部队到越南去参战，亲手打下一架美国B-52轰炸机，捡一块敌机残片送给主席。

主席说，要我回来是想要我参加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锻炼。而作为埋伏在云南大山里担负战备任务的一名战士，我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经常连报纸都看不到，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

（七)《寻访文》接着说：“毛远新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并说“他的特殊身份，使他成了当地红卫兵领袖。”

我问过当年哈军工的学员，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成立于1966年7月底到8月初。那时我还在云南大山里担负战备值班任务，怎么可能在数千里之外的哈尔滨“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呢？那时我连红卫兵是什么兵种都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当地红卫兵领袖”呢？

1966年8月中旬回京后，主席要我先去北京各单位看大字报,了解文化大革命。9月下旬，主席要我从北京101中学和哈军工两所母校中选一个，参加一个具体单位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我选择了去哈军工。当时哈军工已经有三个红卫兵组织，我没支持与参加任何一派。黑龙江省委书记潘复生利用我在军工学院超脱于各派红卫兵组织的有利条件，帮助省委作协调各派红卫兵关系的工作。同年10月，潘复生派我组织省委调查组，去伊春地区调查木材生产下降的原因，我从三派红卫兵组织中各选同等人数组成调查组去伊春作调查。11月回哈尔滨，向潘复生作了口头汇报，他要我写一份书面调查报告，正式上报省委。我刚写出草稿，中办来电话说要我返回北京。

回京后，主席详细问了哈军工的情况，问我参加支持哪一派，我说哪派都没支持参加。主席又问到伊春情况，我简要汇报后，把有十多页纸的调查报告草稿交给主席。主席反复看得很认真，还问了我报告稿中涉及的几个具体人的情况。当他递还给我时，只说了两个字：“烧掉！”

我不理解，申辩说，不仅在林业总局，我还到美溪和五营两个分局调查过，我写的全都是真实情况，连每个数据我都反复核对过。主席说，也许你写的都是真实情况，但你站错了立场，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把问题全归到左派和支持左派的干部头上。看来你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

主席说：“我曾和江青打了个赌。我认为你会去支持左派，而江青认为你一定会支持保守派。她还说，如果你还没有毕业的话，很可能还是军工学院保守派的头头呢。”主席说：“正是担心你在哈尔滨站错立场，我才把你叫回来。从你写的那个材料看，这个赌是我输了，江青赢了。”

主席决定把我留在北京，要我认真学习一些文件、文章和讲话记录，并在中南海家中和钓鱼台8号楼和我谈了几次，主要讲党的历史，讲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经主席耳提面训，我开始明白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后，在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教育、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刚开始，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共产党还要继续革命；明白了为什么说党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明白了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看到我的思想转过来了，主席决定派我去吉林延边执行支左任务，要我去找周总理帮助办理能进入边境地区的必要手续。周总理说我是现役军人，可以用《解放军报》记者身份去边境地区，进出行动方便。同时，作为总理的联络员，可利用当地驻军的保密电话，随时与他保持联系。12月初，经叶群帮忙，我拿到了化名“周进”的《解放军报》的记者证。

出发前去和主席告别，主席却认为记者身份只能当运动的傍观者，不能亲身参与，和群众打成一片。主席要我以红卫兵的身份，不走大路走小路，步行走到延吉去。叶群建议我带几个军工学员一起去，路上相互有个照应，并给我配备了手枪和东北地区的军用地图，还给了我延边地区师级驻军单位地址和负责人姓名及电话号码，以备紧急情况下得到部队帮助。

我再次去向主席告别，说我先回哈尔滨取得红卫兵身份证件，再步行去延边。主席要我到延边后先作社会调查，交代我支持造反派，团结保守派，批判走资派的方针。还交代了一些干部政策和长途行军的注意事项。最后，主席问：“有信心吗？”我用当时流行的语录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主席说：“不对！”我愣了一下，心想那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主席说：“中间再加一句：‘准备失败’。”我重新表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准备失败，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主席说：“这就对了，符合辩证法嘛。革命从来都不是只有胜利没有失败的。”

1966年12月中旬，我返回哈尔滨，写了一张大字报，宣布加入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从他们总团领到了化名“周进”的红卫兵身份证件和袖标。两天后，天不亮就带着由哈军工学员组成的六人小分队，按主席的要求，打起背包，踏着白雪，徒步向一千多里外的吉林省延吉市走去。

我是揣着《解放军报》记者证的现役军人，为完成主席交代的任务，在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成立四个多月之后才宣布加入，并在加入两天后就离开了哈尔滨，远走延边去执行任务。1967年初走到延吉，组建哈军工红卫兵的延边联络站。在延边半年多时间里，除了和周总理保持电话联系外，曾几次回京向主席和总理当面请示汇报。同年8月初，周总理给我打来电话，说我在延边的任务已完成，要我回京，留在他身边，担任他处理东北三省问题的联络员，就没有再回哈尔滨。

不知叶永烈根据什么“第一手资料”，出于什么目的，在给我创作的传记文学《寻访文》里，居然编造出“毛远新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这样的神话故事。对照他“真实是传记文学的生命线，我的传记文学作品，用事实说话。”的宣言，他的纪实传记文学作品，真能称为“将留传于千秋”的“青铜艺术”吗？

（八)《寻访文》还说：“毛远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绍的，原来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工人。”

根据呢？叶永烈引用所谓的审讯某人的口供记录，口供者本人都说是他听说的。我没资格看到原始口供记录，也不知口供的真实性和审讯背景，不知叶先生是采访了口供者还是采访了王洪文，仅凭一段来路不明的口供，就断言王洪文是介绍人，还说我妻子原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

我和全秀凤的婚姻介绍人，是沈阳军区陆军总院的军医刘刚，她与她的同事常到上海军医大学进行业务培训，顺便去总院外科护士长全秀花家里做客，接待她们的是全秀花的妹妹全秀凤。刘刚十分喜欢这个上海织袜厂的普通女工，就通过她的丈夫杨迪，把全秀凤介绍给我。此事在沈阳是完全公开的事。为此刘刚在后来沈阳军区清查“毛远新的死党”时，还受到牵连，被迫作过检查交代。这样一件与王洪文毫无任何关系的婚姻，叶永烈却编造说王洪文是介绍人，并把上海织袜厂的女工全秀凤，编造成王洪文原先工作上班的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女工。

古人云：“耳食豈可知真味，眼見尚難得實情。”对照叶先生“不写复述式的作品，强调作品的原创性。”的诺言，他这篇《寻访文》与“采访”“寻访”我毫无关系，只是打着唯一采访过我的作家旗号，自己随意“原创性”编造的作品。

此外，《寻访文》中还说：“毛远新在政治上也紧跟江青”。叶永烈举了两条根据，第一条是“在一九七三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第二条是“创造了‘朝农经验’。‘朝农’即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实行“开门办学”，在一九七四年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

1973年夏初，中央工作会议后，主席要我下乡到知识青年多的地方去作些调查，听听知识青年对大学招生办法的意见。当我得知张铁生在理化考试的试卷背面书写的文字后，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议在《辽宁日报》上发表，经常委一致同意，我动手写了编者按语，目的仅仅是在辽宁发起一场大讨论，针对招生对象不是应届毕业的高中学生，而主要是下乡三年以上的知识青年，应如何改革大学招生考试办法。当毛主席从新华社内参上看到后，指示中央各大报纸都进行头版转载，并称赞张铁生的文章是对旧的教育制度的“战斗檄文”。党的“十大”后又说：“共产党员要敢于反潮流写入了党章”“就是要敢于反潮流！”。而我提议在辽宁日报发表时，“十大”尚未召开，连“反潮流”这个提法我都没听说过，我怎么可能封张铁生为“反潮流的英雄”呢？

叶先生应该先调查一下，是谁在党的“十大”通过的党章中提议加入“共产党员要敢于反潮流”？是谁指示《人民日报》等中央大报在头版转载张铁生的答卷？1973年底中央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会议上，又是谁说:“辽宁出了个张铁生，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看好得很。就是要敢于反潮流。”这是有人第一次把张铁生与“敢于反潮流”联系在一起，此人就是毛主席。江青此前并不知道张铁生，这事与江青毫无关系，她是在主席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发表后才知道的。怎么就成为我在“政治上紧跟江青”的根据呢？（可参考我在昆仑策网上的文章《张铁生的答卷》）

所谓的“朝农经验”不仅包括“开门办学”，首先是农业院校从大城市搬迁到农村去，针对农业院校大学毕业生，拿到国家工资后，就留在城里，不愿下农村的现象，要为广大农村培养能留得住的农业技术人才。作出这个决策的是毛主席。全国几乎所有农业学院都从大城市搬迁到了农村。辽宁执行这一决定的是陈锡联。无论是对是错，不过执行了毛主席的决策而已。其次，朝农“开门办学”的经验，主要是指“朝农”计划面对辽宁全省每个生产大队直接招生，学生实行“社来社去”，即从哪个大队招来的学生，毕业后再返回哪个大队去当技术员，和社员一样记工分，每月补贴三到五元。再就是学生在校期间，有近一半时间不在课堂里上课，根据所学专业的不同，分别下到田间地头、苗圃果园、马厩猪圈、农机车间，亲自动手参加实践。

“朝农经验”在新华社内参上反映后，得到毛主席的大力称赞和支持。1974年，经周总理批准，以国务院的名义在朝阳农学院召开了全国的现场会，在全国加以推广。可见把朝阳农学院树为全国“教育革命”“先进典型”的应该是周总理，后面支持者是毛主席，与江青并无任何关系，她是在周总理决定召开现场会之后才表示支持的。叶先生又为什么要把“朝农经验”说成是我在“政治上紧跟江青”的根据呢？

《寻访文》还说：“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江青安插了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1975年11月后，是毛主席要我担任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顶替原先王海蓉的工作。主席说她是耗子，看到我这条船要沉了，离船上别人（指邓小平）的船了。当时主席交代先不要告诉江青。直到批邓范围扩大到整个政治局，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江青，才知道我是主席的联络员。

叶先生所谓的“江青安插了毛远新当联络员”的事实根据又何在呢？他说“我强调作者必须掌握笫一手资料”、“强调作品的原创性。”请问叶先生，所谓“江青安插”的结论，到底是你“掌握第一手资料”，还是你自己随意“原创”的“历史”？

我发现叶先生虽一再说“真实是传记文学的生命线。我的传记文学作品，用事实说话。”打着“唯一采访过毛远新的作家”的旗号，专门给我写的《寻访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传记文学中，却刻意把毛主席支持决定的事，都说成是江青支持决定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种可能是他根本不掌握任何真正的事实资料，却硬要打着“唯一采访”过我的招牌，随意给我编造历史。看来他根本就不懂他自己所说的“真实是传记文学的生命线”。

另一种可能，也如他自己所说：“为尊者讳，仍是中国传记文学常见的通病。”是否在暗示他自己就是在带“病”写作。《寻访文》中的“江青”，不过是毛主席的代名词，指桑骂槐而已。看来他很懂得“为尊者讳”与“为卑者诬”是同一种“病”的双胞胎，相伴而共生，相辅而相成。

我是学导弹雷达控制的，不大懂什么叫“纪实传记文学”。六十年代我曾读过《十万个为什么》，认为是不错的科普文学作品。依本人拙见，科普文学与纪实传记文学的属性和创作思路都有根本的区别。科普文学的内容大多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往往是先有某个自然科学定论，然后发挥想象力去编故事，用通俗易懂的故事去阐述普及那个自然科学定论。这里比的是作家的想像力是否丰富浪漫，能否妙笔生花。

而纪实传记文学的内容大多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比如纪实抗美援朝的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他文笔再好，也不会被美国人收入《世界名人录》，不会被聘为美国传记研究所顾问。纪实传记文学的创作思路也与科普文学相反，除去意识形态差异，首先是要收集大量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包括正面的也包括负面的，关键在于资料的真实性。经过对这些资料去伪存真，分析综合，最后才能对某人或某事作出评价结论。这里比的是掌握资料的真实性和资料的多少，比的是所得结论是否客观，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叶先生是从科普文学起家，后转而创作传记文学作品。据说他的传记文学、纪实文学作品数量大，影响面也大，加上意识形态烙印鲜明，因而能进入美国的《世界名人录》，成为美国传记研究所的顾问。但从专门给我写的《寻访文》来看，他仍然采用他习惯的科普文学的创作思路，即先有对某人某事的政治结论，再从这个结论出发，定向地有选择性地去收集资料，全然不顾资料的真实性，甚至随意地无中生有地去编造资料，用纪实传记文学的名义，去证明和宣扬对某人某事的政治结论。

我认为，纪实传记文学只有对历史真实性负责的义务，不能看权威脸色，也不能掺杂个人私欲。一旦看人脸色或掺杂个人私欲，就必然会牺牲引用资料的真实性，从而也就斩断了自己作品的生命线。叶先生作为科普文学作家，其成就应该肯定。但改行纪实传记文学创作后，仅从他给我这个“还活着”的人写的《寻访文》来看，除达到了传播影响某些社会舆论的目的外，作为传记文学作品是完全失败的。因为它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当阳光穿透乌云时，终究会显现出其“璀璨哗众的冰雕”原形。

2025-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