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里,无数英雄豪杰挺身而出,为民族解放事业浴血奋战。我的爷爷李克农,便是其中一位在隐蔽战线默默耕耘、作出特殊贡献的杰出人物。他以非凡的智慧、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在统战工作和秘密情报组织建设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赴洛川与张学良接触 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中国局势风云变幻,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此关键时刻,在各方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起了重要作用,而爷爷李克农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6年2月,爷爷受中共中央委派,作为红军代表前往洛川与张学良接触。彼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在与红军作战中遭受挫折,张学良本人也陷入了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深刻反思之中。爷爷深知此次接触的重要性,他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谈判技巧,与张学良展开深入交流。面对张学良提出的诸多尖锐问题,爷爷坦诚相告,以坚定的抗日决心和对时局的深刻洞察,赢得了张学良的信任。最终,双方达成了红军和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毛主席得知谈判结果后,赞扬“李克农这次单枪匹马,工作搞的好”。此后,经过多次谈判,张学良终于同意与中共合作,一致对外,走上了“逼蒋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爆发后,爷爷又和周恩来、叶剑英赶赴西安,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他充分发挥个人智慧和才能,积极协调各方关系,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创建八路军办事处 筑牢抗战后方坚强堡垒
西安事变后,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爷爷受党中央委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安、上海、南京、武汉、桂林等地相继创建了八路军办事处。这些办事处犹如一座座坚强的堡垒,在抗战后方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2月,爷爷在西安七贤庄一号院设立红军联络处,并担任处长。联络处一方面利用秘密电台与中央保持密切联络,确保信息及时传递;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统战联络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同年8月,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爷爷抵达南京,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在南京期间,爷爷率领办事处同志积极开展工作,为推动国共合作抗日的实施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协助周恩来、叶剑英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1000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并将他们安全送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部分愿意回家的则给予路费送回家乡。
1937年12月初,南京沦陷前夕,爷爷妥善安排好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撤离事宜,最后与叶剑英、刘志坚、廖承志、童小鹏、袁超俊等7人撤离到武汉。按照中央决定,武汉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爷爷的对外身份是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兼中共代表团秘书长,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协助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负责党的情报工作。这一时期,工作环境异常艰苦,任务艰巨复杂,但爷爷始终坚守岗位,为抗战事业默默奉献。
桂林“八办”旧址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武汉危在旦夕。爷爷带领办事处 100 多名同志,按照中央指示从武汉撤退,经长沙辗转到达桂林,并于11月20日建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爷爷任处长。桂林“八办”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即对内是南方局驻桂林派出机构,对外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和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桂林“八办”在南方局领导的派出机构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一是负责与桂系联系,开展统战工作;二是负责我方人员、物资、经费转运;三是支持和指导当地抗日文化运动;四是领导或联系中共广西省工委、广东省委、湖南省委、江西省委、闽粤边特委、琼崖特委、香港市委和在桂林的文化界党组织以及胡愈之、夏衍等单线联系的共产党员;五是代表南方局直接联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韶关办事处、驻湘通讯处、衡阳办事处、贵阳交通站、新四军平江嘉义通讯处和上饶办事处。爷爷作为桂林办事处负责人,肩负使命,废寝忘食,日夜操劳。
领导开展桂林统战工作与抗日文化活动
到桂林后,爷爷积极投入到争取桂系坚持抗战的工作中。他先后拜会了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及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众多国民党上层要人,与他们坦诚交流,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通过这些努力,不仅争取到桂系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也维护了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为八路军办事处各项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桂林版《救亡日报》
在桂林的两年多时间,爷爷利用当地有利条件,积极领导抗日救亡文化和宣传工作。这一时期,桂林的各种抗日文化活动空前繁荣,一大批从事文化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纷纷云集桂林。桂林成为抗日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被称为“文化城”。茅盾、郭沫若、徐悲鸿、田汉、夏衍、范长江等文化名人都曾到过桂林。当时,桂林有出版社和书店120多家、抗日剧团20多个、报纸五六家,如《救亡日报》《新华日报》等。爷爷还亲自编写了《坚持抗日不投降》《反左右倾》《日寇暴行》等剧本,并组织办事处同志成立宣传演出队伍上街演出,他自己也亲自参与演活报剧。桂林的抗日文化活动不仅在当地产生了广泛影响,其政治影响更是波及全国,为全国树立了一面抗日文化的旗帜。
建立地下工作情报网 为抗战胜利提供重要决策依据
作为共产党情报战线的创始人之一,爷爷在抗日战争期间高度重视情报工作。他精心部署南方地区和国统区的情报工作,建立了众多地下工作情报网,为党中央在抗战中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谢和庚是共产党派到广西的秘密党员,爷爷为他开展统战和情报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和出谋划策。谢和庚为白崇禧起草的一万多字的《全民军事总动员纲领与展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就是在周恩来和爷爷的帮助下修改完成的,并由白崇禧交到蒋介石手中。蒋介石对这份建议书十分重视,接受了其中的某些建议。通过这一契机,谢和庚深得白崇禧信任,被提拔为上校,为共产党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为确保情报传递的安全与顺畅,爷爷挑选中共的朋友、爱国民主人士、桂系亲信刘仲容作为谢和庚的联系人,负责秘密联络工作。而李宗仁对刘仲容也颇为赏识,派他作为桂系代表与共产党和东北军、西北军联系。后来,他又以桂林行营参议名义留在白崇禧身边,这一留就是11年。
通过谢和庚和刘仲容这两条渠道,共产党获取了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大量机要情报,为党中央准确把握抗战局势、制定正确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些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关系和情报网络,在解放战争时期开花结果,为取得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筹集与转运物资 为抗战前线提供有力保障
1939年,蒋介石为限制共产党发展,不再供给八路军军需物资。为解决燃眉之急,桂林“八办”克服一切困难,为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筹集和转运军用物资。大到汽车、汽油、医疗器械、通讯设备、电台,小到棉衣、棉被等,都通过办事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根据地。桂林地处国统区经南宁到越南海防的唯一海外通道上,通过这条通道,桂林“八办”接收了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的物资。同时,许多进步青年和海外华侨也通过桂林“八办”转移到延安和各根据地。
桂林“八办”电台室
桂林“八办”专门设立了交通运输科,科长是龙飞虎。办事处的仓库、电台及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路莫村的转运站。在物资筹集和转运过程中,面临着诸多艰难险阻。运输途中经常遭遇日军轰炸,国民党军队也时常阻挠,但办事处的同志们毫不退缩,凭借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数次胜利完成任务,有力支援了抗战前线。1939年,爷爷了解到国民党柳州军需库运到大批军毯,便派龙潜和李中伯前往多次交涉,最终领到两万条军毯并运到了新四军所在地。
皖南事变后撤回延安 领导主持情报和保卫工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面临严峻考验,桂林统战形势开始恶化。中共中央决定紧急撤销桂林“八办”,爷爷在安排好所有善后事宜后,和十几个工作人员及一个警卫班一同撤离。关键时刻,李济深派人送来亲笔信“清洗桂林,克农快走”,提醒爷爷尽快撤离。
从桂林撤往重庆途中,爷爷一行遭遇国民党多次刁难。途中遇到交通站一名上校要搭车,他误将十八集团军当成了十八军。爷爷将计就计,让他上车,并一路与他聊天。此后,所有关卡均由这名上校出面交涉,爷爷等人得以顺利到达重庆“八办”。爷爷自豪地说:“林蔚难不住我们,是李济深礼送出境的。”蒋介石迫害他们的阴谋宣告失败。
1941年2月,爷爷历经艰难辗转,终于到达延安。爷爷的五个子女中,大姑李宁、大伯李治、二伯李力已于1938年由办事处龙飞虎护送到了延安。一家人在延安团聚,非常高兴,特地在枣园爷爷住的窑洞前拍了一张全家福。
1941年,李克农全家在延安合影
回到延安后,爷爷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并任中央情报部副部长,长期领导和主持情报和保卫工作。这期间,他参与领导了各地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工作,特别是着力建立了中情部西安情报系统,使之逐步成为共产党开展北方情报工作的重要基地,给党中央及时提供了决定政策行动的很多重要机密情报,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此外,爷爷通过潘汉年情报系统获知日军是南下而不是北进,通过阎宝航和张梦实小组获得关东军的部署等战略情报并通报苏方,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最终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抗日战争中,爷爷李克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可磨灭的。他在隐蔽战线上的英勇斗争事迹和无私奉献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文章原刊载于《红岩春秋》2025年第5期;作者:李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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