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有志：新的冷战离我们有多远? ——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前景

点击：  作者：吕有志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1-06-15 12:03:29

 

 

“冷战”是两国或两个国家集团之间除直接军事交战以外的一切敌对行为的总称。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之间尤其是美苏之间的对抗状态。

 

1946年2月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向美国秘密发回8000字电文，在分析苏联对外行为的根源和政策趋势的基础上，主张对苏联的扩张主义采取遏制政策，从而为美国对苏政策调整提供了依据。乔治·凯南因此赢得了“冷战之父”的声誉。紧随其后的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了富尔顿演说，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国情咨文正式拉开了战后美苏冷战的序幕，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入全面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对抗。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东剧变，华约解散，苏联解体，标志着战后持续45年冷战结束。美国对华结束冷战的时间还要早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化和中国奉行一边倒的战略。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封锁一度超过苏联东欧等国，两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一直到1972年，美国放弃对华冷战政策，中美两国走上正常化进程，1979年中美建交。此后，中美关系得到快速发展，有人称“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进入竞合状态。虽然两国时有激烈的碰撞，但美国将中国称为“利益攸关方”。可以说，在冷战结束后到2017年前，总体上美国对中国是既接触又遏制，或者说接触为主、遏制为辅。2017年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发生重要变化，中美关系进入建交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局面，两国关系进入转型和危险期。所以，到今天，在人们记忆中对那个冷战也许已模糊。但是，2021年4月8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梅嫩德斯和首席委员詹姆斯·里施等人抛出长达283页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政策，以保护和促进美国“重要利益和价值观”。2021年4月21日，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战略竞争法案》。虽然，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一个法案，要成为法律还要继续走程序。但是，战略界对这一法案的意义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美国国会已经拉开了对华新的冷战的序幕。

 

《战略竞争法案》由五部分组成：增强未来竞争力、巩固盟友及伙伴关系、强化价值塑造、加强经济管制以及确保战略安全。

 

根据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布信息，这项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1.呼吁美国政府提出对华外交战略，重申美国对盟友和伙伴国家的承诺，并重申美国在国际组织和其他多边论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应对中国在西半球、欧洲、亚洲、非洲、中东、北极和大洋洲构成的挑战。

 

2.呼吁美国政府重视和投资普世价值，授权一系列“人权和公民社会”措施，包括插手香港、新疆等地区的事务，并呼吁加强与台当局的“伙伴关系”。

 

3.对抗中国所谓的“掠夺性的国际经济行为”，包括追踪“知识产权侵犯者”和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的存在等；并呼吁美国向打击海外腐败行为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并向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最贫穷国家提供债务减免。

 

4.面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军事扩张”，应加强与盟国在军控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共享中国在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滑翔导弹、巡航导弹、常规力量、核、太空、网络空间等战略领域的信息。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第一，战略竞争法案是一部“全面对抗中国”的冷战宣言。该法案充斥极端妖魔化言论，持不加掩饰敌对中国立场。战略竞争法案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侵略者。认为中国致力于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获得主导地位并削弱民主国家。主要起草者梅嫩德斯在声明中指出，这代表了“前所未有”的两党合作和共识。美国将动员所有战略、经济和外交工具抗衡中国。对此，美国彭博社称，美国参议院推动的反华政策正在成形。2020年5月26日白宫亚太政策负责人坎贝尔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一次活动中宣称，中美“被广泛描述为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美国对华进入“激烈竞争时期”。第二，战略竞争法案的立法意图十分明确。虽然，战略竞争法案只是由国会推动的对华政策立法过程中抛出的一个法案，而不是拜登政府推出的对华战略，但这一法案企图使美中关系朝着彻底的竞争和完全对抗的方向发展，战略意图和目标十分明确。与此前拜登政府宣称的“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应对抗时对抗”的对华政策倾向相比，更具竞争性和对抗性。由于美国属海洋法系，法案的意义重大。不论能否上升到正式法律，法案的出台对未来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弹性将大大减弱。第三，战略竞争法案既是美国对华战略的路线图也是施工图，操作性极强。与以往美国政府出台的各种对华战略不同，这部法案在每一个项目下不仅规定要做什么、达到什么目标，还明确了时间节点、国务院等部分与哪些部门协调配合、具体拨款多少、如何检验实施效果等众多细节，几乎把每一步都想到了。如果说美国以往对华政策是一份菜单的话，那么这部法案就是一份菜谱，把每个菜用多少食材、怎么炒都规定清楚了。

 

笔者认为，《战略竞争法案》出台将大大恶化中美关系，未来的中美关系总体上会继续沿着下行的方向发展。基本理由有：

 

第一，进一步加剧中美结构性矛盾。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度独领风骚。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认为世界走向单极“时期”。无论从当时美国政府出台的各种战略报告（如《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等），还是一些战略家们的著作（如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人们读到的只是对美国如何确保目前超强实力的构想，对其拥有的傲视群雄的超强实力没有丝毫怀疑。但是，美国的好景不长。“9·11”恐怖袭击摧毁了美国人长达200年的安全心理防线，“9·15”金融海啸冲击了美国大半个世纪的经济霸权堤坝，新冠疫情让美国3338万人感染、近60万人死亡，使美国是民主人权典范的神话破灭。而中国快速发展和崛起，特别是2008年的奥运会、2013年启动的“一带一路”、2014年以PPP计算中国的GDP超过美国，建国七十周年的中国举行盛况空前的大阅兵，以及2020年以来中国抗疫防疫做到全世界第一，着实让世界震惊，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五合一”国家（“发展中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崛起中大国”“世界级大国”“准超级大国”），彻底打破了美国人的帝国梦。一时间，《老鹰坠地》《权势东移》《美国时代的终结》以及“结构转型论”“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充斥美国舆论和战略界。美国人萌生了从未有过的不安和焦虑。政客和战略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出“美国绝不当老二”“绝不能让中国超过美国”。现在的“战略竞争法案”则毫无证据地将中国描绘成当前和未来对美国、盟国和全球利益来说最严峻的威胁。认为“中国的政策将危及国际社会未来的和平、繁荣和自由”。《战略竞争法案》企图通过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力，构建印太战略联盟，维系国际盟友和伙伴关系，制定美国主导的全球规则，全面遏制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中美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大大上升。

 

第二，进一步动摇中美关系的基石。由于中美存在经济互补性，中美贸易不断增加。2019年进出口总额达6000多亿美元。过去，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美双方都认为密切的经济往来是中美关系的粘合济。但2017年后，特朗普政府对此认识发生了变化。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发生了动摇。“战略竞争法案”特批中国的产业政策，指责中美经济关系不平等，提出要支持和增强美国企业竞争力，打压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所谓的国际规则“规制”中国。2020年5月26日，我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通过电话进行了对话，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成果，“只是坦诚务实贸易对话”而已。美国要想在已经签署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基础上，继续在经济上打压中国，要剥夺中国经济发展权，中国是绝不会答应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未来一个时期中美经济利益碰撞不可避免，甚至还会有贸易战和科技战。

 

第三，进一步强化美国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美国人对自已的制度和价值观总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他们总以为自己是上帝的使者。美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及私人企业后，经济得以发展，日渐强大的中产阶级便会按照美国人年预想的规律发展，将中国推向西方自由民主的制度，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冷战结束时，美国的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明确地说，世界将是自由民主制度一统天下，历史已经终结。但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不但使中国富起来和强起来，而且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得到彰显，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自信，中国方案中国理念具有世界意义。这一下好了，美国觉得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希望中国和平演变的美梦落空了，从而对中国无比愤怒。大骂中国是政治上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对外政策上扩张主义。2020年美国有近70%的人对中国持负面认知。美国前驻华大使马克斯·鲍卡斯曾感叹说：“如今在美国，谁要是为中国说公道话，他或她都会感到害怕”。拜登上台以来，一种主张在全球推进民主、重建“开放的世界”的观点在美国兴起。以“政权类型”划界，在全球展开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张盛行。拜登曾说：“民主和自由主义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和威权统治，并创造了一个自由的世界。这种竞争不仅定义了我们的过去，还将定义我们的未来。”《战略竞争法案》列举一大堆不是事实的事实，充斥极端妖魔化中国的言论，把中国说成是十足的恶魔，这只能是进一步强化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强化对抗中国的意识形态。

 

第四，进一步固化美国两党和国会强硬打压中国的政策。美国是一个多元政治国家。对任何一项政策都会有不同的声音。中美建交以来，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对华态度和政策多少有些差别。至今，国会中也有少数理性议员反对美国政府敌视中国，主张与中国接触和合作。中美建交到2017年，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对华政策的主基调是“接触加遏制”。然而，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国会相继通过一系列对华不友好的法案。拜登上台后，许多人认为中美关系会有所变化。然而，非常遗憾，现在国会和政府中仍然是“屠龙派”当道，在美国打压中国成为政治正确，在国会中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拿中国说事，相继通过多个干涉中国内政的法案。在国内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有太多的分歧，但在对华政策上几乎意见一致。”拥抱熊猫派”已经不敢说话。美国的政治生态越来越糟糕。如果说特朗普时期出台一项又一项具体法案，恶心中国，挑战中国的底线，损害中国利益。《战略竞争法案》则试图从法律上全面固化近几年美国政府已经出台的规制中国所有政策，形成一个系统的竞争对抗战略。美国的国会对中美关系来说绝对是一个负资产。

 

第五，进一步推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朝着对抗的方向发展。拜登执政四个月来，出台了一系列内外政策，有的国内举措可谓可圈可点。从对外政策来看，多少改变了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简单粗鲁做法（2020年美国对中国实施全政府全方位的战略遏制和打压。军事挑衅、外交孤立、经济脱钩、意识形态攻击。中美关系一度走到了“无线电静默”）。现在，中美两国领导人总算开始接触对话。但很明显，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倾向是接触、竞争、对抗的混合体。在气候、经贸和防疫领域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在台湾、南海、人权、外交、科技多个领域则继续打压中国，且打压的狠劲一点都不比特朗普差。继续推动印太战略向制度化和小北约化发展，至今没有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的高额关税，维持了特朗普政府制定的针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签证禁令，仍然暂停面向中国研究生的大学奖学金计划，又将中国的90多家高技术企业列入投资管制清单，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还在污名中国。作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前主席拜登深谙政治和外交门道，为了弥合国内分裂，实现两党的团结，大做打压中国这篇文章。而且，大力重整联盟，企图突出联合针对中国。《战略竞争法案》是民主共和两党的的共识。拜登要想在任内有所作为，不可能不考虑寻求国会的支持。所以，不论能否顺利过关，拜登政府要在对华政策上搞什么模糊战略的难度很大，对华政策的弹性空间大大缩小。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最近在一个论坛上说，“拜登政府的目标是加强多边体系，阻止专制政权破坏这个体系，而不是对中国发动新冷战”。这是真话吗？我看是口是心非。美国对华政策只是表面上模糊，实质是清晰的。打压中国这一基本目标没有变。变的是手段和方式，变得更狡猾更老道。

 

根据上面分析，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既然新的冷战序幕已经开启，中美新的冷战即将全面爆发，“狼真的要来了”。我的看法是：新的冷战序幕已经开启，但不等于一定会全面爆发。如果比照战后美苏冷战，分析那场冷战爆发的成因，美国国会正在推动的新的冷战会否全面爆发，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冷战的生成到全面爆发还需要一定的条件、气候和发展进程。如秩序转型的速度、大国的战略意愿、意识形态的强度、战略竞争性大国之间经济依存度、能否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国家集团等，这是几个关系到冷战全面爆发的最重要因素。

 

从上述这些因素上去考虑，我认为，美国正在发动的针对中国的新冷战，与当年美苏冷战相比，既有共同之点，又有不同之处。

 

第一，都处于国际秩序的快速转型期。2017年习近平在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次世界大变局呈现五个基本特征：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西方整体陷入综合困境、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世界三大地缘板块同步异动共振、民粹主义浪潮席卷全球。而2020年的新冠疫情则进一步加快了世界大变局。科技、经济、大国实力对比变化加快、大国关系加速演变。特别是中美关系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迅速恶化。如果再继续沿着现在的态势发展下去，由于中美两国有其特殊的地位、战略目标的重大差异，现实利益上的矛盾，出现两国关系剧变是可能的。

 

第二，战略意愿不完全相同。二战后，由于战略基础的变化，美苏两国很快都将对方视作战略威胁，实施了针锋相对的冷战政策。但今天的中美两国的战略意愿显然不同。中国认为中美两国有许多战略共同点，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在新时代的战略目标是两个构建。中国不是秩序的破坏者，而是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真心地想与美国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和平相处，更不愿意与美国冲突对抗。前些年中美元首有过“庄园会晤”“瀛台夜话”“白宫私叙”。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总体上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美国的战略判断和意愿完全相反。美国国会、政府、精英界基本上把我国视作“战略对手”、“战略竞争者”“主要威胁”。拜登政府虽然与中国保持一定的接触，但政策的侧重点是打压中国崛起，而且把对中国的打压当作弥合国内分裂的途径和手段。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打着竞争的旗号，行封闭排华、遏制打压中国之实。这是非常危险的战略选择。常言道一个巴掌拍不响。现在是美国的巴掌已经拍下，中国的巴掌还没有完全拍上去。但这种局面能持续多久？搞不好，中美两国自觉不自觉进入冷战的轨道。

 

第三，意识形态对各自对外决策的影响力不同。战后那个年代是意识形态至上的年代。美苏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冲动，都想很快战胜对方的主义。冷战研究者中有一派认为，美苏冷战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然而，今天的现实是，美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恐惧与日俱增，特朗普对中国发动了猛烈的意识形态战争，而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中把人权干涉作为一项重要内容。2021年4月22日，针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审议通过“战略竞争法案”，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尤文泽表示，该法案充斥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肆意曲解、诬蔑抹黑中国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用心险恶，损人害己，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但细心人看得清楚，改革开放后，虽然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在对外关系中奉行的超越意识形态外交原则，主张多边主义，寻求伙伴关系，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我们认同文化的多样性。即便在人权领域与美国斗争不断，但只要不危及我国整个制度和体制的安全，中国一直保持克制的态度，不走意识形态至上的历史老路。在国际关系理论上有一种建构主义，认为敌人是塑造出来的。今天，美国似乎正在塑造一个自己的对手和敌人，但中国没有这样做。

 

第四，经济依存度不同。美苏冷战年代，美国与苏联各处不同的经济体系，经济联系非常少，不存在相互依赖的问题。但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经济联系十分密切。虽然2017年以来经济基石发生动摇，但美国要与中国经济脱钩很难。2020年，美国政府恨不得在经济上掐死中国，但倒头来全年的中美贸易总额还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没有减少。今年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快速增加，中国的市场呈现出巨大的吸引力。美国人似乎讨厌中国人，但不讨厌中国人的钱。所以，由于中国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的工商界一方面感觉到竞争和压力，但另一方面并没有像政客们那样主张对华冷战。在美国，金钱政治的母乳。只要是工商界不答应的事，政客们掀不大浪，也不可能走得太远。

 

第五，联盟政治难以形成。在美苏冷战年代，集团政治风行。美国通过杜鲁门主义、马歇计划、建立北约，把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都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但今天，美国还有那样的号召力吗？我看今非昔比了。虽然，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英国等，跟美国跟得紧，但由于美国的国际威望这些年来断崖式下降，美国的传统盟友，心中有数，许多国家并不愿意选边站。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与他们有利益竞争的一面，但中国对世界发展和平的贡献越来越大，美国和中国哪个国家都得罪不起。所以，我们看到，德国、法国等一些欧盟国家与美国也是若即若离。拜登政府想通过G7结成对抗中国的“统一战线”，但马克龙在最近的G7峰会结束之后，在英国康沃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七国集团不是敌对中国的“俱乐部”。

 

第六，中国有了破解美国新的冷战之策。这些年来，中国在战略转折关头，总是能保持战略定力，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那就是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基础上，坚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积极运筹大国关系，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奉行多边主义，为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这不仅使中国处于有利的道德高地，也使其他国家的利益得到了现实关照。面对世界大变局，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面对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为“头号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中国从过去主要寻求减少麻烦、发展合作的战略转向在公平公正基础上与美国展开良性竞争。一方面，对美国的无理取闹和流氓化行为给以坚决反击。通过外交战、法理战、舆论战，反制美国在经贸、科技、安全等领域霸凌行径。另一方面，呼吁美国“拨乱反正、重回正轨”，“停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抹黑诋毁，停止纵容甚至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错误言行，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国内部事务上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同时，努力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本着善意和诚意发展中美关系。希望两国都要相向而行，加强合作，管控分，继续推动同谋求与美国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2020年7月，王毅外长在向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发表致辞时，就推动中美关系走出困境、重回正轨提出三条建议：一是激活和开放所有对话渠道；二是梳理和商定交往的清单，形成双方合作、对话与管控三份清单；三是聚焦和展开抗疫合作。王毅外交部长还说：中方不会让冷战的阴谋得逞。我们坚决反对人为制造所谓“新冷战”，因为这完全违背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背离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当年的苏联，我们更无意去做第二个美国。中国从不输出意识形态，也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持之以恒做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王毅外长的话清楚地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战略智慧的民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一个具有深邃的战略力和极强的领导力的政党和政府。我们有信心破解美国的新的冷战战略。历史上，美国对付主要战略对手是有一套的。可以说，通过热战，击败了德国；通过冷战，搞垮了苏联；通过金融战，制服了欧日。如今，美国正在发动新的冷战想整死中国，我认为只能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因为中国既拥有类似苏联那样的国土规模和军事实力，又拥有远远超过日本那样的强大经济实力，还具备欧盟那样完整的文化价值体系。同时，中国这个主要战略对手同美国又有密不可分的各种利害关系和利益捆绑，并坚持奉行对美建设性合作方针。美国用什么招都没有用。美国在既有的战略工具箱里找不到现成的工具。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一定要像对付苏联那样对华搞全面遏制的新冷战，无疑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得不偿失。

 

中美关系无疑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国际关系，也是当今世界大变局中最重要的一个变量。《战略竞争法案》已经打开了中美新的冷战大门。未来相当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总体趋下行态势，也许有时会有腥风血雨。我们要有最坏的打算和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过，我们也不要对中美关系全看死，历史上所有秩序转型并非全是对抗和战争，大国关系也是可以塑造的，何况中国和美国都在变化之中，也许美国国会拉下的不是“铁幕”而是“竹幕”。

 

2021.5.30

 

作者：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