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大力发展公有企业”等价

点击：作者：王今朝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1-06-10 07: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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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内卷”“躺平”两词突然成为大众热门话语。它既反映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不稳定、不安定因素，又反映了人民大众在党的领导下的再次觉醒。“内卷”一词说明，中国存在大量的无效劳动，哪怕是在科技领域和教育领域。“躺平”一词说明，许多群众特别是年轻人，即使辛苦劳动，也一时看不到生活显著改善的希望。微观上看，“内卷”“躺平”与所有社会都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些领导好大喜功、御龙无术，信奉西化式、指标式管理模式，没有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去解决问题，对群众的心理感受或者不闻不问，或者听而不闻，“凉拌”。宏观上看，今天中国的“内卷”“躺平”与中国改革开放后，对中国社会商品化、市场化的错误理解和过度发展有关。如果中国把市场化变成了资本化、私有化，广大人民群众能有多少机会得到资本呢？有多少机会得到私人的生产资料呢？几乎没有。没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没有获得巨额银行贷款的机会，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党政军干部，则根本没有机会如同某些少数人那样把一个亿作为小目标，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就连基本的住房、教育、医疗、就业、保障、结婚、生子需求，可能都难以得到满足。而当中国的生产资料、贷款机会被少数人垄断后，“内卷”“躺平”就必然出现了，就必然恶化了。这就反映出，党需要把反四风工作推向深入；同时也反映出，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西方的理论实质，进一步了解中国国情，在党的领导下推动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经济政策的优化和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我们经授权修订发布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今朝几年前写的这篇学术文章，以飨读者。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大力发展公有企业”等价

【摘要】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提出的“市场决定论”可能是针对中国较为普遍的腐败问题，他们所提的“市场决定”无疑应该是合理市场决定，而不是不合理市场决定。但其实，政府还是市场的二元对立是西方的一种人为预设，关键的区分不是政府还是市场，而是资产阶级政府还是无产阶级政府，是合理市场还是不合理市场。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无论如何演变，都不可能是合理市场，中国市场的演化如果趋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就不能真正实现合理市场决定。决定资源配置的最根本因素还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只有以公有企业形式来实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保证资源配置的优化性。在社会主义中国，政府和市场应该是高度统一的。

一、引言和文献回顾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毫无疑问，中央这里有一个潜台词，即这里的市场一定是合理市场。这次全会召开（2013年11月9-12日）前后，截至2015年4月29日，“中国知网”所收录的题名包括“市场决定”的论文有181篇，其中88篇是2013年后发表，75篇是2014年后发表。而题名包含“政府作用”的论文有925篇，其中149、95篇分别是2013年、2014年后发表。如果我们把文章发表看作是一种投票机制，很显然，政府作用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然而，“市场决定”还是吸引了一些学者的注意。仅从题名所包含的市场决定价格、决定工资、汇率、国债利率、工农业产品比价、保证金、质量、效益、产业、生产、品牌、需求、股票发行权、标准、民企进退、战略、方向、命运、胜负、生存（权）、未来，甚至决定一切来看，似乎有耸人听闻之嫌。中央所提出的“市场决定”是有条件的，也是带有极强的问题针对性的。如果说前期研究还有探索性，那么，作为对中央提出命题后的论证，就应该仔细学习、体会中央意图，不能把自己的一孔之见用带有全局指导性的词语、陈述表达出来，否则，只会引起混乱；更不能孤立理解中央的个别词句，把它做不适当的延伸，从而来绑架中央（这是民主集中制的一个应有之义）。比如，很显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决定”不是否定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也不是如高尚全（2014）所主张的在中国经济中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减少政府干预的主张在当前中国经济所有制格局和宏观经济运行格局下，是极为有害的，甚至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因为如果政府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对经济的干预甚至直接参与（通过国有企业）是必不可少，而且高效率高效益【参见龙斧、王今朝（2011）：关于政府功能定位、行为特征和效率效益的分析】。高尚全（2014）主张在中国经济中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如果这个主张正确，那岂不是认为党和政府与人民利益对立甚至根本对立吗？而在政府退出以后，由谁来填充这种权力的真空呢？是不是由资本家呢？而资本家占领了一定的权力阵地之后，是否会夺取新的阵地呢？那政府是否再一次、又一次退让呢？我们可以推测，即使真的高尚全不在了，高尚全第二、第三还是会出来。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当仁不让”，很显然，高先生根本不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个精髓，不懂得私人资本见利忘义的属性。

苏宁（2007）以“市场决定一切”为题名，但他所说的市场决定是有具体对象和具体条件的，那就是对于“自主研制飞机”这个对象而言，“目前国家的经济实力，还是国人的技术能力和敬业精神”没有什么问题的条件下，由于“商业化运作的经验和能力是目前中国航空工业最欠缺的”，有没有市场（即中国生产的飞机能否卖出去）决定了中国将制造出的飞机是否“具有与波音、空客飞机一争高下的实力”，而对于苏宁及其所领导的飞机制造企业而言，这确实就是一切。可以说，苏宁（2007）的“市场决定一切”论是特殊条件下的科学结论。但是，这种结论不一定能够应用到其他地方。而他能提出这种结论，说明他做出了深入的调查。

布特勒（2012）的“让市场决定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命运”中的“市场决定”则与苏宁（2007）的“市场决定”含义不同。布特勒（2012）的“市场决定”所针对的是“那些真正密谋操纵案的人——处心积虑的银行大佬、知情不报的政府官员、睁只眼闭只眼的监管机构，甚至可能有暗中授意的政界要人。”他认为，只有“控诉这些幕后黑手，绳之以法，让他们接受罚款或监禁，让别人见识操纵的恶果”，Libor才能恢复正常，不受干扰，才是真正的市场决定。在布特勒（2012）看来，这些幕后黑手操纵Libor，是因为西方“政府与政客太想制造漂亮的经济形势，他们把利率压低，过度放贷；他们让印钞机全速运转，广散钞票。他们想了那么多办法，只为制造出太平盛世的假象。然而，我们相信了他们。在他们的诱导下，在繁荣的假象里，从房主到借款人，从消费者到银行家，都做了太多的傻事。接下来，为了挽救傻事，维系假象，大家开始一起想办法。操纵Libor，只不过是办法之一。”这样看来，布特勒（2012）并不是反对政府干预（否则，怎么控诉、绳法、示众），而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府干预。

基于以上，也就不难理解卫兴华（2014）、丁冰（2012）所主张的“市场决定”的意图和初衷了。卫老、丁老和苏先生所说的“决定”乃是表达一个突破瓶颈之意。比如，卫兴华（2014）认为，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规律，是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美，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考虑到中国官员腐败的程度，“政府干预过多”实际上应该是指腐败官员通过干预收取贿赂，而“监管不到位”实际上应该是指政府对于这样的行为监管不力。而丁老的观点实际上是针对一些不负责任的学者和官员消灭国有企业的思维和行为而提出的。

基于以上，也就不难理解对于那种泛市场决定的理论和学术质疑了。比如，万存知（2014）提出，市场决定命题涉及到诸多未知数。鲁品越（2014）以“政府建构市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题名。仅从这个题名看，市场即使配置资源，也只不过是政府的手段、影子而已。洪银兴（2014）则指出，确认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只是明确改革的新方向，绝不意味着一放开市场作用就能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而且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能放大到不要政府作用，也不能放大到市场决定公共资源的配置。这样，就不能说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了。而且，他还认为，政府有规范市场秩序和培育市场主体两大责任。这样一来，洪银兴（2014）就与鲁品越（2014）的观点一致了。然而，诸多学者没有谈到的是，政府培育出来的市场生产主体到底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企业（哪怕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还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而如果“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还蕴含“通过自身的改革退出市场作用的领域”，那退出后的真空由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企业（哪怕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已经由无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文献所否定，无庸赘述）还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来填充（王今朝、龙斧，2011），还是由二者的资本在一个企业内的混合来填充？鲁品越（2014）赞成这种资本混合的方法，而龙斧、王今朝（2014、2015）已经加以否定。

其实，我们如果追溯文献，了解到代昌柏、晓贷（1989）强有力地否定了市场对生产的决定性作用的命题，就可以否定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命题了。因为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资源配置之一，既然市场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或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那市场就不能决定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了，也就不能决定一般的资源配置了。实际上，即使对企业和企业之间和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资源配置，市场只是实现资源配置的一种场所而已，决定资源配置的依然分别是企业的相对力量和企业与消费者的相对力量。而这些相对力量本身又取决于许多重要因素，包括历史、文化、制度、政府等诸多变量。

有趣的是，西方七国政府也在提“市场决定”。比如，它们对中国提出让市场决定汇率。【1】然而，它们的“市场决定”与布特勒（2012）的“让市场决定”正好相反，它只是让垄断资本赚钱（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修辞性说法。【2】这种修辞性的目的就在于，通过七国集团等方式，甜言蜜语地、道貌岸然地向中国输出一种理论，迫使中国政府放弃对汇率的控制权，从而为国外垄断私人资本通过汇率在中国市场上获取巨额利润创造舆论和政策条件。这样一来，西方政府所提出的市场决定汇率，实际上就是西方政府通过集体行动让中国政府让步从而让其所代表的垄断资本获利罢了。西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汇率的政府决定论，而不是市场决定论。这与鲁品越（2014）所揭示的关系就一致起来了。所以，西方的市场决定论是一种霸权主义的骗人伎俩。

基于以上，可以看出，“市场决定”一词可能引起很多的混乱。而特别是，如果人们移植了一种对于“决定”的根本性、全局性的理解（比如，参见龙斧、王今朝（2011）《社会和谐决定论》对“决定”的用法，它是对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和谐决定规律的一种总结），则“市场决定”的表述会容易引起人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必要干预，引起对隐藏着私人资本这股具有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力量的所谓市场力量的过度信任。因此，即使提出市场决定论能够产生抑制、消除腐败的效果，也可能会被人利用在中国继续推行私有化，因为私有化的主张者和实践者会认为，这是市场决定，而一些不明就里的年轻人和群众会同意他们的观点。【3】从中国提出混合所有制之后所引起的巨大理论混乱可见一斑。【4】为了校正这种偏差，为了防止对“市场决定”的理解走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意图的反面，为了防止背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意图，鉴于新古典在中国的强大影响，本文对“市场决定”与“不决定”和到底什么“决定”资源配置做出正式的阐述。

二、什么是资源配置

中国今天炙手可热的词汇资源配置实际上来自新古典经济学话语。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是这样定义的：假设在一个经济中有F个企业，H个家庭，G种商品（或产品），每种商品（或产品）都有一个市场价格。由于同一种产品的不同型号的价格通常不同，我们把不同型号的产品看成是不同的产品。于是，一个企业可以生产多种产品。一个家庭也可以消费多种产品。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指的是这样一组商品价格和在这组价格体系下的消费以及这组价格体系下的投入组合。

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个定义当然不是全部的资源配置。比如，资源在不同区域内的配置就没有被这种理论所考虑。这个重要问题要到经济地理学或新经济地理学里去找部分答案。再如，公共产品没有市场价格，其供给和需求也没有被这种理论所考虑，对此问题要到公共经济学里去找部分答案。还如，产业组织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方面，对它要到产业经济学里去找部分答案。其它如国际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都有重要的资源配置问题没有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的概念之中。这本身即已经表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是某种特定的（特别是资本家吃肉，就业工人喝汤的）资源配置，而不是指所有的资源配置。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和教材往往不强调这一点，就是误导那些无知的人们误以为他们所说的资源配置就是指所有的资源配置。

人们感觉到，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会遇到价格（体系）和这个价格（体系）所对应的产量和需求量，这无疑是正确的感觉，无论是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会遇到。但新古典经济学把这种感觉形而上学地抽象为由供求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价格体系就错误了。阿罗和德布鲁的一般均衡定理所表明的是，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神话世界里（如没有垄断、没有外部性、没有公共物品、没有不对称信息、没有交易成本、没有规模报酬递增、没有不确定性，以及偏好的连续性、严格凸性、严格单调性），才能存在一组让所有市场同时均衡的价格。所以，对阿罗和德布鲁的一般均衡定理的正确理解是，不可能存在让市场同时均衡的价格体系。也就是说，总是会存在某些市场处于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的状态。但这样一来，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被打破了。于是，那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不惜违背科学的实事求是原则，把阿罗和德布鲁的一般均衡定理宣称为参照系。而实际上，这种参照系比求剑刻舟还要荒唐。以完全竞争假设为例，如果我们用时间来衡量它与现实的距离，那么，100多年前，西方经济已经不再是完全竞争的经济（但并不排除经济竞争的存在）。经过列宁关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科学论证，100多年后的今天，其与现实的距离可想而知了。这种距离足以我们找到一个不同于市场机制的但更具现实性和可靠性的参照系。

由于有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不对称信息、交易成本、规模报酬递增、不确定性，以及偏好的不连续性、非凸性、非单调性等的作用，因此，任何实际的市场价格都不能被视为最优，而只能被视为具有实然性。那么，这种实然价格具有怎样的经济性质（比如是否平等、公平）呢？新古典经济学通过把它排除在经济学的考虑之外，在表面上对此不置一词。他们之所以不置一词，既可能是基于他们所处的阶级的一种非正式规则，也可能是受到了西方政府的强制，担负着秘密警察的职责。【5】然而，这种实然价格的经济性质决定了它是否能够存续下去，就像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性质决定了它是否能够存续下去一样。

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公正的西方学者看来，即使不考虑其它西方经济学科所考虑的对象，上述资源配置概念也是无足轻重的。比如，Leibenstein（1966）认为新古典的资源配置效率概念具有琐碎性（trivial），进而认为资源配置应该研究X-无效率，即企业的实际效率与理论上可达效率之间的差异。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新古典经济学的上述概念存在严重的数据冗余（今天大数据的前身），【6】而且它是用冗余数据来掩盖资源配置概念的无足轻重性。这是因为，对于社会最广大人群的工人阶级来说，其实际工资才真正决定了他们能够达到的效用水平。其实，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后来所提出的间接效用函数的内涵。这个函数表明，按照新古典的理论，工人阶级的效用水平取决于实际工资。

由于所有工人的阶级地位类似，工资水平相差不大，因此，如果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同质人（他们购买完全相同的商品）的假设，所有工人的效用水平差不多。而只有资本家阶级，由于其取得的收入是利润，而且统计地看，利润远远大于工资，因此，如果我们采用新古典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资本家和工人具有共同抽象人性假设（即理性人假设），我们也能得出结论：单个资本家的效用水平远远高于单个工人的效用水平。有新古典学者认为，不同人之间的效用是不可比较的。而实际上，由于他们的效用差别是如此之大，其效用一定要被认为是可以比较的，否则，就是自欺欺人。这可以用西方一位新古典学者提出的“妒忌”概念来证明。【7】即假如如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不同个体之间的效用不可比较，那我们只要问一问是资本家妒忌工人，还是工人妒嫉资本家，就可以说明他们之间由于收入的差别所导致的福利的差别了。这样看来，我们就用新古典的方法证明了，重要的资源配置并不是如新古典所说的那样，而正是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利润和工资的比率才是最重要的资源配置。如果我们非要抽象地来定义资源配置的话，那只有利润和工资的比率这一简单变量才有资格。这样看来，新古典经济学的错误并不是在于它过于抽象，而是它错误地运用了抽象方法。它之所以错误的运用抽象，并不是由于智力的低下，而是其阶级性质使然。【8】——这样来看，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根本分裂了。一派新古典经济学者实际上通向了马克思主义，而一些中国人所理解的新古典经济学则僵尸般地固守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资本家赚大钱天经地义。毫无疑问，中国应该大力铲除这种意识形态。这样做，定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三、区分合理的市场和不合理的市场与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流行一种政府和市场的两分法，并受到其重大影响，至今虽然已经开始摆脱（如反垄断），但还尚未完全摆脱。一旦你分析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问题，就有人质问：你是否反市场？但政府和市场的二元对立是错误的。问题不是区分政府和市场，而是要区分合理市场和不合理市场，区分资产阶级的政府和无产阶级的政府。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代表人民，人民从事生产和消费，而生产者和消费者构成市场，因此，从深层来看，政府和市场只是一个国家的人民为了从事生产和消费所演化出的两个具体制度安排而已，它们在给定的制度中既互相补充，又在不同的制度下互相替代。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代表资本家，资本家雇佣劳动从事生产，而资本家和劳动力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构成市场，政府和市场也不可分。所以，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是有共性的。但这样一来，看似普适的政府和市场的两分法就没有多大价值了，因为它和今天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对立不对称。而到底是要资产阶级的政府还是要无产阶级的政府才是中国问题的关键。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限制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私人企业的作用，通过国有企业直接参与生产，因而必然替代甚至取消、取缔了一些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谓市场，从而实现了市场与政府的统一。当然，这种统一性是建立在政府及其管理、经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的。只要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就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性，就可以统一政府的责任和企业的责任。这是政府直接地参与市场，而不是简单地政府干预市场。只要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是反映实际经济的需要的，那就不能说“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其生产规模与结构的安排，不再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而是由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市场信号决定”。中国军事、航天工业一直没有与消费品工业一样的市场信号。今天，政府依然可以、必须用指令性计划来实现大飞机、汽车、芯片、软件的发展，否则，中国就无法与他国在这些领域竞争，就必然长期处于世界价值链的低端。我想，这是我国70多年发展得出的一个宝贵经验。而且，在处理市场的问题上，我国在一开始就做对了。

经过多年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私有制成分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的命题已经不再如当年那样合理，毕竟，在市场上，中国已经多年内需不足；毕竟，两极分化已经产生；毕竟，环境污染已经非常严重；毕竟，私人所有制所生产的GDP的比重占据70%以上，劳动力占据80%以上。如果中国想要解决这些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所必然产生、必然加重的问题，那只有采取新建和扩展已有公有企业的办法。因此，不是国家减少干预，而是应该国家加强干预、改善干预。这样看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经济理论上应该而且必须强调政府和市场的统一性，而不能强调市场决定。不仅在生产上是这样，在消费上也是如此。比如，八项规定直接管制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在此基础上，也不是简单的“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

反过来，如果中国既是“多种所有制并存”，而且私人所有制所生产的GDP的比重占据70%以上，劳动力占据80%以上，又强调市场决定，那中国的政府还能保证是为人民服务吗？还能保证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吗？这样看来，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强调“市场决定”，难免成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基础，其本身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虽然不是腐败，但它将会摧毁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这样看来，反腐败不能成为简单提“市场决定”的理由，因为它会产生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结果。

实际上，西方国家也不是简单的市场决定。在西方，企业行会、协会也具有政府的作用，甚至企业家们之间的联合也具有政府的作用。西方正是用这种非政府组织来实现政府的功能，因此，它们主张小政府。西方正是由于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加上它又实行所谓的普选制，政府的作用就有限了。政府领导人就得罪不起金主了。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经济落后国家建成，这些非政府组织发展还很不成熟，一些借助西方力量发展起来的非政府组织还带有颠覆现有政府的使命。西方国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鼓励在中国发展各种非政府组织。中国怎么能在理论上上西方政府和学界之当呢？怎么能简单地市场决定呢？市场不是老大，企业家也不是老大。即使西方国家政府联合地提出“市场决定论”，也不应简单相信。

考察古今中外的各种市场和各种危机，就会发现，有必要作出如下的概念区分：市场的合理成分或合理市场和市场的实际成分或实际市场。有了这样的概念区分，“市场决定论”就应该更为具体，具体化为合理市场决定论，而不是实际市场决定论，更不是不合理市场决定论。很显然，当市场处于腐败官员作用之下时，这个市场就有不合理性成分了。当餐饮业充斥着公款消费的时候，这个市场也有不合理成分了。西方的垄断理论也认为，在垄断作用之下，市场就有不合理成分了。一个社会不能由这些不合理的市场来决定。

我们所区分的合理市场和不合理市场这两个不同的事物，可以用来取代政府和市场的两分法。首先，我们的这个区分遵循了分类学上的完备性原理，即为了展开科学的研究，要对事物进行完全的分类，而政府和市场的两分法很显然不是完全分类，如上所述，社会中存在的行会、协会等组织未在这种分类法中加以考虑。

其次，尽管我们的这个分法还有不完善之处，比如，我们的这个分类法也涉及到合理市场、实际市场如何定义和细分的问题。但是，对于本文目的，已经足够了。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使用这两个概念。政府和企业的两分法同样有不完善之处。比如，政府实际上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但这在政府和市场的两分法中并不涉及。这不妨碍西方人在涉及具体问题时，再进入不同的分支领域。当卫老把“价格不由政府决定，而是在价值基础上由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决定”作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所涉及三个方面“决定”事项之一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在谈合理市场决定了。因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建立了社会需要的概念基础上的。也是根据合理市场决定，中国国有企业并不一定退出所谓竞争领域。我们认为，这正是丁老所表达的实际思想。

第三，一旦引入合理市场的概念，则建设和发展国防军事工业，无论投资新工程，还是已有企业的生产规模与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开创和发展航天工程事业，以及搞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工业基地等，公益性文化，如图书馆、博物馆乃至义务教育和一切公办教育事业等，都可以说交由合理市场决定，而所谓完全竞争行业，如房地产业，也可以交由合理市场决定。在这种决定中，国有企业可以去经营，政府也可以去管理，只要它们真正响应人民群众的心声，遵循真正的客观规律（比如价值规律、管理学规律、鞍钢宪法等）就行了。这样，就没有必要在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个普适命题之后，再附加一些特殊规定了。

四、结论：合理市场决定论与大力发展公有企业等价

（一）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市场不可能是合理市场

在当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者收入大概占到GDP的3/4。因为收入低，所以工人花费完他所有的收入价值。而资本家得到利润，并不花费完他的所有利润价值。这正是古典经济学的假设。

由于资本家的数量远远少于工人的数量，每个资本家所得到的收入也远远大于工人的收入，由此产生的供求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这就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私有制下的市场不可能是合理市场。因此，市场对于资本主义的合理存在是不充分的。这也验证了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马克思关于利润与工资比例才是最重要的资源配置的观点。

如果允许资本存在，那么，资本家没有消费掉的收入必须足额转化为资本，才能保证价值创造全部实现。但是，资本家只有在对未来的利润具有乐观预期时，才会进行投资。所以，尽管上述模型也能允许资本家的过度乐观，进而过度投资、过度繁荣，但是资本家终会发现，利润机会非常难得，因而变得悲观起来。而所有这些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私人利润超过工资越多，市场的不合理性充分就越大。当利润与工资相等时，市场的不合理性最小，等于0。【9】当利润总是等于工资时，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可以解释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的一个重要机理。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模型假设超额利润恒等于0，完全竞争的企业只得到正常利润，并认为这就是最完美的市场经济。而我们这里的分析表明，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这个正常利润与工资的比例。它所得出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最完美的市场经济的结论因而是不可靠的。这大概也是马歇尔不敢分析一般均衡问题的一个原因。【10】

当然，我们可以稳定地得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是一个合理市场经济的结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预测西方危机何时发生。其实，从专业角度看，预测危机如果是一种专业行为，也只能是用概率去表达，否则，必然带有巫师性质。而设计机制来防范危机才是重要的。因此，马克思从来没有预测危机，而是把消除危机视为己任。也正因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使得他的理论价值比那些经济预测理论要大得多。

（二）让合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要发展公有企业

针对上述的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市场，只有通过市场合理化，才能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而对此，中国1949-1976时期的八级工制度已经做出光辉的实践。这八级工制度是承认差异，承认不同复杂劳动的一种制度。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采取类似八级工制度的制度才能真正实现按劳分配，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的充分就业。而且，在科学安排自己的合理需求的条件下，这八级工制度为中国不过度浪费资源、不过度消费提供了最基本的生产关系上的保障。而至于在这种制度下，中国的工人农民能否创造出西方人所创造出来的产品，那是不言而喻的。

很明显，实现上述制度安排的最正当（the most justified）组织形式乃是公有制企业。只有在公有制企业里，产出才能得到平等的、公平的、合理的、科学的分配。实际上，公有制企业不仅最正当，还是最经济的价值创造主体组织。由于它消除了少数人凭借资本所有权获得剩余的索取权，公有制企业的成本相对其它组织方式（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是最低的，因而所产生的社会剩余（可能表现为利润）是最大的。因此，如果其他情况一样，为了得到同样数量、质量的产出，相对于其他所有形式的企业，公有制企业交易成本最低。【1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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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西方七国集团发表声明坚持汇率由市场决定》，《时代金融》，2013年第7期。

【2】参见A. Klamer, D.N. McCloskey, R. M. Solow, The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hetor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苏联解体表明，群众是可以被操纵选择根本损害自己利益的行为。群众也可能不清楚自己的根本利益。

【4】关于混合所有制的种种问题，参阅龙斧、王今朝（2014ab）。

【5】比如，美国政府早在1951年就制定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条饬令，参见“Ten Commandments”on 2001.7.16----8.15 Hong Kong“Wide Angle Magazine”Monthly。

【6】比如，变量体系中共有个变量。假设中国有1万种产品生产，有2亿家庭，变量体系中的变量就有2万亿个。对于公式也可以做这样的分析。

【7】H. Varian, “Equity, envy, and effcienc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9, pp. 63–91, 1974.

【8】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学派实际上也不是铁板一块。但是，许多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宣扬的理论让人们认为，那就是新古典学派共同承认的观点了。这是错误的。从方法论上看，既然新古典学者有的是时间，有的是资源，而他们的逻辑链条又比较短，因此，他们之间提出互相矛盾的理论观点、概念是必然的。

【9】值得指出，本文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框架里考虑问题。从其他学科角度可能会补充新的变量进来，从而让理论分析变得更加丰富。

【10】在新古典学者中，马歇尔是个性格复杂、充满矛盾又带有伪善性的人。特别参见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7页。

【11】今天，中国有不少人把仅存的国有企业问题归结为垄断，并试图衡量其数量关系。然而，这种观点不仅缺乏逻辑的严谨性，而且缺乏基本的定性分析能力。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甚至根据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如J. Robinson的垄断竞争理论或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无论是对资本主义还是对社会主义，资本积累、集中都是最基本的一个宏观经济规律，与行业、产业、区域无关。鉴此，垄断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基本趋势。因此，基于垄断来攻击国有企业是错误的，衡量垄断对各种其他变量的影响也是不必要的。因为从两分法来看，如果不是国有企业垄断，就是私有企业垄断（这里，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国有企业即使存在问题，也比私有企业导致的问题（如利润率下降趋势导致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要小得多，容易解决得多。欧洲急急忙忙、心急火燎地从1948年开始就要建立欧洲联盟，煤钢联营、共同市场、原子能联营、关税联盟、欧洲议会、欧洲共同体、欧洲货币。而中国一些人却要反垄断，岂不是咄咄怪事，岂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反动。

【12】比如，欧洲、美国今天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80%乃至70%，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从60年代的10%（日本）、5%（欧洲）、4.5%（美国）分别下降到2010年2%、0%、1%。

【13】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历史进程如何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对于美国，如果没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没有奴隶贸易、奴隶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其战后的地位。如果它不受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支配，那它就不需要这样做。而1960年代欧洲的发展得益于妇女和移民（大多生活在贫民区）的低工资、差异性工作条件，妇女还要忍受其他压迫（如流产、性侵犯）。又比如，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要英国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基础，对疾病、意外、失业、养老等大风险、大需要实行社会保障，让人们对明天的忧虑逐渐消失，让人们放心今天去消费（阿尔德伯特等，2000，第578页），从而延缓了利润率的降低。还比如，正是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欧美的竞争力才较强，从而其平均利润率才较高。资本主义在耗尽那些维持其平均利润率的因素。

【本文写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2BJL009）的支持。龙斧为本文通讯作者。】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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