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行业的“996工作制”（早9点到晚9:00 ，每周6天）已招致程序员们的普遍反感。一些天才的程序员，想出了一个柔性抗争的手段：在GitHub网站上建立普惠性的开源项目996.icu，但是规定采取“996工作制”的公司不能使用本开源项目。996.icu的巧妙之处在于，使得采取“996工作制”的公司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其他公司可以从开源项目中获取捷径、降低研发成本。

996.icu开源项目引起社会关注后，马云在阿里内部交流活动上谈及此事，声称“能做996是种巨大的福气，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机会”，继之以“与其让自己痛苦，不如你的996做得更舒服一点”之类的鸡汤。显然，马云认为“996工作制”在阿里集团的存在合情合理，甚至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此言一出，如火上浇油，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某些国内企业高管对“996工作制”的支持，充分展现了当前社会环境下，私人资本的极度傲慢。在他们看来，程序员就应该是任劳任怨的牲口——我不是都给你开“高薪”了吗？你为啥还不把命交给我呢？他们的所谓表态，其实是在暗示人们：程序员的的工作就是以加班为常态的，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一派胡言，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美国的程序员是什么工作状态，我还是有些发言权的。我的朋友中，在硅谷TMT企业工作的不下十几位，遍布苹果、脸书、谷歌、LinkedIn等著名大企业。这些企业为程序员提供的工作环境，虽然谈不上尽善尽美，但是比起国内企业来，真是好到不知道哪里去了：上下班不用打卡，若有家事可以申请在家工作，有些工作餐是免费的。更重要的是，硅谷的TMT企业并不推崇加班文化，也就是说，并不把加班看作“对企业忠诚和奉献的表现”。所以，硅谷的程序员还能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虽然有时会有加班，但并非常态；他们周末也有休闲活动，还能去运动、遛娃。

尽管硅谷是全球科技研发的热土，还真没有哪个公司敢明目张胆地鼓吹“996工作制”——硅谷公司普遍重视人才，抢人才大战每天都在上演。不人道的工作环境肯定会把人才逼走，找下家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当然，也没有必要刻意美化美国。美国有没有加班严重的工作岗位呢？其实也有很多，因为美国实行的是“打了折的8小时工作制”。

8小时工作制是历史上无产阶级斗争的成果，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恩赐。1886年5月1日，美国各大城市举行了约3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争取在美国实行在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劳工权益理念，其中以芝加哥声势最盛。“五一劳动节”正是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直到1938年罗斯福执政时期，美国国会才通过将劳动时间限定在每周44小时的《公平劳动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FLSA），后于1940年修改为每周40小时。也就是说，为了确立8小时工作制，美国无产阶级持续斗争了半个多世纪。

为什么说美国的8小时工作制“打了折”呢？是因为现行版本的FLSA并未提供对所有劳动者的保护。现实中，“每周工作40小时、平均每天8小时”的劳动时间限制，主要适用于规模不断萎缩的传统产业工人，服务业的基层职位（例如航空公司驻机场的客服人员），以及劳务派遣的临时工。这些受到8小时工作制保护的工作职位，叫做非例外职位（Non-exempt position），但基本上都是最基层的工作。

在美国，收入稍高一些的工作职位，一般都被归为“例外职位”（Exempt position），并不受到8小时工作制的保护。管理性的工作（例如企业行政部门的小主管），监督性的工作（带几个助手的研发人员），专业性的工作（例如会计师、财务顾问），都被归为“例外职位”。“例外职位”都实行年薪制——只要你拿了这个薪水，就得干公司安排给你的这么多活；至于每天8小时还是12能把活干完，那是你自己的事。

“例外职位”的后门，导致美国许多职业的加班非常严重，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尤甚。所谓的“美国中产”，有许多也就是过着这样的辛苦生活。“例外职位”的年薪制是个大坑，因为没有对工作时间的具体限制，所以也就无从界定“加班”——这不就是掩耳盗铃吗？国内某些企业号称“学习美国管理经验”，不但没学来好东西，反而先把“年薪制”的糟粕思想学到手了，真是令人作呕。

“996工作制”反映出国内某些企业极危险的价值取向。毫不夸张地说，某些知名企业高管表态力挺“996工作制”，正是这些企业在发展理念上的大倒退——他们甚至不愿意接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发展中做出的改良，而宁愿倒退回最原始、最野蛮的资本主义。

原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非常野蛮：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采取的往往是简单粗暴增加劳动负担的手段，例如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等等。人在生理和心理上能够承担的劳动负担，客观上是有限的。无度增加劳动负担导致劳动者极度疲惫、生活质量下降，必然招致无产阶级的强烈反抗。前文提到的美国1886年5月大罢工，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产物。20世纪前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严重的阶级矛盾陷入社会动荡，最后俄国爆发了革命，意大利法西斯上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魏玛德国政局混乱，美国则不得不在大萧条中重塑社会秩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才进入了一段新的发展时期。

鉴于20世纪前期社会动荡的教训，加之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外部压力，二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深入调整。改良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剥削的隐蔽化：不再以增加劳动负担作为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主要方式，而致力于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一个工人操作数控机床，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合格零件能比操作老式铣床多出几十倍、上百倍。技术进步使得劳动者单位时间内的产值大为提高，即使给劳动者增加一些工资，企业获得的剩余价值仍大大增加了。但是，由于技术手段并未显著增加劳动负担，甚至还有可能减轻一些劳动负担，劳动者对工作环境便没有太多的怨言。让劳动者不知不觉间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正是剥削隐蔽化的意义所在，也是二战后西方国家得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实现长期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

国内某些知名企业高管表态力挺“996工作制”，反映的价值取向是——他们甚至不屑于使剥削隐蔽化，宁肯倒退回最为原始和野蛮的资本主义，通过无度增加劳动负担的方法榨取更多剩余价值。更有甚者，还把这种做法当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公开标榜自己吃人肉更有效率，真是毫无廉耻。这些人能够代表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吗？

在2018年11月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总书记说到“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为安定人心拿出了最大限度的诚意。而今看来，真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都有资格成为“自己人”——某些人的价值观就是“私人资本大于天”，幻想着在自己的公司里“称帝”；他们无视国家白纸黑字的劳动法规，私下里搞一套独立王国、行使“治外法权”。这样的货色怎么可能成为民族复兴的决定性力量？按照他们这种不顾劳动人民死活的思路去瞎折腾，只怕中国还没成为头号强国，就因为社会矛盾大爆发、先从内部崩溃了。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程序员群体通过996.icu这个开源项目展开的抗争，虽然反映了国内互联网行业工作环境的恶劣，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劳动者权利意识的苏醒。现在的程序员绝大多数是“90后”，他们的努力正在重塑中国当代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996.icu可能正是一个开始。

在20世纪50-80年代，中国的城市无产阶级是拥有很高政治地位的群体——他们不光拥有当时较好的收入，还有较多向上发展的空间。这一时期，我党特意从无产阶级群体中培养出大量干部，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中，李瑞环同志从木匠做到全国政协主席；倪志福同志从钳工做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且是迄今唯一拥有发明专利的国家领导人。缘于党的长期政治教育和大力培养，这一时期的无产阶级具有很强的政治觉悟，也很清楚自己应该有哪些权利。若是跟他们谈“996工作制”，人家肯定上来就问：“你是想搞复辟吗？”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量老国企成为改革的对象，以老国企职工为主体的传统无产阶级逐渐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地位。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国企改制，传统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权利意识迅速瓦解。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迅速转移，又造就了数量巨大的新无产阶级群体。与前一时期的传统无产阶级群体相比，新无产阶级群体没有接受过多少政治教育，也缺乏强烈的权利意识。所以，站在私营企业主的立场上看，新无产阶级群体比传统无产阶级群体“更听话、更好用”，正好拉低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

于是，在此后的十几年间，恶劣的工作条件、超长的工作时间和高劳动强度的“血汗工厂”在中国大行其道。这一时期，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绝对弱势，劳动者权利出现了事实上的倒退。而资方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最乐于给员工灌一些“毒鸡汤”，诸如“你困难，老板比你还困难”，“你的机会都是老板给的”，“企业的灵魂是老板，价值都是老板创造的”，凡此种种，核心还不是鼓吹逆来顺受的人生哲学？直到2009年爆发“通钢事件”，2010年发生了深圳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被极度弱化的劳动者权利才逐渐重新受到社会的重视。

又是一代人的时间过去，现如今，年轻的“90后”程序员群体，面对企业不合理、无人性的管理制度，敢于喊出一声“凭什么？”——这本身就是历史的进步。程序员也是人、也有感情，也要谈恋爱、结婚、带孩子、孝敬父母。“996工作制”几乎完全剥夺了他们与家人相处的时间，甚至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健康状况，他们凭什么要接受？对于权利意识逐渐苏醒的当代无产阶级，“毒鸡汤”已经不管用了，各位“大佬”们还是自己留着慢用吧！你们愿意当工作狂、往地板上放闹钟，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请勿对他人进行无耻的道德绑架。

时下某些人鼓吹“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这说穿了就是尼采“英雄史观”的翻版，可笑至极。企业管理能力确实是一种重要的能力，有助于让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但是，没必要将企业管理能力神秘化、玄学化。企业管理能力不是什么超能力，而是正常人通过正常学习能够获得的正常能力。如若不然，“世界500强”的管培生制度和中国国企的干部培养计划岂不都没用？既然企业管理能力是一种正常能力，而不是超能力，国家只要提供良好环境、有序培养这类人才就是了。某些资本新贵无限拔高和神话“企业家精神”，是想让人以为，国家离了他们几个人就转不了——以此绑架社会、谋取更多话语权。

其实，中国最伟大的资源，是世界上数量最大的高素质劳动者群体。2017年，瑞银中国的报告指出：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升级”为 “工程师红利”。中国每年大学理工科的毕业生数量超过300万人，为美国的5倍。若没有高素质劳动者的社会基础，就算拥有充裕的资本和明星企业家，也根本不足以成事。海湾石油国家不缺资本吧？可是连起码的制造业基础都没有，封建王公们想买几个游艇，还得跑到西方国家去订制。特斯拉的马斯克算明星企业家吧？人家为什么选择在中国建厂造电动车，而不是选择人力成本更低的印度和孟加拉国，答案显而易见。

唯有充分尊重劳动者，让劳动者充分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国家才能维持持久的发展、拥有光明的未来。

（作者系资深生物制药专家、博士；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风闻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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