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脑瘫缺乏国家意志 甲午战争必然失败

点击：  作者：戴旭    来源：  发布时间:2015-05-11 14:58:49

 

 

　　有人看甲午战争多重军事进程，而笔者独关注《马关条约》的签订过程。这是甲午战争最后的决战，是唯一发生在日本本土上的战役——外交战。因为在笔者看来，军事是刀光剑影的交锋，外交是唇枪舌剑的交锋，军人和外交官真正的区别，只是在外表上是否配带武器，而胸中都应有家国天下百万雄兵。

 

 

　　（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马关春帆楼上，李鸿章（清廷全权大臣）与伊藤博文（日本首相）签订《马关条约》场景。）

 

　　直至所谓的甲午战争结束，中国依然有着战略决战的本钱

 

　　若问甲午战争在整个军事阶段都失败的情况下，最后的对日外交如何打赢？笔者认为，应以外交做新战场，抵近观察对方虚实，再定下一阶段国家战策。须知，直至所谓的甲午战争结束，中国依然有着战略决战的本钱，这就是大国的好处：战略转圜余地大。

 

　　李鸿章若有此心思，到日本就会发现，此时的日本虽然侥幸打赢了陆海五个阶段的小战役，但举国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根本无力再扩大至两国总决战，其攻击北京的叫嚣不过是虚张声势。

 

　　由于日本所提《马关条约》条款过于苛刻，当时朝野多主张拒和、迁都、再战。日本如果敢应战，从辽东、山东半岛到北京，还得从国内调多少兵？先是日本的财政根本就负担不起，再是日本陆军主要依靠骡马机动，能走多少路？沿途只靠民间武装即可让其疲惫之极，此时若再集中全国各地勤王之师，将日军包围、聚歼于东北与华北之间完全可能！

 

　　即使不然，北京以南、以西，尚有人民四万万，疆域上千万平方千米，何伤国体？继续打就是了！且看证据：1895年1月至2月间，清军先后五复海城。大平山争夺战中，毅军最高指挥官宋庆坐骑中炮，坠马摔伤仍坚持督战；总兵马玉崑身先士卒，三易战马，赤膊挥刀；当地民众自发反抗，让日军死伤惨重。日军在“吉野”“秋津洲”等6艘军舰掩护下，攻占高雄港，进犯台南。台南义士郑清带领700多人袭击，打死骑兵10余人。李翊安又指挥义军4000多人，同日军第四混成旅团的一个联队展开激战，毫不退让，英勇阵亡。有日军在家书中写道，自己遭遇了“日中开战以来未曾有的勇兵”。

 

　　若甲午所有陆战都如此打，日军岂能取胜？若甲午之后继续再战，日本岂有能够战胜中国之理?即使是40年后日军已经有了飞机、航母和坦克等最新机动攻击力量，也不过是前进到湖南西部而已！

 

　　历史本来是给了清朝最后的机会的：日本暴徒枪击李鸿章事件就为大清提供了一个机会。若李鸿章以此为由愤而回国，被置于世界舆论炉火之上的日本将手足无措，日军只能趴在中国的海边张望，岂有后来赔款、割地之失？

 

　　这也是日本方面因为这一枪一下子降低赔款一亿两，急于达成条约的原因。李鸿章的身份，既是内阁中堂，又是北洋海军统帅，出将入相还主管外交。他若能“从整个国家的利益着想”，是有这个可能的。

 

　　那为什么清政府不敢继续和日本打下去？

 

　　一是辽东自己的祖宗陵地已在敌手，怕遭羞辱，内心已恐。

 

　　甲午战争中，朝廷之所以将大批陆军调往辽东而不是守卫日军主攻的北洋水师总部，难以启齿的动机就在这里；

 

　　二是北京经营多年，有着无数的珍宝。

 

　　小物小件可以随带，颐和园、圆明园如何携带？上次被英法焚毁圆明园，已从心底重创了以慈禧为首的清廷统治集团，此时私心再动；

 

　　三是经历太平天国“誓杀清妖”，清廷对深入汉地心有余悸，迁都怕生不测。

 

　　还是心病！权衡再三，赔款割地，负担是全国人的；迁都再战，损失的却是朝廷自己的珍宝，甚至有可能是朝廷本身，于是同意接受强盗的勒索！

 

 

　　（清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又称“江南制造总局”，主要生产枪炮、弹药等军用品。）

 

　　握住中方腐败大员的把柄，成为日本最后战胜清国的一大战略手段

 

　　李鸿章为什么不极力阻止以扭转乾坤？此时的李鸿章，已是“颓废的统治阶层”之一员，怎么可能“从整个国家的利益着想”！他早知皇室不想再战，而他自己，由于有太多的利益与日本绑定，一是没有抗战日本的理由，二是没有决战日本的胆气——日本如果把李氏资敌以中饱私囊的劣迹抖搂出来怎么办？握住对方腐败大员的把柄，此时已成为日本战胜清国的一大战略手段！

 

　　甲午战争，事实上把清朝洋务运动的本质揭示得一览无遗：那不过就是官员们中饱私囊的一场贪污盛宴。在以往正统帝制时代，官员虽然也会贪腐，但整个官吏阶层尚没有全面贪腐的条件。

 

　　对外开放了，合资办工厂开公司了，钱从手里来来往往，于是，官员们都打起了自己发家致富的算盘，国家、人民，忠诚、道德，这些概念统统弃如敝履。官僚阶层是封建统治的支撑，支柱腐朽，国家必然坍塌。无外敌，则起内变；有外敌，则战必败。势所必然。这一点在李鸿章身上，又有标本的意义。

 

　　甲午黄海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

 

　　而日本“吉野”舰至海战结束时还剩余120毫米和150毫米炮弹1251发，各种机关炮弹6095发。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后续补充的弹药，或者与火炮口径不符，弃之无用；或者质量太差，弹身布满小孔，炮弹未出炮口即炸膛……而日本舰队的速射炮“所发炮弹相当于清舰队同一口径火炮的3～6倍”。

 

　　短缺的不止是炮弹。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时，日军“吉野”号的瞭望士兵很早就发现了远处海面的煤烟——北洋水师的军舰。而由于日舰使用的是无烟煤，北洋舰队很晚才发现日本舰队。

 

　　丰岛海战后，丁汝昌指出：后方矿局所运之煤“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气力，兼碍锅炉。虽在常时，以供兵轮且不堪用，况行军备战之时乎？”即使如此，北洋舰队的用煤依然十分紧张。在蒸汽机时代，煤炭就如今天的汽油一样是战略物资。

 

　　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李鸿章家族一直在和日本做大米和煤炭的生意，而出卖的正是北洋水师急需的战略物资！

 

　　甲午开战以后，有人参奏李鸿章用“米煤资敌”，建议停止向日本供货。而李鸿章认为“订货在失和之先”，为“以示信用”，3万吨煤炭和3千石大米照常运往日本。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北洋军需供应。他“偷盗抵换”，供给海军的炮弹量少质差，黄海海战舰队炮弹缺少就与他有关。

 

　　梁启超评论说：“枪或苦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廉明，谁能信之？”留美的洋务要员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时人风传“宰相合肥天下瘦”。

 

　　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向朝廷参奏李鸿章，揭露说：“倭来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倭谍被获，非明纵则私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

 

　　李鸿章父子后来居然还代表大清去和日本谈判，其不顾当时朝议和千秋骂名，上下其手，力排众议签下合约自在情理之中。事后李鸿章自嘲地说自己是清朝的“裱糊匠”，把亡国的责任推给体制，有些学者还为李鸿章翻案，说他不过是按照上面的意思办，是替罪羊。大贪官似乎都有着过人的表演技巧，可以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清白无辜。但在无法遮掩的事实面前，不过是一出滑稽剧。

 

　　战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在同日本的最初冲突中，无疑清国会败。日本军队的良好武器和训练将使之如此。但是，无论最初怎么失败，清国是完全不会放弃斗争的。对于清国来说，它不太关心数万人生命的丧失……它的政策将是以其单纯的数量抑制其敌人。”

 

　　同年7月24日，英国《时报》更刊发评论，认为一旦日清开战，“清国能够把即使是非常优秀的日本军队也难以对付的大量军队不断地送到朝鲜。事实上，清国在朝鲜和在自己的国家里一样。与之相反，日本将不得不在远离根据地的地点进行战争，而且将完全依赖于对海洋的支配”。

 

　　可惜，他们和当时大多数国家的观察家一样只看到了大清国庞大的外表，而没有窥视到它虚弱的内心。在一个官场黑暗、全民腐败的时代，李鸿章就是晚清统治阶层的缩影，他身上折射出的就是历代王朝颓废的死光。

 

 

　　（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中，“致远”舰激战5小时弹尽且受重创后，舰长邓世昌欲冲撞日舰“吉野”与之同归于尽，结果被鱼雷击中锅炉爆炸而沉没，全舰270余人中除16人获救生还外，其余全部遇难。）

 

　　《马关条约》并非孤案，它是历史上花钱买和平的“中国病”丑行之延续

 

　　和甲午战争不是孤案一样，晚清急于签订《马关条约》承认失败，也不是绝无仅有，而是中国历史上花钱买和平丑行之延续。

 

　　北宋神宗在西夏屡次寇边的情形下，不张挞伐却赐岁币试图安抚，当时边将说，“朝廷素事姑息，所以狡虏生心，敢尔狂悖，今若再赐岁币，是益令玩视，愈亵国威”。欧阳修形容当时的情状是，“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这种做法导致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这可以算作八百年前陆地上的甲午战争（公元1114甲午年）。

 

　　13世纪初，金国紧逼，南宋和战举棋不定，有个起居舍人叫真德秀，在分析了当时强敌环伺的国际形势后跟宋宁宗写了一段话，“夫用忠贤，修政事，屈群策，收众心者，自立之本。训兵戎，择将帅，缮城池，饬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积安边之金缯，饰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则用之女真，强敌更生，则施之强敌，此苟安之计也。陛下不以自立为规模，则国势日削，人心日偷，虽弱虏仅存，不能无外忧。盖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失当事变方兴之日，而示之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户内延敌也”。

 

　　此语与六百年后的晚清何其相似乃尔！

 

　　晚清“不以自立为规模，则国势日削，人心日偷”，“弱虏”终成“外忧”，而“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几乎是晚清70年内政外交政策的写照，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近50年，都是“积安边之金缯，饰行人之玉帛”，赔钱，赔钱！岂非“安危存亡，皆所自取”？

 

　　《马关条约》承认战败，割地赔款难道不是“示之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户内延敌也？”宋朝偏安心理生出“因循姑息”，接着又导致内外交困，在人口、兵员、财富和火炮技术都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竟然不堪一击，始败于辽，后败于金，终亡于元……晚清何尝不是如此？

 

　　力由心生。无战心便无斗志，何谈勇力。

 

　　1931年，日本关东军密谋“九一八事变”，对此早有觉察的张学良却电令其部下“此时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要求割地赔款，东北万劫不复，宜力避冲突，以公理相周旋”。此消息被日本外务省及关东军侦测掌握。其思维与晚清和李鸿章一脉相承，都是将本家族的私利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托词。

 

　　恩格斯说，“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到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

 

　　这句话反过来正可用作证明清朝已没有“生命力”。它外面对着日本这个敌人，内部还警惕着汉族这个敌人，可是又不得不用着以汉族为主的军队，这种矛盾状态，换了天兵天将也打不赢战争。清朝在这种内外夹击的心态和状态中，内外交困崩溃，实是必然。

 

　　战争爆发之前，清军主要的任务是监督地方。日本间谍荒尾精在1894年10月所写的《对清意见》称：“清在各省设置督抚。恐其背叛，割财政权予布政使、储粮权予粮储道、武器权予兵备道。为遏制各省联合叛乱，规定各营以防卫驻地为本职。接到调动谕旨亦可拒绝赴援。为此，中国根本无法举国一致共抗日本。”

 

　　即使已经沦为忠实家奴，汉人出身的李鸿章独掌海军，也是不被清廷完全信任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经费短缺、粮弹不济的问题，也解释了为什么北洋水师上下腐败，全不以国家为念、一触即溃的问题。

 

　　孟子说：“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你把军队仅仅当做给你皇家看家护院的雇佣家丁，他为什么要为你拼上性命？你买再好的武器给他，他也不愿意把命卖给你，你的江山跟他有啥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他不明白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更何谈军人血性和为国效命的心志？

 

　　在反思甲午战争的文章中，不乏关于装备的论述，多是说北洋水师多年未添一舰，没有速射炮等。这个理由即使成立，也只能为全部甲午战争中黄海一战的不分胜负做解释，可是，另外的四场陆地战役怎么解释？

 

　　牙山之战，日本随军记者山本忠辅这样写道：“牙山是其根据地，本以为要背水一战……岂料到牙山一看，他们竞丢下几十万发弹丸、六七百袋军粮逃跑了……呜呼，凭此等羸弱之兵还欲在弱肉强食之世界夸耀独立，妄想将朝鲜作为属邦与我国一争高下，实在是愚昧之极，令人忍俊不禁。”但是，牙山只是清军战略性溃逃的开始！

 

　　平壤战役，守城清军15000人，来攻日军12000人。清军储备有一个月粮食，日军只有两天的粮食。清军只需稍作坚守，日军便陷入困境。左宝贵亲穿黄马褂坐于城头，本已唤回军心，清军已在大同江岸及西南门击退东西两路日军进攻，形势大好，而叶志超却以超人的志气一心奔逃。

 

　　左宝贵刚一战死，叶志超就连夜出城，结果自投罗网，被日军伏击和自家人马践踏而死者近2000人，被俘500余人。清军“受伤之卒纵横偃卧求死不得，哀号之声惨不可闻”。

 

　　主帅叶志超跑出，过顺安、肃州、安州、义州等地也毫不停留。时“安州尚有马步八营，可将策应；且备险奥可固守”，叶志超仍一路狂奔，直至24日“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 8天之内狂奔250千米，平均每天溃逃31.25千米，这可是在山峦起伏、河流交错的朝鲜！近万清朝陆军精锐被扔在异国尽遭敌军屠戮。

 

　　《日清战争实记》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已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说的正是清朝陆军主将叶志超。

 

　　和叶志超并肩狂逃的还有一个淮军统领卫汝贵。甲午开战，清廷命卫率盛军十三营向朝鲜开拔支援前线。开拔前，卫把饷银24万两之三分之一汇往自己家中，其妻则写来一信说：“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已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日军捡得平壤之后在清理清军遗弃物品时，发现此信，将此作为败军亡国的反面教材警戒国人。

 

　　再看陆地决战的一个例子。同一部书这样记载：“大连湾陷则旅顺无援，旅顺落于我手，即可长驱直攻直隶。”日本看到这一点，清朝也看到了这一点。

 

　　旅顺口炮台防御工事从1881年开建，沿周边山势修筑海陆炮台数十座，配备的全是从德国购买的最新克虏伯后膛大炮，口径从80毫米到240毫米等，一应俱全。

 

　　1887年，“地险水深，山势回环”的大连湾炮台也开始修建。由60余座炮台要塞群构成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防御体系，因地势险要，火力强大，被称为东方直布罗陀。如果单从军事角度看，即使清军在所有的地方都战败，也应该在这里赢得一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该胜利的战役。但是，结果呢？

 

　　1894年10月，日军逼近金州之时，守将徐邦道认为金州一地关系旅顺安危，金州若失，旅顺难保，因此向大连湾守将赵怀业建议分兵阻击日军。

 

　　但赵一口回绝：“我奉中堂之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那赵是怎么守炮台的？11月，日军破金州之后转攻固若金汤的大连湾。清军大炮居高临下且可以360度旋转，能从任何方向打到日军。日军为此挑选了500名敢死队员，准备用身体挡住炮火。但当这些一心寻死的日军敢死队冲上山顶，竟发现空无一人！

 

　　记录表明，清军总共只打出2发炮弹！日军缴获崭新的火炮100多门、炮弹246万枚；德国新式步枪600多支、子弹3381万发——这些子弹足够把日本全国人口消灭80%！还有马匹、行帐、粮食以及没有启封的快炮等战利品，大连湾不仅没有成为清军的屏障，反而成了日军攻打旅顺的物资保障基地！原来还在金州战斗时，赵就把军粮、军服运到烟台，换成白银，带着家眷弃阵而逃！

 

　　诚然，甲午战争如左宝贵、邓世昌等战死疆场、气壮山河者有，但都是个例，清军整体缺乏一种英雄主义精神灌注其中。

 

　　八旗子弟作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入关不久就在皇族的荣华富贵中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在安享利益中丢掉了尚武精神乃至基本的作战技能，面对普通民众的反抗都敢一溃千里，更何况对阵的是已得西洋军事精髓的日军？

 

　　靠着政府信用和宗族乡亲关系组织、武装起来的“民兵”如淮军和湘军，只忠于地方领导者个人，本无国魂军魂，更无正规军的战术素养，对付流寇尚可一用，一旦面对使用世界最先进的兵器、用世界先进理论和兵制武装起来的外敌，则政治、军事短板尽显。这就是以淮军和湘军为主进行的甲午战争五战连败、陆海尽没的根本原因。

 

　　晚清在军事阶段失利之后的“心败”表现，之前就已经在清陆海军中展现无遗。军队是国家机器中最外层的部分，对于一个内伤深重病入膏肓而垂死的人，只埋怨他的四肢无力显然是没有说到点子上。

 

　　统治阶层的颓废，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不思进取，玩物丧志。透过现象看本质，凡是这种情形出现，基本上这时的政府就已经在腐败亡国的“周期律”中打转，内部火并（民变、起义）和外部入侵必将是接下来的节奏。

 

　　《马关条约》签行之后，中国的形象比“东亚病夫”还糟。日本举国充斥蔑视中国的情绪，这种恶意很快就被凝聚成吞噬中国的更大黑色力量。“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种子已经播下。

 

　　晚清的虚弱既已被日本窥破，一纸《马关条约》的让步岂能让日本止步！日本随后开始在中国内部扶持亲日反政府势力，为分裂中国紧锣密鼓，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之后，抗日战争打响。这场战争，毫无疑问是甲午战争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