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值此《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文译本正式公布之际，兹就其理论阐释、现实指向及与俄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之演进关系，向读者作一简要说明。

与上一届报告侧重揭示新冠疫情背景下“资本主义病毒”对俄国家社会经济组织所造成之冲击不同，2025 年度报告在总体结构上由十节压缩为七节，但在经济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三重维度上显著加深分析力度，系统阐明全球主义作为帝国主义新形态所蕴含之结构性矛盾，并进一步将资本主义危机界定为历史必然性而非偶发性现象。

报告在数据层面首次引入金砖国家与七国集团宏观经济权重对比、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等指标，以论证战略性国有化及银行公共控制之必要性，凸显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体制之制度优势。

在党的建设方面，本届报告首次提出“党员专业化——年轻化倍增”战略，严格强调民主集中制与反官僚主义原则，彰显俄共对其先锋队地位与治理能力之高度自觉。

在国际方略层面，报告将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正式提升为俄共对外交往之核心，重申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化协作之战略意义，并以顿巴斯实践经验为例，论证俄共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地区稳定中的实际贡献。

文化与意识形态部分，则由上一届之“反苏主义批判”深化为对买办化历史修正主义的系统清算，并配套提出苏联历史记忆保护立法倡议。

综上，俄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在理论自洽性、政策可操作性及国际战略指向方面较上一届实现质的飞跃，不仅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转型提供了更具系统性与可操作性的路线图，亦为观察当代世界左翼运动格局重组及俄共自我革新提供了重要文本参照。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2025年7月5日）

各位出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代表以及来宾！

我们党正在召开一场兼具工作报告与中央委员会成员改选职能的代表大会，这是党史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大会的首要任务，在于为我们维护社会正义、坚持无畏斗争的事业确立新的阶段性纲领；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深刻洞察正在酝酿的复杂局势，并为未来的发展路径勾勒清晰方向。尤须指出，本次会议恰逢以盎格鲁-撒克逊力量为主导的北约集团对“俄罗斯世界”发动全域性、毁灭性对抗，其背景之严峻不容忽视。

服务并捍卫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历来是最崇高的历史使命；此一原则在当今二十一世纪同样适用。当前，人类社会正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较量中迈向决定性关口，而这一较量的序幕早已由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拉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命题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因其内在矛盾而必然周期性爆发破坏性危机。二十世纪，两次系统性资本主义危机先后引燃世界大战，夺走逾八千万人的生命；步入本世纪，右翼思潮一度嘲笑所谓“资本主义危机论”，然而如今危机的现实性与迫切性已昭然若揭，不容任何讥讽与否认。

一、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

在俄共十八大以来的历次俄共中央全会上，本党中央反复论证：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已再次陷入加速恶化的阶段，而社会主义仍是不折不扣的解困之径。对俄罗斯乃至世界发展动力与趋势所进行的客观、审慎且系统的评估，正是党保持崇高政治威信与社会号召力的根本前提。

目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现已获得数以百万计公民的坚定信赖，继续稳居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建设性反对派地位，并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提升其行动能力与话语分量。与此同时，“统一俄罗斯党”仍刻意回避有关国家未来走向的实质性辩论；这一态度既引发友党与国际同道的同情，也引来意识形态对手的嘲讽。然则，正是凭借我党持之以恒的斗争实践，社会力量的结构性对比已经逐步向社会主义方案倾斜。若要取得最终胜利，唯有进一步深化群众工作，切实提升组织力与思想动员力，方能确保工人阶级不仅在广度上、亦在深度上形成坚实且可持久的支持，直至赢得全面胜利。

另外，我党还认为，在阐述资本主义及其周期性危机时，必须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并非抽象范畴，而是主导地球大部分区域的现实社会形态；不幸的是，俄罗斯亦难以例外。妇女与儿童、老人与青年、工人与农民、科研人员与军人——我国同胞正在此体制的重压下承受贫困、失业、医疗匮乏与前景黯淡之苦难；人民的生存处境及其迫切需求，构成我党政策关怀的核心。资本家历来擅长将自身危机外部化，其后果则由被迫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广泛群体买单：贫困、就业流失、治病无门、营养不良与对未来的普遍失望，无人能幸免。

苏维埃政权曾以实践雄辩地证明：资本主义只有在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方能被根本超越。这一历史经验要求我们深入剖析当代全球进程，精准揭示广大民众困境的结构性根源，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将研究成果转化为鲜活的政治宣传与群众动员话语。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其根源在于私有制对生产资料的统治性支配，阻断了在公共利益导向下实行宏观经济调控与长期社会规划的可能，从而在进步需求与制度桎梏之间累积结构性张力，最终把社会—经济体系推至死胡同。

社会主义胜利后，国家财富与生产资料归人民所有，无产阶级国家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施行治理。自列宁倡导的国家电气化总计划以及随后五年规划体系确立以来，宏观规划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石；1921年组建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更汇集全国顶尖专家与科研力量，持续为经济社会全局提供战略设计与技术支撑。唯有社会主义制度具备对幅员辽阔国家实施全方位经济—社会统筹规划的能力，由此确保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稳定发展、危机抑制与民生改善。历史经验显示，直至戈尔巴乔夫执政前夕，苏联在经济规模、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等多维指标上均保持稳步攀升。

事实昭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奠定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其前提之一正是把资本逐出战略资源与关键行业治理之外。资本逻辑以利润最大化为圭臬，其增长目标常与国家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根本冲突；在此结构张力下，社会矛盾乃至系统性危机势所难免。社会主义把经济增长视为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之必要手段，而资本主义仅在增厚资产的范围内追求“进步”，对科学技术和经济成果能否服务于广大民众并无根本关切。

利润驱动与长期稳定、战略安全并不相容。资本对宏观规划的排斥，为自身埋下系统性危机的伏笔；当其统治地位遭遇威胁时，便不惜利用社会凋敝、政治动荡甚至颜色革命与军国主义浪潮以维护既得利益。当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仍存时，资本以“消灭历史竞争对手”为共同使命，被迫在产品质量提升、劳动条件改善与社会改革方面做出让步。世界社会主义的瓦解使资本失去外在竞争压力，其衰败旋即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层面全面显现。于是，欧美传统政党与选举机制陷入深刻危机，资本转而以军事狂热与地区冲突延续统治，即便酿成新的世界大战亦在所不惜。资本主义的历史宿命，终将是陷于愈演愈烈的系统性危机，并在全球范围内走向穷途末路。

二、全球化是一种帝国主义形式

当今世界正处于自苏联被瓦解以来最为剧烈的结构性转型阶段。三十年前确立之单极体系已显衰颓，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霸权正在被一种多极并存、相互牵制的新型国际秩序所取代。在此宏观演变框架内，未来的世界格局存在若干可能路径：其一，若若干新兴大国沿袭传统列强逻辑，或将以“势力范围再分配”为主要诉求；其二，若各主要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遵循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则有可能孕育相对公平之国际制度架构。多极化与多边主义的累积效应正在逐步稀释西方资本长期以来构筑的结构性优势，并加深北约内部因利益再分配而产生的帝国主义矛盾。然而，新的国际关系体系要真正稳固尚需时日。

首先，旧有霸权集团绝不会自愿放弃对世界资源与话语权的控制；为了维护积累数世纪之既得利益，其将不惜动员政治、经济、金融乃至军事全谱系手段。其次，若部分“新兴强国”之统治阶层囿于本国利益最大化而无意承担全球公共责任，则“领导者更迭”难以从根本上解除劳动群众所遭受之剥削，唯有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之质变，方能为被压迫阶级开辟解放道路。

理解上述趋势须回归资本主义固有逻辑——利润极大化。早期欧洲资本通过圈地运动剥夺农民土地，继而向全球输出资本与暴力，颠覆多种文明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对市场的无止境需求驱使其挺进全球，“世界市场”之形成随即催生贸易、航运与陆路交通之飞跃。其后，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成为全球扩张之高级阶段。列宁揭示了该阶段的四项核心特征：竞争演化为垄断；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形成金融资本；资本输出并催生国际垄断同盟；世界瓜分既告阶段性完成，亦引发列强间重新瓜分之斗争。帝国主义并未随殖民体系形式上瓦解而终结，其仅转向更为隐蔽而系统化之全球统治机制。

苏联存在期间，以社会福利制度与民族解放运动为表征的进步浪潮迫使西方实施一系列“改良”与“退让”。然而，随着“红色威胁”消减，资产阶级迅即削弱社会国家框架，并借“历史终结”之论调推动对劳工权利与社会保障的系统性侵蚀。全球资本在自以为逍遥法外的语境下，启动了旨在对整个人类实施全域控制的新帝国主义形态——全球主义。

俄共中央早在本世纪初即指出，全球化事实上已演变为一场广义的“世界大战”，其外在表现自“冷战”升级为局部“热战”，并随全球治理危机深化而趋向白热化。俄共历次代表大会与中央全会文件进一步系统阐释了全球化阶段帝国主义的六大深层机理：

1、金融资本统摄实体经济：生产资本与产业资本已普遍受制于寡头化的金融与投机资本，美资背景的黑石集团、高盛集团及摩根大通等跨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远超多数主权国家国内生产总值。

2、不平等交换机制固化：“市场关系”实质上异化为对资源国和劳动密集型国家的系统性掠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低价汲取原料，高价输出高附加值制成品及专利技术；债务依附愈演愈烈，全球公共与私人债务总额逼近一百万亿美元。

3、全球社会分层固化：在所谓“国际劳动分工”掩盖之下，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据乐施会数据，全球半数人口仅分享全球收入的8.5%，23.3亿人面临不同程度的粮食安全风险。例如，最近一年内，全球资产规模排名前148位的跨国企业共计新增财富近二万亿美元。而六年前，唯有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一人跻身个人净资产逾1千亿美元之行列；而至今，拥有同等资产体量的亿万富翁已增至十五位。

4、跨国垄断资本政治影响力激增：资本—政权一体化趋势加剧，美国行政高层中金融巨头入阁现象即为明证。

5、“规则替代法律”与主权侵蚀：国际法原则正被服务于寡头利益的“规则体系”取代；国际金融机构、WTO、WHO 等成为资本霸权延伸之工具。

6、文化霸权与信息殖民：媒介平台与算法治理强化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网络巨头同步攫取经济利润与舆论主导权，对维护信息主权之国家横加“言论自由”指控。

7t寄生性与生态危机：跨国资本在攫取高科技收益的同时外溢贫困与环境负担，生态系统正因资源的无序掠夺而加速退化；巴勒斯坦遭受的种族灭绝式暴力为资本主义去人化倾向的当代写照。

面对上述多重危机，资本主义阵营愈发依赖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乃至新纳粹主义等非理性意识形态以巩固其统治。欧洲极右翼政党声势上扬，美国部分财阀公然借助社交媒体平台传播法西斯式符号；拉丁美洲右翼政客美化军政府暴行；全球“反共”与“反俄”叙事同步升温，对二战胜利成果的篡改已达体系化程度。

这也就是说，当前，全球资本正在危机鞭策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残酷与疯狂，这也使得人类的文明成果与生存前景遭受前所未有之威胁。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只有在共产党的组织与理论领导下，工人阶级及其他被压迫者的国际团结方能遏制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毁灭性冲动；而社会主义道路仍是人类摆脱资本逻辑、迈向普遍解放的唯一现实出路。

三、全球问题的漩涡与俄罗斯的当前

代表同志们！

当前国际权力结构正经历自苏联解体以来最为深刻的重组。资本主义体系所固有的结构性危机正持续外溢并重塑国际关系运行机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依托军事—政治资本所构筑的霸权格局呈现递减态势，美利坚合众国及欧盟主要经济体则陷于长期性增长乏力与债务高企的双重桎梏；帝国主义核心国家间的矛盾因全球利益再分配而日趋尖锐，而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更成为加速这一裂解的催化剂。

长期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多极力量正在显著提升其全球存在度，其中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跃升最为瞩目。自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国发端，金砖平台已实现成员规模倍增，并吸纳若干准成员国；就宏观数据衡量，该阵营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达36.8%，而七国集团仅为28.8%，两者差距仍在扩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经济受俄天然气供应链中断影响，产业链空洞化与能源成本攀升相互叠加，危机烈度显著上升。

此种国际态势直接影响俄罗斯的战略环境。西方试图以代理人战争与制裁合围将莫斯科推向地缘孤立，然其效果明显受限：即便是高度依赖西方金融—技术体系的海湾国家，在外部压力下亦开始主张与俄方开展互利合作；多数非洲国家更果断拒斥任何将其卷入反俄联盟的方案。现阶段，最为可靠的伙伴仍为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历来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保持长期战略协作关系。

欧盟内部亦深陷分化与重组。英国、法国、德国虽形式上主导欧陆议程，然塞尔维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已就核心利益表达独立立场；波兰寻求塑造“前沿支点”地位；而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及克罗地亚则对被“伦—柏—巴”轴心拖入极端反俄路线深感不安。欧盟鹰派在美国全球主义集团庇护下，依托战争经济、贸易讹诈与信息战实施对外强制，俨然化身“二十一世纪海盗”。欧盟宣布未来数年拟拨付8 000 亿欧元用于军事化，德国亦首次自二战以来大幅扩张军费并重塑军工能力。

与此同时，美方财政承压已达临界阈值：联邦政府债务余额高达36.6 万亿美元。曾经主导“去工业化—金融化”战略并高举美元霸权旌旗的全球主义派，通过无节制扩表维系虚假繁荣，却使美国产业空心化、竞争力衰减。伴随中国制造业体系对世界市场份额的迅速占领——以可比价计，中国经济体量已达37 万亿美元，占全球20%，而美国为29.2 万亿美元，占16%——华盛顿在与北京的竞争中节节失利。特朗普基于商人视角认识到实体经济衰弱的系统性风险，遂试图以高关税和产业回流政策重塑美国制造，并将欧盟视作可被牺牲的战略筹码，通过征税与技术壁垒对其实施再分配压力。

典型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因而日益凸显，但这种矛盾具有“竞合性”而非“对抗性”：资本主义凭借高度适应与自我修复机制，仍在同时强化军事胁迫与思想控制双重工具。自由全球主义派在话语层面高举“人权”“民主”旗号，实际上却在本土实施对异见的系统性打压：法国、德国禁止反对派参选，摩尔多瓦、罗马尼亚选举亦遭粗暴操控；所谓“文明世界”祭出“道德恐怖—社会开除—出版封禁”组合拳，甚至试图“抹除”俄罗斯文化。与此同时，资本不惜激活法西斯主义变种以维系统治——乌克兰新纳粹主义即汲取班德拉主义余毒而滋生，美国国会虽一度提议禁止与身着“亚速”军服之极端组织合作，拜登政府却对此视若无睹。

西方对俄发动的混合战争固然构成现实威胁，但亦为多极世界的倡导者提供战略机遇：外部高压促使俄罗斯国内凝聚抗击侵略之共识，部分关键产业链加速复苏，技术主权理念深入人心，俄方鲜明的反殖民立场显著提升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道义感召力。那些指责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与当局合作”的论调忽视了事实：恰是俄共长期警示西方虚假友好、“俄—北约伙伴”幻象的危险性；恰是俄共坚决阻止谢尔久科夫时代的军队“去战斗化”改革与胜利红旗篡改企图；恰是俄共首先主张承认并保护顿巴斯共和政体。俄共在外交与国防政策上所坚守之原则已被历史证明具有正当性与前瞻性。然须清醒认识：若俄罗斯旨在为人类提供公正国际秩序之范式，则必须在国内提出对资本主义道路具有说服力之替代方案——这一任务不仅关乎俄国家利益，更承载劳动人民对社会正义的根本诉求。

四、为思想和实质而战

尊敬的各位与会者！

俄罗斯即将步入又一轮结构性变革。问题的关键并非变革本身，而在于其内在性质与社会效应：在有限的积极成果之外，民众普遍感受到物价飙升、财政政策失衡以及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冲击所引发的焦虑；一系列直接关涉公民切身利益的重大议题悬而未决，社会矛盾持续积累，财富分化显著加剧，劳动者生活水平在可观测范围内呈下降趋势。

当前的社会—政治紧张状态在相当程度上被人为掩盖。此情形有如覆盖绝缘层的电缆——外观平静，然电流负荷持续攀升，原有控制机制逐步失灵，由此孕育出潜在的爆炸性进程。公民责任意识弱化，公共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致使重大事故与决策失误频仍；与此同时，伪装精巧的“第五纵队”已开始恣意妄为。

执政集团所面临的信任危机对普通观测者或许并不显见，然而稍加警觉即可察觉其迹象：体制内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操纵色彩日益凸显，多项政策举措的实施效果高度不确定，选举制度正濒临功能性崩溃。寡头派系间的利益冲突、所谓“爱国主义”与“买办主义”两大政治“塔楼”之间的内耗，以及官僚集团代表金融—工业寡头而非国家—人民利益所体现的制度性腐败，共同催生具有强破坏潜能的国家安全隐患。

上述现象揭示了“体制一元化”表象下的真实图景：社会断裂必然孕育政治断裂。倘若贫困未获根除、寡头统治模式依旧稳固，国家势必滑向激烈对抗。此种风险在外部安全威胁不断累积的背景下尤显严峻。

长期社会—经济危机亦导致主流意识形态陷入明显困境。官方宣传机构虽穷尽雄辩，却难以彻底化解公众不满。执政党之维系，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弗拉基米尔·普京个人威望及其决策效应，亦倚重运行高效的舆论机器；后者已演化为一整套面向大众的情感动员与意见塑形产业，并成为约束在生活压力重负下之劳动群众的关键工具。此一形势要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实践动员与理论阐释层面同步升级宣传话语体系。多年来，我党斗争的主要靶向为新自由主义——叶利钦–丘拜斯–盖达尔买办集团推行之政策正源自该思潮；时至今日，其残余仍被各种势力以犬儒方式援引并利用。俄共唯有进一步深化对新自由主义本质与危害性的批判，方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履行先锋队职能。

新自由主义仍在社会肌理的每一道缝隙中渗透，其极端表现可见于新一轮私有化的鼓噪、中央银行令人震惊的高利率，以及文化与教育资源的持续流失。这一趋势本质上延续了俄罗斯历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论争。正如瓦西里·罗扎诺夫所言，“自由主义宪兵”在俄国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当下仍循其旧有手段对社会结构发起进攻：通过嘲讽与篡释俄罗斯经典、削减民族历史与文学项目、系统性贬抑苏联文学巨匠等方式，试图侵蚀民族精神。但苏维埃政权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弥足珍贵——厚重而多元的文学典范、动人心弦的歌曲杰构、久负盛名的芭蕾艺术、武切季奇、穆希娜、阿尼库申等大师的不朽雕塑，以及辉煌的电影传统——无不彰显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亦是历史的胜利者的伟大苏联人民丰沛的创造力与崇高公民品质。

自党的重建伊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就庄严宣誓：必将虔敬保存并广泛弘扬这一文化遗产。我们在国家文化—教育事业中的贡献由此备感自豪，并始终将对“俄罗斯问题”的深层洞察与坚定的国际主义立场辩证结合。九十年代的“文化保卫战”构成了党史上一段独具意义的篇章；得益于当年守护的优秀艺术院团，今日俄罗斯乃至世界一流舞台依旧群星熠熠。

2007年，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支持在北高加索举办“普希金日”活动；北奥塞梯、斯塔夫罗波尔等地委的倡议旋即获达吉斯坦、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及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积极响应。此举成为推动将6 月6 日——伟大诗人亚·谢·普希金诞辰——确立为“俄语日”之重要一环。2011 年总统正式签署法令，节日自此名正言顺，时代意涵亦与日俱增——此系我党与“俄罗斯之路”运动及诸多盟友共同奋斗之成果。

普希金与列宁同样是我们的时代同路人，始终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其纪念碑于基辅、利沃夫、敖德萨、捷尔诺波尔等地遭法西斯势力推倒，充分说明无论何种文化象征，都无法在新纳粹狂热面前免于亵渎；俄境青少年亦发生惨遭班德拉主义分子策划的恐怖袭击事件，更凸显捍卫思想与灵魂防线之迫切性。

维护人民精神家园必须从童年着手，始于学校课程与教材建设。俄共国家杜马党团拟于今秋举办社会—教育论坛，以构建党群深度沟通平台。唯有根植苏维埃教育体系、秉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苏维埃学校，方能使世人深刻理解民族情感与普希金爱国—国际主义内核的辩证统一。正因如此，安德烈·普拉托诺夫方在1937 年由衷断言：“普希金是我们的同志！”

当代俄罗斯在文化与教育领域仍深受苏维埃遗产之惠。为抵御自由派—索罗斯体系对学校的猛烈渗透，共产党员投入巨大努力，成功挫败富尔先科旨在培育“合格消费者”的可耻教育改革。然而，无论在意识形态战线抑或独联体空间，任务依旧艰巨。列宁、斯大林时期苏维埃政府对吉尔吉斯斯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支持堪称典范；该国人民对这一历史成就仍怀崇高敬意，因而奥什市中心列宁纪念碑被拆除的消息尤令我们痛心。

此事绝非私人恩怨，而应引起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人与国家机关的共同关切。俄政府应摒弃将列宁置于历史边缘的做法，尽速成立联合工作组，就纪念碑的未来开展建设性磋商，并确保其继续陈列于吉尔吉斯斯坦这一具有重大社会意义之核心城市公共空间。

当前，莫斯科在苏联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积累了卓越经验，其范例包括全俄展览中心整体修复、河畔车站重修工程、“马雅可夫斯斯基”地铁站精细修缮，以及在“塔甘斯卡娅”站重建约·维·斯大林高浮雕像等。事实证明，此类举措并未对市政当局造成负面舆论负荷，反而赢得市民广泛赞誉。倘若首都市长办公室愿意协同参与奥什市列宁纪念碑的修复与安置，必将进一步巩固俄吉两国间文化—政治互信。由于该议题已超越地方事务范畴，中央及外交部门的制度性介入尤为关键。

同志们！在与新自由主义长期博弈的既有战线之外，我们必须全副武装，迎接意识形态斗争的崭新阶段。未来相当时期内，我党将面临一种披着君主主义外衣、打着“保守主义”旗号的赤裸反共思潮，其政治代表体屡次“换袍易面”，正试图重塑合法性。对此，我们具备成体系的应对策略。

所谓“保守革命”话语无法回应时代核心挑战：一方面，宣扬“伟大民族传统”与“俄罗斯特殊道路”本身并不能直接改善民众生活质量；若生活境况在宏大叙事下持续恶化，民众终将产生倦怠与反弹。另一方面，以“草鞋与麻衣”象征化包装博大精深的俄罗斯文化，既窄化其价值维度，亦掩蔽其对真理、正义与未来理想的不懈追求。真正的文化厚度源于价值体系、历史愿景与社会理想的协同升华，而非自我封闭的怀旧情绪。自诩“保守派”却执迷于君主制情结者，理应聆听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等深思型爱国者的理性之声。

历史经验证明，以民族主义或原教旨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权，虽能在短期内凝聚政治动员，但从未为人民带来持久繁荣；其结构性弊端在于将公众置于意识形态人质地位，并催生群体性自卑心理。今日“新保守派”与自由派“第五纵队”往往合谋，通过污名化为弱势群体代言的历史人物、将其诬为“外部势力代理人”，以巩固自身话语垄断，这一现象绝非偶然。

主流意识形态危机集中体现为“分裂意识”——统治阶层内部部分精英既高唱爱国主义，却在实践层面颠倒黑白。以纪念苏联杰出政治家兼军事统帅米哈伊尔·伏龙芝诞辰140 周年为例：今年2月，俄罗斯国防部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墙外墓园敬献花圈，并于陆军中央指挥所举办军队和政府以及公众的联欢晚会，彰显伏龙芝卓著历史功绩。然而，仍有舆论精英刻意淡化甚至贬抑苏维埃遗产，这正是“意识形态分裂”的缩影。

由此观之，捍卫历史真相与文化连续性的斗争，既是维护民族精神安全的战略任务，也是遏制反动思潮、巩固人民主体地位的现实要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将继续以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为指导，携手社会各界，深化文化—教育阵地建设，坚决抵御任何形式的新自由主义与伪保守主义侵蚀。

初看形势似可振奋，但与此同时，克里米亚某官员竟提出将以米哈伊尔·伏龙芝命名的街道更名，公然呼应班德拉分子在波尔塔瓦州及其他地区拆毁伏龙芝纪念碑的野蛮行径。其动机不难理解：伏龙芝作为建设红军之卓越统帅，其光辉业绩至今仍为俄军官兵所秉承，自然令历史修正主义者深感畏惧。然而，在国家权力核心区域出现弗拉索夫与班德拉思潮的抬头现象，则必须从统治集团内部阶级分化的角度给予清晰解释。面对北约军事压力日益加剧，国家理当依托本国人民的团结力量；若继续鼓吹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神话，执政阶层将不可避免地丧失意识形态与政治合法性。

俄资本阶层亦陷两难处境：若对“外部剥削者”展开过度对抗，势必损失其对外资本与制度性优惠；然而，若继续依赖全球主义体系，又难以获得国内民众的信任支持。这种“内外失调”正是拥有跨国代理网络之俄寡头最为恐惧的情形。

事实证明，官方与自由派传媒近期在反共舆论线上发动的攻势屡遭挫败，其根源在于论述虚伪、实践破坏，而缺乏赢得群众的智力与道德资源。越来越多的工人、退伍军人与青年认识到：当代消费社会虽物质充盈，却精神贫瘠；对个人财富的无限追逐终将耗竭人的活力并削弱公共参与。劳动群众并不愿沦为消费主义的俘虏，他们期待共产党通过具体举措捍卫自身权利。

表面平静之下，社会张力持续升温。列宁曾告诫必须“洞悉每一过渡期的特殊性”。鉴于西方对俄发动的多维侵略规模空前，俄共已准备与一切爱国力量建立建设性联盟，以捍卫国家主权与人民利益。但若行政寡头执意强加错误路线，本党亦将毫不犹豫地展开斗争。俄共在抵御戈尔巴乔夫背叛与叶利钦专断期间积累了丰富经验，足以迎接任何挑战。

当下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主要集中于三大战线：第一，坚决遏制法西斯主义复辟——历史证明，唯有共产党曾最终战胜此绝对邪恶；第二，粉碎自由买办势力残余——九十年代的现实已充分说明其对国家与人民的危害；第三，抵御腐朽君主制幻想的回潮——正是苏维埃政权结束帝俄在一战中的崩溃并重塑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借助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性别错置化示威及激进个人主义等反动思潮，转移阶级矛盾并削弱工人运动。但俄共拥有充足的力量、意志与理论武器，必将赢得这场捍卫社会主义、维护崇高精神与文化价值的斗争。

五、为买办服务的反苏主义以及我们的对策

当代俄罗斯正处于艰难而关键的历史自决阶段，两股方向迥异的社会力量正在国内激烈碰撞：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主导的反苏思潮，另一方面是广大民众所呈现的亲苏情感。此一张力源自深层的意识形态对立、政治路线分歧与社会经济利益冲突。

遗憾的是，反共产主义案例依旧层出不穷：苏联纪念碑被持续拆除，列宁墓在胜利节被羞辱性遮蔽，伟大时代杰出人物遭系统性抹除。萨拉托夫市将“基洛夫大街”更名为“斯托雷平大街”，格连吉克市将原“卢那察尔斯基大街”更名为“格连吉克大街”，辛菲罗波尔市的“卡尔·马克思街”和“施密特街”已从地图上消失，雅库茨克市将部分“列宁广场”改称“共和国广场”，圣彼得堡的“克尼波维奇街”亦被改为无关史实的“斯莫利亚纳亚街”。与此同时，官方甚至为协助纳粹的什库罗、克拉斯诺夫、冯·潘维茨、扎基·瓦利迪、特尔-阿鲁图尼扬等人树立纪念标志；沃罗涅日州罗索什市还一度计划为意大利法西斯“阿尔卑斯山步枪兵”立碑。圣彼得堡纪念曼纳海姆的行动，则曾因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坚决抵制而被迫叫停。

通过乌克兰“去苏联化”进程即可洞见——抹煞苏联遗产往往与法西斯主义复活相伴生。任何企图在俄罗斯复制此类行径，都必须遭到共产党人与真正爱国者的坚决制止。特别军事行动启动后，当局似已加强抑制极端反苏活动，然去苏联化仍在局部推进：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伊万诺沃和列夫达地区的尤里耶夫茨镇、阿斯特拉罕州伊克里亚诺耶村的列宁雕像被拆除；基洛夫市将“卡尔·马克思街”“伏尔加尔斯基街”“乌里茨基街”“罗莎·卢森堡街”悉数更名，并酝酿对城市名称本身作出调整。

面对上述逆流，地方民众纷纷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保持一致立场：库尔干、格奥尔基耶夫斯克、新莫斯科斯克、萨罗夫等地经群众联名及党委协商，已完成列宁纪念碑修复；彼尔姆边疆区昆古尔市的苏维埃缔造者雕像，亦在铁路工人协助下得以重建；莫斯科市民成功捍卫“沃伊科夫斯卡娅”地铁站名称；尤里耶夫茨与列夫达的纪念碑保卫战仍在进行中。由此可见，亲苏与反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对峙已成为衡量俄罗斯社会走向的重要指标，而能否维护苏联历史记忆，亦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道路与社会凝聚力的未来。

大众媒体历来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遏制反苏思潮的重要阵地。各级党媒不仅肩负守护历史遗产之责，还重点呈现各地党委在保护苏维埃纪念设施与地名方面的实践成效。打击诽谤的核心环节在于系统阐发苏联的伟大胜利与历史贡献，弘扬苏维埃祖国杰出人物之精神遗产。红线电视台即高度重视这一职责，推出涵盖大型纪录片与系列短片《苏联时代的烙印》在内的多元影像作品；值苏联工业化百年之际，该台播出的四集纪录片《榜样斯大林》及专题片《未来的历史》尤具启示意义。

工业化周年纪念理应获得国家治理层与全社会的高度聚焦。俄共下诺夫哥罗德州委已率先奠定理论与组织基础，于五月举办全俄学术会议“苏联列宁—斯大林式现代化及其历史意义”，以纪念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专议工业化）百周年。该州正在建设的“斯大林中心”亦计划常设展示苏联历史诸关键篇章。《苏维埃俄罗斯》报在与反苏势力的论辩中，赋予专题增刊《人民之声》《祖国纪事》《历史》以特殊地位，邀请权威学者、资深政论家及深度读者发表具有说服力的文章，并以《论我们的苏联》特刊纪念苏维埃国家缔建一百周年。《真理报》则在“苏联名人”栏目中持续刊载各加盟共和国作家、诗人、作曲家与艺术家之生平事迹，累积百余篇文章，已构成一部多民族文化发展史的报纸百科全书。

俄共中央机关刊物《政治教育》亦持续推出高质量研究，尤以揭批所谓“大清洗神话”为代表，作者通过翔实数据与原始档案有力粉碎了多项反苏谣言。来自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的同志亦卓有成效：在尼基丘克与马卡洛夫领导下，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继承 罗森伯格、奥萨奇与舍韦卢哈等前辈传统，发表一系列学术论文，系统驳斥反苏论调。

未来仍须沿此方向坚持不懈、行之有效地推进宣传斗争，其思想与政治效益取决于各州、边疆区与自治共和国党委的组织领导能力。实践表明，阿帕里娜、别洛夫、科洛梅伊采夫、克拉维茨、罗曼诺夫、索科尔与 霍杜诺娃等同志在本级组织中以身作则，其经验值得冈恰洛夫、叶戈罗夫、列夫琴科、洛科特、奥萨奇、拉兹沃罗特涅夫诸同志学习和推广。

就整体教育领域而言，“去苏联化”仍像野火一样蔓延。九十年代叶利钦政府曾公开宣称“彻底摒弃意识形态”，历史学科遂首当其冲，史观失忆随之在“美国化”旗号下推广，世界主义话语腐蚀青少年价值观。自彼以来，诸时期俄罗斯史皆遭不同程度扭曲，尤以苏维埃阶段之抹黑最为猖獗。2009年，克里姆林宫承认相关负面现象已上升为国家层面问题，并设立总统直属“反历史伪造委员会”，惟四年后即告停摆；此间历史歪曲问题反更趋尖锐，亟待重新纳入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议程。

当前，当局正通过多重路径遏制历史伪造――自刑事追诉至制定官方叙事版本不一而足。2017年，国家启动了统一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讨论，并最终采纳其中一稿；然而，该版本仍残留九十年代意识形态紊乱的深刻印记：一方面，无故以“罗斯”替换“基辅罗斯”之概念，断裂历史演进逻辑；另一方面，有意忽略“二月资产阶级革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科学命名；再者，于伟大卫国战争章节中，既未呈现共产党统帅地位，亦淡化共产党员为取得胜利所付出的牺牲与卓著功勋。

鉴此，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必须采取系统性、持续性的反制策略，以群众性教育活动为重点阵地：通过学术研讨会、圆桌论坛、公共论辩及主题文艺晚会等多元形式，深刻揭示反苏主义作为瓦解民族认同之工具的破坏性本质。在斗争方法论上，须综合运用立法倡议与街头动员等手段，全方位驳斥反苏谬论。倘若俄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就此发布专门决议，将极具现实针对性和战略价值。为此，提出如下五点建议：

1、立法问责——倡议通过刑事立法，对一切为通敌叛徒翻案、美化反苏行为之言论和行动实施追诉。

2、纪念设施保护——推动颁布“苏维埃纪念遗产保护法”，明确禁止拆毁苏联纪念碑、纪念地与标志，并整体纳入国家级文化遗产名录。

3、意识形态阐释——依托俄共各级代议机关、宣传部门与媒体平台，系统阐明反苏主义与真正爱国主义之根本对立性，揭示其在当代演化为“恐俄症”的本质。

4、青年史观培育——确保学校历史教学还原苏联史实真相，阻断反共歪曲渗透；通过教材质量评估与师资培训，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绩效考核完善——中央委员会对各地区党委开展工作成效评估时，须新增“反苏斗争积极度”“历史记忆保护水平”等量化指标，以强化问责与激励。

俄共的核心使命，在于恢复并弘扬苏联历史的全部真实面貌，同时以社会主义方法论回应当代俄罗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难题。为此，应延续并深化奥廖尔经济论坛之研究与实践，着力建构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复兴蓝图，并以科学预测模型描述其宏观场景、制度架构与实施路径。唯有如此，方能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为俄罗斯开辟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历史新航道。

六、俄罗斯的道路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纲领

亲爱的同志们！当今世界深陷资本主义总体危机之中，该危机呈现全域性与结构性双重特征，波及经济、意识形态、社会与文化诸领域。

华盛顿当局业已公开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与关税战，且毫不讳言在和平竞争中已将全球主导权拱手让予中国，并试图“清空棋盘”，以强制手段重塑游戏规则。纵观历史，凡试图凭借强权维护失效旧秩序之意识形态——皆属反动。今日新自由主义之衰败，即体现出其在政治与社会层面所具备的全部反动属性：所谓“民主自由”已蜕变为寡头集团对欧盟政策的越俎代庖，超国家官僚机关滥用权力而无任何民主授权可言。

自由派保守阵营常将其对手贬为“左翼”，然现实中两派均受大资本操纵，已无本质差别；事实上，整个西方体系正经历右翼与极右翼势力的再度兴起，大资本正在重复向法西斯主义靠拢之历史轨迹。

拉丁美洲的阿根廷成为极端新自由主义实验场——总统哈维尔·米莱以“电锯”象征其对社会领域之断然削减：国家预算缩减三分之一，其中教育经费砍半；失业率与贫困率激增，全国约五分之一人口长期营养不良；民众抗议遭强力镇压，反对派被大规模羁押。虽然宏观经济产出下降10%，但大型企业利润于一年半内却增长五倍。米莱赴美期间，特朗普更对其政策大加褒奖，并同步削减美国社会保障：4 200 万人失去食品券补贴，低收入家庭能源扶助项目被叫停，逾2 万名医护人员被裁撤，联邦教育部亦遭整体废置。与此同时，企业税负持续放宽，五大银行利润在一年内提升25%，军工复合体亦期待未来万亿美元级国防订单。

欧洲各国亦步亦趋：英国撤销取暖补贴；欧盟抽调数十亿欧元社会预算以扩张军工，筹建规模1 500 亿欧元之“欧洲防务基金”，北约鹰派则加紧对俄战略威慑。

工人阶级正以愈演愈烈之抗议浪潮回应权利受侵：近月美国已爆发十余次大规模罢工并蔓延至Costco、King Soopers、亚马逊等零售巨头；印度三星工人、土耳其医生与石油工人、德国航空地勤及邮政员工、加拿大铁路工人、智利与澳大利亚医生等亦相继罢工；新西兰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更出现35 年来首次全国医护罢工。对此背景下，美国政府正推动收紧工会权利，若干公共部门已被禁止开展工会活动，参议院亦在审议全面限制工会之法案。

劳工运动与社会抗议的高涨，为各国共产党拓展群众基础提供新契机：在葡萄牙、希腊、法国等传统“红色工会”强势国家，共产党与工会结合度可望进一步强化；而在德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及美国等与工会互动尚浅之国家，亦出现重塑阶级联盟与扩大影响力的历史机遇。

同志们！当今资本主义危机呈总体性与系统性特征，渗透经济、意识形态、社会及文化诸维度。国际垄断资本依旧惯于以牺牲他国利益解决自身积弊，其手段涵盖军备竞赛升级、新殖民主义隐性操控与对外干预常态化。乌克兰战局尤为典型——欧美集团正试图借军事冲突重启世界再分割进程。

以社会主义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则奉行迥然有别之理念。北京倡导多边、公正之国际秩序，持续推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全球倡议；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构成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替代，强调完成老一辈革命家宏业系中国共产党不可推卸之历史使命。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与社会主义建设国家执政党之战略团结，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古巴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老挝人民革命党、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等。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俄共在深化俄朝关系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以及塔伊萨耶夫同志长期致力于此的卓著贡献。

为扩大全球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俄共于2023年发起首届国际反法西斯论坛，会议在白俄罗斯举办——该国三分之一人口曾于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牺牲，具有深厚历史象征意义。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共同签署了根本性政治文献《世界人民团结备忘录——让我们保护人类免遭法西斯主义侵害！》。团结进步力量的工作不断深化：2025年4月，第二届国际反法西斯论坛在莫斯科召开，吸引来自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91个国家的164个代表团，与会者一致谴责纳粹主义与班德拉主义，并与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同步开展的大规模跨地区反法西斯行动形成呼应。

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以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地区与全球威胁并提升整体发展与安全效益。白俄罗斯共产党在传承苏维埃遗产基础上巩固政治影响力，其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瑟兰科夫在总统选举中高居次席。阿布哈兹、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南奥塞梯共产党组织亦在积极扩张影响。德涅斯特河沿岸共产党虽遭多年打压并痛失霍尔然同志，仍坚持斗争。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方面正就共产党合法注册事宜展开谈判。俄共领导层——久加诺夫、梅列尼科夫、诺维科夫、卡拉什尼科夫、塔伊萨耶夫、捷特金、萨比罗夫等同志——在双边与多边场合持续推进左翼合作与国际主义互助。

对于世界各国共产党而言，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胜利具有不可动摇之神圣地位。我们即将迎来数个重大纪念节点：列宁诞辰155周年、苏联人民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80周年——每一节点均凸显苏联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人类文明进程之决定性贡献。俄共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反法西斯与反新殖民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推动社会主义道路的全球传播与深化。

在本次规模宏大的周年庆典活动中，尤应强调“我们的伟大胜利”爱国主题车队巡游。十余年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持续策划并实施此类巡游，以缅怀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的无可比拟之胜利，并高擎象征胜利的旗帜。2025年，车队路线横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共覆盖175座城市，其中包括11座“英雄城市”与45座“军事荣誉城市”。

秉承先辈的革命传统，当今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依旧保持战斗姿态。数以万计的党员及共青团员积极投身于特别军事，同前线部队及志愿者体系协同作战，并持续向参战官兵及其家属提供定向援助。

在抵御新纳粹主义与北约帝国主义的历史进程中，苏联时代的实践经验愈显现实价值。社会公众普遍认识到：苏联解体与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直接导致了国家主权的削弱。以“抢劫式私有化”为特征的改革催生出一批寄生于公共财富之上的私有化既得利益者。此类群体腐败横生，将资本大规模转移至境外，并用于修建奢华宫殿与游艇；与此相伴，民族国家的根基与公共服务体系迅速瓦解，学校、医院、幼儿园及文化俱乐部相继关闭，社会机构近半数被摧毁。讽刺的是，这些政策的推动者自诩为“民主人士”，却在国民生活中扮演着破坏公共利益之“伐木者”的角色。俄罗斯联邦统计局资料表明，1990年全国运营的大型企业逾3.6万家；而在私有化与所谓“改革”持续三十年后，2020年仅剩约6000家。西方经济制裁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恶果——企业对复苏持观望态度，而政府则明显缺乏足够的财政资源、行政影响力与政治意愿。此刻，国家理应主动作为，然而统一俄罗斯党依旧阻挠共产党提出的国有化法案，同时社会上鼓吹继续私有化的呼声不绝于耳。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张，对国家经济效率起基石作用的战略性部门必须归国家所有，服务于人民。其中首当其冲者包括军工联合体、铁路运输体系、能源系统及油气产业链。私有化已对这些领域造成深重破坏，唯有重新实施国有化并将银行体系置于公共控制之下，方能确保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更遑论实现社会公正。

三十余年来，政府持续吸引外国投资进入国内市场，却允许本土企业将资产迁至境外。在此过程中，外资在贸易、银行及保险等行业占据主导地位，而俄罗斯新兴富豪自本国转移资金逾两万亿美元，酿成史无前例的财富流失，严重削弱国家实力。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长期以来坚决反对资本外逃；然而，不仅企业，而且国家本身亦通过国际储备的特定安排大量输出资本，最终导致约3000亿美元被抽离公共财政——本可用于兴建学校、博物馆、体育场馆与医院，乃至挽救无数生命。

此外，相当数量的企业隐匿于灰色地带逃税漏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俄罗斯影子经济规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由此造成国家预算数万亿卢布的损失。当局却并未通过提升实际产出抑制通货膨胀，而是依赖中央银行不断上调关键利率——曾一度升至21%——结果既未遏制通胀，反而加剧实体经济窒息。“第五纵队”由此对国民经济造成结构性扼杀，难辞其咎。

现行银行体系更倾向服务资本投机利益而非国家发展需求：2023年银行业利润达3.3万亿卢布，2024年增至4万亿卢布，惟国家预算仍呈赤字。俄共多次倡议修订《中央银行法》，使其转型为促进经济复兴的驱动器，而非冻结流动性的“冷却器”。执政集团同样未能实现进口替代目标。例如，2017—2023年，中国拖拉机对俄出口金额增长24倍便是一明证。对比之下，中国共产党通过有效宏观调控确保了国家的高速发展：中国企业平均税负为20%，而俄罗斯接近48%；中国平均贷款成本仅约0.05%，而俄罗斯则高达15%—20%乃至更高；中国增值税基本税率为13%，而俄罗斯为20%。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长期主张废除增值税与矿产开采税，并坚决反对贷款利率高于通胀水平三倍以上的畸形金融环境。只有建立以“经济效率越高、财政收入越大”为导向的激励性税制，方能推动产业升级与社会福祉同步提升。

在持续三年的“特别特别行动”框架内，全国新近启动的产业实体约计一千余个，然其中占比仅一成一的主体属于大型企业，且其产业分布依旧明显集中于采矿业等传统资源部门。诚如普京总统在多次国情咨文及相关总统令中所强调，俄罗斯必须在经济体系内部实现创新性跨越并在关键技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然而，要兑现此一战略目标，科研经费投入理应不低于十万亿卢布，而现行财政拨付仅约八千五百亿卢布，其缺口之巨不言而喻。

在此客观条件下，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何以为继？当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列全球第五十五位，且居民工资水平仅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四分之一、养老金水平不过十分之一时，所谓“领先地位”的逻辑基础便遭受严峻拷问。执政集团虽屡次宣示“提高收入”的政策愿景，但对大多数公民而言，实际可感知的增收效应甚微，而生活必需品价格却几近日涨，人皆受其所累。

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贫困率整体呈递增态势；俄罗斯亦难以独善其身，当下国民正共同承受资本主义社会之弊病。在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不足的背景下，债务依赖亦愈发突出：截至2024年，公民个人信用债务总额升至三十六万亿卢布，年增幅高达一万亿卢布，债务奴役日益固化。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其纲领文件中,对症下药地提出了系统性治理方案，并通过党中央委员会、国家杜马党团及各级议会平台推动相关立法与政策性决议。兹就若干核心举措概述如下：

1、构建高压反腐体系：反腐败斗争系推动经济结构正向演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基石；若缺乏对权力寻租与利益输送的零容忍态度，任何发展策略皆属空谈。

2、禁止离岸注册与隐匿所有权：凡俄罗斯法人实体需依法在境内注册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离岸结构的持续存在本质上等同制度化的资本外逃与价值掏空。

3、外汇储备规模与结构的战略性管控：建议将国家外汇储备限定于三个月进口额之合理区间，超额部分应通过设备及核心技术的对外采购转化为生产要素，以提升工业竞争力。

4、科研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少于4%：在恢复俄罗斯科学院完整治理职能的同时，建立跨学科、跨部门科研实体，确保国家在高技术赛道中取得相对优势。

5、实施国家价格调控与税负优化：通过动态监测供需平衡，对基础民生品与战略物资实行差异化限价，并逐步废止非理性税种，以稳定居民预期与企业投资。

6、完善住房与公共事业治理：住宅产权继续归属公民，公用事业纳入国家关键基础部门，家庭在住房与公共事业上的综合支出上限设定为可支配收入之十分之一。

7、收入与保障并重的社会政策：薪资、养老金及奖学金等社会支付不得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建立动态指数化调整机制。

8、恢复符合科学评价标准的退休年龄：退休年龄应回归苏联时期经人口统计学验证的合理区间，且养老金水平不得低于社会平均工资之半数。

9、建立对多子女家庭的国家扶持体系：国家为多子女家庭提供免费教育与医疗服务，并以成本价或无偿方式解决其住房需求。

10、出台《战争儿童法》以纠正历史性不公：对在二战中受纳粹侵害、在当代资本主义转型期再度受损的群体予以制度性补偿。

11、十年内偿付90年代“改革”期间被冻结的储蓄存款：逐步向公民返还于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被冻结之苏联储蓄本金及其合理指数化补偿。

12、恢复普惠性公共服务体系：在赢得社会信任的政府主导下，全面重建免费教育与医疗体系，并通过社会化融资与国家信用背书保障公民住房权。

围绕上述“胜利计划”，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已在国家杜马提交《劳动法》、《选举法修正案》以及国有化与战争儿童相关专项法案；同时，就人口学复兴、青年政策与家庭支持提出涵盖地方自治、农村振兴、北极—远东地区开发、移民流程规范等多维度政策建议。党团成员——以梅列尼科夫、卡申、科洛缅采夫等同志为代表——凭藉深厚的立法经验与社会公信力，积极协调各项议程。

此外，格鲁季宁、列夫琴科、克利奇科夫等地区行政长官，通过地方治理实践验证了党的发展模式的可行性；而波洛兹科夫、科莫耶多夫等资深干部则以其卓越的公共管理经验，为党内年轻一代提供了宝贵的制度设计与战略决策参考。

坚持以工人阶级与农业生产者的根本利益为政治导向，俄共主张以国家规划与战略性行业国有化为核心，推动工业升级、农业现代化与科技跨越式发展。俄共全体代表及管理人员当在各自岗位上贯彻这一战略诉求，以期在复兴与创造的历史使命中、为俄罗斯人民开辟通向新辉煌的道路。

在本次代表大会筹备阶段，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已对前期各项工作开展了系统而深入的评估，确认党已具备继续推进既定战略的全部关键要素，并能够在充分自信的支撑下阔步向前。未来数月内，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应向国家杜马俄共党团下达关于2026年选举准备工作的具体、可操作性指令，将既有发展成果精准转化为面向选民的高质量政治报告，并嵌入部门层面的实施方案，以实现整体协同。

为保证选举筹备工作的高效落地，全党必须动员全部骨干力量，全程参与国家杜马选举的谋划与执行；此过程有赖于精细的形势研判、富于创造性的战略构想以及经实践检验的治理经验。代表大会的根本使命，在于为广大党员确立通往胜利的行动坐标。鉴于即将到来的激烈政治博弈，党务体系须在思想、伦理与知识三重维度充分彰显领导力，以巩固并拓展其社会政治影响力。

七、加强党的权威和战斗力

同志们，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郑重阐释了报刊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构建之不可替代性，其本质在于以舆论为利器，在思想、价值与理想层面展开持续斗争。惟欲使党的声音真正深植人心，必须同步建构与之相适应的传播与运行机制。

当代技术进步为传统报刊及印刷媒介注入前所未有之动能，电视、互联网及社交网络相继成为党阐发立场之多维渠道。尽管表现形态各异，上述媒介均服务于统一的宣传—鼓动功能，并在整体舆论场中互为补充。鉴于受众在信息接受与解码方式上的差异，传播形态需呈现多样化：印刷出版物以严谨与克制见长；电视媒介因视听互证而具显著示范性；社交网络则以轻便、口语化为特征；而门户网站则在技术上整合报纸文章、视频产品与社交媒体内容，实现信息枢纽之效。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已基本建成一套以《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红线频道、《政治启蒙》杂志以及KPRF.ru、Rline.tv、Politpros.com 等平台为核心节点的党媒体系。该体系日复一日参与意识形态竞争，系统报道党中央委员会、各级党组织及国家杜马俄共党团之工作，尤其在特殊军事

行动背景下，聚焦服务前线官兵与新俄罗斯地区民众的现实需求。

尤为关键者，是各编辑部同时承担分析智库功能，通过舆情监测与理论阐释，为党提供经实证检验之路线建议，阐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并推广俄共纲领性政策。党报中具有长程价值的论述，已被嵌入党校与干部教育体系；俄共媒体亦在系统反击“反苏”叙事。例如，针对哈萨克斯坦及中亚地区更名浪潮的批判性报道，仅《真理报》等党媒保持常态化追踪，而官方媒体出于外交考量、自由派媒体出于意识形态立场对此大多噤声。

《真理报》作为当代俄罗斯存续时间最久的报刊，由列宁亲自创建，迄今仍秉持其革命传统——向群众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在主编科莫茨基任内，《真理报》始终高举党在印刷舆论领域之旗帜。与此同时，《苏维埃俄罗斯报》已正式注册为俄共中央委员会理论报纸；奇金领导的小型但高效团队敏锐捕捉社会情绪，并在这一“人民之报”中予以生动呈现，堪称无私奉献之典范。

出版物发行量的提升仍为当务之急，其监督机制亟待强化。“手递手”发行模式——即党员将报纸直接传递至亲友、邻里及同事——近年出现弱化倾向，理应通过政策激励与订阅联动予以恢复。

过去五年，红线频道与有线电视运营商签约数由420 家增至608 家，观众覆盖率显著上升；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共和国及扎波罗热州拥有33.2 万固定用户，若计入Smart TV 与IP 播出，潜在受众可达5800 万。2022 年，该频道在观众覆盖度、地域触达率及平均收视时长等指标上已跻身“联邦级”行列。五年间，编辑部制作特别报道及纪录片逾300 部，播出《观点》栏目964 期与“每日话题”新闻1200 条，并完成俄共大型活动直播逾100 场。“今日中国”项目已实施三载，引进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品之电视剧8 部、纪录片34 部。

编辑团队在实践中累积了丰富经验，并正开始实践全新的传播形态——例如开设《左翼HUK》反宣传栏目。可以断言，红线频道已具备从传统播出模式平滑过渡至全天候直播模式的技术与内容储备，党在塑造国家信息议程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

在俄共中央信息战略架构中，充分利用社交网络并对互联网环境之动态变化进行迅速适配，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鉴于众所周知的外部限制，本党已果断退出Facebook、Twitter（现更名为X）及Instagram 等平台，并将工作重心转向VKontakte、Telegram、YouTube、Rutube、Odnoklassniki 与Zen 等本土与中立平台，从而显著提升传播效能。

目前，党在上述平台上通过新闻报道、形势分析、活动预告及苏联成就再现等栏目，持续发布立场声明并实施现场直播。过去两年间，关于俄共之网络提及频次提升37%，充分表明舆论关注度正处于稳步上升通道。专家指出，俄共在社交媒体区域版块之侧重构成显著优势——约62% 的原创内容由地区及基层党组织生成。此种“小团体策略” 依托广泛的积极分子网络，实现了多层级、网状式的党内宣传生态。

经由社交网络工作专项培养的学生群体，已在政治学习中心完成多期结业；逾二十个州委陆续组织研修班，通过定向培训使积极分子掌握互联网舆情操作与数据分析之关键技能。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以指数级速度演进，其算法已广泛应用于素材生成与反馈处理。若欲在意识形态竞争中保持技术同步，必须充分利用数字专家资源，推动神经网络与交互机制在宣传流程中的深度融合。

数字空间瞬息万变，对趋势监测、格式创新与流程自动化之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为此，应系统加强地方网站版主与政党新媒体运营人员之培训，确保其在严格的立法框架与信息安全要求下，保持传播精准与风险可控。国家特别军事行动所催生之更为严苛的舆论监管环境，使得任何失误均可能对党信誉造成指数级放大之负面效应。因而，组建由记者、理论家与IT 专家组成的跨职能团队，以实现内容深度与技术灵活性的有机耦合，已具备现实紧迫性。

就当前运行状态而言，俄共各官方社交账号整体稳定。下一阶段，应通过每月监测数十万条俄共相关言论，及时识别潜在威胁，加强互动反馈与批评引导，精准驳斥虚假信息，将怀疑者转化为同盟者，并动员支持者广泛参与政治实践。

值得肯定的是，党的报刊编辑部已针对提升网站黏性与读者活跃度展开系统探索。《苏维埃俄罗斯报》团队在此方面成绩斐然；《真理报》亦已开设Telegram 频道，其VKontakte 订阅用户突破1.2 万。与VK 集团联合推出之“伟大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项目，将80 年前《真理报》原版资料于Zen 平台集中展示，累计浏览量近2300 万次，已成为新媒体转型之标志性案例。

本党一贯奉行“多管齐下” 的宣传方针，拒绝任何单一渠道依赖，而是整合全域资源，确保党之立场覆盖不同年龄、职业、民族、世界观及兴趣结构之受众。在 诺维科夫、阿尼霍夫斯基、尤先科、穆扎耶夫等同志的协同下，党报编辑部为实现这一目标付出了卓绝努力。

回溯十二年前俄共十五大的决议，本党理论工作者被授权创设并保障俄共中央政治学习中心之运作。迄今，该中心已构建两个核心教育项目与八个配套课程，第60 期学员近期顺利毕业，累计培训人数达1897名，为党在数字时代的理念传播与干部培养提供了坚实支撑。

新的政治教育项目“红色论坛”已顺利完成试运行阶段，其核心目标在于协助党及其地方组织不断强化后备干部培养机制，着力塑造一批能够在复杂政治环境下自觉、自信且有力地阐释和捍卫党之思想立场的青年人才。与此同时，政治研究中心已多次应社会团体之请求，专门为青年、妇女及先锋运动积极分子提供针对性培训，并积极回应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内部各兄弟党派的相关需求。当前，与俄共保持紧密联系的社会组织已逐步发展成为俄罗斯社会政治进程的重要积极参与主体。其中，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更是党寄予特殊希望的青年政治组织；尤其在特别军事行动的历史背景下，“支持军队、国防工业和军事科学运动”与“苏联军官联盟”的政治与社会重要性日益凸显。“俄罗斯的希望”全俄妇女联盟及“俄罗斯道路”运动持续探索与创新政治工作方式，而“左翼阵线”亦积极参与到党的共同斗争之中。在此过程中，我们向巴拉诺娃、贝诺夫、德罗博特、伊萨科夫、尼基京、奥斯塔尼娜、索博列夫、乌达尔佐娃等同志，以及所有为上述多维政治工作付出不懈努力的积极分子致以崇高敬意。“全俄抗议运动总部”业已成为凝聚各左翼力量的关键性协调平台。

此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体育俱乐部由党中央主席团倡议成立，其根本任务在于扩大社会基础、壮大党的支持群体。本党亦由此成为世界范围内唯一拥有广泛国内与国际声誉的体育俱乐部的政党组织。俄共体育队伍在多项赛事中的卓越表现，使党在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中赢得了高度认可。

在俄共体育事业中，五人制足球堪称标志性竞技项目。该项工作由中央领导同志梅尔尼科夫主管，谢尔巴科夫积极参与协调与管理。在报告期内，本党球队在2020年再次斩获俄罗斯国家五人制足球锦标赛与俄罗斯杯冠军两项殊荣。在国际层面，俄共足球代表队曾于欧足联冠军联赛斩获铜牌，惜其后因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体育实施不公正制裁而暂停国际参赛。

在传媒影响力层面，俄共体育俱乐部每年实现数百小时的赛事直播，通过Match电视台、Kinopoisk、Tricolor及社交网络等平台覆盖广大观众。此外，“KPRF-2”青年足球队不仅是后备梯队，更已发展成为独立的高水平竞技团队，其于俄罗斯足球锦标赛高级联赛中六次折桂，深受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高度赞誉。

俄共高度关注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特别创设“红色近卫军”青年足球队。2023年，该队伍于全俄18岁以下常规锦标赛中跻身前三甲。“俄罗斯天才”全俄青少年五人制足球锦标赛业已成功举办十届，迄今累计参赛青少年人数逾百名，喀山队三次夺冠、秋明队两次夺冠，利佩茨克、莫斯科、沃洛格达与新西伯利亚队均曾获得冠军称号。

俄共体育俱乐部还积极拓展花样滑冰、力量型运动、冰球、赛车运动等项目，组织涵盖羽毛球、越野滑雪等项目的多层次赛事，惠及儿童、青少年及退伍军人群体。

国际象棋运动亦被纳入俱乐部发展重点。由阿佛宁与切尔内绍夫担任教练的俄共国际象棋代表队，近年来成绩显著：2021年获全俄第四名，2022年跃居第三名，2023年再升至第二名；近两年更连续两次获得俄罗斯团体冠军及俄罗斯杯冠军。

此外，每年一度的“冠军杯”公开游泳比赛（含泳池及公开水域长距离项目）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赛事。俄共中央委员穆扎耶夫同志不仅在此项活动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亦凭借自身在游泳与长跑项目中的杰出表现，荣获朝鲜平壤国际马拉松赛奖项，为党赢得广泛赞誉。

排球项目方面，本党排球队于2021年与2023年两度荣膺莫斯科市级排球联赛冠军，女子排球队亦四次获得该联赛亚军殊荣。党对全体体育工作者与运动员取得的卓越成绩深表赞赏，并寄望其继续再创佳绩，以实际行动为党与国家争取更大荣誉。

通过上述多领域、跨层次的综合实践，本党有信心持续壮大并进一步凝聚队伍，不断开拓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实践之新境界。

当前，外部威胁的爆发式增大、俄罗斯若干关键民生领域的衰退，以及爱国群众力量持续遭受的政治与行政压力，均对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各级组织在思想与组织层面保持高度坚定性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这种形势不仅要求每一位共产党员在政治立场上表现出无畏与坚毅，更要求全党构筑结构严整、运行高效的组织体系。唯有当党员充分掌握党的战略目标与实践宗旨，并在前辈成功经验的启迪下，批判性地审视自身工作现状、识别差距、弥补不足时，方能切实履行其历史使命。

在本报告期内，各级党委始终将组织建设、党员队伍扩充以及后备干部培养作为核心任务。过去四年，新发展的党员人数已逾六万三千人，基本保持与上一报告期同等规模；其中多数为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具有劳动能力与社会责任感的青年。迄今，俄共党员总数接近十五万名。团结社会先进分子、壮大党的群众基础，仍为我党持续推进的重要任务。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员选择加入党组织。在北奥塞梯共和国、克里米亚共和国、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以及下诺夫哥罗德、鄂木斯克、托木斯克等州，退役军人基层支部相继组建。在英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以阵亡烈士亚历山大·切列梅诺夫命名的基层组织由其父谢尔盖·切列梅诺夫同志领导，该组织成员主要由特别军事行动的参战人员及其亲属构成。尽管面临严峻环境，库尔斯克州党委仍夜以继日推进组织建设，自2024年8月班德拉武装侵扰以来，当地铁道系统支部已新增二十余名“保卫祖国”战士。

中央书记处针对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专门听取了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彼尔姆边疆区、弗拉基米尔州、沃罗涅日州、列宁格勒州及托木斯克州党委的专题汇报。《这就是你们的党》倡议书发布后，印古什、克里米亚、北奥塞梯、鞑靼斯坦、车臣等共和国以及斯塔夫罗波尔、哈巴罗夫斯克、加里宁格勒、乌里扬诺夫斯克和汉特—曼西斯克等地区党委，均加大了党员发展力度。

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既定时期内将党员人数倍增的战略决议；然而，部分地方组织在执行过程中仍表现出松懈与惰性。要实现既定目标，必须形成“人人肩负责任、人人主动作为”的工作格局，使扩大党员队伍成为全体同志的自觉行动。

总体来看，报告期内俄共地方组织总数增至八十九个，新设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区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区党委已分别由B.A.李特维诺夫和I.G.古缅尤克同志领导；二〇二二年十二月成立的扎波罗热州与赫尔松州党委，则分别由O.A.斯柳萨连科和R.L.扎马列季诺夫同志负责。这些新组建组织已展现出旺盛的战斗力，吸纳党员逾两千人，并在各级立法机构中拥有十六名州级代表和一百余名市级代表。新俄罗斯地区的同志一致认为，党在群众工作中保持建设性、创造性立场是巩固党群联系的重要保障。本党在议会、媒体及公共舆论平台的发声，始终体现鲜明而一致的政治立场。

自2014年以来，党中央书记处及由卡申同志主持的全俄抗议行动总部组织的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已向新俄罗斯地区累计运送一百三十九批食品、药品、设备及专用物资。弗拉基米尔、沃罗涅日、莫斯科州、罗斯托夫、斯塔夫罗波尔、特维尔、图拉等地党委在该项工作中贡献突出。与此同时，莫斯科地区党委主导实施的“俄罗斯儿童——顿巴斯儿童”项目已惠及新俄罗斯地区二万二千余名少年儿童，其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为前线地区儿童赠送新年礼物亦已发展为常态化慈善传统。

就物质基础而言，大多数地方党委均已具备开展日常工作的必要条件，中央委员会亦保持定期经费支持，并为若干基层组织购买了办公用房。按理说，硬件条件的改善理应同步提升组织效能，然而仍有个别支部尚未建立稳定的党费征缴机制，亟待整改。

综上所述，俄共各级组织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持续推进组织建设、强化群众基础、完善后备干部培养机制，党在新兴地区及前线地带的政治影响力与组织动员力已显著增强。为切实完成党员人数倍增目标，全党须进一步压实责任，形成协同推进之态势，从而为实现党的既定目标提供坚实的政治与组织保障。

迄今为止，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全国性组织体系已涵盖13097个基层支部和2448个地方支部，较党的十八大召开时新增地方组织54个。在过去四年中，党组织建设面临多重不利环境：政府对群众集会的持续限制、选举进程中引入的远程电子投票系统对选举过程的冲击，以及官方对信息空间监管力度的显著加强。正因如此，全党更须主动深入群众，扩充公共接待网络，并以更坚定的决心实施“挨家挨户”“心贴心”的传统宣传策略，以保持并扩大社会影响力。

为赋予上述工作新的动能，强化党员的组织纪律意识与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担当，党中央自年初启动“俄共全民公投”行动。截至目前，已有近300万人参与投票，其中相当比例的选民转化为俄共的新支持者，部分已正式加入党组织。事实再度证明，在俄罗斯政治格局中，俄共过去是、当下仍是劳动人民利益与权利的唯一可靠捍卫者。

俄共中央全会多次强调，必须不断提高党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的引领作用，而与工会的协同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环节。符拉迪沃斯托克、弗拉基米尔、约什卡尔奥拉、卡卢加、奥伦堡、彼尔姆、圣彼得堡、萨拉托夫及乌里扬诺夫斯克等地党委与当地工会组织保持紧密合作。在共产党员的倡导与领导下，独立工会“保卫”已建立若干支战斗力充足的分支机构；党还与俄罗斯汽车工人联合会、“行动”工会、普尔科沃机场员工工会以及“国际海运转运码头”工人委员会开展联合行动，并同住房及公共事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建立了稳定的协作机制。

然而，俄罗斯要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号召力的群众性工会运动仍任重道远。若无一支致力于维护工人权益的坚强积极分子队伍，上述目标难以达成。为此，党中央依托圣彼得堡市委员会组建政治研究中心分支机构，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雅科文科同志具体负责，通过系统化培训与实践指导培养工人领袖。与此同时，中央书记处指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员会框架内设立“俄共·专家”热线，及时发现并应对劳动关系领域的专断行为，增强雇佣劳动者对俄共持续捍卫其利益的信心。

鉴于党组织员制度在组织动员中的独特功效，党中央曾高度重视其建设，并做出相应部署。然而，部分基层单位对这一有效工具渐趋忽视。目前全党拥有党组织员1.1万人，虽然他们在共同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组织建设实际需求相比仍显不足。

就阶级构成而言，俄共作为劳动人民的政党，其阶级基础不断增强：报告期内，工人党员比例已提升至17%；40岁以下党员占全体党员的三分之一；女性党员所占比重亦扩大至37%。这些数据表明，党的社会结构更趋青年化与多元化，为未来持续提升代表性和动员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萨波日尼科夫同志领导的人事委员会始终保持体系化、高效化运转，并与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形成无缝协同；在 阿佛宁、察里欣、马卡罗夫及 阿佛宁同志的统筹下，委员会凝聚了强大合力，必要时迅速组建专项工作组，为各地区党委提供针对性、操作性兼具的方法论支持。

在本报告期内，全国共有二十四个地区党委完成新一任第一书记的选举；其中，鄂木斯克州自 克拉维茨顺利向 阿廖欣交接，罗斯托夫州由 科洛梅伊采夫移交 贝索诺夫，斯摩棱斯克州由库兹涅佐夫交接马克西莫夫，托木斯克州由 巴雷什尼科娃移交 彼得罗夫，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则实现了博德罗夫向格沃兹达克的有序过渡；上述案例体现出各地在后备干部培养与领导权体面移交方面已形成系统化机制。

在上一轮报告—选举会议及代表大会上，多位地区领导人的工作表现获得党员的高度评价，包括阿利莫娃、瓦西里耶夫、古巴列夫、伊万诺夫、伊日茨基、伊康尼科夫、卡赞科夫、卡赞采娃、列夫琴科、埃尔波、帕克霍门科、帕什托夫、奥萨奇、拉兹沃罗特涅夫及 罗马什金诸同志。在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之外，阿卜杜勒哈利科夫、艾塔科娃、阿梅林、博加特连科、博伊科夫、布拉诺夫、拜特达耶夫、伊瓦切夫、科诺年科、米哈伊洛夫、普鲁萨科娃、雷恩、西多尔科、西多罗夫、塔莫耶夫与菲利亚耶夫等青年干部亦迅速积累威望与政治经验，已成为党内重要的新生力量。

在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会及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会议之间，俄共定期召开全俄党员大会与积极分子研讨会——多以视频会议形式进行——取得显著成效。会上，来自基层的共产党员、工会积极分子、人民企业代表及兄弟党（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广泛参与并深入交流。

自新冠疫情封闭管理措施放宽后，俄共的联邦区域级研讨会得以恢复，其议题已远超党内事务，涵盖工会、学生团体、社会运动等多元领域；各级共产党代表亦借此平台定期向选民汇报履职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在萨列哈尔德举办的俄共北极论坛反响热烈，已提出将论坛制度化、常态化的建议。

组织工作旨在持续提升党的活力与战斗力，其核心在于为贯彻纲领方针与党代会决议而开展坚决斗争。唯有内部高度团结的政党方能有效领导广大工人阶级。列宁曾明确指出，铁的纪律是取得胜利的必要前提；缺乏清晰的组织架构、严格的责任体系以及对积极分子的系统化工作，将无法铸就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因而，加强基层与地方组织建设，必须与列宁关于“党是革命阶级的战斗司令部”的论断紧密结合，使党能够动员工人阶级捍卫其根本利益。民选机构之首要职责，即确保各级党支部在相互尊重与信任基础上充分发挥作用；然而，滨海边疆区、摩尔曼斯克州、普斯科夫州及犹太自治州等地，党内同志关系的规范仍出现偏差，有待纠正。

在人事与干部决策过程中，务必严格遵循客观公正、同志情谊、集体主义与高效履职原则。该方法最能克服个别领导人恣意决断及少数同志政治立场动摇的弊端。地方基层时常涌现富有创意且卓有成效的倡议；若缺乏支持乃至被人为遏制，势必造成组织与群众工作的重大损失。此类问题之所以出现，根源在于忽视了列宁关于“选拔—培养—使用”干部的系统方针。即便党员意见与领导层不同，也不应轻率作出负面“组织结论”；关键在于通过理性说服而非简单“切断”来化解分歧，否则党内民主之实质将被削弱。

近年来，大批充满活力的新同志被委任至各地党委要职。该代际领导群体多次彰显其成熟度与忠诚度，但受制于经验不足，对机关工作复杂细节缺乏深入研究，且对文件执行与财务纪律关注不够。在立法监管日益趋严的背景下，任何有意或无意的疏忽均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官僚主义与负责任的现代管理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纪律强化与责任意识是党建成功的关键要素。正如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所强调：“精确组织之合规检查在反对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斗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此类检查如同聚光灯，随时揭示机关实况，将官僚和懒惰者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经验表明，在任何大型组织机体中均可能滋生危险“病菌”。因此，正在打造的专业工作者群体必须秉持创造性与积极性，竭力根除官僚主义与文牍主义倾向。葡萄牙共产党领袖阿尔瓦罗·库尼亚尔曾告诫同志们提防把“党内活动视同为雇主工作”的心态；他指出，这些党员“坐在办公桌前，仿佛身处官僚机关而非掌舵岗位”。俄共无权姑息缺乏创新、追逐名利或不作为的现象；凡此类行为，皆应受到严肃驳斥。对于把党当作单纯“资源消费者”的倾向，亦须及时纠偏，以防止同志之间滋生猜疑、过度批评或自我陶醉。工人阶级不需要只顾自身利益的政党；俄共绝不会容许自身滑向此种歧途。

总的来说，中央委员会新一届班子的历史使命异常沉重，其根本任务乃是在既有工作基础上实现全面充实与振兴，并以必胜信念不断扩大支持者版图。为此，必须更加果敢地吸纳具有卓越才能与共同志趣的同志参与到党的共同事业之中；同时，要切实保护人民抗议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对因司法报复、行政压力或警察滥权而陷入困境的群众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我们正携手把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锻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性政党——此乃党内每一位同志铭记不忘之要务。

当前社会对党的思想领导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迫切要求。国家亟需一部切实可行、指引未来、能够突破停滞的总体发展纲领，而非徒具形式、充斥幻想的纸上蓝图；以往反复炒作的“2020规划”与“2030规划”之类数字游戏，已被事实证明无法拯救国家经济社会之危局。倘若要使俄罗斯在全球社会-经济竞赛中位居前列，关键便在于找寻能够扭转乾坤、引领复兴的“胜利方案”。执政集团提出的诸多“药方”早已显露疲软无力，社会各界对于摆脱冗长会议与政府官僚“白卫式”视角的渴望日益强烈，正因如此，对具备思想凝聚力与知识领导力的政治力量之需求格外高涨。

一个由行政官僚主导、习惯于“随意行事”原则的政党，永远无法满足这种历史性的呼唤；试图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搞“折衷联姻”者，同样注定无力回应群众期盼。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在全球主义浪潮中沦为资本霸权的附庸，已充分说明这一模式的破产。于是，社会愈加迫切地呼唤一支随时能够采取果断行动、同时又拥有科学理论武装与知识领导力的先锋队。某些政治势力曾竭力将自由民主党前领袖塑造成“预言式人物”，但最终不过流于庸俗闹剧；即便声势浩大，也不过如同以拨浪鼓祭神，虚有其表。

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及左翼爱国力量组成的人民阵线，必须积极回应人民对一支“具备知识引领能力、能够带领俄罗斯冲破僵局并走向复兴”的政治力量之期待。于我们而言，此既是崇高荣誉，更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唯有用日日不辍的实际行动，我们方能无愧自居人民斗争最前列之先锋。

倘若党不能圆满履行此项使命，责任必将由我们共同承担——不仅面对俄罗斯工人阶级与全体人民，更面向波澜壮阔的世界革命史。卡尔·马克思、罗莎·卢森堡、弗拉基米尔·列宁、约瑟夫·斯大林、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恩斯特·台尔曼、毛泽东、胡志明、菲德尔·卡斯特罗、萨尔瓦多·阿连德、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路易斯·科瓦朗、埃里希·昂纳克以及乌戈·查韦斯等杰出革命先驱的光辉姓名，将继续在我们的队伍中并肩前行，见证我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懈奋斗与忠诚担当。

同志们，肩负着数以万计卓越人才、伟大奉献者与英勇先烈的厚重期望，我们每一位大会代表、每一位共产党员均应深切体悟并承担这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并将其传递予所有同志、志同道合者及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广泛支持者。

正如伟大所阐明，为捍卫工人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之根本利益，必须建设先锋型政党；其先进性不仅体现为忘我奋斗的精神，更体现在能够提供知识领导、思想引领与价值导向的能力。

深刻把握社会运行机理历来最为艰巨，而在当下复杂多变的时代情势中尤为紧迫。正是这种洞察与思辨能力，塑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和葛兰西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思想巨擘；同理，俄罗斯民族历史长河中的罗蒙诺索夫、拉吉舍夫、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门捷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与肖洛霍夫诸位杰出人物亦皆因深邃思考而闪耀。

先锋党必须承担斗争与创造的双重使命，唯有如此，方能为人民指出摆脱危局并迈向复兴之道路。为此，共产党人自身当成为思想深邃、道德高尚且对事业正义性笃信不移的知识践行者。

先锋党亦当充当真理的传递者，以坦诚且具说服力的态度回应最棘手之社会疑难，而不陷于幻想与自我陶醉。其能否胜任此责，取决于对社会问题的科学诊断与精准评估。新的中央委员会必须全面调动党的科学潜能、创造活力与组织合力，以确保这一使命得以实现。

同时，先锋党应成为集体创造力的策源地；只有当党的集体智慧持续运转，方足以把握时代脉搏，巩固并延伸其作为工人阶级领导核心与先锋队的地位。此种创造潜能构成高效宣传鼓动、深耕群众工作及实现纲领目标的坚实基础。

我们具备取得胜利的一切要素：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光辉灿烂的苏维埃历史成就，昭示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的国际经验，以及俄共吸纳全球先进成果后形成的现代实践。基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自信宣告：向社会主义胜利迈进！

我们可以坚定而响亮地宣示：我们的事业正义而光荣，胜利必将属于人民，也必将属于我们！

（译者：冷西 陈慧，俄共中央授权发布；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在马克思主义下”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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