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个称号送给刘强东，以把他和那些侵吞国有资产、视打工人的996为福报、偷偷摸摸向国外转移资产……之类为富不仁的大佬区别开来，也为新阶层树一个榜样。

刚刚去世的教皇方济各，由于作风平民化，关注弱势群体，被西方舆论称为“人民教宗”。

甚至戴安娜王妃，在意外身亡后，也被英国舆论和民众称为“人民王妃”。

刘强东可以获得这个称号的理由还有很多，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扮小哥送外卖，还包括他多次回馈故乡的乡亲、决定给京东外卖小哥全额缴五险一金，以及他对共同富裕的关注与呼吁，等等。

我当然明白，“人民”与“资本家”这两个名词之间存在内在张力，不过这种称号也并非于史无征。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共同构成了“人民”这个概念，毛主席形象地称这四个阶级为“四路纵队”，五星红旗上的一颗小星，即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既为人民的一部分，想来将其称为“人民资产阶级”或“人民资本家”也是可以的。

民族资产阶级后来积极响应社会主义改造，其主体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也足证将其归为人民一部分，是完全正确的。

这些年来了，公众耳熟能详的老板形象，是一身名牌，油头粉面，故作庄重，煞有介事地端坐在大而无当的老板桌后面，自己觉得威风八面，一切尽在掌握中，实际沐猴而冠，滑稽可笑。

近年来涌现出的一些互联网巨头，不再像之前的土豪那么呆滞、装腔作势，但也低调奢华，令一般人可望不可及。

但作为身家数百亿的“大佬”，和普通员工一样，剑及屦及地送外卖，哪怕只有几单，体验一下吧，展示的也是对外卖员工的尊重，对劳动的尊重。

这当然值得鼓励。

在我看来，和其他大佬、大鳄、巨头等等不同，刘强东的行为，体现出了某种可贵的历史主动性。

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新阶层，与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不同。

那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很多人是抱着“产业报国”、“产业强国”的理念开始创业的，现实当中如陈嘉庚、荣毅仁，文艺作品中如《茶馆》中的秦二爷，都是如此。

但新阶层则不同，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确有一个“原罪”问题需要解决。

而解决“原罪”问题，也不能靠张维迎的“零点方案”（这纯粹是一个馊主意，只会在政治和历史层面造成更大混乱），而只能靠新阶层自我救赎，即表现出历史主动性来解决。

这种历史主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积极主动地加入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把财富和才智都用到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上来。

要知道，新阶层和欧美资产阶级不同，后者基本上承担了实现民族独立，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使命，而在中国，这两项历史任务主要由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通过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完成的。

新阶层，能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什么贡献呢？要好好想一想。

二是，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现象持强烈批判态度。近、现代以来，更有强劲的社会主义传统。

新阶层要尊重这样的传统，打破绝对化的财产理念，把自己定位为社会财富的看守者，主动采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尊重劳动者权益。

如今，放眼新阶层的衮衮诸公，葛朗台、夏洛克、许家印式的人物并不少见，刘强东这样清醒并能够采取正确行动的人物，又有几个呢？

面对历史，谁都逃避不了选择。

一个人也好，一个阶层也罢，其本质、未来的境遇及历史评价，都将有由自己的选择决定。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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