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潜入地下，工作刚起步就被盯上了（3）

点击：作者：党人碑来源：党人碑微信号发布时间:2025-04-21 10:05:52

一个国民党士兵走过刷过标语的房子，1947年，（美）考夫曼摄

“你说你是党员，就是党员吗？”

承德撤退后，以锦（州）承（德）铁路为界，承德县被分为南北两县，承北县委书记王勇进，原来是承德县长。

国民党军侵占承德及铁路、公路干线后，承德县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原先坚持在铁路北活动的我们的一个连被敌人打散，只剩下四位同志撤回来。有的区小队叛变了，带着还乡团和土匪，围攻区政府。县委组织部长梁健在敌占区开展工作时，也壮烈牺牲。回忆当时，王勇进同志说：

“当时斗争异常艰苦，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残渣余孽相互勾结。群众受反动宣传的蛊惑，有些人认为共产党、八路军成不了气候，甚至有些立场不坚定的干部脱离了革命队伍，少数投靠了敌人。”

反动地主武装“还乡团”，1947年，（美）考夫曼摄

这并非个别现象，《热河党的状况与今后建党任务（草案）》中提到：

“当时情况下，提出大量发展而没有特别指出应该慎重的方针是有缺陷的，因而就发生严重的拉伕凑数的现象，并伴随着当时群运的缺点（即满足于轰轰烈烈，缺乏细致而踏实的工作），颇大量的地痞流氓、地主狗腿，甚至警察、特务混进党内来，而一部分正派农民的积极分子，也因为只发展而缺乏领导与教育，就冷下去，以至于蜕化。”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有人蜕变，有人消极，也有人迎难而上，不忘对信仰，对组织，对人民的承诺。但是问题来了，由于地方党组织几经破坏，党员的组织关系断掉了，你说你是党员，发展你的同志联系不上，又没什么凭证，怎么办？

县委研究决定，重在政治表现，看现在是否够党员条件，合格则承认是党员，不合格则清退，谁真谁假事上见。

不明身份的被捕者，1947年，（美）考夫曼摄

此时的毛粒民，正在面临贫病交加的考验。

先是他得了伤寒病，还没刚好一些，妻子又被传染了，用今天话说就是病毒性感冒。没钱看病，只能硬扛，好在都年轻，不久就痊愈了。总得生活吧？毛粒民就在旱河沿摆摊做小买卖，倒腾点破烂。一来能糊口，二来也算个正当职业，不至于“扎眼”。

晚上没事，就在家拉拉胡琴，搁今天说，这位艺术天赋极高，二胡、京胡信手拈来，弹个月琴、弦子也不在话下。以乐会友，逐渐来毛粒民家玩的朋友，越聚越多。大家一起玩乐器，兴之所至，唱上两段，顺便聊闲天。一来二去，新朋旧友，形形色色，票房的生态逐渐形成。

其中有位叫杨文熹的，拉得一手好京胡，在承德小有名气。承德第一次解放后，杨文熹参加工作，在省政府工作，也是文艺积极分子。京剧《甲申三百祭》演出，财政厅长王奂如同志是著名的言派票友，专门请杨文熹出山。毛粒民跟杨文熹过去有来往，这次算是续上了，俩人都没跟共产党走，说起来都是家庭负担重，所以共同语言很多。

著名的上海律和票房，张啸林、杜月笙分任正副会长

杨文熹告诉毛粒民，国民党热河省党部也想搞个演出团体，叫“建国剧团”，跟共产党“别苗头”。组织些能演话剧，唱京剧，表演魔术、曲艺的，专业业余的都行，到处巡演，慰问“国军”，同时在社会上宣传“戡乱建国”思想，争取人心。

目前负责此事的是省党部宣传科长王兴华，他兼任剧团团长，副团长是承德著名的京剧花脸演员王恩波，原先也在我党组织的剧社工作过。此外还有几个票友加盟，青衣、老生、花脸等几个行当，基本凑合，但“场面”上严重不足。杨文熹已经参加了，想请毛粒民过来帮忙，说你会的乐器多，各种演出都能帮衬，绝对的“大拿”啊！

这套吹捧，毛粒民并不放在心上，他想的是怎么利用这个省党部的剧团，打入国民党内部，特别是接近那些爱好京剧的要员，好套取情报。

等加入进来，毛粒民发现，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实在是草台班子，根本谈不到上级重视，更别说计划性和执行力了。宣传科长根本不管事，剧团全体演职员没有工资，更别说补贴，收入咋办？全凭一场场的演出费，各种演出用的家伙也得自备，大家还得掏钱入股，经费都没有一毛钱，演出费的分配既按人又按股。

1945年5月，南京解放后，我军进驻“中央党部” 邹健东摄

演出时间完全不固定，有一搭没一搭，此前说好宣传国民党的“思想”和“主义”，也没人管了，编演新节目，更没人负责，内容完全是旧式的。什么黄色，哪叫封建，清末到奉系，再到日伪，演到现在，毫无改良，内容庸俗不堪，拖沓无趣。结果可想而知，观众越来越少，当初热情加盟的，也纷纷打退堂鼓……

1947年春节临近，“建国剧团”为了给大家挣饭辙，准备到周边几个县，碰碰运气，搞个巡回演出。毛粒民却请了假，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想把老婆送回老家辽宁黑山，减轻负担，也减少后顾之忧。

今天很多影视剧，一演地下斗争，都是锦衣玉食，男女主人公高档服装一套套的，男的必须西装三件套，女的旗袍一天一换，实际上呢？别忘了我们是个穷党，革命靠自觉自愿，不靠物质刺激，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来供这种档次的消费。很多时候，地下党的同志，特别是单打独斗在基层的同志，需要自己挣饭辙不说，还要贴补党的工作，等于倒找钱给党！

这样的好处是你的收入和你的生活标准完全一致，不容易被看出破绽，但坚守清贫也是你的职责和信仰。

学校业余剧团演出，北京，1925年，（美）甘博摄

穷得几乎揭不开锅的毛粒民，只能把老婆送回家“啃老”，因为他是家里的独子，没有兄弟姐妹，所以到了黑山，老母亲就不让他走了。说现在兵荒马乱，你走我不放心，就在老家一忍，老婆孩子热炕头，吃喝不用愁，别在外面瞎折腾了。

革命工作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毛粒民虽然不舍老母亲和妻子，但此时此刻，他想到的却是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肩上有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我当了逃兵，这个坑谁来填？大家都当逃兵，人民解放要到猴年马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有些事总要有人干，大家都不去干是不行的！

当然，这话不能跟母亲说，毛粒民只是告诉母亲，在承德还有东西，回去收拾好了，我就回来。

过完元宵节，辞别亲人，毛粒民从黑山回到承德。再去找剧团，已经散摊了，他入的一股五千法币，血本无归。即便找回来，当初能买一袋洋白面，如今能买个馒头就不错了。有道是投资须谨慎，入股有风险！

壹仟圆法币，民国三十四年（1945）美商保安钞票公司印制

东边不亮西边亮，就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穷得都要“荡气回肠”的时候，毛粒民又遇到了熟人介绍工作，这次听起来比较靠谱。

老同学周启哲的姑父，在流水沟开了一家医院，前者想介绍毛粒民过去帮忙，到医院面试的时候，又碰到来看病的老同事王效谦。后者是朝阳人，跟毛粒民是辽宁老乡，原先都在伪满承德税捐局做事，私人关系不错，算是知根知底。当然王效谦并不知道，毛粒民已经是共产党员，正千方百计要打入国民党内部。

王效谦此时春风得意，省党部主任委员王致云是朝阳人，南边来的接收大员。为了攀关系，王效谦改名王致恭，成功抱大腿，认了王主任当叔伯哥哥，当上总务科长。王致云背景深厚，跟“二陈”关系深刻，曾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要职，抗战时期又调到陇东，担任庆阳县长，专门对我们搞摩擦，此时除担任省党部主委外，还是参议会议长。

看到昔日的小老弟沦落如斯，王致恭动了恻隐之心，说我开了个文化服务社，挂了个热河省党部服务社的牌子，省党部宣传科王科长也入了股。由于咱有根子，服务社的买卖十分兴隆。我那里还缺个会计，如果你愿意，就请你屈尊到服务社当会计吧？

1947年，南京，蒋介石签署伪“宪法”后开心地笑了（美）考夫曼摄

说白了，这就是个给王致云搞黑钱，洗公款的小金库。当时国民党搞“行宪国大”，为了到南京运动，上下打点，到处用钱。王致云安排王致恭负责，王致谦也需要个自己人对他负责。

有人好办事，毛粒民第二天就报到上班了。这个服务社，工作繁忙，收入又高，按道理是个不错的岗位，可接触不到情报，不是瞎忙活吗？

说到这里，多说一段：国民党热河省党部可是出过通天的“匪谍”大案，两任电台台长，李政宣和顾心田都是地下党，直属中共中央社会部。不过此时已经被破坏，李政宣叛变后，不但中社部在热河的交通站被破坏，顾心田被捕，而且直接造成我党北方情报系统的严重损失。

当然关于这些，毛粒民不知道，他正在考虑，怎么跟王致恭解释，放弃高薪岗位，另谋穷路。在服务社工作一段时间，毛粒民又遇到熟人了，这次这位叫罗继和，曾在星海合唱团唱过男高音，跟毛粒民关系不错，以前经常在舞台上合作。更有意思的是，罗继和还有位好友叫卢敏政，就是承德本地第一位地下党员，卢敏政又是毛粒民的革命领路人。

谢士炎烈士的入党志愿书，“北平五烈士”就是李政宣出卖的

在服务社，遇到毛粒民，罗继和非常高兴，说自己现在国民党热河团管区，负责组织一个兵役宣传队。

国民党时代，名义上施行“义务兵役制”，实际执行层面则是“抓壮丁”。全国划分为96个师管区，每师管区辖若干个团管区，每个团管区各辖若干县份，每个县政府内设立兵役科和国民兵团，负责新兵的征募和训练工作。

简单说，团管区就是蒋军最基层负责抓壮丁的单位。

由于实在臭名昭著，国民党的“役政”被群众称之为“疫症”，半年就抓丁两三次，搞得鸡飞狗跳，倒霉的都是老百姓。古人都知道良家子从军才有战斗力，国民党也知道，已经反动腐朽透顶，“良家子”怎么可能老老实实去当“国军”？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最后一批征募新兵一万人，1948年，（法）布列松摄

于是有人出主意，共产党讲政治工作，我们也不能丢掉老传统，我们也要讲政治工作。兵役宣传队的前身叫政工队，就是发动青年应征入伍的宣传队。抗战时期你这么搞，讲讲保家卫国、共赴国难，讲讲话、唱唱歌，演演接头活报剧，贴贴标语，还有人看。到了解放战争，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鬼才信你那套“戡乱建国”，国民党内都忽悠不住，何况直接利益受损的老百姓？

但有个机构，就有份收入，干不干活，干活效果如何，并没人在意，养着这批人，很重要。

罗继和也不知道毛粒民的实际身份，只是觉得这是老熟人，关键是音乐方面比我强，我把他划拉过来，就是业务骨干，更是我的人，我在一亩三分地更有权威，上下都难撼动我的地位了。

这个宣传队，隶属热河团管区，属营级建制，队长由团管区宣传科科长饶恕兼任，罗继和是音乐组的组长。

老父亲找儿子，北平，1948年，（法）布列松摄

听完介绍，毛粒民觉得这是条打入国民党军队的捷径，而且有了军人身份，地下工作等于披上了“虎皮”。罗继和提出，请毛粒民过来，参加到宣传队，到音乐组，给自己帮忙。

这里还要简单介绍下，当时国民党的反动体系里，军队大于一切，等于是“军＞政＞党”的架构，党的地位最低。当然“国军”的政工干部，地位又远低于军事干部。

正愁要睡，罗继和递枕头，毛粒民就以热爱音乐，想专业对口为由，当即答应。跟王致恭那边也好交代，毕竟朋友不挡运势。

不久，团管区的命令就下来了，任命毛粒民为兵役宣传准尉队员，准戴少尉军衔。

看到这里，有些朋友估计挺纳闷，怎么毛粒民同志一直在“碰运气”，怎么他熟人朋友这么多，不断跳槽为什么？

浙西师管区三十六年度临时征兵会议全体合影，1947年

这就要说到隐蔽战线的“十六字方针”和“三勤三化”政策。

抗战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先后提出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勤学、勤业、勤交友，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政策，作为地下工作的克敌法宝。

说到底，不管是隐蔽，还是公开，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党的工作必须打入社会，只有打入社会才能巩固党的生命线。简单说就是要说人话，办人事，扎人堆。

进到兵役宣传队后，毛粒民的地下工作，才正式开始。

发展的第一个工作关系就是罗继和，罗继和是毛粒民的引路人，又是顶头上司，先当音乐组准戴中尉衔的少尉组长，接着升任宣传队副队长，授衔中尉，准戴上尉衔，但薪资标准，还是少尉，等于升官不升薪。

“国军”的政工干部，1948年，沈阳，（美）伯恩斯摄

这就让罗继和心里相当不爽，宣传科长饶恕不是个好东西。原先是个失学的大学生，抱着“抗日救国”的理想，投身军旅，一直做政工干部，被视为“卖狗皮膏药的”，转任带兵官毫无希望，工作不受重视，收入又低，来钱门路少，还被各种挤兑欺负，于是不可救药地黑化了。

饶恕并非国民党军队政工人员的个案，“国防部政工局”的《政工导报》上，无数的“饶恕”在“怆恻欲涕，抱惭无颜”慨叹：“凡做此项工作者，全是处在贫苦艰难中生活，还得忍辱受气，克服艰难。”

没前途，没地位，又收入低，无所作为，职权有限，导致很多洁身自好、工作努力的政工人员工作情绪低落，不能积极开展有效的政治工作。政工人员的领导示范作用更无从谈起，即使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也不能见效。

怎么办？

“国军”的政工干部，1948年，沈阳，（美）伯恩斯摄

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政工人员，自身要求不严，干脆与部队长官同流合污，也有样学样吃空饷，当密探，甚至利用职权，玩弄女宣传员，把她们献给长官，取悦上司，换取好处。

所以，罗继和顶看不起饶恕，也对国民党没有任何好感。反而私底下，跟毛粒民说到老朋友卢敏政，然后就说到共产党、八路军，有对比就有伤害，一对比谁好谁坏，那还不一清二楚？

一回两回，说得多了，毛粒民就发现，罗继和是真的有“想法”。

有次，俩人喝酒闲聊天，饭馆老板也是熟人，却看他们都是“国军”，依然恭恭敬敬，陪着小心。这就让人很不舒服了，一问才知，经常有“国军”吃饭不给钱，动辄掏枪掏手榴弹压柜抵账，临走还要讹点零花，如今看到“国军”，老板就犯怵！

“国军”的政工干部，1948年，沈阳，（美）伯恩斯摄

“咱穿这身虎皮，老百姓都不拿正眼看咱。人家老卢多好，跟八路军走了。我什么时候，能像卢敏政那样，到解放区去就好了！”

接过罗继和的话茬，毛粒民半开玩笑地追了句：“如果有机会，你愿意去吗？咱别逗了，搞不好要掉脑袋的，小心饶恕饶不了你！”

说到饶恕，想起卢敏政，罗继和更激动了，最后撂下一句话：“当了八路军，就是掉了脑袋也值得，总比这人不人鬼不鬼的强。”

发展罗继和的条件成熟了，毛粒民这才交了底，说：“我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你如果真想为八路军做些事，那咱们就一起干。”

雪地中训练的“国军”，1948年，沈阳，（美）伯恩斯摄

这话让罗继和既惊奇又高兴，没想到身边就有共产党，共产党有能人啊！他拉着毛粒民的手，紧紧不松开，表示：“只要是给共产党、八路军办事，我听你的，你咋说我就咋干。”

顺着星海合唱团这根线，经罗继和介绍，毛粒民又发展了南营子小学的苏家忠老师。苏老师流着眼泪，跟毛粒民念了当时东北流行的两句顺口溜：

“骂八路，打八路，八路走了想八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为啥小学教员对国共看法如此悬殊呢？

沈阳外围的“国军”检查站，1948年（美）伯恩斯摄

同在东北，辽宁省盖平县（今盖州）熊岳联合中学，18岁的中学生马静波，1955年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开始我们都对国民党很好，兵都穿着整齐的美式服装，带劲。可是几个月过去了，抓兵、要人、要捐，念书要钱，慢慢地觉得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好。”

不管什么年月，不管是谁说得好听，穿得“洋气”，可你不考虑群众利益，不是给群众办实事，而是使劲坑害群众，往自己腰包里塞钱，群众怎么看你？东北群众对国共观瞻的变化，就很说明问题了。他们“正统”观念强，发自心底拥护你，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他们的利益，忽视他们的诉求。后面他们到底要跟谁走，支持谁、反对谁，他们是会做出正确选择的。群众并不傻，谁欺骗群众，还希望关键时刻，群众能为他们站台，那才是真的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