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潜入地下，我的特殊人生这样开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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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作者：党人碑来源：党人碑微信号发布时间:2025-04-07 11:14:17

反日游行中的孩子们，小旗可见“打倒、倭奴、东三省”字样，估计是1931年，（美）西德尼·甘博摄

1945年8月15日，阜平史家寨。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晋察冀分局党校宣布停课，所有在训干部，一律派往沦陷区，参加接收解放工作。

原定（兴）易（县）涞（水）联合县二区区长郭耀臣一行，先是赶赴北平（今北京），又根据中央“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的指示精神，要尽快赶到热河。

此时，作为“东四省”之一的热河，已经沦陷十二年。

正如一首民谣中唱的：“十二年亡国苦难当，盼望祖国早解放，左盼右盼不见面，好像孩儿离了娘。汤玉麟，国民党，抛弃热河跑得忙，一跑再跑去的远，我们向谁诉衷肠？”

汉奸引领下，日寇侵占承德，进入德汇门（日本明信片）

1933年3月4日，日军以128名骑兵为先遣，未费一枪一弹，轻取承德（今属河北），热河沦陷。以尹锡三为首的地主豪绅，从10里外红石砬沟门将侵略军引进街里，沿武烈路进德汇门。日本侵略军进入离宫，放火烧毁勤政殿。

国民党的省主席汤玉麟，率十几万人的军队，不作任何抵抗，一路南逃。甚至日军未到，却动用军队汽车200余辆，装载家私运往天津英租界地他的家中。

十二年后，当郭耀臣一行由古北口，进入热河时，眼前沦陷区的景象，还是让大家吃惊不已。

虽然一路上就听群众讲：“热河苦得很，有山无果，有河无鱼，有地不打粮，穷得叮当响，十八九岁的大姑娘穿不上裤子。”

有的老乡说得更加“危言耸听”，他们警告我们：“要进入‘满洲国’了，要看到‘人圈’了，要走几天荒凉的‘无住禁作地带’，要有几天买不到饭吃！”

在鬼子汉奸的威逼下，承德街头挂起膏药旗和伪满“国旗”

现实中的热河人民，比传说中的更苦！

一些麻杆腿、大肚子、赤身裸体的小孩，狼吞虎咽地吃野菜团、喝野菜汤的场面；许多十八九岁的姑娘和年青媳妇，由于没有裤子穿,只好把破皮子或破麻袋片围在腰间遮羞，她们赤着上身和双脚，见到生人，不得不赶忙躲起来。这里的人们不仅无衣无食，而且没处居住。日伪的“集家并村”，烧毁了老乡的房屋，制造了大量的无人区，也就是老乡们口中提到的“无住禁作地带”。那些不愿进“人圈”的人们，夜间只好夜宿临时搭建的马架子，或以山洞藏身。

有羊圈、马圈、牛圈，“人圈”是干什么的？简单说就是日本鬼子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正如德国法西斯高挂“劳动创造自由”，它们的东方同伙则美其名曰“集团部落”。热河省的400万人口中，有105万人被赶进“人圈”，其中10万余人死于非命，600多万亩土地荒芜，1000多个村庄毁为瓦砾。

赤城县碾子沟“人圈”东门

日本侵略者及在其刺刀支持下的汉奸傀儡，创造的所谓“王道乐土大‘满洲国’”，是个什么成色呢？

在热河就可见一斑，丰宁县一个包括40多个小村，被集家兼并起来的五家营子，人口不过9000，每年要交纳的“正额”粮食是450吨，“储金”30万元，“门户费”20万元，猪800只，羊300只，牛400头，驴平均每年365天中有219天被征用，鸡全部杀光。此外，人，每年有500个“劳工”，无偿劳役6个月。

沿途看到听到这些，同志们实实在在上了一场爱国主义教育课。郭耀臣心中暗想：

“苦，对我们这些人是无所谓的，因为我们都是在艰难困苦中成长起来的；穷，更没有什么可怕的，这说明，这里更需要我们。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使人们摆脱穷困，过上富裕幸福的日子。只要我们与人民群众一起奋斗，就一定会使热河由穷变富！”

1941年1月25日，侵华日军在丰润县潘家峪实施大屠杀。全村除外出者，全被侵华日军赶进潘家大院，然后用火烧、机枪扫射等方法残杀，全村几乎被杀绝，共死亡1230人。图为潘家大院被烧后惨景，雷烨摄

没有人下命令，几乎是不约而同，郭耀臣他们自动把多余的衣服送给了衣不遮体的热河群众，三天后等大家走到承德，每个人只剩下身上穿的衣服了。

这绝不是偶然现象，新华社晋察冀分社记者田雨也发现：

“我们的队伍，每走过一个部落，‘部落’里的居民们，都载道而迎。最初我们以为是他们稀罕好奇的心情所致，待看到有的老乡不调和的在身上穿着黄军衣和政府救济的棉袄，才知道他们都每天在等待政府和军队来拯救他们。

三块石部落的老乡称八路军是‘天下第一军’。一次，我们的队伍住下，战士看见一个57岁的老汉赤着脚，把自己的鞋脱了给他，老头子感谢不能报答，叫他的儿媳妇帮助队伍烧水，年轻的女人不愿下炕，老头子把她骂哭了，最后老汉才想起是自己喜欢得忘却了媳妇没穿衣服，战士们看到这种情形，立时全队发动了一个募衣运动，每个人从身上脱下一件衬衣，捐给全村。全村的老乡都感激得不能说话了。

进军热河的八路军战士脱下衣服送给穷苦群众

我们的部队给部落区人民捐衣的事在很多的‘人圈’里都被感激的称颂着。我们的战士虽然衣眼单薄，却都热爱人民如同自己亲人一样。”

大约9月10日左右，郭耀臣一行到达承德。

在他们到来之前，8月19日，承德已经被苏军解放。

伪满监狱里被释放的三百多抗日军民中的八路军干部，于8月21日成立了八路军驻承德办事处，这是我党在承德的第一个公开组织。接着，原遵化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郑旭奉冀热辽区党委命令，率部分干部进入承德，组建成立了中共热西工委和热西办事处。八路军承德临时办事处撤销，人员与热西办事处合并。

1946年3月，沈阳，卖水果小商贩，后面商店橱窗里是苏联宣传画和斯大林像

与此同时，伪满热河省长孙柏芳为首的汉奸，摇身一变，“省公署”改成“维持会”，照样发号施令，履行政府职权。这些汉奸往往最少都是“三朝元老”，跟奉系军阀、国民党和日伪都打过交道，他们期盼国民党赶快来，好继续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毕竟同为买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给谁做“分销商”不是做，关键看“老板”本钱大不大了。

所以，晋察冀分局的同志们赶到承德时，实际上面临着两股势力，两个政权针锋相对的斗争局面。

当时，承德的社会秩序很乱，特务、土匪很多，市内到处可以听到枪声。人民缺衣少食，生活十分贫苦。党在承德的基础比较薄弱，一些人听信了伪满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对我们不信任，认为关内来的这些穿破棉袄的共产党，恐怕成不了大气候。

伪满时期的承德市街

别说苏联同志不对我们抱有希望，即便是承德当地的人民群众，当时的思想，也并不完全站在我们一面。

以小知识分子为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地主家庭出身，又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训练，认为剥削和压迫人民，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大多数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统治是不满的。对于苏联红军的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东北，虽然觉得痛快，但由于苏军在热河纪律很不好，又极其反感。

对国民党，他们没有多少印象，毕竟热河原先是奉系军阀的地盘。1928年建省时，国民党的各级党部纷纷建立，国民党员多是地主土豪，日本人一来，多数人摇身一变就成了汉奸，身段极其灵活。如今不少人又冒出来，说自己“抗日有功”，这不是笑话吗？老一辈经历汤玉麟的统治，由汤推蒋，也觉得不好，换汤不换药。不过听说蒋介石有美国支持，而且正统思想强烈，就认为国民党相对日本人和苏联人，毕竟是“自己人”，所谓“想中央，盼中央”，至于“中央”来了会如何，他们并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当然“中央来了更遭殃”，群众给国民党起了个恰如其分的外号——“二满洲”，那就是后来的事了。

端阳节战斗中，子弟兵在喜峰口附近向敌人阵地扫射，1942年。雷烨摄

对于共产党、八路军，他们曾经听说冀东热河交界的地区，有过游击队的活动，但不详尽，多道听途说。原来的舆论掌握在鬼子汉奸手里，怎么可能说共产党好，八路军如何消灭日伪，总打胜仗呢？就是“八·一五”以后，他们对于进入热河的八路军的纪律表现和艰苦朴素的作风，非常感动。但是又觉得八路军武器太差，而且一点“威风”都没有，所以怀疑是否能“成大事”？

不少群众的观点好气又好笑，跟网上某些言论相似度极高，觉得能成大事的人，总是需要一点“威风”的。也就是对他们凶巴巴，稍有点欺负他们，但又不能过度虐待他们的那种。

啥叫共产党，哪叫人民军队？

群众把家里藏的枪献给八路军打鬼子，1941年，雷烨摄

至于苏联红军，作为中共热河省委书记兼承德市委书记的王国权，也印象不佳。怎么能一边叫“同志”，一边强掳同志身上派克金笔，“作为一件难得的中国同志赠给的纪念品”呢？何况是普通热河群众呢？对敌人如猛虎，对人民像绵羊——根据地的群众知道，可沦陷区的群众，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脑子里完全没概念。

我们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一度经费困难，只能自己想办法，开源节流。当时有个笑话，有几天省政府没钱了，财政厅长亲自带着几个干部，拿了一批从敌伪那里没收来的酱油、海带之类的物资，在承德街上摆摊售卖。

当地许多知识分子对此事的反映是：“这太不成体统了！”

有些知识分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无产阶级，但概念不清晰，就觉得无产阶级就是“苦力”，是没有文化的，所以他们对我们又有些瞧不起，觉得共产党不专业，来了也是瞎胡闹，倒是烂摊子，还得国民党，依仗着美国人，才能收拾好。

热河群众护送八路军伤员，1941年，雷烨摄

问题来了，怎么才能让人民群众了解我们，使八路军、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扎下根？

说到底，就必须扎扎实实地为人民办事，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利益，让人民群众分清国民党和共产党谁个好，谁个劣。这样人民群众才会拥护我们，跟党走。

苏军撤走前，我们成立了人民政府，取缔了伪满汉奸的维持会。苏军这走后，中共热河省委发布了《关于发动群众的指示》。

光复之后，热河人民最切齿痛恨的是哪些人？

“主要是敌伪残余势力、汉奸特务，其中包括满洲队、警察、宪兵、保甲长在内。”

攻克迁安县属伪治安军独立20团据点。激战17小时，冀东子弟兵将杨店子、靳发营、王庄子镇同时攻克，这是刚解放之杨店子据点。1942年，雷烨摄

所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口号，最能打动人心，发动群众。十二年的冤仇，终于得以伸张，这本身就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你讲秩序，讲法律，如果维护的是人吃人的秩序，是坏人欺压好人，好人无处申冤的法律，人民怎么可能支持你，拥护你？

更重要的是这一斗争，以民族的形式出现，实质包含着阶级斗争。不把这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势力，彻底打倒消灭掉，就无法真正提高群众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同时，这些反动势力，不但是日伪的依仗，也是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消灭了他们，人民才会相信，我们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我们是真正为人民撑腰，为人民做事的，而非狼狈为奸，换汤不换药。“因此，控诉复仇，回头自新的清算运动，是目前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

这个指示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赞扬，认为热河的经验“可以应用于东北”。

读报学习，“冀东子弟兵艰苦生活”组图， 1941 年　雷烨

根据热河省委的指示，承德市委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动群众，开展清算斗争上。在斗争中，把人民群众从被压迫、被奴役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从而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进而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

为有利于发动群众，消除群众的顾虑，省、市政府决定，先对骑在热河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罪大恶极的汉奸头子进行镇压。处决了伪省长孙柏芳、伪协合会长王冷佛、伪省实业厅长鲁琦，以及伪宪兵团团长、警察厅长、讨伐队长等。这不仅震慑了敌人，而且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反响。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群众，新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代表人民意志，保护人民利益，任何欺压人民的害群之马，人民政府决不轻饶！

不但要打老虎，还要消灭苍蝇，那些人民身边的黑恶势力。

塞外山岗上的野炊，“冀东子弟兵艰苦生活”组图，1941 年，雷烨摄

我们派出工会干部，到工人比较集中的承德火车站搞清算斗争的试点。经过走访串连、谈心动员，只用两三天时间就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了。工人们纷纷揭发控诉伪站长、封建把头等人的罪行，狠狠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

在取得经验后，即把斗争重点转到市内，首先从一区开始，把清算斗争逐步扩展到全市。为使斗争健康发展，除市、区主要领导亲临战场外，还以街道为单位组成清算委员会，统一领导本街道的清算斗争。

为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形成揭发控诉高潮，我们选择群众最愤恨的配给店，特别是积怨甚多的粮油配给店为突破口，让群众以身受其害来控诉揭发配给店的问题，尤其清算汉奸、特务所有，为群众特别痛恨的配给店。

解放张家口后，公审处决大汉奸于品卿（伪蒙疆政府副主席、经济长官）

所谓“配给店”是伪满时期，日伪对群众进行经济剥削的工具。收你东西的时候，大秤压人，一百斤顶七十，向外配给的时候，小秤出，十四两当一斤，外加掺糠使水，豆油里边兑米汤。春夏青黄不接，向外放账，十分利息，老百姓们，血一滴汗一点弄来的一点粮食，哪年也不够应付他们。因此，无论城乡，老百姓们对配给店都恨之入骨。

这样一来，很快形成了人人开口，个个揭发的大控诉、大清算的高潮。同时非汉奸、特务之小配给店，免于清算。即便是有民怨，跟反动势力有一定勾结的中等配给店，只要积极赔付群众损失，清退敌产，其正当之工商业部分，仍予保留保护。

在此基础上，我们因势利导，把群众的注意力从经济斗争上逐步引导到政治斗争上来，进一步揭发控诉汉奸、特务、伪满官吏、土豪劣绅，清算他们的罪行。

处决大汉奸文画君（右，伪蒙疆政府司法部长）、许维本（左，伪高等法院院长），1945年10月，红枫摄

头道牌楼街道有个叫王俊卿的伪满特务头子，在清算斗争初期，由于伪装积极，骗取了群众信任，被选为街道清算委员会主任。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群众把这个罪恶累累的汉奸揭发出来。经核实后，开了公审大会，依法处决，当街执行，大快人心。

清算斗争使我们发现和锻炼了一大批靠近党，立场坚定，工作积极，在群众中有威信的骨干。党组织进而加强对他们培养教育，适时地发展了一批骨于入党，逐步在街道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并在清算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起街道人民政权，选举出人民满意，跟群众心贴心的基层干部。

在开展以清算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斗争的同时，我们还开展了以解决人民生活必需，稳定市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斗争。

晋察冀边区银行券

光复之初，承德街上到处都是失业的群众，出小摊卖破烂的比比皆是。一些不法商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物价一天三涨。市面流通的货币种类很多，有晋察冀边区票、伪满票、蒙疆票、苏联红军票。而群众比较信任伪满票，不大信任边区票。这样，两种货币的斗争，就成了当时经济斗争的中心课题。

如何提振群众对边区票的信心？换言之，共产党怎么搞好经济呢？

市政府通过多种途径，首先从冀东、张家口等地运来一些粮食、咸盐、布匹，解决群众吃穿；其次又从营子、大庙运煤，千方百计组织货源，以解决市民冬季取暖问题。接着，又开设粮店、煤店、百货店、饭馆，举办合作社，经营人民生活必需品，专收边区票，不收伪满票。

从此，边区票信誉越来越高，伪钞终于不见了。

伪满十元券（画面人物为“财神爷”）

同时，打击扰乱市场的不法分子，取缔黑市交易。加强对市场管理，对个体摊贩，发给营业证，并收管理费。

此外，兴修水利，建设公园，以工代赈。尽量恢复生产，促进工人就业，虽然经受着经费严重困难和物价变动的影响，但人民政府还是想尽办法，提高工人工资，介绍工人就业。承德工人当时基本已经没有失业的了，难民和乞丐也得到救济。

此前多少年，日伪和更早的奉系军阀，完全无人过问的卫生工作。我们一进城，党和政府也非常关心。在每个街道都设五至十名清洁工人，打扫大街；新增一百个垃圾箱，三辆大车，专拉垃圾污物；市内设十个公共厕所，分布在南营子大街两个，东市场一个，火神庙一个，宫门口街一个，西大街三个，二仙居广场一个。

1945年8月，晋察冀边区群众庆祝减租减息

为了照顾担粪工人的利益，政府直接找小包商承包，取消了层层剥削，允许每个承包人招收三十名担粪工人，并立契约，每月小米一石，不论农忙和阴雨，保证按时担粪，粪尿一齐担，粪桶有盖。

污水，除靠近旱河沿及流水沟的户可直接倒入外，各户设污水桶，院内由群众结合自挖污水坑。

从而加强了垃圾、粪便、污水的管理，改进了城市的卫生面貌。同时积极开展了卫生宣传，实行免费种牛痘和打防疫针，使解放了的人民身体得到了保障，群众非常高兴。

所以说，群众的事无小事，关键就看你想不想管，怎么管，有没有公心，拿不拿人民当人看。做到了，做好了，人民自然信任政府，爱戴政府。这样，给人民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初步改善了人民生活，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1944年，劳动英雄韩凤龄带小学生读《拥军公约》。白连生摄

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动向，对于我党能否在承德站往脚，同争取将来的胜利关系极大。因此，我们在注意依靠工人群众，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的同时，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使广大知识分子了解我党，靠近我党。

当时，承德市有一所师范，一所男中、一所女中、四所完小和十多所小学，教员有几百名，还有一些其他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人民群众中有一定影响。为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把他们引向革命。市委定期给他们上大课，讲革命人生观，讲社会发展史，找他们个别谈心，同他们交朋友，鼓励他们为人民多做好事。

在文化工作上，我们和放手发动群众一样的走群众路线。

光复后，承德的教育事业得到大力发展，完小比敌伪时代将近增加一倍，初小增加了八倍，学生也增加了将近一倍。民校和妇女识字班更是敌伪时代所没有的，让广大劳动人民识文断字，让他们的子女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是人民政府人民性的体现。

1946年4月，张家口解放后的小学课堂

在教学内容上更是一扫敌伪的奴化教育，变为新民主主义教育了，青少年思想进步的速度很快，学联、教联都组织起来了，更由艺术夜校作基础发展成为文学研究会，星海合唱团、业余剧团，每次演出都有新鲜生动的内容，深受群众的热烈欢迎。

尤其是新歌剧《白毛女》，大获成功，不管在城市，还是农村演出，都场场爆满。

在演出的队伍中，有位青年格外引人注目，他叫毛粒民，当地的文艺积极分子，拉得一手好胡琴。文笔也不错，经常写文章，投稿发表在《冀热辽日报》上。还是个热心人，每次演出，尽管都是义务的，却每场必到，不但提供个人乐器，还亲自操琴伴奏。人手不够的时候，兼职个剧务，上场扮个群众演员，也不在话下，从无怨言。虽然不爱说话，却永远是一副笑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