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晴：毛泽东领导建构现代中国的世界意识论析

点击：  作者：陈晴    来源：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5-04-24 09:59:52

 

 

摘要：毛泽东领导建构现代中国具有深刻的世界意识，主要体现为：将解决中国问题当作解决世界问题的着力点。民族主义在与国际主义的对立中传入中国，但毛泽东认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对立只是形式上的，外在于中国革命实践。对此，毛泽东始终在世界历史发展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下理解和解决中国问题，相信中国革命将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发掘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创造出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新中国文化，倡导吸取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去掉“糟粕”；强调“骨气”“自力更生”等民族品格以应对世界格局变化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挑战。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着力推动升华中国人对民族复兴的渴望，并将之用于推动建立现代国家和现代国民意识、解决世界问题。

 

“现代中国”是一个由政治事件划分的时间概念，也是一个学理化政治概念。从世界视角出发，现代中国是“现代”而非“传统”的，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属性发生了符合政治现代化标准的转变，如从“封建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从“宗法认同”转变为“现代民族认同”等。同时，现代中国是“中国”而非“异国”，这意味着存在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和道路，涉及尊重中华民族特殊性、处理近代中国面对的特殊问题等。毛泽东领导建构现代中国饱含深刻的世界意识，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是世界政治文化的宝贵财富。

 

世界意识即意识到世界，表现为关注世界动态、包容和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并“对标”世界上发达国家、具有赶超这些国家的愿望。在近代中国政治界，这一意识并不鲜见。例如，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极喜欢世界历史并能够分析世界时势；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西方世界的熟悉程度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感到震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渴望“超英赶美”。在更深层次上看，世界意识即关注世界发展重大趋势、捕捉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表现，以寻觅中国的发展契机、确立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位置。深层意义上的世界意识，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意识的一重表现——历史不再是偶然事件与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具有建立在物质发展基础上、可被经验证明的一般规律；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各区域历史并入世界历史进程，指向共产主义最终实现。深层次的世界意识通常只产生于“落后大国”。“落后”既意味着要在最能体现能动性的政治领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也意味着成为发达国家伴随的许多问题，可能在同一时期叠加出现。相较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更关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问题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及其解决方案。中国向何处去？传统中国缘何没落？未来中国位居何位、贡献几何？对于领导构建现代中国，毛泽东的回答深刻反映出其世界意识，具有极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1

中国问题本是世界的问题：“公理”抉择下的国际主义

 

“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由此成立。关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有三种常见的解释模式：第一，宏观的“利益契合解释模式”，即马克思主义契合中国反殖民的需要；[1]（p.231）第二，微观的“利益实惠解释模式”，即国际主义为中国带来许多功利性好处，如苏俄新政权承诺放弃在华特权等；[2]（pp.361-362）第三，“民族情感解释模式”，即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与对美好未来的承诺契合当时中国人的情感。这三种解释模式都将国际主义还原为功利或情感，无限夸大片面因素的作用。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难道仅出于“民族关怀”这种地方意识才接纳国际主义道路吗？并非如此。毛泽东早年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与抉择已包含深刻的世界意识。

 

关于西方进步学理与西方强权政治的对立，毛泽东提出过一个经典说法：“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3]（p.1470）虽然这一说法出现于1949年，但无疑准确概括了青年毛泽东向西方寻求救国良方时出现的困惑。甲午战争后，民族主义学理伴随着“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日本传入中国。由此，效仿日本建立民族国家以解救中国，逐步成为中国政治界的进步共识。丧权辱国的悲愤与痛楚使民族意识在中国人当中迅速蔓延开来，此后，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代表、接近于“反清复明”族群意识（1）的种族民族主义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国家民族主义，[4]（p.1066,1070）促成中华民国成立。正参与革命军的毛泽东同样以为这是革命的完结，因而退伍继续学业。但是，中华民国成立并未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作为民族国家亚洲先行者的日本日益将自身的强大建立在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之上。毛泽东提到过日本的民族崛起，直至抗战时期他仍记得小学时学习的《黄海之战》——一首日俄战争胜利后歌颂日本民族的歌曲，[5]（p.10）但毛泽东首次参与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就是“反对‘二十一条’”。[6]（p.17）可以说，经日本传入的进步学理，与国际政治层面非道义的强权原则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外交政策一向标榜尊重中国主权；伍德罗·威尔逊就任总统后明确主张维护弱小民族利益、反对“二十一条”，提出包含“民族自决”在内的“十四点和平纲领”。青年毛泽东也因此曾对美国产生过较好印象，甚至提出“中国兴会稽之师，彼则仗同袍之义”的中美合作抗日设想。[7]（p.52）然而，巴黎和会使威尔逊及其代表的美国形象从“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变为骗子。毛泽东对此辛辣地批评道：好个民族自决！我以为直是不要脸！”[7]（p.316）

 

从17岁离乡读书到27岁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学习西方学理并参与革命实践，屡试屡败且不断在信仰层面遭到背叛。这“求学黄金十年”的经历到底意味着什么？浸润于民族主义情感是表层维度，深层维度则是毛泽东对于由西方文明率先揭示的进步价值的不懈追求。对于西方国家所诠释的进步价值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毛泽东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在情感和理论上与作为“反西方的西方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相契合。（2）在论述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时，《共产党宣言》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资本主义对于现代启蒙价值的否定。根据《共产党宣言》，虽然资本主义否定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但也否定了自由、民主的进步原则。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毛泽东是通过曲折的实践领悟到的。在毛泽东看来，传统中国及其价值观被帝国主义的“强权”摧毁了，但资本主义所标榜的价值观也被帝国主义的“强权”摧毁了。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启蒙”阐释者自我否定、自我证伪。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此怀疑进步价值，也没有因此怀疑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而是主张走其他道路——首先尝试用无政府主义改造中国，但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公理”。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毛泽东就具有国际主义精神。1921年，毛泽东提出将新民学会的宗旨立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非仅改造中国，因为“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8]（p.18）毛泽东认为，“不应为一国私利，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更不能“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8]（p.146）之所以强调改造中国，不仅在于新民学会诞生于中国，而且在于“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8]（p.146）毛泽东的理想是国际主义的，“即愿大家好的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殖民政策，“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苟是殖民政策，则无地可以自容，日本人便是一个例”。[8]（p.111）可见，毛泽东选择国际主义既不是因为贪图大国给予的好处，也不可简单归结为朴素爱国情感，而是因为他有着将解决中国问题当作解决世界问题之核心步骤的重要思考。

 

这种国际主义精神贯穿毛泽东一生。最典型的是，他在《论持久战》中将战争的正义性与国际援助做强因果联系：中国抗日战争具有正义性，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援助。此外，《论持久战》还将日本人民运动视为与中、苏并列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单位。正因具有高尚的国际主义理想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毛泽东对苏联等大国的沙文主义极为敏感，例如，他将苏联在创办合营公司过程中表现出对中国的不信任上升到殖民主义高度，指出：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9]（p.386）拥有高尚的国际主义理想，不意味着要将现代中国建立于国际援助或他国干涉之上。苏俄（联）的国际主义长期被中国一些民族主义者视为改头换面的“赤色帝国主义”，以至于“仇友赤白之争”从1920年代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部曾有人将中国革命胜利寄托于国际援助，比如李立三路线认定，新一轮共产革命即将爆发，要趁这一机会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于是要求苏联出兵援助中国，因为“中国革命的胜负，不只是要决定于国内的无产阶级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力量，而且要决定于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10]（p.49）这一观点被反对者讽刺为：“在革命意义上讲：中国革命，便是一切，世界革命，没有什么！，在革命力量上讲：世界革命，便是一切；中国革命，没有什么！”[11]（p.114）毛泽东一度希望通过苏联帮助以迅速夺取革命胜利，比如1923年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时，毛泽东说：要帮助中国开展运动，惟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12]（pp.213-214）然而，随着对中国革命形势和具体国情了解逐渐加深，这一想法烟消云散。例如，斯诺在采访毛泽东时问道，中国和苏联在共产革命胜利后是否会合并为一个政府，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为解放中国而战斗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将国家交给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胜利时，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只能维护中国大众的利益。只能在中国大众的利益和俄国大众的利益相一致时，才能说‘服从’莫斯科的意志。”（3）1949年1月，斯大林称愿调停国共两党冲突并建议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毛泽东对此大为不满，坚称要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13]（pp.218-219）可见，毛泽东虽高度重视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意义，但在根本上还是将革命胜利寄托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自身的力量。

 

在毛泽东看来，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对立只是形式上的，外在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许多党内领袖都作过国际主义表态。例如，李大钊认为，之所以要感谢苏俄废除在华特权，“决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显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服他们的;[14]（p.230）陈独秀提出，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在自求解放的基础上，应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弱小民族”；[15]（p.122）瞿秋白提出，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过是“治国平天下的帝国主义梦想”在国力不昌背景下的情感表达。[16]（pp.271,273,275、278、286）相较而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关于共产党员既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17]（pp.520-521）的政策交代比较笼统。但是，这远远不足以表明毛泽东缺乏国际主义精神、仅仅是民族主义者——事实上，对于斯大林将他视为铁托式民族主义者，毛泽东曾多次表达不满。[18]（pp.65-66）他始终在世界历史发展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景下理解和解决中国问题，相信中国革命将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这既是民族自信的表现，也是国际主义的中国体现。

 

2

中国传统应为“现代的”：从民众本位拯救民族传统

 

“先造民国，再造国民”，这是中华民族转变为现代民族的必然顺序。然而，在“何为现代中华民族”“如何对待民族传统”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挑战并不少。传统民族转变为政治上的现代民族时，往往需要基于传统历史文化建构共同体的特有价值体系以形成民族认同。中国拥有辉煌的民族历史与民族传统文化，这使中国人有着稳固的民族身份认同，不需要“从零开始”建构“观念的共同体。但是，当遭遇与自身相去甚远、代表现代化标准的西方文明时，中国人也更容易形成对于作为民族独特标志的辉煌历史传统的心理依赖。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如其于1934年开展的新生活运动提出要求：使我们全国国民的生活，都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的生存，无愧为现代的国民。”（4）1936年，国民政府甚至提出“三民主义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学的结晶”的说法。[19]（pp.592-594）与这种立足本土的文化保守主义相对立，毛泽东的相关认识立足世界，呈现出革命倾向。

 

毛泽东认为，中国不能直接靠民族传统文化来拯救，而应先用民众立场、阶级视角来改造摇摇欲坠的民族传统文化。不加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看似承接“历史正统”，实际上是让新的民族共同体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以至于将之拴在载满“裹小脚”“贪污腐败”“娶小老婆”等传统陋习的“僵尸车”上。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主人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是劳动人民、工农大众。1926年，毛泽东将阶级斗争观点应用于阐释中国历史，指出：“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20]（pp.34-35）1939年，毛泽东署名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将“革命性”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品质。他说：“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数千年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17]（p.623）毛泽东还善于从历史传统中总结经验教训。他虽经常引用中国古代案例以资政育人，但一直坚持从“阶级斗争—农民革命”视角出发叙述历史。毛泽东这种历史叙述方式贴近中国人民并赋予中国人民敢于斗争的品质。除用阶级斗争观点重新解读历史，毛泽东还善于从中国历史中发掘马克思主义要素，比如陈伯达因写作《墨子哲学的思想》而受到毛泽东称赞，毛泽东认为这部著作“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21]（p.127）由此，“发掘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正宗的异端思想的优良传统[22]（p.474）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一股风潮，中国厚重的历史传统获得新生，成为推进新文化建设的丰厚文化资源。

 

毛泽东还意识到，公认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是“精英”文化，文化权利极不平等，而“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23]（p.39）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要求发掘劳动人民的文化传统并将之纳入优秀民族文化。他指出：“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要保留和爱护饮食、手工业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瑞蚨祥、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9]（p.12）毛泽东还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文化，决不应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24]（p.1058）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7]（p.708）在文艺创作领域，毛泽东认为创作者应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4]（p.857）毛泽东尤其重视农村的文化普及工作，一生致力于打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能够激发中国人民主体性的民族文化。

 

在对待民族文化传统问题上，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意识上的差异。由于强调民族间差异与潜在对立，作为现代产物的民族主义具有“前现代”色彩，表现为“由空间定义时间”，即由民族发展差异出发定义“先进民族”与“落后民族”。在民族主义看来，西方民族具有对现代化发展道路和世间道义的解释权，可以凭借强权迫使东方民族承认自身落后。与此相对，马克思主义将民族国家看作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通往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资本主义带来的种种挑战是各民族不得不共同面对的。毛泽东从现代矛盾出发重新理解本国历史与本民族传统文化，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于毛泽东开启的视角，建构现代中国文化的关键，不是固守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民族传统文化，而是发掘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创造出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新中国文化。吸取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去掉“糟粕”，这才是世界意识下民族自信的表现。

 

3

中国精神可作世界贡献：以革命精神应对新时期新挑战

 

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既要提高综合国力，也要应对世界格局变化中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挑战。毛泽东明确将中国人民通过漫长历史斗争形成的民族精神，视为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深切同情中国的遭遇，严厉批判“西方中心论”，但未论及中国有孕育未来社会发展关键要素的能力，也未论及中国在未来人类历史发展中可能作出的贡献。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毛泽东的民族复兴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革命，这决定了中国革命精神特质的一个方面。对此，毛泽东特别注重“骨气”，即敢于蔑视强权、勇于抗争的精神。在评价鲁迅时，毛泽东将“骨气”与中国社会特殊性质塑造的民族品性相联系，指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17]（p.698）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强大的美国，毛泽东宣告“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提出应向闻一多、朱自清等人学习，“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3]（p.1495）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劝诫道：“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9]（p.43）这也体现在毛泽东对苏联歧视性政策建议的抗议上，比如1954年赫鲁晓夫建议中国派遣百万工人帮助开发西伯利亚，毛泽东当即表示，这是在侮辱中国，将中国视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25]（pp.386-389）新中国选用的外交官都是“将军大使，与旧中国受西方教育、说流利外语、深知国际法的外交官完全不同。毛泽东在接见首批中国驻外大使时提出，将军当大使好，好在“不会跑”，擅于调查与斗争。[26]（p.101）“骨气”这一精神代表不满强权、道德义愤、民族自尊，是布尔什维克反抗精神在现代中国的表现。

 

“骨气”强调的是对帝国主义的防御性精神，对应社会主义建设领域则表现为进取的“自力更生”精神。作为传统成语的化用，“自力更生”在毛泽东那里是一系列品质的集合：在方向上要有“志气”，坚持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并长期奋斗；在态度上应自信，不迷信别国，不依靠他人；在方法上要调动积极性，发挥自身创造力。1960年，苏联突然撤离在华专家并终止绝大部分援助项目，毛泽东并不气馁。他在同年7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五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27]（p.100）可见，毛泽东将“自力更生”看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继承。

 

与苏联相比，新中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但优势在于刚经历了革命，人民群众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改变国家面貌、建设强大国家的决心。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希望创造出一种比苏联模式更先进、更适合中国的经济建设模式。他首先想到的是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支持人民群众敢想敢干，并在不断纠偏中维护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毛泽东认为，通过漫长革命历程而形成的革命精神，正是中国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避免走上修正主义的关键。对此，最典型的是：针对“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更困难”，毛泽东提出了“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更容易”的理论，“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9]（p.44）“越穷越革命”“穷是动力”[28]（pp.197-198）“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29]（p.2）1960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发表《沿着伟大的列宁道路前进》一文，提出：“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方针正是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并且引证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的预言：“我们的欧洲庸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30]

 

除民族取得独立、推进社会主义建设、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由毛泽东领导塑造的现代中国精神也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起表率作用。毛泽东秉持国际主义精神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倡导摒弃苏联等国在对外援助时索要报酬和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在提供对外经济技术援助过程中，新中国始终坚持外交八项原则，包括“平等互利”（不把援助看作单方面的赐予，而是认为援助是相互的）、“不附带任何条件”（援助过程中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帮助自力更生”（援助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不是造成依赖）等。[31]（p.651）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与地区援助力度极大。1971年至1975年，中国援外支出占全球约5%，最高达7.2%，在比例上超过许多发达国家。[32]当然，毛泽东很清楚外交事业的根本：“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33]（p.373）中美关系缓和导致掀起一阵西方左翼批评风潮，但毛泽东的态度并未发生改变。中国在不对外掠夺和不依赖强国援助的情况下，解决了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并完成基本的现代化工业建设。1960年3月，在同尼泊尔国王谈话时，毛泽东建议道：“我们这些国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对外援要争取，但哪个为主，要考虑。自力更生好办事，.....学生在学校受教育，就是抄教员的，几年毕业之后就成了教员。你们一定有些可以当教员的。”[31]（p.393）1960年5月，在同非洲友人谈话时，毛泽东说：“我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34]（p.176）无论是面对美国的封锁，还是面对苏联的威胁，毛泽东都不屈服，努力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自力更生”。

 

4

以胸怀天下走向民族复兴

 

自19世纪开始，现代化带来的民族主义困境滥觞于世界各地。脱胎于启蒙运动的民族主义背离了进步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将个体的意义来源归结为生而不可选择的民族身份，然而，每个民族都将自身利益置于至高无上地位，导致民族间互相敌视，导致对本民族衰弱和对其他民族的恐惧，导致对于人类公理和国际主义精神漠视，以至于最终形成基于权力强弱的世界秩序、划分民族优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方面，为重建被殖民体系摧毁的本国政治秩序，较为落后的民族国家的人民不得不求助于民族主义，并由此容易走上复古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鉴于民族主义存在种种弊端，许多西方思想家都将民族国家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暂时的过渡现象。然而，资本主义殖民史和当今的不平等国际秩序已向世人证明，不能简单地无限拔高或无限贬低民族主义。近代中国既苦于民族主义在世界的发达，也苦于民族主义在国内的不发达。当时中国知名的政治人物都拥有强烈的民族情感，都致力于将传统中国转变为现代中国。然而，无论是保守主义者对自有国情的重视，还是一般进步派引入西方主张的做法，都导致中国自觉或不自觉受制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演变逻辑，陷入盲目排外和全盘西化极端对立的民族主义困境。

 

毛泽东领导建构现代中国具有清晰而深刻的世界意识。他区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情感，重点思考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问题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及其解决方案。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着力推动升华中国人对民族复兴的渴望，并将之用于推动建立现代国家和现代国民意识、解决世界问题。民族主义情感首先是一种消极的集体情感即集体性的耻辱感与义愤感，其次才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伟大民族传统的怀旧情感。毛泽东将自己的冤屈与不甘、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冤屈与不甘、中国千百年来被压迫人民的冤屈与不甘融为一体，提升为积极的民族主义情感，将之导向一种开拓进取的现代民族精神，首先寻求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新中国，再寻求创造一个新世界以解放全人类。因此，毛泽东的世界意识最终体现为：将解决中国问题当作解决世界问题的着力点。

 

中华民族要胸怀天下。对于现代中国语境下的中华民族，毛泽东提出极高要求：中华民族应是有“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35]（p.113）这既体现了一种自信，也意味着一份责任。毛泽东始终期待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并为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这一胸怀天下的志向对中国当下与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36]（p.93）

 

注释

（1）以血缘与宗族为标准的传统族群意识中国自古就有，表现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等。

（2）参见余英时：《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转引自程美东：《论毛泽东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基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3）根据埃德加·斯诺的手稿复制。转引自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4）参见肖继宗编：《革命文献》（第68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5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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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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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