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花｜俄罗斯重编历史教科书：建构苏联记忆与实施国家认同教育的策略
点击： 作者：刘金花 来源：《比较教育研究》 发布时间:2019-11-09 19:03:47
当前学界对2016版历史教科书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编写的可行性及意义、苏联关键事件及人物的介绍等，而对历史书写与记忆、国家认同之关系的集中讨论不多。
历史教科书的书写不是随意的，它是一种记忆工作。
俄罗斯为何出现教科书乱象并引发国家认同危机？
俄罗斯以历史教科书为载体，通过什么机制建构了旨在强化公民国家身份认同的历史记忆？
本文在苏联记忆与国家认同教育的建构与实施框架下研究俄罗斯新版历史教科书，以期回答以上问题。
一、旧版历史教科书中的乱象
与国家认同危机
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传统意识形态被瓦解，叶利钦政府无暇或无意重建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这直接导致俄罗斯社会精神世界的分裂。
国家在社会改革领域缺乏新价值导向以及改革的消极怠惰政策提高了公民对祖国历史的兴趣，民众试图在历史中寻觅现实问题的答案[3]。
但是，由于宽松的教科书审查制度，苏联关键历史事件的阐释及人物的评价已成为国内各个政治势力斗争、俄罗斯与西方和周边国家价值观交锋的工具。
（一）教科书审查制度的意识形态监督功能薄弱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实行学校与教师自由选择教科书的制度。
普京上台后，调整教科书审查制度。
公立学校有权从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部推荐的联邦教科书名单中自主选择教科书及参考资料，这些教科书及参考资料需获得俄罗斯科学院或俄罗斯教育学院教学科目委员会的肯定评价。
但是，教学科目委员的审查主要囿于看其内容是否符合联邦国家教育标准的要素要求，是否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而不关注其传递的意识形态及语义[4]。
这使得各种势力编写的包含煽动反俄情绪、鼓动地方民族分裂主义思想的教科书堂而皇之进入课堂。
此外，教学参考资料不仅数量多（2012-2013学年有73版），且涉及的政治立场广，这使得教师按照自己的政治立场及意识形态偏好组织教学成为可能。
例如，自2010年以来，来自俄罗斯14个地区的150多名历史教师参加了获美国赞助商和修正主义派别资助的彼尔姆地区研究所的教师培训计划，该计划极力向历史教师传递将斯大林政权与纳粹主义相提并论及俄罗斯民族必须为几世纪的极权主义和种族恐怖政策忏悔的思想。
（二）旧版历史教科书问题与国家认同危机
俄罗斯的教科书审查制度无疑引发了历史教科书市场的混乱。国内一些历史教科书将苏联时期视作“俄罗斯历史的黑页”，充斥了对关键历史事件的极端的、矛盾的解读。
例如，对“十月革命”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血腥政变”解读同时出现在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中。当学生从一所学校转到另外一所学校，他/她极有可能会遇到对同一历史事件的截然相反的解释，建构被扭曲的历史记忆，生成混乱的历史观。
国内外各种反俄势力编写的旨在对某历史事件进行伪科学解释的低劣教科书流入课堂，引发意识形态安全危机及国家认同危机。
以具有鲜明格鲁吉亚民族文化特色的莫斯科1331学校为例，该校不仅使用一般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而且长时间使用未经国家权力机关同意的、将俄罗斯定位为侵占格鲁尼亚领土的侵略者的教学材料。
松散的教学监管举措极易造成多元文化政策下的地方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引发学生身份认同危机。
俄罗斯政策信息中心总干事阿列克谢·穆欣（АлексеяМухина）认为旧版历史教科书让学生相信国家的脆弱及未来解体的可能，使年轻一代产生了民族自卑感，割裂了代际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普及，已经失去教育意义[5]。
二、书写记忆的顶层设计，
构建统一标准，坚守国家意识形态阵地
面对旧版历史教科书带来的诸多问题，普京基于“国家历史是国家认同的基础”[6]的认知，多次重申“历史教科书应有统一的观点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官方评价”[7]，并于2013年再次提出重编历史教科书问题。
遵照普京的指令，作为“总统的主要政治资源”的统一俄罗斯党要求在“历史记忆”项目框架内开展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及研究工作。
谈及新旧历史教科书的区别，新编历史教科书团队成员亚历山大·丹尼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Данилов）解释道：编写新版历史教科书时遵循了统一的方法构想和内容标准，即《俄罗斯历史统一教材新教学法总构想》和新《历史—文化标准》成为编写新版历史教科书的指导性文件。
（一）历史书写顶层设计的普遍性及价值要求
2013年2月，普京在民族关系委员会会议上强调了在统一的概念范围、俄罗斯历史连续性下编写统一历史教科书的必要性。此后，普京向政府、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部、俄罗斯历史协会及军事历史协会下达编写统一历史教科书的指令。
根据这一指令，俄罗斯历史协会主席纳瑞什金（С.Е.Нарышкина）组织专家开展《俄罗斯历史统一教材新教学法总构想》（以下简称为《新构想》）的编写工作。其中，新《历史—文化标准》是该构想的基础和核心内容。
《新构想》及其《历史—文化标准》是书写历史记忆、编写历史教科书的顶层设计。
在《新构想》制定之前，俄罗斯普通教育的联邦国家教育标准及示范性基础教育大纲并没有对历史教学内容做出明确规定，虽然出版社刊出的示范性工作大纲包含历史科目的章节及主题内容要求，但是它们“各自为政”，是只维护自家版本历史教科书的非规范性文件，在编写历史教科书及教学方面并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新构想》则不同，它是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制定的文件。
《新构想》以创建俄罗斯联邦统一的文化—历史空间为出发点，从全局角度不仅对历史教学所用的概念和术语、一般教学内容、历史叙事的方法论等进行了统筹规划，而且提出了“价值优先的框架”[8]，即预设了阐释和评价历史关键事件及人物时应遵循的价值准则。
这些价值准则包括：
第一，爱国主义精神，要求历史教科书阐释的材料应有利于培养年轻一代的民族自豪感，帮助学生认识到俄罗斯在世界史中的作用（例如卫国战争）等；
第二，坚信国家主权的意义，应重点强调并入俄罗斯和始终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公民意识，强调历史课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培养公民的全俄罗斯认同，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评价应优先考虑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培养公民意识。
（二）历史书写的顶层设计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制度防火墙
21世纪初，普京提出了包含“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社会团结”在内的“俄罗斯新思想”，重建国家意识形态。
但是，由于教科书审查制度的意识形态监督功能薄弱，各种反俄势力通过编写历史教科书破坏国家主流价值观，“侵占”构建公民集体记忆及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造成历史虚无主义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消解。
《新构想》及其《历史—文化标准》是国家主导构建的国家意识形态制度防火墙。
对内来讲，俄罗斯在国家主导下设计了编写历史教科书及教学应依据的统一概念、原则、方法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要求，体现了国家对历史教育的责任心，是国家对记忆建构主动权的掌握，有利于治理因权力分散及意识形态把关不严而造成的历史教科书乱象。
对外来讲，这“符合国家政策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是对全球化挑战的回应”[9]，是国家为了与国外反俄势力进行“记忆大战”、对抗其诋毁性的、颠覆性记忆而构建的历史书写新秩序，是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主阵地的坚守。
三、书写记忆的“意义构建”
——实施国家认同教育需要回溯苏联史
刘易斯·科瑟（Lewis Coser）认为：
“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建构。”[10]
某个个体或群体通常会根据当下的需要与记忆的内在属性对历史进行筛选，并通过文字、庆典等形式对历史事件及人物进行现实阐释，使过去的形象及人文意义更适合于现在的信仰及公民身份认同。
俄罗斯以历史教科书为载体，从内（强调历史延续性、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外（强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间的历史文化联系）两个维度建构和再现了苏联史及文化意义。
（一）强调历史延续性，论证政治合法性
叶利钦及普京在公共话语体系中，在建构苏联史及苏联记忆以论证其政治合法性方面采用了不同路径。
叶利钦多次在演讲语境中，赋予“苏联”相关事物以残暴、专制、落后等意义，相反，赋予俄罗斯及其实施的系列改革措施以民主、文明、进步等意义，宣称自己与其代表的民众站在与“反民主的布尔什维克”“高压的苏联体制”对立的“人民”立场。
叶利钦通过鄙夷“昨天”、极力撇清“当下—过去”的联系来论证其合法性，其结果是“‘从苏联独立出来’造成了与认同机会同样多的认同危机，因为他们自相矛盾地宣告自己独立了，而他们的独立却是通过拒绝一个由他们自己培育了70多年的认同：苏联认同”[11]。
“谁若还在‘今天’时便已企望‘明天’，就要保护‘昨天’让它不致消失，就借助回忆来留住它”[12]。
与叶利钦的做法不同，普京强调更好地回顾和理解历史对于认识现在和规划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2014年，普京在会见《新构想》制定者时强调，国家历史是国家认同、文化—历史代码的基础，我们应正确认识和评价作为祖国历史不可分割部分的苏联历史，要认识到并保障国家及国家体制在整个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不可割裂性和相互联系性[13]。
“历史的连续性”被写入《新构想》，成为新历史教科书编写的重要原则。
为了治理叶利钦政府改革带来的诸多乱象，普京强化中央垂直权力体系，恢复国家对各个领域的干预与管理权力，给虚弱、混乱的国家带来希望。但是，普京的这些治国举措招致国内外一些政治派别及民众的诸多批评和谴责。
多卢茨基（Долуцкий И.И.）在《20世纪祖国史》中曾要求学生对两个观点进行对比、确定或推翻。这两个观点并不是一正一反两个对立的选项，而是将普京的治国方针定位于“专制独裁”的两个同类选项[14]。
普京这种权威主义治国理念是否具有合法性？
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认为合法化是官方记忆的首要诉求，且“统治者向后使自己合法化”[15]。在解除社会转型中面临多重危机的现实需要外，俄罗斯历史传统亦为普京的治国理念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斯大林是实施权威主义政治理念的代表人物。
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有两重身份：一是作为继承俄国历史传统和民族传统的苏联国家领导人的斯大林，一是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政治领袖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创造者的斯大林。
作为第一种身份，他是铁腕、强权的政治符号；作为第二种身份，他以僵硬集权、漠视人民痛痒的制度模式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失败者[16]。
新版历史教科书一面否定斯大林模式，一面强调苏联在斯大林铁腕治理下取得的成就，并要求在具体历史处境下判断斯大林的诸多决策。
普京亦采用了两面平衡的做法，在谴责斯大林的同时延续了其国家治理的铁腕手段。近几年，俄罗斯社会呼唤“斯大林”，实质是对其代表的铁腕、强权政治符号的呼唤。
2003年，在普京治理历史教科书乱象背景下，多卢茨基的《20世纪祖国史》被教育部取消。这一举措及新版历史教科书对待斯大林的理性评价态度也代表对实施了权威主义政治并在维护国内政治稳定、提高俄罗斯国际地位等方面取得可观成绩的普京及其政策的支持及认可。
（二）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传承民族精神
与叶利钦公共话语中“聚焦于国家认同的公民和经济维度而非民族或文化维度”[17]不同，普京特别关注国家认同构建中宗教和文化维度的作用。
新《历史—文化标准》强调编写历史教科书需要“侧重介绍俄罗斯人的宗教和文化”，“学习俄罗斯/苏联人的文化及文化影响有利于促进学生形成国家共同历史命运意识”[18]。
爱国主义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亦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俄罗斯重编历史教科书工作伊始，新版历史教科书就承载了“培养学生对祖国历史和自己国家的自豪感”[19]的重要任务。
历史记忆是由符号记忆、情节记忆和价值记忆所构成的依次递进的系统[20]。新版历史教科书是承载共同体往事的具体化的“物”，是符号记忆。
新版历史教科书选用了卫国战争及苏联全体人民团结、英勇抗敌的故事，辩证阐释了斯大林时期的各类政治运动等，这是通过阐释具体情境故事来塑造年轻一代身份的情节记忆。
此外，新版历史教科书渗透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政治诉求及价值导向，不仅向学生传递了苏联卫国战争及苏联红军奋勇抗战史的相关历史知识（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字符号或图像传达了一种意义和价值——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与爱国主义美德，有利于建构年轻一代的价值记忆。
当谈及历史教科书与历史学学术研究的区别时，教育部国家教育政策与法律规范司司长卡利娜（И.И.Калина）解释，教科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对世界和国家的立场，教科书材料的挑选和阐述方法应当是独特的[21]。
当局往往根据当下的需求对历史事件及人物做出选择性的阐述和评价，这些被选择的关键事件与人物被纳入“记忆之场”，成为阿莱达·阿斯曼所言的传播构造身份认同和行为规划所需价值的功能记忆。
当局保留、续写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对抗各种敌对势力的诋毁性记忆，还原历史真相，而且是因为这些故事承载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意义和人文精神。这些意义和价值正是当代俄罗斯通过历史教育要传承给年轻人的重要义务和群体价值观。
（三）强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间的
历史文化联系，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自赢得2000年总统大选，普京就把“复兴俄罗斯，重振大国雄风、实现强国梦”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该目标，普京推动建立了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欧亚联盟，并力求在文化领域与西方国家争夺后苏联空间。
按理说，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拥有共同的文化遗产，这于其经济、文化领域的合作是有利的。但是，合作并不顺利。
后苏联空间一体化进展不顺利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书写的苏联历史和建构的苏联记忆有关。
例如，在拉脱维亚的历史教科书中，“伟大的卫国战争”这一表述不仅不被官方使用，而且如果使用该表述则被认为是对国家意识形态和独立有敌意的。
在乌克兰的历史教科书中，编者认为苏联和德国共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用“苏联德国战争”代指“卫国战争”，将其描述为邻国的战争。
在大部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教科书中，俄罗斯被塑造为“侵略者”，他们是丧失独立性的、被觊觎的对象。
今天这些国家的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主要从政治后果（如会不会导致国家主权的丧失；普京是不是要重新“苏联化”）质疑后苏联空间合作的可行性。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去苏联化”，在年轻一代头脑中塑造了有关俄罗斯及俄罗斯人的负面形象，激化了其对俄罗斯的敌意，导致民众反对与作为“历史敌人”的俄罗斯开展经济、政治与文化合作。
如何打破这种障碍，提高后苏联空间凝聚力？
2010年，白俄罗斯教育部副部长在第一届独联体国家教师及教育工作者会议上建议独联体国家的著者协作编写统一的历史教科书。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部部长富尔先科（АндрейФурсенко）支持其观点，并指出，统一教科书并不意味着一本教科书，而是指来自不同国家的教师、历史学家聚在一起并基于共同立场编写统一的历史教科书及参考资料[22]。
正所谓“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俄罗斯若要求其他国家承认并维护其与俄罗斯的历史与文化联系，必先治理国内的历史教科书乱象。
《新构想》概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主要内容，认为在卫国战争中，苏联军队解放了被希特勒占领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帮助他们的人民摆脱了纳粹主义[23]。
在其指导下，新版历史教科书提到“苏联卫国战争是正义的、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建构了苏联是“解放者而非侵略者”的历史记忆，有利于捍卫苏联在反希特勒同盟的胜利中决定性贡献的国际形象及历史荣誉。
除此之外，正如俄罗斯将独联体庆祝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的口号设定为“我们共同的胜利”一样，新版历史教科书强调“苏联人”“苏联各族人民”的团结及对“祖国”[24]的热爱之情是卫国战争取胜的关键。这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这样的认知：这段历史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过去；“团结”是共同遵守的规范和认同的价值。
基于这两点认知，新版历史教科书成为扬·阿斯曼所言的“凝聚性结构”，建构了“我们”这个整体，并且通过将“我们”团结抗敌的卫国战争场景和历史拉进“当下”框架内，使“团结”在保证目前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保持现实意义。
今天，俄罗斯“正其身”，重编了历史教科书。在国内，这是治理国内教科书乱象、实施国家认同教育的策略；在国际上，这是迈出在超国家范围上编写统一历史教科书的重要一步。
有俄罗斯学者指出，在俄罗斯创建统一历史教科书之后，应进一步在欧亚经济联盟范围内（即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候选国家—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形成统一的历史教育空间[25]。未来统一历史教育空间的建立将有利于强化这些国家间历史与文化联系，提升其凝聚力和向心力。
历史事件及人物往往被放置在“当下”这一参照框架下组织和建构。
普京责令编写统一历史教科书与其重建和宣传国家意识形态、推行国家认同教育是紧密相关的。从编写统一历史教科书的总统指令下达，到接受指令并设计历史书写新秩序、依据该秩序编写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教科书，再到编写完成的教科书需要通过教育部审查批准，这一整套工作的完成体现了普京时代中央权力对历史文本的规范和管理，对以往分散的历史关键事件及人物解释权的收回，其实质是构建具有官方立场的苏联历史观和历史体系。
俄罗斯重编历史教科书是官方的历史记载工作，该工作“也是一种记忆工作，也在把赋予意义、帮派性和支持身份认同等条件暗度陈仓”[26]。
一方面，新版历史教科书通过反思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错误决策及其后果，回忆斯大林铁腕治理下苏联取得的成就，使当下普京的权威主义政治理念及选择的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道路充满意义、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在新版历史教科书中，苏联历史被现时化。
新版历史教科书通过讲述卫国战争等故事塑造负责任的世界超级大国形象，传递构建国家身份认同所需要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意义，延续后苏联空间团结协作等规范和价值。
这一历史记载工作有利于整治旧版历史教科书乱象及澄清被扭曲的历史记忆，通过共同的符号帮助学生分享及建构一个共同的记忆及共同的身份认同。
本文系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国家认同视域下的俄罗斯大学公民教育研究”（项目编号：17YJC710049）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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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识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来源：察网智库，本文原载《比较教育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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