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为什么说：毛泽东的成功“就靠这三条”

点击：作者：纤笔如椽来源：纤笔如椽微信号发布时间:2023-03-20 08:42:31

毛泽东虽然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但用今天的话说，根本就算不上“官运亨通”，反倒很有些“历经苦难，痴心不改”的意味。从井冈山到遵义会议，毛泽东一直是孤独的“少数派”，既要进行艰苦卓绝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又要承受着被“苏联回来的那些人”所把持的“中央”的批评和指责，甚至还多次遭受最严厉的处分。于是，中国革命史上便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每当革命处于低潮时，毛泽东就会“不听招呼”，自主探索，而当毛泽东的探索取得一定成果后，“中央”便会出面干涉，对毛泽东进行打压和批判，进而导致革命遭受挫折，于是把毛泽东重新“请”出来……周而复始，这就有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的“四起四落”。对此，毛泽东自己也曾总结过：“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二十次”。

1923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三大”上不仅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还被选进相当于政治局常委的中央局，与陈独秀一起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从而第一次进入了中央的领导核心。但在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上，由于会议的主题是掀起工人运动的高潮，而毛泽东所擅长的是农民运动，再加上他生病未出席会议，所以，毛泽东连中央委员都没选上。这是毛泽东的第一次起落。

1927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让饱受陈独秀右倾退让政策之苦的与会人员为之一振，便推举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组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但起义过程中，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果断放弃了中央攻打长沙的“既定方针”，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这本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但当时却不仅无人喝彩，反而被瞿秋白主持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更为“搞笑”的是，1928年3月，湘南特委军事部部长周鲁作为特派员来到井冈山后，不仅指责毛泽东“右倾逃跑”，“工作太右，烧杀太少”，而且还把对毛泽东的处分传达为“开除党籍”。这样，毛泽东便没法再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职务了，只好“屈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这是毛泽东遭受到的第一次严重的打击，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起落。

1929年初，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后，在“党与军队的关系”，即党是否应该保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问题上和其它人发生了激烈争论，受到“多数人”的反对，因而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落选了前委书记，并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迫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建的红四军领导岗位，到蛟洋做调查研究去了。上级任命的职务，被基层组织选落，这在中共党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毛泽东离开了，红军就打败仗了。在“出击闽中，冒进东江”时，红军不仅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仅仅梅县一仗便损兵千余，刚刚建立起的新根据地遭到重创。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红四军又召开了第八次党代会。可会议却在“无组织状态下开了三天”仍然“毫无结果”，最后竟以“不来参会是不尊重前委，是无组织观念的表现”为由，又给了毛泽东一个党内“警告”处分，然后通过了一个再次批评毛泽东的决议便草草结束。

有意思的是，莫斯科派来的人对毛泽东不待见，可莫斯科却给毛泽东很高的评价。红四军“八大”后，毛泽东因恶性疟疾曾被医生宣告“不治”，但这个情况传到共产国际时却变成了“毛泽东已病逝”。为此，共产国际还发了“讣告”，称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用这样的方式对毛泽东的探索给予了肯定。

直到陈毅从上海带回了中央肯定和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九月来信”，后，毛泽东又才在1929年12月的红四军“九大”上“官复原职”，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的第四次起落，是王明左倾路线对他的排挤、打压，也是所受打击最大的一次。根据以往经验，根据地形势一好转，中央的特派员就要来了。可这次中央不派特派员来了，而是直接派项英到苏区成立了苏区中央局，并用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代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和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仅仅给毛泽东保留了一个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正职。可项英抓了权却不办事，为了“利用”毛泽东的“才能”，就“因人设岗”，在中革军委内设了一个总政治部，让毛泽东以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指挥部队反“第二次围剿”。毕竟体制不顺，不能适应战争需要，于是，打了三战之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再加上此时白区的党中央正在反对罗章龙的“分裂主义”，无暇对苏区工作进行“指导”，而项英的苏区中央局又宣布“不随军行动”，这样，毛泽东才得以“放手”指挥红军先后取得了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通过这三次反“围剿”，不仅红军“十六字诀”的作战原则更加完善，而且毛泽东“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构想也基本成熟，同时，中央苏区也扩展到30多个县境，并连成了片。苏区由此进入全盛时期。

蒋介石在苏区的“围剿”连连失败，而在白区的“围剿”却是节节胜利，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了。在这最艰难的时刻，王明到苏联当驻共产国际代表去了，临行前指定的中央负总责人博古也来到了中央苏区。可形势至此，博古仍不知反思，仍以“御驾亲临”姿态，对给自己和中央提供了落脚之地的毛泽东横加指责。仅仅半个月后，就在苏区全面推行“城市中心论”和“进攻路线”那一套，否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可此时，经过三次“反围剿”，毛泽东的理念已经被苏区干部战士所接受，所以，没有多少人买博古的账，而共产国际也对毛泽东颇为认可，曾致电中央，“对毛泽东必须釆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这种情况下，博古无法公开反对毛泽东，便拿忠实执行毛泽东路线的人“开刀”，搞了个声势浩大的“反罗明路线”行动，以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为突破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一批“不听话”的干部。对此，博古本人在延安整风期间也坦陈：“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直到自称会打仗的德国人李德受共产国际派谴来到了苏区，博古们的腰杆子才硬了起来。他们完全否定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釆取消极防御方针，既不敢突破封锁到外线作战，也不敢诱敌深入待机歼敌。而是与敌人打起了堡垒战、消耗战，幻想“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让毛泽东辛辛苦苦打下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经过湘江战役，八万红军一战损失五万，濒临绝境后，中国共产党人才再次觉醒，才认识到毛泽东的英明，也才有了遵义会议……

自中央局开展反“罗明路线”开始，到遵义会议，整整二年，毛泽东的处境十分艰难，他一方面一直遭受到无尽的批判。凡是他主张的都是错的，都要批判。另一方面又受到变本加厉的排挤，最终只保留了政府主席一个虚职，被彻底“边缘化”了。要么没有人通知参加高级别的会议，要么参加了会议所谈的意见没有人愿意听，更没有支持者。就连亲朋也被株连，妻子贺子珍由管文件改当收发，弟弟毛泽覃受到批判并被撤职；“大舅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的职务；妻妹贺怡被撤销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并遭到批判……可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有“市场”。为了彻底的清除毛泽东这个贯彻“正确路线”的“障碍”，博古们甚至向共产国际建议，要送毛泽东到苏联养病，以把毛泽东赶出中国。更有甚者，博古们居然曾考虑不要毛泽东参加长征，要把他留在苏区打游击，企图“借刀杀人”。毛泽东曾经这样描述这段异常艰难的时期：“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这个时期，中央的负责人虽有不同，批评的方式也各有差异，但都批评毛泽东的主张，都否定毛泽东建党建军建根据地的思想，其带来的后果也是惊人的一致，都是红军作战的失败。可谓是：批判一次，失败一次;反复的批判，反复的失败;彻底的批判，就彻底的失败;直到觉醒。对此，陈毅曾经这样说过：“从一个极小的局势经过毛主席的领导把局面扩大，可是中间遇着障碍，由于部分同志的错误又把一个扩大的局势弄坏，又要由毛主席以极大的坚忍和明智，把这一弄坏的局势根本挽救过来”。

但是，正因为面对逆境，毛泽东才显示出自己的卓尔不凡。他利用被“架空”后有更多自由时间的机会，广泛涉猎，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不是有人“瞧不起”毛泽东没有喝过“洋墨水”，缺乏所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吗？毛泽东就利用这段时间翻阅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奠定了自己马列主义的理论功底。他自己曾说过，“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利用这段时间作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研究，写出了两篇很有价值的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对加深对农村阶级关系的认识，正确制定农村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五六年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总结自己从挫折中得到的收获时说："我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被打成'机会主义' ，撤消职务，调离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

在中央苏区时期与毛泽东一道工作过的李维汉，目睹了当时毛泽东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对毛泽东直面挫折，走出逆境，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的原因做过这样的总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这三条，是毛泽东正确对待不公正待遇思想的集中概括和体现，也是他能够在人生逆境中愈挫愈奋，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