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梁漱溟是世界上唯一写书肯定“大跃进”的人

点击：  作者：胡新民    来源：《党史文汇》  发布时间:2015-03-21 00:52:00

 

　

       梁漱溟是我国的国学大师，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与毛泽东在解放前后都有过多次密切交往。梁漱溟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1953年9月与毛泽东的公开顶撞。至今还有一些评说的文章见诸报刊网站，可见其影响是跨世纪的。但是大部分评说文章，包括出自名家之手的文章的观点，都没有能够摆脱1980年代的某些旧思维模式。因此，这件事的历史真相还不能说是已经完全还原。现在就补充三件有关的事情，可能有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一件是为什么梁漱溟肯定“大跃进”?梁漱溟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写书肯定“大跃进”的人。他的书的书名是《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另附有题记：“本篇为未刊遗稿，始作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屡作屡辍，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一日完。”梁漱溟为什么会这样肯定“大跃进”，让我们回顾一下1953年的那件事的来龙去脉，或许有利于揭开谜底。
　　在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发言谈到到当时农村存在的问题时，讲有人说“工人、农民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别”等等。9月12日毛不点名地批评了梁的发言。到了9月17日的会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第一次点了梁的名字，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的一些事实，证明梁的反动是一贯的。其间毛主席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话。这些话的中心意思还是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9月18日梁与毛在会上发生争吵。
　　事情过去不久，梁漱溟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在随后的闭门思过中写的检讨在此不再重复。有人以为，这些话时在当时情况下的应景之作。笔者不排除有些话可能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梁的真实意思。文革后梁回顾此事说道：“1953年9月，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平心静气而论，这些气头上的话，双方冲口而出，大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而毛主席又是一位对国家民族举足轻重的人物，不用说他在世时不宜多讲，即使在他去世后相当一个时期，有人来问我，我也是粗略说几句，而绝不细谈。”
　　梁具体有何不妥?简言之，撇开他自己认为的态度问题不谈，就其发言内容来说， “九天九地”也是不准确的。他讲这些话心中并无底。实事求是地说，他的话没有扎实的事实依据。1950年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邀请进京后，由于历史上交往因缘，一度是毛泽东的座上客。毛泽东此后曾四次建议梁漱溟到工厂农村走走看看，但梁当时热心于去苏联搞研究，只去了一次工厂农村。所以并不了解当时农村情况，多年后他才觉得辜负了毛主席的一片好意。关于“九天九地”之说是他和一位老朋友彭一湖聊天听来的。所以，9月8日发完言不久，即感到自己不该把听来的话用于在这样国家级的严肃的会议上发言。当时在场的周恩来即举出数据，说明城乡生活差别并不大。这些话梁漱溟当然也听到了，也可以说是听明白了。这也就是从此以后，为什么梁漱溟再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关于农民生活苦的原因。顺便提一句，
　　笔者查阅了当时的资料，那时的城乡生活水平之差距，比现在小得多。就拿始作俑者彭一湖所在的湖南省来说，1952年的城市人均收入为110.28元，农村人均收入为69.20,即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1.59：1。城市住房乃至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用钱，这个收入之差并不悬殊，应该说基本正常。再来看看湖南省2011年的城乡人均收入之差，情况就更清楚。2011年城市人均收入18844元，农村为6563元，城乡人均收入之比为2.87：1，大大高过1952年的差别。全国2010年的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更高，达到3.45：1，为湖南省1952年的两倍多。
　　在此后的日子里，梁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深刻认识到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得法，中国老百姓潜在多年的力量终于发挥出来了。对于国家面貌发展变化，局面的稳定统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甚感欣慰。特别是对调动人的积极性能爆发巨大的力量这一点，他是一直推崇的，信服的。因此，他如此肯定“大跃进”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梁漱溟对“大跃进”造成的物资奇缺，甚至饿死人的现象不是不知道，但他所处的环境更加依靠正面渠道获得的消息，而负面的情况，他听到的少。
　　

       第二件是梁漱溟认错的问题。以往坊间和学界对梁漱溟是否向毛泽东认错一直有争议，特别是有人热衷宣传梁的“不屈服任何暴力，铮铮铁骨，屹立如山”，“廷争面折”“犯言直谏”等等。也有人举出梁漱溟的话：“我的认错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正确理解梁漱溟的想法，也都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在梁漱溟心中那个“错”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所指一个讲话有错误，它的“错”，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内容、态度和动机。关于态度和内容，前面已有说明，不再赘述。
　　关于梁漱溟和毛泽东的争论中，梁漱溟不认的“错”是不认他在动机上有错的这个“错”。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简单地说，就是梁漱溟认为自己一直是支持党的的方针政策，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却误会了他，认为他不支持党的方针政策。梁漱溟曾明言：“一直到今天我没有向领导上承认我反对总路线，因反省的结果深知自己错误严重，而其错却不在此。我不能囫囵吞枣把什么错误都承认下来，这样是不解决问题的。”他还说：“主席坚谓我是反对经济建设的人，竟不得自明。于是有设法再觅机会复述自己发言之意。”他想让毛泽东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他认为他根本没有任何损害总路线，损害工农联盟的想法。一句话，梁要求的是要毛承认梁是拥护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总路线的。至于毛后来对梁的批评以致争辩，梁也认为毛说出的大都是气头上的话。而梁经历了1953年事件后，对毛仍是尊敬的，在争辩中曾说出的“失去”对毛的尊敬，同样也不过是气头之语。1960年他的孙子出生，他亲自取名“梁钦东”，即钦佩毛泽东之意。梁漱溟一直到辞世，没有，也不可能承认自己动机有错：即自己是反对总路线的。在他去世的1988年，有些政治问题还有禁忌。因此，在中央统战部起草的《梁漱溟生平》稿件形成过程中，官方要把梁反对总路线之类的说法写进去。梁的遗属的态度则是：梁漱溟生前不接受的说法，遗属们不能替他接受。如官方坚持要写，全体遗属将不出席遗体告别仪式。最后达成的妥协方案是不写1953年这一段。如果拿句盖棺定论的话来说，梁漱溟先生从来没有反对过总路线。正如跟随梁先生治学近60年的学生、秘书李渊庭先生所言，梁漱溟“从未动摇过对共产党的信念。”
　　这种信念可以说基本上使他认为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早已经谅解了他的1953年的顶撞。1953年事件以后，尽管梁经受了一段时间的大小批判，但梁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一直没有变化，这使梁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即中共领导人实际已经理解到了他的动机并没有错，完全是善意的。1953年11月11日，他将最后修改好的关于他对1953年9月发言的检讨《我要建议的是什么》一文交给他的学生和秘书李渊庭，请他送全国政协转毛泽东。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1976年5月，他拣出该文的旧稿复阅，在该文稿后写了一段话备注，并盖上自己的印章以表庄重。这段备注写道：“惜我发言不慎，以致有破坏工农联盟之嫌。虽当场举手表决交政协给我处分，而卒不见下文。盖后来领导上知我原出善意。遂从搁置也。”
　　从上述经历可以看出，梁漱溟对当时的以毛泽东为首制定的各项中央政策都是拥护赞成的。对于“大跃进”当然也不例外。在梁的哲学里，一直非常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特别肯定“大跃进”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如果了解到这个“错”不过是对梁的动机而言，关于梁漱溟是否向毛泽东认错的争议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了。换句话说，梁漱溟一直到“文革”初期，都认为毛泽东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自己也是一直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何错之有?
　　

       与此相关的是梁漱溟的第三件事，即为什么梁漱溟对毛选五卷的有关内容持保留意见?提到梁毛之争，首先应该提到的就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的一篇文章《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下称梁文)。自毛选五卷面世以来，几乎所有关于梁毛之争的文章都是以梁文为依据的。笔者发现，实际上以梁文为依据是缺乏权威性的。
　　毛选五卷是1977年4月出版的。1982年4月停止发行。关于这一点，人民出版社有解释：“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的编辑工作，大多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进行的。《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毛泽东校阅过。”“1977年4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但由于编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较多，1982年4月已停止发行。”第五卷此后再没有出版发行。而第五卷中的大部分文章，被编到其它的毛泽东的著述中。其中最全面的当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套书基本上包括建国以来毛泽东的全部文稿。其编辑原则是：不论文稿是正确的，还是不完全正确或者不正确的，都收集在内，但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则不予收录。在这套不以事后实践证明正确与错误划线，而以作者是否审定划线的文稿中，并未将《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收入其中。因此可以说，该文是不足为据的。还能说明问题的是，梁漱溟也认为《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有的内容与他的亲身经历并不相符。他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那几句最刺耳的话当时并没有说，倒是另一些说过的话却没有包括在内，我们看到的毛泽东的讲话是事后改动的，等等。实际上，当梁文面世后，持“好象这篇文章不是毛主席的话”看法的人“很普遍”(见梁培恕：《中国最后一个大儒 记父亲梁漱溟》江苏文艺出版社 P275)。当年梁毛之争在场的人应该现在都已离世，亦无法核实梁毛之争中毛在批评梁时到底说了些什么话。如果将两位主要当事人都未完全肯定的对话内容，却引以为据，逐字逐句地用在相关文章中，多少有悖论从史出的基本史学原则。特别是还有个别名人依此用十分刻薄的文字来描写毛泽东，例如知名民主人士千家驹就写道：“…这不大像一个伟大领袖说的话，而像‘一个披头散发用菜刀砍掂板骂大街的三姑六婆的话’。”(见千家驹《悼念梁漱溟先生》香港文汇报 1988年7月21日)还有美国研究梁漱溟的专家艾恺，他在《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开篇第一句就是：“‘我看你满身臭气!’毛主席突然夺去发言者(指梁漱溟--笔者注)的麦克风，对他发出一连串声色俱厉的痛骂。”诸如此类的“历史还原”，至今还可以在某些媒体上看到。这不但对毛泽东不公，同样也是对梁漱溟不公。实际上，对于那些想了解梁毛之争过程的人，建议最好先看看有关人员的回忆资料。例如，梁漱溟的自述文集，梁漱溟儿子的有关回忆，还有在梁漱溟亲修的，李渊庭和阎秉华编著的《梁漱溟》等，这些书籍中有不少相当有价值的史料，那里有梁对他与毛争论的详细情况。这样可以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