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坚持、发展和创新了毛泽东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从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从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到全面从严治党;三是从让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到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四是从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五是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能实现这种坚持、发展和创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善于运用问题导向、打通历史现实与未来、以人民为中心、辩证思维、知行合一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现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正本清源,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新飞跃的根本要诀。全文共六个部分,以下为第四至六部分。
四、从构建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到构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直高度关注理论创新。他曾经说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因此,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写出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毛泽东未竟的夙愿。尽管如此,毛泽东对此仍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
最为著名的,便是毛泽东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论十大关系》首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毛泽东概括提炼并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在这十个关系中,前面六个关系都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在当时,能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如此清晰认识的,毛泽东当属第一人。
另一篇著名著作,就是毛泽东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的主要目的,不是论述经济建设问题,但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做出了三个极其重要的贡献。一是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文章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且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二是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问题。文章还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但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三是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思想。文章强调,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一切工作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
再就是在开始觉察“大跃进”的问题之后,通过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进行的集中反思和总结。择其要者有:(一)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划分阶段的问题,认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二)提出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三)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注意搞好综合平衡。(四)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以农、轻、重为序,中国要走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的道路,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在改革开放中,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成功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由此引发出一系列从思想观念到体制机制再到具体实践的革命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加强了对西方经济理论及其体制机制的系统研究和吸收借鉴,但也出现了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及其经验、全盘肯定西方经济学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偏向,以致出现许多奇谈怪论和社会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头批驳新自由主义思潮,带头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带头纠正食洋不化的错误倾向,从根本上端正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他还充分肯定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成果,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高度。其突出贡献是:
第一,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在经济工作中强调坚持全面领导,为的是彻底纠正党的领导被虚化弱化的错误倾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正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有了党的正确引领,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现在,我们已站上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开启了新的奋斗征程,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知还要爬多少坡、过多少坎、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克服多少艰难险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完成光荣艰巨的历史使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靠党的领导、靠党把好方向盘。
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着眼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牢牢把握发展方向,及时提出政策措施,不断把发展向前推进。要加强党委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制度化建设,完善党委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定期分析经济形势、研究重大方针政策的工作机制,推动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领导,强化重大事项的决策权、监督权,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世所罕见的巨大成就,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之所以能够大幅度提升,都同我们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作用是分不开的。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我们的政治优势,以我们的政治优势来引领和推进改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发展。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要带领13亿多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不断提高党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的能力,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切实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要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化建设,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法治化水平,增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专业化能力,强化舆论引导工作。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强调在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的是彻底纠正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见物不见人”“顾钱不顾人”“唯GDP”等错误观念和做法。习近平总书记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了谁”的问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生动体现,是共产党人始终坚守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部工作中都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改革开放积累了丰富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没有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中国要飞得高、跑得快,就得依靠13亿人民的力量。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最终要落实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我们要不断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把民生疾苦放在心头,把改革发展责任扛在肩上,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实践要求,着力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更高水平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要坚持由人民群众评判,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第一标准,一切工作的成败得失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最能衡量我们工作的长短优劣。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坚持群众标准、由群众来评判,不能走过场,必须具有约束力。无论是制定政策、出台规范,还是评选评比、考核表彰,都要注重群众评价,增加群众的话语权、评判权,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评价、自我认可。要经常看一看工作是不是按照群众的要求在展开,看一看有哪些措施和办法还需要改进,让群众真满意而不是“被满意”,使党和人民事业始终体现群众意愿,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第三,坚持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各方面的情况都不允许再按照原有的理念和方式继续下去。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集中体现了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更通俗地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对于我国发展全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过去,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发挥了很大作用,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步伐,但现在再按照过去那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来做,不仅国内条件不支持,国际条件也不支持,是不可持续的。有关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就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那些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和地区,就是没有实现这种根本性转变。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通畅,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经济发展比较平衡,不出现大的起落,逐步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现在,中国经济的体量已不可同日而语,集聚的动能是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都达不到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和不少困难,如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部分地区困难增多。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前进中必然出现的阶段性现象,对这些问题和矛盾,我们正在着力加以解决,并不断取得积极成效。我们坚定向前发展的决心不会动摇。
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和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不容易,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实现。一方面,必须跨越非常规的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特有的关口,要着重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这个关口特别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口过不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会失去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必须跨越常规性的长期性的关口,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特别是要净化市场环境,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增强国家治理能力。这个关口过不去,提前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就会落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要增强跨越关口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统筹做好跨越关口的顶层设计,把各项工作做好做实。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实践告诉我们,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
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跟着也就好定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
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的问题。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为此,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国发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是要跑得快,但跑过一定路程后,就要注意调整关系,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否则“木桶效应”就会愈加显现,一系列社会矛盾会不断加深。为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我国在这方面的潜力相当大,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为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
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的问题。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引进来、走出去在深度、广度、节奏上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需要加快弥补。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深化人文交流,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这方面问题解决好了,全体人民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国家发展也才能具有最深厚的伟力。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这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哪一个发展理念贯彻不到位,发展进程都会受到影响。要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第四,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经济建设毫无疑问依然是党的中心工作,但是着重点已经从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增长转变为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是保持战略定力的基点,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要长期坚持。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巩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促进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要着力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守住金融安全、民生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底线,确保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积极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问题导向,勇于突破创新,敢于啃硬骨头,以改革促发展、促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改善。稳和进是辩证统一、互为条件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两者一静一动,静要有定力,动要有秩序,关键是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度,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要统筹各项政策,加强政策协同。
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强化创新驱动,发挥好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的合理增长。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扩大对外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扩大开放,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要加强预期引导,提高政府公信力。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深入细致地做好社会托底工作,扩大人民群众获得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坚持蹄疾步稳地推进改革。推进改革胆子要大,但步子一定要稳。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同时也要看到,胆子大不是蛮干,必须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对于一些攻坚难度大的改革,不要想象着一招制胜、立竿见影,需要久久为功、持续用力方能见效。立足全局、结合实际,坚持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改革,集中力量先推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举措,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做到重大改革举措系统配套,然后集中力量一项一项抓好落实,确保改革稳步有序推进。
贯彻落实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过程,也是在新形势下全面提升党领导发展的能力和水平的过程。我国发展领域不断拓宽、分工日趋复杂、形态更加高级、国际国内联动更加紧密,对党领导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无论是分析形势还是做出决策,无论是破解发展难题还是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都需要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方法。那种习惯于拍脑袋决策、靠行政命令或超越法律法规制定特殊政策的做法,已经很难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要更加注重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分析和预判,完善决策机制,注重发挥智库和专业研究机构的作用,提高科学决策能力,确保制定的重大战略、出台的重要政策措施符合客观规律。要更加自觉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依法治理经济,依法协调和处理各种利益问题,避免埋钉子、留尾巴。要发挥政治优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及时了解群众利益诉求,及时解决群众思想认识问题和现实利益问题。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加强调研思考,加强实践历练,增强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自然规律的能力,努力成为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家里手。
第五,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和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交汇处,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呈现出以下九个方面的典型特征与发展趋势。
一是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二是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三是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四是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五是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六是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以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七是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八是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九是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地进行宏观调控。
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趋势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以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做出的重大判断。从历史长过程看,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全面认识和把握新常态,需要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审视我国发展。从时间上看,我国发展经历了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几个大时期,今天的新常态是这种大时期更替变化的结果。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这些重大判断的做出,为进一步做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现新变化的重大政治判断铺平了道路。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以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要求。要看到,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加快改革创新,抓紧做好工作,就能顺利过关。必须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上做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做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认识新常态上,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几种倾向。其一,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有人问,新常态是一种好状态还是一种坏状态?这种问法是不科学的。新常态是一种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并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要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其二,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新常态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不要滥用新常态概念,搞出一大堆“新常态”,什么文化新常态、旅游新常态、城市管理新常态等,甚至把一些不好的现象都归入新常态。其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新常态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是要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创造精神地推动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第一,做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把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第二,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提出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政策框架。第三,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做出的重大判断、对经济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对经济工作思想方法做出的重大调整,经受了实践检验,是符合实际的。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要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
这里特别要注意划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界线。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做出抉择。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需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比如,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国内庞大的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当前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需求管理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第一,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第二,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等,推动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坚持创新驱动,注重激活存量,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发展实体经济。第三,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要做好为企业服务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利益,提高企业投资信心,改善企业市场预期。要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要提高有效供给能力,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第四,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要完善落实机制,把握好改革试点,加强统筹协调,调动地方积极性,允许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发挥基层首创精神。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抓好改革举措落地工作,使改革不断见到实效,使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第五,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要更好地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第六,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我国40年来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历经40年的伟大实践,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随着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矛盾越大,问题越多,越要攻坚克难、勇往直前。越是艰险越向前,可以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突出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自强不息、自我革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因此,必须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规划指导。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围绕这一总目标,必须做到“六个紧紧围绕”密切配合。
一是在推进经济建设和改革上,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二是在推进政治建设和改革上,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三是在推进文化建设和改革上,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四是在推进社会建设和改革上,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五是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上,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六是在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上,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在这六个紧紧围绕中,经济建设始终居于中心地位。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科学认识这一命题,准确把握其内涵,对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作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这两个定位是前后衔接、继承发展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绝不是改弦更张,必须长期坚持以下成功实践和重要经验。一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二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四是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要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我们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是因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同时,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地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我们强调不能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出化解产能过剩,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等,都是针对一些牵动面广、耦合性强的深层次矛盾的。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
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当前,我国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看形势做工作不能盲人摸象、坐井观天、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经济巨轮才能顶住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风险,才能顶住世界经济长期低迷造成的持续下行压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五、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强,始终是毛泽东的夙愿。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同时,他又强调:“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国际与国内各方助我力量,方能发生作用,才是可靠地取得和平,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险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工业化建设顺利起步之际,毛泽东又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转眼到了毛泽东所说的21世纪。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和平、发展、进步的阳光足以穿透战争、贫穷、落后的阴霾。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人类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需要认真对待的新威胁新挑战。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战争和冲突的阴影之下,很多老人、妇女、儿童依然饱受饥饿和贫穷的折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依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开放还是封闭,前进还是后退,人类面临着新的重大抉择。
要解决这个困惑,首先要找准问题的根源。有一种观点把世界乱象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曾经被人们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当然,我们也要承认,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变小了,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感受到压力和冲击。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
从哲学上说,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因为事物存在优点就把它看得完美无缺是不全面的,因为事物存在缺点就把它看得一无是处也是不全面的。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地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究其根源,是经济领域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一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世界经济增速处于7年来最低水平,全球贸易增速继续低于经济增速。短期性政策刺激效果不佳,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尚在推进。世界经济正处在动能转换的换挡期,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技术虽然不断涌现,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世界经济仍然未能开辟出一条新路。
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前不久,拉加德女士告诉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全球产业布局在不断调整,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日益形成,而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全球金融市场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而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未能适应新需求,难以有效化解国际金融市场频繁动荡、资产泡沫积聚等问题。
三是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施瓦布先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写道,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产生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包括会加剧不平等,特别是有可能扩大资本回报和劳动力回报的差距。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全球仍然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对很多家庭而言,拥有温暖住房、充足食物、稳定工作还是一种奢望。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这些问题反映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存在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一,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的。我们必须在创新中寻找出路。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才能突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第二,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第三,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紧迫性越来越突出,国际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全球治理体系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才能为全球经济提供有力保障。第四,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要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就要完善发展理念和模式,提升发展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全球范围平衡发展。
全球治理,要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世界的前途命运必须由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主权原则不仅体现在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还应该体现在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当得到维护,体现在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当受到尊重。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我们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
第二,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穷兵黩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我们要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止战维和方面的核心作用,通过和平解决争端和强制性行动双轨并举,化干戈为玉帛。我们要推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际合作齐头并进,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防战争祸患于未然。
第三,我们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要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促进,打造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规范格局。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应该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
第四,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第五,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
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将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走合作发展的道路。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中国将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既是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总结和升华,也是对当前世界发展难题的有力回应,为面临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严峻挑战的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指明了改革发展的方向。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提出,也代表了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心声,很快就被写入联合国正式文件,成为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这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正在稳健地以建设者的姿态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六、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通过以上的分析论证,可以清晰地看出,尽管新时代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毛泽东思想有着一条清晰的坚持、发展、创新的红线。之所以如此,恰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客观历史过程的集中反映。
对于毛泽东思想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来说,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追求的,绝不仅是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站起来,而是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民富国强。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借鉴,没有任何捷径可资攀援,只能靠独立自主地艰辛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非同寻常的艰辛探索,走了很大的弯路,为后来找到一条正确道路创造了必备条件、积累了宝贵经验。
真正找到并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由此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的不朽贡献。这以后,又经过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接力发展,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一思想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节点上,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交汇处,通过坚持、发展、创新,既充分彰显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也充分彰显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力量。
第一,正确认识往往需要在长期实践的比较、反复中最终取得共识并被确立起来。
实践不是一条直线,人们的认识也不是笔直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客观事物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人们要形成正确的认识,往往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有时还需要长时间的实践,才能充分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和干扰,这些认识在实践中展开时容易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和干扰,增加了认识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难度,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比较、反复,才能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排除各种影响和干扰,最终得到比较合乎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正因为如此,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正确的认识在提出之后,特别是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实践之后,会受到很多人的疑惑甚至是质疑。只有经历了更长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后,人们才开始产生比较一致的认识,解除了原先的疑惑或质疑,接受其为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说,这些正确认识是在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验证之后,才被最终确立起来。
例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个重大观点,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我们党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因为党的中心工作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根本,出现了“空头政治”“政治取代一切”“政治冲击一切”的错误,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显然,只有彻底纠正这一偏差,才能使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然而,在纠正这一偏向时,又出现了把这一论点本身作为“左”的影响彻底放弃的偏向。只有在经历过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政治、淡漠政治、不讲政治所造成的恶果之后,完整全面准确认识这一重大观点的条件才告成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又切实防止“空头政治”“形式主义政治”,切实增强以政治意识为核心的“四个意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加强政治建设,使政治工作贯穿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之中,贯穿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环节、各领域、各方面。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和历程。
第二,一些认识开始并不完善,需要在长期实践中的比较、反复中才能日臻完善起来。
实践的道路不平坦,探索的历程充满坎坷,也就决定了正确的认识也总是在比较、反复中形成并确立起来的。有些认识,曾经作为普遍的真理广为认可和接受。但由于这些认识在一个时期里出现了实践上的偏差,而在纠正这些偏差时,往往又会对这些认识所包含的真理性产生怀疑和动摇,结果又出现另外一种偏差。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过犹不及。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只有在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比较、反复之后,人们的认识才逐渐更加接近于真理,也更加全面起来,才能做到毫不动摇。
例如,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特别是政治方向上的领导,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能够很好地处理执政党条件下的党政关系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过分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造成了严重的以党代政现象,党的各级组织包办了许多原由政府承担的工作,致使党组织管了不少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反而在重大问题上损害了党的领导,并造成权力过于集中的偏向,损害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纠正了以党代政、权力过于集中的偏向。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出现了党的领导弱化、虚化的现象。在纠正了以党代政偏向的同时,又出现了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的问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比较、反复,特别是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正本清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终于在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问题上纠正了偏差、拨正了航向。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是要以党代政、由党包揽一切,而是要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充分发挥党的统领作用和协调各方的优势,建立健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形成“众星捧月”之势,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党中央号令畅通、令行禁止。
第三,对于那些被实践检验是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不属于党的科学指导思想范畴,必须牢记历史教训,永不再犯。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历史错误,使党的探索历程遭受过大大小小的挫折。但是,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利益勇于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是一个对历史、对民族、对国家高度负责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因此,我们党从来没有对自己所犯的错误采取文过饰非、遮遮掩掩的态度,而是公开承认这些错误,公开检讨这些错误,公开纠正这些错误,并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来弥补错误造成的损失,确保永不再犯。正是本着这种对历史、对民族、对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我们党在纠正全局性重大历史错误的过程中,形成了两个历史决议,一方面通过吸取教训使错误的经历转化成为找到正确道路的宝贵思想财富,另一方面通过确立和发展正确的指导思想以及必要的制度措施来确保永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正因为如此,每一次历史决议的做出,不仅使我们党彻底纠正了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而且使我们党在指导思想的发展完善上、在全党的思想武装和思想统一上大大地向前迈进。这种情形,可以说在整个世界政党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完善并确立为全党的指导地位是如此,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如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是如此。可以说,这些党的科学指导思想越发展、越完善,在实践中越是取得显著的成就,我们党就越发远离历史错误,确保这些错误永不再犯的道路根基、思想根基、制度根基、文化根基就越深厚、越牢固。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发展和创新为例。比如说,在强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不能割裂、对立甚至相互否定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两个30年“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他指出:“如果没有1978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这样,既尊重了历史,更昭示了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还比如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根据当前暴露的突出问题强调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切实加强政治建设的同时,又反复强调,不能搞空头政治和极左政治,更不能只做表面文章,搞表态政治和形式主义。这样,既突出了面对当下的问题导向,又记取了历史教训。另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始终强调要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发展始终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四个自信”,保持政治定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对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发展和创新,对被实践证明属于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则要严格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绝不能也绝不会混为一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自觉。
第四,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高度统一和良性互动,必须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摆端正。
在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始终是一对休戚与共的关系。一方面,实践出真知。理论必须以实践为源泉,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在实践中产生理论,又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纠正理论的偏差,不断完善理论,并发展理论。而不能用理论去套实践,剪裁实践。理论离开了实践的支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科学理论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实践要达到预期的目的,又必须以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因为,只有深刻地反映了实践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才能使实践彻底摆脱盲目性,使实践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目的性,使实践更加合乎规律性。因此,实践又不能离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否则就会无功而返、一事无成,甚至会事与愿违。
由此看来,理论与实践都具有能动性,解决的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前者否认实践的作用,把理论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后者否认理论的作用,把实践的功利性作为衡量是非成败得失的标准。这些都是错误的。
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我们追求的是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高度统一和良性互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就必须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摆端正,彻底同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划清界限。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实现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发展和创新,很重要的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正本清源。以下几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色。
第一,善于运用问题导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以概念作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还是以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作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始终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分水岭。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有不惧怕问题,才能勇立时代潮头;只有迎难而上、越是艰险越向前,才能引领时代发展方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前进道路上首先遇到的是党内腐败问题,党的领导弱化虚化问题,意识形态领域中失语、失声、被边缘化的问题等等。正是在这些根本原则问题上、大是大非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勇于发声亮剑,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勇气和胆识,彻底扫除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才能够标本兼治、正本清源,调正了中国巨轮的航向。在开创并引领进入新时代的过程中,不但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崭新局面,也实现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发展和创新。
第二,善于运用打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历史既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更是认识现实与未来的一把钥匙,运用得好可以起到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但是,历史并非自然而然地起到这样的作用,而是必须依靠正确的历史观。错误的历史观,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在内,往往是以割断历史为基本特征的。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为了解决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方向性问题,首先就以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30年入手,进而拓展到如何看待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世界性发展的全部历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的联系,从根本上端正了人们对党的发展史、民族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认识,从而为开创新时代、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铺平了道路。在打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不能绕过的重要课题,就是正确对待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毋庸讳言,在这份政治遗产中,既有如何对待和吸取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教训的问题,更有如何继承和坚持被实践检验是正确的理论与实践。正因为如此,面对如此严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国家长治久安负责的态度,是教训就牢牢记取,是经验就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创造性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就要加强对中国历史、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世界历史的学习,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趋势,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地走向未来。
第三,善于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长期以来,那种“唯GDP”“见物不见人”的扭曲了的错误发展观一直盘桓不去,使人忘记了根本,忘记了初心,忘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本意,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万世开太平。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但是先进生产力要靠全面发展、全面提高的人来掌握、来创造、来运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们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一时一刻都不能偏离这个中心。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发展成果必须体现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最大限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上面,这是由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决定的。因此,我们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由此可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要求不但不矛盾,而且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群众路线既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把民生疾苦放在心头,把改革发展责任扛在肩上,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实践要求,着力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更高水平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根本上扭转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
第四,善于运用辩证思维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质上说就是发现矛盾、把握矛盾、解决矛盾、推动事物在矛盾运动中向好的方面转化的发展过程。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出现害怕矛盾,遇到矛盾躲着走、绕着走的现象,其结果,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而会使矛盾日益激化,错过了解决矛盾的最好时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掌握和运用辩证思维,主动应对矛盾,积极促成矛盾的解决和转化。他强调指出,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既有过去长期积累而成的矛盾,也有在解决旧矛盾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矛盾,大量的还是随着形势环境变化新出现的矛盾。这些矛盾许多是这个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是躲不开也绕不过去的。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重新学习《实践论》《矛盾论》,深刻认识到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唯物辩证法揭示了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特性,要求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充分运用辩证方法观察和处理问题,正确分析矛盾,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克服极端化、片面性,不断提升辩证思维能力。当前,我国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
第五,善于运用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在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一贯倡导知行合一,强调实践出真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著名的《实践论》的副标题,就叫“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最后的结论特别强调:“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在和平建设时期,党的各级干部的专业化程度和知识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但又出现了知行脱节的问题,由此造成了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下最大的决心倡导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优良传统作风,大力倡导“三严三实”作风。他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从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出发,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他强调,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时代不同,但始终有一条红线贯穿始终,这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不断实现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上的创新发展、与时俱进。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历史新飞跃的根本要诀所在。
【作者简介】李 捷,博士生导师。求是杂志社原社长,现任中国史学会会长,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全文完;来源:《湘潭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转自“湘大毛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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